四、孔子“三戒三畏”的自律领导智慧

在《论语》“季氏篇”中，孔子说：“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君子有三条戒规：少年时，血气还不成熟，警戒迷恋美色；壮年时，血气方刚，警戒争强好斗；老年时，血气已经衰弱了，要戒除贪得无厌。孔子还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意思是，君子有三种敬畏：敬畏天命，敬畏地位高、德行高的人，敬畏圣人的言论。

孔子讲的“君子有三戒”，其中的“戒”字，《说文解字》上说：“戒，警也”，本义就是警戒、禁戒、防范。我们可以引申为“自律”的意思。孔子认为人生理上的血气，会随着人年龄的变化而呈现出三种状态：第一种状态是“少之时，血气未定”；第二种状态是“及其壮也，血气方刚”；第三种状态是“及其老也，血气既衰”。与此相对应分别列出三个警戒：一是少年血气未定的时候，不应该放纵，即“戒之在色”；二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应该好勇斗狠，即“戒之在斗”；三是血气衰弱的时候，不应该贪得无厌，即“戒之在得”。从字面上看，孔子是针对少年、壮年和老年分别提出的“三戒”，但我们理解孔子的“三戒”不能机械地按年龄段对号入座，对于身处任何年龄阶段的人来说，都要做到三戒。也有的人从养生的意义来谈三戒，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也不是最重要的方面，最重要的应该从社会的意义上来理解三戒，对任何人，尤其对领导者来说，任何年龄阶段和任何时候都需要戒色、戒斗、戒贪，人世的波澜就兴于对色、斗、贪的心猿意马，有了这三戒的金色盾牌，就能抵挡各种诱惑的利箭。

领导者警戒美色的诱惑。色字头上一把刀，人一定要抵御住美色的诱惑，否则一旦掉入美色的深渊，不仅会把你的身体搞垮，把你的家庭搞垮，而且也会毁掉你的美好前程。警戒美色的诱惑，对领导者而言，最主要的就是要杜绝权色交易。贪官之所以走上“绝”路，往往都和“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权力的官员和形象气质俱佳的女人，一旦在利益的驱使下失去自我约束力，就会发生权色交易，甚至坠入情网而不能自拔，而且越陷越深。权色交易，小可以谋利生财，大可以让天下风云变色。历史上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权色交易，绝对可以称得上这方面的典型案例。唐玄宗最初宠爱的女人是武惠妃。武惠妃死后，唐玄宗伤心不已，整天茶饭不思。总管太监高力士看出了唐玄宗的心思，告诉唐玄宗寿王李瑁有一个妃子叫杨玉环，是位绝世佳人。唐玄宗一听，心情大悦，马上让太监将儿媳接进宫中侍酒。杨玉环天资聪颖，能歌善舞，此时，中年的唐玄宗面对年轻美丽的儿媳妇，兽性大发，不能自已，但杨玉环毕竟是他的儿媳妇，他还是要顾忌一下传统的伦理道德。于是，在高力士的策划下，唐玄宗钦封杨玉环为“太真人”，并让其自请出家为女道士，但很快又接回后宫加封为贵妃。为了稳住寿王李瑁，高力士游说李瑁：第一，皇上宠幸儿媳妇，必然会对儿子另眼相看。第二，唐玄宗一直很喜欢寿王，如果寿王妃在玄宗面前多用点心思，说不定玄宗会废掉太子，而改由寿王来继承大统。第三，玄宗与儿媳年龄相差三十多岁，客观上讲，寿王还有重新拥有杨贵妃的机会。听了高力士这些人不人鬼不鬼的话，寿王李瑁也只好忍气吞声，眼巴巴地看着父皇将自己的女人搂在怀中。在这场权色交易中，虽然唐玄宗不久就将一个韦姓的美女赠送给了寿王，但寿王也没当上太子，在抑郁寡欢中死去。而杨家人却大受其益。杨贵妃受宠后，她的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三姐被封为虢国夫人，八姐被封为秦国夫人。她的哥哥杨国忠本是一个不学无术的无赖，竟被提拔为宰相，身兼四十多个要职，可谓权倾天下，声势显赫。最终的结果是，唐玄宗虽然满足了自己的无耻兽欲，但是也差点儿葬送了大唐江山。“安史之乱”使强大的唐王朝变得千疮百孔，从此一蹶不振，杨贵妃也“宛转蛾眉马前死”。这种权色交易的可悲结局，今天的领导者应该引以为戒。

领导者要警戒权力斗争。领导者都想有个好的前程，甚至期望成为人中之龙。但是权力这种资源毕竟具有稀缺性。有的人为了争夺作为稀缺资源的权力，而把自己置于无休止的争斗之中，使出各种手段，把大好的时光和精力耗费在阴谋诡计当中，更有甚者把自己逼上了一条不归路。政治权力本来是公共性质的，一旦为个人或某个社会集团所私有时，就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人类情感中的力量是无法消解这种排他性的，即使在血缘关系最近的亲情中争权斗争也总是演化成骨肉相残、手足相屠的血腥方式。汉朝七国之乱，刘氏同姓相残；西晋的八王之乱，司马氏相残；隋朝，杨广杀太子杨勇；唐朝，李世民在玄武门杀兄诛弟；宋朝，太宗赵光义杀太祖赵匡胤，而后登基，史称“斧声烛影”；明朝，明英宗和明景帝兄弟之争；清朝，康熙晚年，九子夺嫡之争。以上这些事件都是近亲争权的明证。

今天的领导者，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权力是人民和国家赋予的，只能为了人民和国家的利益“公用”，不能围着个人利益“自用”，更不能把权力当作自己升官发财的阶梯。

领导者要警戒贪欲。一些领导者之所以会贪到如痴、如狂、如疯的程度，原因就在于他们内心欲念极端作祟，难以约束控制。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各种诱惑便会随之而来。如若不能正确面对，及时警戒，守住初心，权欲与贪欲就如同山上滚下的雪球，会越滚越大。正如唐朝政治家陆贽所言：“贿道一开，展转滋甚，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币帛；币帛不已，必及车舆；车舆不已，必及金璧。”一步一步把人引入贪腐的泥淖。最终不仅权力和钱财都留不住，还会落得身败名裂、锒铛入狱的悲惨结局。因此，领导者为了所领导的事业，也为了自己的平安和家庭的幸福，必须警戒贪欲，在诱惑与法纪之间，应有定力，懂得自制，晓得轻重，经得住考验，守住底线就不会陷入无边的欲望的罪恶漩涡而不能自拔。这样就能在任何诱惑面前行止有度，外无愧于人，内无愧于心。明代名臣曹鼐年轻时任山东泰安典史，负责维持治安、缉捕盗贼。一次，他从外地押解一名绝色女贼回城，夜宿荒郊野庙。晚间，女贼使出浑身解数频频挑逗。为了提醒自己抵住诱惑，曹鼐便用纸写下“曹鼐不可”四字，贴于墙壁。在此后的仕途中，曹鼐常以这四字自律，终成一代名相。“曹鼐不可”也成了自觉抵制诱惑的代名词。这种“不可”精神值得今天的领导者大力发扬。

敬畏是自律的又一种形式，是自律的开端。所谓“敬畏”，是指敬重和畏惧。敬畏是个一体两面的组合词，“敬”是指恭敬、敬重、彬彬有礼，表达的是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价值追求，是对事物人格化的一种尊重；“畏”即畏惧，害怕，不敢违背，不敢逾越，表达的是一种行为的警示界限，是对自身言行的一种自律。孔子讲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这里实际涉及三个方面：天命关乎发展规律，大人关乎社会规则，圣人之言关乎道德规范。正是对这三个方面的敬畏，才构成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构成了理想的社会政治生活秩序、伦理道德秩序和精神秩序的前提。“敬”与“畏”具有双重内涵，由“敬”生“畏”。“敬”是为了实现人生理想、信念而主动进取的行为，体现的是有所为的精神；“畏”是与实现人生理想、信念背道而驰的不轨行为的自我约束，体现的是一种有所不为的精神。“敬畏”，就是鼓励人要为实现理想信念而自强不息，又教导人凡事要有如临深渊的畏惧，有如履薄冰的谨慎，心正意诚地去为人处世。现在人们使用“敬畏”一词，更偏重于“畏”的含义。有了“敬畏之心”，就有了“边界意识”，就能够自觉恪守底线、遵守规矩，“不敢越雷池半步”。孔子的“三畏观”应该成为我们领导者的座右铭，这对于提升社会的正气，促进反腐倡廉建设意义重大。

敬畏是做人之本、成事之道、从政之德、治国之基本。中国古人对“敬畏”有很多精辟论述，除了孔子的“三畏”，还有“有所畏者，其家必齐；无所畏者，必怠其睽”的警语；有“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的格言；有“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的告诫；有“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的真知；有“畏法度者最快乐”的卓见。所以，人有所畏才好。

遵循规律就是“畏天命”的智慧。“天命”是超越人间意志的主宰者，即为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种牡丹得花，种蒺藜得刺。想让蒺藜开出牡丹花，绝对不可能，这是自然规律。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不敬畏自然规律，干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傻事，就会受到自然规律的惩罚。恩格斯早就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警告人类：“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社会也是如此，凡有此事，必有与此事存在着内在的本质联系的理，也就是社会规律。对社会规律没有敬畏心，以“不知”为“知之”，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就会被社会规律的回应反作用。代表着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天命”是人生和事业的最后的决定者。古人常说的“举头三尺有青天”“头顶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人可欺，天不可欺”，就是告诫人们要敬畏天命。人能敬畏天命，信仰就有所皈依，行止就有法度。所以，天命是为君子者的领导者必须敬畏的，只有小心谨慎地对待天地自然和社会规律来增强自我适应能力，才是正道。

遵守规范就是“畏大人”的智慧。所谓“大人”，是约束你、管教你、组织你、领导你的组织和人以及由这些领导人组织制定的法令、纪律、政策，还有赋予你权力并对你行使权力进行监督的广大民众等。只有对组织、对权力、对法纪、对民众这些“大人”怀有存乎一心的敬畏，才能唤醒内心深处的道德律令，使守纪律、讲规矩成为行动自觉，面对组织不阳奉阴违，面对权力不忘乎所以，面对诱惑不迷失自我。《周易》上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相反，对管你的“大人”毫无敬畏，甚至反骨横生，专门对抗“大人”，对领导者组织制定的法令、纪律、政策毫无敬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甚至拧着干、对着干，怎么可能成为国家之栋梁？个人野心和贪欲膨胀，就会忘乎“大人”，以为自己能逃过惩罚。一旦形成傲慢和侥幸心态，就会把组织当私产，把法纪当虚设，把权力当财富，把下属当家臣，把贪腐当回报，对“大人”就不会有一丝的敬畏，就很容易突破底线，如激流放舟，一发不可收拾。所以，“畏大人”当成为领导者护身的金科玉律。

遵守规范就是“畏圣人之言”的智慧。所谓“圣人之言”，是哲人、智者、大德启迪、教化、警示人的言语。圣人之言经过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历史沉淀，已经成为社会生活规范、道德法则和思想行为标准。霍去病屡立战功，获得了高官厚禄，但他把个人的享受搁在一边，一心以国家利益为重。河西战役胜利后，汉武帝为了奖励他的卓越战功，特意命人在长安为他建造了一座豪华住宅，叫他去看看是否满意。霍去病谢绝了汉武帝的好意，气概豪壮地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句传诵千古的名言就是霍去病光辉一生的写照，也是霍去病在显贵的待遇和国家的责任之间如何做出选择的“圣人之言”。还有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范仲淹因提倡改革被贬至邓州，在遭受政治上的无情打击之后，他既没有消极颓废，随波逐流，也没有降志辱身，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而是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千古绝唱的“圣人之言”。如果说“大人”的威严在于权力和法纪，那么“圣人”的威严就在于道德和规范。“圣人之言”是善的化身。“畏圣人之言”，生活会有所规范，思想行为就有标准。相反，一旦失去对“圣人之言”的敬畏，视“圣人之言”为耳旁风，思想防线就会悄然失守，精神堤坝就会轰然倒塌。其结果便是既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又干扰和破坏了事业的发展，为正人君子所不齿。德国哲学家康德有一句名言：“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月异、有增无减的景仰和敬畏：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于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所以，在金钱至上、道德沦丧、良知泯灭、寡廉鲜耻等社会现象泛滥的今天，领导者保持了对“圣人之言”的敬畏之心，就保持了良知。

对“天命”的把握以及对“大人”和“圣人之言”的敬畏，是一种心性向善的自律机制，是一个领导者永远保持清醒头脑和心智的基础。心存敬畏的领导者就可能延续激情、延续成功，实现人生的终极目标。

世界上大凡有作为的领导者都会自定戒律，以此来严格要求自己。美国独立运动的先驱、《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给自己制定了十三条戒律严格的“道德格言”：“① 节制欲望：在吃饭与喝酒上要有节制；② 自我控制：对待别人要有克制忍让，不可怀有仇恨；③ 沉默寡言：少说废话；④ 有条不紊：所有的物品都要井然有序，所有的事情都要按时去做；⑤ 信心坚定：信守诺言，出色地完成你所承诺的任务；⑥ 节约开支：把钱用在对自己、对别人都有益的事情上，不要错花一分钱；⑦ 勤奋努力：永远要抓紧时间做有益的事情，不要浪费时间；⑧ 忠诚老实：不要说有害于人的谎话，要表里一致；⑨ 待人公正：不以不端的行为或者办事不诚实去伤害别人；⑩ 保持清洁：保持身体、衣服及房间的清洁卫生；⑪ 心胸开阔：不要为令人不快的区区琐事而心烦意乱，悲观失望；⑫ 谨言慎行：要使你的言行符合每一条道德标准；⑬ 谦虚有礼：要像耶稣和苏格拉底那样立身处世，谦虚有礼。”富兰克林这十三条自定的戒律，细致到吃喝穿戴、待人接物等生活细节之中，正是对“生活琐事”的自我约束，才成就了他一生的伟大，“伟大得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