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一 最近在吐鲁番发现的银币

1955年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县的高昌古城中,发现10枚萨珊朝银币,其中4枚为沙卜尔二世(Shapur II, 310—379年在位),5枚是他的嗣王阿尔达希二世(Ardashir II,即Artaxerxes II, 379—383年在位),1枚是沙卜尔三世(383—388年在位)。这10枚银币发现时是放在一个煤精制成的小方盒中。这批银币是吐鲁番县哈拉和卓村农民热加甫·脱乎得在田地中耕作时掘到的,现藏乌鲁木齐市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李遇春所撰发现简讯,见《考古通讯》1957年第3期,第70页。方盒质料,简讯作胶质(? )。作者于1956年在乌鲁木齐曾睹原物,似为煤精。

波斯萨珊朝自224年左右建国以后,到了沙卜尔二世(310—379年在位)时,不但政权巩固,武力强盛,西抗拜占廷(东罗马),东至呼罗珊,并且经济方面也很繁荣,需要大批的货币作为贸易的媒介,加之这位国王在位的时间又很长,达69年之久,所以他的银币在萨珊朝诸王中是除库思老二世以外发现最多的一种。他在位时铸币既多,自不易维持这王朝初叶时的铸币那样的花纹精致优美,所以他中期以后的银币,花纹的风格便退化到很粗陋的地步,没有初期那样的高艺术水平。研究波斯古钱的学者,将它划为萨珊朝铸币的第二期的开始。A. U. Pope主编,Survey of Persian Art,卷1,第817、820、824页(伦敦,1938)。

萨珊朝的银币单位是“德拉克麦”(drachm)。曾有人取2000枚左右以求其平均重量,所得的结果是平均3.906克。J. Walker, A Catalogue of the Arab-Sassanian Coins,引论XLVII页(伦敦,1941)。我们这10枚标本,除了第3和第4号是4.1克之外,其余都是4.2克。

沙卜尔二世的4枚,大小并不一致(直径:1号和3号约2.8厘米,2号和4号约3.1厘米);花纹也是由不同的印模压印出来的,但基本上仍是相同的,属于同一类型的。正面是半身的王者像,脸向右。王冠上有三个雉堞形的饰物(雉堞为波斯祆神奥马兹德的象征),冠顶有一圆球。冠后有绦带末端的两条飘饰(圆球的底部后面也常有露出绦带的两末端,例如我们的标本1、3、4号),冠的底部有联珠一列。萨珊朝的各王,每人都有他自己特殊样式的王冠。这正是沙卜尔二世的王冠的样式(图1, p)。王冠后面的飘带,在第4号标本上被绘成似乎由发髻中出来的。髻垂在脑后,由小圆点组成,或作圆形如梅花(例如1号),或近于方形(例如2号)。耳下悬挂有一珠或二珠的耳珰。颈绕璎珞一匝,又有璎珞由两肩斜垂至胸前。口下留有须。须以带束缚。这束带的二末端常露于颈上,例如2号和4号。整个花纹的周缘有联珠组成的外框一圈。《隋书·西域传》说:波斯王著金花冠,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璎珞于其上。《隋书》(开明“二十五史”版)卷八三,第2536页。第4世纪叙利亚克赖索斯托姆神父,也记载萨珊朝王须涂金,见Pope主编,前书,卷1,第817页转引。所描述的,和我们的标本上的波斯王图像,颇相近似。

图1 钱币上的几种萨珊朝王冠的样式(依照波普主编的《波斯艺术综览》第3卷745图)

p.沙卜尔二世;q.阿尔达希二世;r.沙卜尔三世;cc.库思老一世;ff.库思老二世

正面有钵罗婆(或译排勒维)文字。这种文字的字母,是由阿拉美亚字母稍加变化而成,用以拼中古波斯的钵罗婆语。文字横写,由右而左,和欧洲希腊、罗马的系统的文字由左而右者适相反(我们在本文中,用拉丁字母改拼后,除了图2以外,都改为由左而右)。阿拉美亚字母是由腓尼基字母演化而来,为后来西亚各塞姆系字母(包括景教徒所用的叙利亚文)的祖型。安息王朝时的银币上,常有钵罗婆字和希腊字并列。萨珊朝时伊兰民族复兴,银币上铭文便废除了希腊字,专用这种本国文字。银币正面上较长的铭文,从左侧上端(即冠后)开始,由上而下,沿着联珠形外框的内侧,经过王像的胸部的底下,继续到右侧,由下而上,直达右侧上端的冠前而止。我们这4枚的铭文,都已做了不同程度的缩减,所以只右侧有字,但是排列顺序仍是由下而上的,即由肩上开始,到王冠前而止。有些字母在我们的标本上原来是模糊不清,我们对照着保存较佳的,加以复原(这些复原的字母,在改拼拉丁字母时放在圆括弧内;原文简省或漏去的字母,被补入时放在方括弧内,以示区别)。我们的4枚的铭文,都是“沙卜尔”王名,或于王名的前面加上BGI(神圣的)的称号〔图2, (1)〕。1号是(Sh)H(P)HR,2号是BGI(ShH)PHR,3号是Sh(HPU) HRI,4号是(ShH)PUHRI。再补记:7世纪时,萨珊朝波期银币上文字的拼读顺序是↑→,同时Carthage在位时所铸造的拜占廷货币亦常采用此法。但一般拜占廷die axis是采用↑↓,而近代英国die Royal mine是↑↑,后者亦为罗马帝国Tiberius至Diobillon时所采用(Whitting's Byzantine Coins, 1973, p.72)。

图2 萨珊朝银币上的钵罗婆文的铭文

背面的中央是拜火教(祆教)的祭坛。祭坛两侧各有祭司一人。这种祭司当即祆教中普通僧侣“美葛”(Megush,今英文Magian)和“摩倍德”(Mōbedh)。前者便是我国史籍中的袄教传法“穆护”。注1

注1冯承钧:《景教碑考》,第73页(1933)。或以为穆护是摩尼教中僧职之名(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第15页)。按摩尼教僧侣有大慕阇(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未闻有穆护,疑误。〔补记〕“慕阇”,来自粟特文MWK,古维文为mozak,乃摩尼教高僧称号,译意为“承法教道者”(矢吹庆辉:《摩尼教》,第43—44页,引《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五级仪一为十二慕阇;二为七十二萨波塞,译云传法者,亦号佛多诞,aftadan;三为三百六十默悉德,译云法堂主;四为阿罗缓,译云一切纯善人;五为耨沙喭,译云一切净信听者)。《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七月丙午朔注,“大秦穆护,又释氏之外教,如回鹘摩尼之类”。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元崖述注曰“太宗时波斯穆护进火祆教,敕建大秦寺”,似穆护与祆教关系较深。但《通鉴》会昌五年七月丙午条及八月壬午条皆“大秦穆护,祆僧”并举,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谓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则又似穆护为摩尼教,此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参阅田坂兴宗:《回教の传来とちの弘通》〔1964〕,第356—361页)。但穆护为波斯语Magu,似可确定,中古译Jab-gu (突厥语)为叶护,知“护”字为gu之对音,夏德《中国伊朗篇》谓穆护(muk-gu)是根据新波斯语mur,中古波斯语为magu(林筠因译本〔1964〕,第361页)。

拜火教在这一王朝时成为国教,几乎到处有燃着圣火的祭坛。银币上的祭坛的底座有二级,中心柱较细,有打三角结的条带在柱的两侧,带的末端向下飘扬。坛的上部三层,逐层外伸扩大,最上层有横置联珠一列或二列。再上为上升的火焰。圣火中有祆神奥马兹德的半身像。脸向右,头上戴冠,冠或饰以珠。脑后有发髻。坛侧祭司相对而立,各高举一剑于脸前。祭司的冠帽有三个竖立的饰物(似乎便是三个雉堞的简化)。脑后有髻,由髻下垂一长带,悬于背后。全部花纹有外框,为联珠一圈。至于背面的铭文,中心柱上常有钵罗婆文一行,由上而下,由RAST 4个字母组成,即“正直”的意思〔图2, (2)〕。我们这4枚上的铭文都不大清楚,似乎字母稍有省略。1号为[R]AS[T],2号、3号为RAS,4号为RA。

阿尔达希二世的银币5枚,它们的大小并不一致(5—6号直径3.1厘米,7号3.0厘米,8—9号2.8厘米)。花纹虽互相类似,但也是由不同的模子压印出来的。这位国王是沙卜尔二世的嗣王(他们之间是父子或兄弟的关系,还未能确实考定)。他的银币的花纹,大致是承继前王而稍加变化。正面花纹的主要不同点,是王冠的样式和铭文。前面已提到过,萨珊朝各王每人都有他自己特殊样式的王冠。阿尔达希二世的王冠作半球形,冠的底部有联珠一列。冠后有绦带的两条飘饰。冠顶有一圆球,球的底部后面也有另一绦带的两末端露出(参看图1, q)。圆球顶上有的有一新月,但我们的标本这一点不大清楚,似乎都没有。7号和8号的冠后两飘带,绘得好像由髻里出来的。7—9号在王像的颈部都露出有束缚王须的束带的两末端。钵罗婆文的铭文,长短也不一致。最长的是7号,由左侧冠上圆球后开始,几乎环绕一周。铭文是:(冠后) MZDISN, (左肩上) BGI, (右侧) ARTHShTRMLK[A]N[MLKA]〔图2, (3)〕。译意是“奥马兹德的崇拜者,神圣的阿尔达希,万王之王”。5号和6号都仅右侧有字,为MZ[DISN]AR(TH)Sh(T)R和MZ[DISN]ARTHSh(T)R。9号为M(Z)DI(SN)BGI(以上左侧), ARTHShTR(以上右侧)。8号的字,有几个不清楚,似乎为ShMI? ? (以上左侧) M? ?(ARTH)ShTR(? )(以上右侧),文义不相联属。

背面的花纹,和沙卜尔二世的主要不同点是:(1)圣火中没有半身神像;(2)祭司的冠帽是半圆球形上端加一小圆球;(3)祭坛中心柱上没有铭文。至于这5枚的中心柱,可分为二种形式:一种是细柱形,如7—9号;另一种是细腰鼓形,如5—6号。沙卜尔一世的银币上祭坛中心柱也有这两种不同的形式,虽然注2们这里的4枚沙卜尔一世的都是细柱形的。

注2冯承钧:《景教碑考》,第73页(1933)。或以为穆护是摩尼教中僧职之名(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57〕,第15页)。按摩尼教僧侣有大慕阇(见《册府元龟》卷九七一),未闻有穆护,疑误。〔补记〕“慕阇”,来自粟特文MWK,古维文为mozak,乃摩尼教高僧称号,译意为“承法教道者”(矢吹庆辉:《摩尼教》,第43—44页,引《摩尼光佛教法仪略》,五级仪一为十二慕阇;二为七十二萨波塞,译云传法者,亦号佛多诞,aftadan;三为三百六十默悉德,译云法堂主;四为阿罗缓,译云一切纯善人;五为耨沙喭,译云一切净信听者)。《通鉴》卷二四八,会昌五年七月丙午朔注,“大秦穆护,又释氏之外教,如回鹘摩尼之类”。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九,元崖述注曰“太宗时波斯穆护进火祆教,敕建大秦寺”,似穆护与祆教关系较深。但《通鉴》会昌五年七月丙午条及八月壬午条皆“大秦穆护,祆僧”并举,宋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谓祆神本出西域,盖胡神也,与大秦穆护,同入中国,则又似穆护为摩尼教,此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参阅田坂兴宗:《回教の传来とちの弘通》〔1964〕,第356—361页)。但穆护为波斯语Magu,似可确定,中古译Jab-gu (突厥语)为叶护,知“护”字为gu之对音,夏德《中国伊朗篇》谓穆护(muk-gu)是根据新波斯语mur,中古波斯语为magu(林筠因译本〔1964〕,第361页)。

我们所得的沙卜尔三世的银币,仅只一枚,直径2.8厘米。公元383年阿尔达希二世被废立后,沙卜尔二世的儿子沙卜尔三世嗣位。他的银币上的花纹,和沙卜尔二世的较相近似,相同点较多。例如:圣火中有半身祆神像,祭坛的中心柱有铭文。但是仍有许多异点,可以很容易区别开来。正面花纹的特点是王冠和铭文。他的王冠的上缘平坦,比较冠的下缘为阔。上下两缘都有联珠一列。冠侧有三朵忍冬花为饰,花下有小弧形一列。冠上有一圆球,球的底部后面有绦带的两末端露出。冠后也有两条飘带,好像由发髻中出来一样(参看图1, r)。束缚王须的绦带的两末端在王像的颈部露出。钵罗婆文的铭文,由左侧上方王冠上圆球后面开始,几乎环绕一周,至右侧上方王冠前而止:MZDISN(以上在左侧上方), BGI(在左侧髻下肩上), ShHPUH(在王像胸部下)RI, MLKAN M(LK)A AI[RAN](右侧);译意是:“奥马兹德的崇拜者,神圣的沙卜尔,伊朗的万王之王。”〔图2, (4)〕至于背面的花纹,前面已说过,圣火中有半身神像,中心上有铭文“RAST”(正直)一字〔图2, (2)〕,都和沙卜尔二世的相似。祭司的冠帽近于长方形,上缘较下缘稍阔。冠上有小球。祭司背后的飘带下有铭文,右侧者为ShH,即“沙卜尔”王名的首二字母,左侧者模糊不清。摩根的书中有一枚,左侧为ShH,右侧为NUR[A ZI],并合起来,便是“沙卜尔的火”的意思。J. de Morgan, Manuel de Numismatique Orientale, Tome I,第315页,393图;又参看第305页的沙卜尔一世的银币(巴黎,1936);又Pope主编,前书,第818页。

这次吐鲁番的发现,使人联想到1933年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城东的泰培·马朗查(Tepe Maranjan)遗址中所发现的窖藏。那窖藏是在一个佛寺废址的墙中发现的,有12枚所谓“贵霜—萨珊”式的金币和368枚的萨珊朝银币。银币也是限于我们前述的三位国王所铸的。原报告的作者,因为这368枚中,沙卜尔二世(在位70年)的有326枚之多,阿尔达希二世(在位4年)的有28枚之多,而最晚的沙卜尔三世(在位5年,即公元383—388年)的却只有14枚,所以推断这窖藏的年代大概便在后者在位的初年,即公元385年左右。R. Curiel等,Trésors monétaires d' Afghanistan,第103—123页;关于年代问题,见第119页(巴黎,1953)。我们这10枚在吐鲁番发现的银币,就各王所占的比例来推论,大概也是属于沙卜尔三世初年所埋的。不过,我们这次发现的不像是一个窖藏,似乎是宗教上的供献品,如供养人施舍在佛塔中或佛像中的钱币,所以数量不多而成一个整数10枚,放置在方盒子内。可惜因为不是正式考古发掘所得的,不知道发现地点的情形和出土时情况,无法确定是否和宗教建筑有关;纵使是和宗教建筑有关,也无法知道是和哪一种宗教有关。

第四世纪中叶,萨珊朝的势力直达今日阿富汗境(喀布尔等处的贵霜族的国王和波斯联盟而为其藩属。沙卜尔二世于360年攻东罗马领土阿美达时,部下便有贵霜军队),当然和我国的西部有交通的关系。这时候正值西晋“八王之乱”(291—306)后,中原骚乱,各族混战。西北一方,在前凉张氏的割据时(319—376)比较安定。前秦灭前凉后曾遣使西域,大宛、康居和天竺都遣使朝献。后来于382年又命吕光率众7万人征西域,吕光攻灭龟兹(今库车)。在这一段时期中,可能通过今日的我国新疆和阿富汗而和波斯已有交通。但是以中原扰乱,史籍失载。这次吐鲁番的发现和上述喀布尔附近的发现,稍可补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