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晚期希腊怀疑主义得以勃兴的语言发展逻辑

前已述及，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人类的认识须借助于语言来表达，语言符号作为表述思想观念、指称对象、描述事件的工具，其本身具有很大的约定性（conventional）和任意性（arbitrary），这样就使得由“语言的囚笼”（The cage of language）而来的疑问愈益彰显，笔者以为这就是古希腊怀疑主义之风得以盛行的语言学成因。

在古希腊，人们一向重视语言的使用技巧，语言学、语言哲学及与之相关的思维科学一直是希腊人思考并加以探讨、对话的中心议题，由此还发展出了一整套修辞学和逻辑学体系，以确保对语言的运用能达到极致。在笔者看来，不论是修辞学还是逻辑学，二者都旨在教导人们以最大的努力运用语言来表达内容（包括思想概念、指称的对象、描述的事件——笔者注），指引人们运用语言来巧妙地组织人们的各种行为。然而，古希腊人在历经几百年的语言运用的演练生活之后，尤其是在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运动的“滥用”之后，晚期的希腊人也许逐渐发现了：原本指望用以表述思想情感、指谓对象事件的语言符号，反而因为语言符号本身的“任意性”或“约定性”，使人们陷入“语言的囚笼”而无力自拔，进而不由得让人怀疑起所谓的语言与事实、语言与思想、能指与所指、思想与对象之间存在的“摹像”（图像或映现）的关系来。

在早期希腊，围绕着语言的本性问题，一开始就有过“自然说”（physis）和“约定说”（nomos）之争，然而，至少在晚期希腊怀疑论产生之前，无论是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还是苏格拉底的徒子徒孙们，大多都倾向于语言起源的人为“约定说”，也就是说，“约定论”直至晚期希腊还是语言学中的“显学”。例如，德谟克利特就曾以语词的缺陷来推定“名称有约定俗成的而不是自然的性质”，他认为语词的缺陷在于：①一词多义（词不够）; ②一义多词（词过剩）:③名称多变（词不稳定）; ④很多概念没有名称（词贫乏）。又如，柏拉图虽曾认为人类最初只有“模仿”性的拟声词，因此，（拟声的）语词与概念之间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里所谓的“内在关系”，也就是“摹现或图像”关系，也就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要解构的“声音中心主义”。不过，柏拉图后来更转而持这样的主张：人类后来在拟声词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大量的书面文字（可参见《斐德罗篇》中的一段讨论“书写”之得失的对话），书写文字充其量只能提供与其相似的东西，原先拟声语词（口语）所能表述的那些丰富的“内容”消失了，人们已经看不出声音与意义（包括指称对象和思想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了，柏拉图据此断定词与物的联系是由社会传统习惯来确定的。至于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从他在《解释篇》中所谈的对语言的看法来看，笔者以为亚里士多德明显也是主张语言约定论的：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各民族的口语和文字不同，其语言各有不同的约定，语词是由约定产生的。

语言文字的约定说之所以在古希腊能成为语言学中的“显论”，究其原因，笔者认为就在于希腊文主要是一种拼音文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语音与语义、语词与事物及语言与概念之间结合的任意性是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也就很难为每个语词一一找出“内容”上的自然根源。古希腊怀疑论者当然很清楚语言符号系统本身所具有的任意性和约定性：“约定的东西很容易变化和改变，因为它们的属性是随我们的习俗的变化而改变的。语词的意义是以约定而不是以自然为基础的（要是语词的意义是‘自然天成的’），否则，所有的人，不论是蛮族人还是希腊人，就都将能通过语词来理解被指称的所有事物了”。在古希腊怀疑论者看来，即使是拟声性的口语言谈，“假若语词能自然地存在，并且在每一个言谈场合下其含义都不受习俗的影响，那么，所有人理应理解所有人的言谈，也就是说，希腊人能理解外邦人的言说，外邦人也能理解希腊人的言谈，并理解其他不同外邦人的言说。但是，事实上情况远非如此”。在他们看来，哪怕是最为自然的言语，因为其生活形式的诸多可能性和语境的多变性，也难以确定出所谓的“标准语言”“普遍语言”或“元语言”，而语言专家们坚持所谓的“普遍规则在具体应用时未必能保持普遍性”，是因为他们认为，“语法类比规则的实质乃是源自于日常的习惯性言说”。故而，古希腊怀疑论者诘难：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家和先前的“独断论”者对自己陷入其中的“市场假相”缺乏应有的自知，语言学中的“独断论”避免不了本体论形而上学所遇到过的内在矛盾，语言的形而上学之“妄”，在于对语言的“误用”和“滥用”！古希腊怀疑论者发问道：认识的本质及认识论框架中的世界本质，究竟是经验的还是理念的？抑或是语言符号的？认识论的形而上学家们显然没有看到，他们在说明认识和知识的本质及人们所认识到的世界时，已经受到了他们自己的表述角度和表达形式的制约，他们所谓的“认识的本质”、世界的本质，实际上只是他们从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对认识的本质和世界的本质的表达：“在哲学中我们将遵行哲学家的用法，在医学中我们会遵循适合于该学科的用法，在日常的言说中我们也会采用广为流行的、没有任何矫饰的当地人的说话方式。换言之，当有两种不同的名称可以用来表达同一个对象时，我们将使用不会为人所哄笑的名称，来努力使自己与一道谈话的人相适应，而用不着在意什么对象的‘自然名称’会是什么！……正如文雅的说话方式易受平民百姓耻笑一样，日常通用的说话方式同样会受到文化人的耻笑。只要我们能够谨慎地使自己的说话风格与每一种不同的场合相适应，我们就能够正确无误地说好我们自己的语言！”古希腊怀疑论者刻意提醒那些独断的“语文学家”，倘若我们非得按那些“非批判的语文学家”所谓的“叙述话语”说话，倘若我们非得直面那个所谓未经语言沾染的“自然的真实世界”，恐怕我们就没法说话了，我们也没法生存于这个活生生的世界了！诚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所说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思维的界限”，也有如“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的“语言世界观”（Sprachansicht-Weltansicht）所申言的：“每一语言里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学会一种外语或许意味着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观领域里赢得一个新的出发点”,因此，“人在极大程度上受那种已经成为我们的社会表达媒介的特殊语言的支配，事实上，‘真实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知不觉地建立在人群集体的语言习惯上的”。据此，笔者认为，“人们只能生活在语言符号的世界而不是什么自然真实的世界”，正是怀疑主义在晚期希腊的高呼呐喊！笔者借此也认为，古希腊怀疑主义理论的集大成者——塞克斯都·恩披里克，在其所著的以诠释“语文学之无根基”为主旨的《反语文学家》中，多多少少也道出了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所蕴含的意旨，那就是：人们面对的绝不是一个本质的客观世界，而只是一个符号世界，所谓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的进展，其实也只是从一个符号世界到另一个符号世界的转换。这样一来，按严格的哲学标准，人的认识所面对的只能是一个具有很大任意性和约定性的符号世界，人们所能保证的充其量只是研究符号世界本身，并因此遗忘了隐藏在符号世界背后的东西，从而也就失去了哲学自诞生以来的那个崇高目标。所以，古希腊的怀疑论者也许已经意识到了“语言的囚笼”的问题——如何冲破符号世界的阈限而直面纯然的客观世界。依此看来，古希腊的怀疑论者其实希望继承先辈哲人对本体的执着追求，他们因为“由于积极从事研究和探寻活动而被人们称作‘研究派’”。在笔者看来，正是哲学本身的严格性，使晚期希腊怀疑论者不得不放弃希腊古典哲学的这一宏大目标，他们在经过不断地研究和探寻后，才不得不采取“悬而不决”或“困惑”的态度。晚期希腊的怀疑论者显然是要给那些自以为是的独断论者提个醒：客观世界即使存在，也只能依照人的提问（表达）方式，去被动地面对实物世界向人“呈现”在自己前面的那一面（例如在智者高尔吉亚那里），如此一来，人们怎么能够保证能指与所指、能触与所触、能视与所视、名与实之间的符合统一呢？

我们不妨再从人类语言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看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疏离是怎么产生的。承载着表意叙事重任的语言符号，其本身的发生、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具体生动的行为语言（形体语言），亦真亦假、虚实相间的巫术语言，最终到叙述语言的过程，笔者非常认同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ar Malinowski）在《原始语言中的意义问题》中对人类语言的发展所做的三阶段的梳理：第一阶段，只有与引起这些声音的环境之间的联结，二者之间是直接的真实的联系，此时尚未有语言；第二阶段，已有了清晰或半清晰的“积极的声音”，并有了这些声音所指的对象，这些声音已经从泛泛的环境中独立出来，不过，此时的声音与对象之间的关系总体上说仍然是直接的关系，因此仍无真正的语言；第三阶段，即语言的真正形成阶段，其中又有行为语言（即“行动中的语言”）、巫术语言（即“巫术式的语言”）和叙述语言。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叙述语言本身又大致走过了从诗性语言（表达形象思维的语言，包括拟声语言、象形文字等）到哲学语言（表达抽象思维的语言，包括音节符号等）的演变轨迹。诚然，就哲学思想的表达、叙述来说，“真正语言”的产生，以及语言符号的日益抽象化的演进过程，确实更适于人类抽象思想（哲学思想）的表达，但与此同时，语言的抽象化也使能指与所指间的区隔越来越远，正是能指与所指间区隔的远离或疏离化，使人们对语言与实在（这里的实在，既包括概念思想，也包括物理性的对象）之间所谓的“映现”“图像”关系顿生置疑。因此，我们认为，对语言和实在之间“镜像”关系加以质疑的怀疑主义声音的高扬，正是缘于对能指与所指、语词与对象、精神与世界之间所存在的二元区隔的正视。在诗性语言那里，任何语词差不多还都有一个与之相对应的感性具体的对象，语词与指称物之间的联系总体上还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直接关系，但当人们用诗性语言来表达、指谓概念性的思想内容时，诗性语言却立时显得捉襟见肘，其天然的局限性不言自明；而哲学语言恰好与诗性语言相反，哲学语言虽然较适合于抽象思想概念的表达，但它与指称对象的联系则平添了不少间接性的变数。为此，怀疑主义理论大家塞克斯都一而再再而三地质问那些主张“意义”内在于语言中的“非批判的语文学家”：如何能够让人们明了那些“用典过多、表达玄奥”的诗篇语言之“所指”呢？如何能够释读出下面这首“由含糊朦胧的语词构成的诗句”的“意义”呢？

在一座双峰之下，一对情人死去了；

然而命运给了他们一种奇特的新形式。

同蛇那蜿蜒的躯体，并连相接，

扭曲缠绕至双臀的接合处；

看哪，再下面真可怕，两只狐狸一起奔跑，

直到那储藏着后代的隐秘处。

用晚期希腊怀疑论者塞克斯都的话来说，正是由于能指和所指之间的意义的游离，“非批判的语文学家”们“哪怕把这些词考量个千万遍，也未必能理解它们到底指的是什么”。同样，人们究竟可以凭依什么，就宣称说能够全然“理解赫拉克里特（Heraclitus）的话语”呢？当柏拉图说“在那不可分的、永远保持原样的存在和那物体中可分的存在之间，他融合二者，构建出了又一存在形式，即由‘同一’和‘不同’组成的存在形式”时，我们又怎么可能明白这句话及上下文的思路呢？塞克斯都特地提醒人们：“要知道连柏拉图这样的诠释家们对此都不得不保持缄默啊！与此相类似，不懂辩证法的语文学家又如何能够去讨论克吕西波（Chrysippos）的辩证法研究呢？不懂数学的语文学家又如何去理解阿基米德（Archimedes）和欧多克索（Eudoxus）的数学研究呢？”

在有关语言（能指）和对象（所指）的关系问题上，不妨让我们再引征一则很值得人们深思的观点。奥格登（Ogden）和理查兹（Richards）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广义的语义三角关系。

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在语言符号与思想概念之间，以及在思想概念与指称对象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因果（直接）关系的话（因而用实线表示），那么，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则是外加的，即语言符号需要通过思想概念去指称对象（因而用虚线表示）。依笔者的理解，其实即使在思想概念与指称对象之间，由于思想概念更多地须借助于语言去间接地思想（意即“指称”）对象并传达思想的对象，故而二者的关系也多半是外加的，换言之，在思想概念和指称对象之间也可以用虚线来表示。图中的语义三角关系，一方面说明了承载表达思想和指称对象功能的语言符号的演化在日益抽象化，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上述的语言符号在意指活动中的复杂性、间接性、任意性和约定性。我们可以这么说，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符号世界的局限性或“偏见性”，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为了超越符号世界的局限性，确实尝试了种种努力，他们或者放弃固有的自然符号体系，建立起一座座理想的（也即人工的）语言体系，或者修改固有的符号体系使之完善，但遗憾的是，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往往事与愿违，符号世界的能指与概念内容的所指之间日益失去了其中的必然联系，招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坏结果：在能指与所指之间本就存在着的语词作为物理（生理事件）与它所表达的概念（对象）之间的根本区隔，这种区隔（隔离）一方面伴随着能指（语词）的抽象化演变而愈益扩大，另一方面更由于“语用”“语境”的繁复多变而愈加地“不确定”，也即愈加地人为地被“约定”。因此，面对语言形而上学家那种将语词还原到思想概念、再将思想概念（含义）还原到本原的企望，晚期希腊怀疑论者自然要把“语文学家”的这种宏大的企望斥之为“语言的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