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案例1 为什么石油输出国组织不能保持石油的高价格

世界经济最具破坏性的许多事件都源于世界石油市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员决定提高世界石油价格，以增加它们的收入。这些国家通过共同减少它们提供的石油产量而实现了这个目标。从1973年至1974年，石油价格（根据总体通货膨胀水平进行了调整）上涨了50%以上。几年之后，OPEC又一次故技重演。从1979年到1981年，石油价格几乎翻了一番。

但OPEC发现要维持高价格是很困难的。从1982年到1985年，石油价格一直以每年10%的速度稳步下降。不满与混乱很快蔓延到OPEC各国。1986年，OPEC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完全破裂了，石油价格猛跌了45%。1990年，石油价格（根据总体通货膨胀水平进行了调整）又回到了1970年时的水平，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内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在21世纪的前10年中，石油价格又一次大幅上升，但其主要推动力不是OPEC的供给限制，而是世界需求的增加，这种需求部分来自体量巨大且迅速增长的中国经济。2008—2009年，随着世界经济陷人严重的衰退，石油价格出现了下降，之后随着世界经济开始复苏，石油价格又一次开始上升。）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OPEC事件表明，供给与需求在短期与长期中的状况是不同的。在短期中，石油的供给和需求都是较缺乏弹性的。供给缺乏弹性是因为已知的石油贮藏量和石油开采能力不能迅速改变，需求缺乏弹性是因为购买者有购买习惯，不会立即对价格变动做出反应。

长期中的情况则非常不同。在长期中，OPEC以外的石油生产者对高价格的反应是加强石油勘探并建立新的开采能力。消费者的反应是更为节俭，例如用新型节油型汽车代替老式耗油的汽车。

这种分析说明了为什么OPEC只在短期中成功地保持了石油的高价格。当OPEC各国一致同意减少它们的石油产量时，它们使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尽管各个OPEC成员国销售的石油少了，但短期内价格上升如此之多，以至于OPEC的收入增加了。与此相反，在长期中，当供给和需求较富有弹性时，供给同样幅度的减少（用供给曲线的水平移动来衡量）只引起价格的小幅度上升。因此，OPEC共同减少供给的行为在长期中无利可图。这使该卡特尔明白了一点：在短期中提高油价比在长期中更容易。

（资料来源：曼昆：《经济学原理》（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案例2 美国的最低工资

在劳动力市场上买卖的商品是劳动，劳动的价格是工资。为保护工人的利益，美国国会立法通过了最低工资法，任何雇主不得以低于最低工资的工资标准雇佣工人，最低工资一般高于市场均衡工资，因此劳动力供大于求，工资的提高使很多雇主减少雇工人数，结果虽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但雇主雇工人数少了，一部分幸运者提了工资，另一部分倒霉蛋丢了工作，造成失业人数上升。最低工资并未保护后一部分人的利益。

劳动力市场包括各种层次，如职业介绍所、人才市场等。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取决于工人的技能与经验。技术高超而经验丰富的工人不受影响，因为其均衡工资大大高于最低工资。

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劳动力的就业影响最大，因为他们缺乏经验和技术。此外，青少年往往愿意用较低的工资换取在职培训。规定最低工资的结果是企业不愿意使用这些缺乏技术和经验的青少年工人，结果是：最低工资对青少年劳动力的限制比对其他劳动力的限制都大。

最低工资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如图2-22所示。

由最低工资引起的劳动力过剩的严重程度取决于劳动的需求与供给。如果劳动的供给曲线向左移动，即劳动的供给减少，失业会减少。或者劳动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失业也会减少。由此可见，最低工资一旦存在，就可能破坏劳动力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工资不能起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作用。除非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供给减少，否则，劳动力市场上出现失业在所难免。

基本观点：

（1）支持最低工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是增加贫穷工人工资的其中一种方法。他们事实上关注那些最低收入的工人只能勉强度日的实际状况。他们也承认，最低工资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包括失业。但他们认为，这些影响并不大。而且，考虑到所有的情况之后，较高的最低工资可以使穷人的处境变好。

（2）反对最低工资。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最低工资法不仅不会改善贫困状况，而且会导致大量的低收入人口失业，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

关于支持价格的事例在我国经常可以找到。1979年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这项措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是，这种一次性的调整远不足以解决农副产品的供求矛盾。新提上去的农产品收购价，不仅依然不能灵敏地反映市场供求的变化，而且由于维持销价基本不动，农产品购销价格倒挂形成了巨额的财政补贴，以致越是丰收，财政问题、货币问题和通货膨胀问题越是尖锐。

案例3 短期与长期中的租金控制

一个常见的价格上限例子是租金控制。在西方国家的许多城市，地方政府都规定了房东能向房客收取的租金上限。这种政策的目的是帮助穷人更能租得起住房。经济学家经常批评租金控制，认为这是一种极无效率的帮助穷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方法。一位经济学家称租金控制是“除了轰炸之外，毁灭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

租金控制的不利影响对一般人来说并不明显，因为这些影响要在许多年后才能显现出来。在短期中，房东出租的公寓数量是固定的，而且，他们不能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动而迅速调整这个数量。此外，在短期中，在一个城市寻找住房的人的数量对租金也并不会非常敏感，因为人们调整自己的住房安排要花时间。因此，住房的短期供给与需求都相对缺乏弹性。

与任何一种限制性的价格上限一样，租金控制导致了短缺。但由于短期中供给与需求缺乏弹性，最初由租金控制引起的短缺并不大。短期中的主要影响是降低了租金。

长期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因为随着时间推移，租赁性住房的买者与卖者对市场状况的反应增大了。在供给一方，房东对低租金的反应是不建新公寓，也不修缮现有的公寓；在需求一方，低租金鼓励人们去找自己的公寓（而不是与父母同住，或与室友同住），而且也促使更多的人迁居到城市。因此，在长期中供给与需求都是较富有弹性的。在长期中，当租金控制把租金压低到均衡水平以下时，公寓的供给量大幅度减少，而公寓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结果使住房大量短缺。

在那些实行租金控制的城市里，房东采用各种机制来配给住房。一些房东让租房者排长队等待。另一些房东喜欢把房子租给没有孩子的房客。还有一些房东根据房客的种族实行歧视。有时，住房被分配给那些愿意暗中贿赂大楼管理者的人。实际上，这些贿赂使公寓的总价格（包括贿赂）接近于均衡价格。

在自由市场中房东努力使自己的房子清洁而安全，因为令人满意的公寓可以租到较高的价格。与此相反，当租金控制引起短缺和排队等待时，没有什么激励能使房东对房客关心的问题做出反应。当人们排队等着住进来时，房东为什么要花钱维持和改善房屋状况呢？结果，虽然房客交的房租少了，但他们的住房质量也下降了。

决策者往往通过实施额外管制来对租金控制的后果做出反应。例如，制定相关法律，将住房中的种族歧视认定为非法，以及要求房东提供适于居住的最低条件。但是，这些法律实行起来很困难且代价高昂。与此相比，当取消租金控制，并由竞争的力量调节住房市场时，这类法律就都没那么有必要了。在一个自由市场上，住房价格会自发调整，从而消除那些由短缺现象引起的不合意的房东行为。

（资料来源：曼昆：《经济学原理》（第7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案例4

由于粮食是生活必需品，缺乏弹性，所以粮食大丰收，对生产粮食的农民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良好的气候条件，或者农业科学家培育出比现有粮食品种具有更高产量的新品种带来了粮食产量的提高，生产粮食的农民，是否能跟着受益？

由于是气候的原因或者粮食品种的改良，提高了单位产量，所以农民在任何既定的价格水平下，都愿意提供更多的粮食，这就是说，粮食的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但对粮食的需求量没有变化，所以，需求曲线不变。因为消费者在任何既定的价格水平下，购买粮食的行为并不受粮食供给量变化的影响，如图2-23所示。

当供给曲线由S移到S1时，粮食的销售量从100千克增加到110千克，粮食的价格由2元下降到1元。

这种情况对农民收入的影响，还要看农产品的需求弹性，农民生产粮食的总收益TR=P×Q，即总收益为粮食的价格与粮食的产量的乘积。粮食大丰收从两方面影响农民的收入：第一，粮食产量的增加；第二，粮食价格的下降。两个因素从不同的方向影响农民的收入。这就是说，农民总收入是增加还是减少，要看价格下降的幅度大还是销售量增加的幅度大。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像粮食这种产品的需求一般是缺乏弹性的，当需求缺乏弹性时，正像上面分析的那样，价格下降的幅度大于需求量增加的幅度，因而总收益减少。

因此导致粮食大丰收的原因，同时会成为减少农民收入的因素。

既然如此，农民为什么还要祈求风调雨顺，或者还会积极地引进新技术和能增加产量的新品种呢？这是因为在农产品市场上，每一个农户都是这一市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作为粮食生产者，他们对粮食市场上的供求关系的影响是非常小的，甚至于可以忽略不计。他们不可能影响粮食的价格，最多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因此，他们把粮食市场的价格看成是既定的。对一个既定的价格而言，产量越大，总收入就越多。但当所有生产者都采取相同的行动时，价格下降，从而使农民的收入状况变坏。

这种分析可以使我们理解一些公共政策，如某些农业计划努力帮助农民减少某种农产品的生产，还有一些政策对农产品实行保护价。

当然，当我们分析这一问题时，也要注意：对农民有好处的事情，不一定有利于整个社会。农业技术的进步，可能对那些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变得日益不重要的农民来说是坏事，但对能以更低价格购买到农产品的城市人口和众多的消费者来说，肯定是好事。同样，旨在减少农产品供给或者提高农产品价格的政策，可以增加农民的收入，但这样做的代价是损害消费者的利益。

（资料来源：涂晓芳：《比较公共政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