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西宁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

我在《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发表了一篇《中国最近发现的波斯萨珊朝银币》以后，林寿晋同志由青海西宁回来，告诉我说，在西宁也发现了一批这种银币。后来承青海文管会寄来拓片和照相（拓片见图1和图3，照相模糊不清楚，未能制版），并附说明。我去函询问，承其再寄来补充说明，并允许我研究后加以发表。我现在写出这篇作为前次文章的补遗。

关于西宁发现这批银币的经过，《考古通讯》1958年第1期已有报道，我现在摘录在下边：

1956年青海省粮食厅在西宁城内城隍庙街工地挖地基时，挖出这一批银币来。后来交给文化局，一共76枚，其中4枚已残破。根据选出来的20枚来观察，直径2.5~3厘米，重量3.8~4.1克，平均为3.95克。花纹大体上是同一类型，但由不同的印模压印出来的。依照正面王者肖像的不同，可分为二式：A式的王冠前一新月，冠的后部有一雉堞形饰物，这一式共15枚；B式的王冠，冠上的前后都有翅形物，这一式共61枚（第64—65页）。

我将寄来的拓片细加观察，知道都是波斯萨珊朝卑路斯（457—483年在位）的银币。A式的几枚（图1），正面都是王者肖像，王冠的侧面和后部都有雉形的饰物，这是波斯宗教中“天”的象征，也是祆神奥马兹德的象征。冠顶和前部都有新月各一，冠顶的新月还托住一个圆球。冠后有绦带末端的两条飘饰。有些比较清楚的标本，还可以看出王冠底部的一列联珠（图2）。脑后有发髻成球状，髻后有一条由肩部飘上来的飘带。项间有一串联珠组成的项链。由脸前近肩部处开始，有钵罗婆文的铭文一行KaDI, PIRUI（主上、卑路斯），拓片1—3在冠后还有ML，当为MLKA（王）一字的残存，拓片4在冠前新月上面有ML二字母，冠后有KA二字母，合成MLKA一字（可参阅图4中铭文摹本）。

A式的背面花纹，是一般萨珊朝银币的拜火教祭坛，坛上有火焰。火焰的两侧为五角星（或六角星）和新月。祭坛的两侧各有祭司一人，相对而立。右侧祭司的背后有铭文，是表示铸造的地点。拓片1和4似乎都是A、H二字母，相当于摩根书中的No. 26。据他的考证，可能是阿哈尔（Ahar）（? ）的简称，属于阿特罗培忒（Atropatene）省。拓片3是S、T二字母，摩根以为可能是波西德（Perside）省斯坦哈尔（Stakhar）（? ）的缩写；但倭尔克以为是法斯（Fars）省的伊斯坦哈（Istakhr）。拓片2似乎是A、R、T三字母，最后一字母不太清楚。倭尔克以为是法斯省的阿尔达希·库拉（Ardashir-Khurra）的简称。至于左侧祭司的背后，有时无铭文，有时有表示纪年的铭文。这是因为在钱币背面标出铸造地方的例子，已始见于发拉朗（Varahran）五世（420—439年在位）；而标出纪年的，是在这位卑路斯登基后第三年才开始的，在他以前并无先例。拓片1—3无纪年，仅有一涡形符号，或许为王名的第一字母“P”。拓片4有纪年，但模糊不清，不能确定。

卑路斯银币B式的几枚（图3），虽正面的王冠稍有不同，但仍是同一国王的。萨珊朝国王的银币，每王一般只有一式，但也有例外的，卑路斯的即是一个例子。他的银币共有二式，B式的特点是王冠的后部没有雉堞形饰物，却换上一对翼翅；冠顶后面没有两条细飘带，而在面前却增加一条由肩上飘起的带形物，和髻后的一条相对称（参看图4）。波斯的宗教观念，以鹰鸟作为太阳的象征，犹我国称太阳为金乌。这一对乌翅可能便是代表太阳的。或以为是屠龙之神未累什拉加那的象征。但是波斯的宗教观念，“日、月、行星”的“三重天”，王冠上常有新月和象征“天”的雉堞形饰物，这些翼翅象征太阳似乎更为恰当一些。钵罗婆文的铭文，拓片1较清楚，面前的是KaDI PIRUI，背后在翼翅和纽结形饰物之间似有M、L二字母。其余的拓片，铭文都模糊不清楚，仅依稀可认辨出如Pi、R等一两个字母。

B式的背面的花纹和A式的相同。右侧祭司背后标示铸造地点的铭文，拓片1是BLT,2是R（? ）A,3不清楚，4似是NB（摩根以为或许是纽本哲[Noubendjan]的缩写）,5似是KR（摩根以为是基尔曼[Kirman]的缩写）。至于左侧祭司的背后标示纪年的铭文，拓片3和A式中拓片1—3的相同，不是纪年。4的开端的字母是S，末尾不清楚，可能是STA（即6字）或SBA（即7字）。拓片5也是模糊不清楚。B式的这次在西宁出土达61枚。前次所叙述及的1957年西安张家坡410号墓中出土的一枚，也是属于这B式的。

前次的文章中已经说过，波斯萨珊朝通使中国第一次见于记载是在北魏文成帝太安元年（455），便是在卑路斯即位的前二年，其后在461、466、468、476各年都曾通使中国，都是卑路斯在位的时期中。当时哒（白匈奴）占据喀布尔河流域，侵略波斯。卑路斯即在和哒作战中阵亡。当时中国和波斯交通频繁，所以有这样大批的卑路斯银币在我国境内发现。这次的发现虽然出土的情况不明，共存物和原坑的情况完全不知道，但是这样大批76枚之多在一起发现，当为一个窖藏而非偶然遗失的。76枚全部是卑路斯的银币，可以推知埋藏的年代当便在卑路斯在位（457—483）的时期内。这不是一两枚零星发现，如果埋藏时代较晚，76枚中必定混入后代诸王的银币。

关于钱币发现的意义，有些人以为钱币发现的地区便表示政治上统治权力的范围。例如有人谈到波斯王阿尔达希是否曾经进入印度的西北部旁遮普一带地方，说：“考古学者曾在该地发现古钱，钱的反面有火与祭坛的印铸图案，与阿尔达希时代的钱币一模一样，因此可以断言萨珊朝的统治势力确曾到过印度旁遮普一带地方。”这种推论自然是不正确的。在我国境内所发现的波斯的银币，便可作为否定这种推论的有力证据。我们知道波斯的钱币在中世纪的中亚和西亚是占有国际货币的地位，流通很广。在波斯国境外所发现的银币，一部分是由于私人带回去作为纪念品，甚至于被带到坟墓中作为随葬品；另一部分，尤其是一大批在一起发现的场合下，是作为商品的等价物被携带着或窖藏着；所以它们被发现的地点，常可表示当时的贸易和交通的路线。

我们现在再来谈西宁的例子。从前我们常以为古代中西交通孔道的“丝路”的东端，是由兰州经过河西走廊而进入今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这次西宁发现这样一大批的波斯银币，使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一问题。我以为由第4世纪末到第6世纪时尤其是第5世纪中（包括卑路斯在位的年代），西宁是在中西交通的孔道上的。这条比较稍南的交通路线，它的地位的重要当时决不下于河西走廊。

在文献方面，法显在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由长安度陇经“乾归国”（即西秦国，居苑川，在今甘肃靖远县）前行至“傉檀国”，度养楼山至张掖镇。足立喜六曾加考证，以为“傉檀国为南凉景王秃发傉檀所都之乐都，当今之甘肃省西宁府碾伯县”。又谓养楼山即是养女山，为西宁县北与大通河南之山脉。按养楼山的位置，他所考证的大致不错。今日仍有一条通路由西宁向西北行，经过大通县和亹源县（即北大通），度越祁连山，经民乐县（旧洪水营）至张掖。但“傉檀国”当指当时国都的西平，即今西宁县，并非碾伯县（今乐都县）。隆安三年（399）时，南凉王为秃发傉檀的兄长利鹿孤。根据《晋书》中的“载记”，利鹿孤即位后，由廉川迁都至西平（今西宁县）。元兴元年（402）利鹿孤死，傉檀嗣位，才迁于乐都。法显称南凉为“傉檀国”，或由后来追忆之误，或由当时傉檀已综揽军政大权，凉人知有他而不知有利鹿孤，“显师从俗记载，未可料也”。但是法显叙述自己所经过的南凉都城，应该是隆安三年时的西平，而不是两年以后傉檀即位后所迁往的乐都。所以我们可以推定法显这一段路程，是由靖远经兰州、西宁，西北行度越养楼山至张掖，并不经过河西走廊的东段乌鞘岭和武威。沙畹在《中国之旅行家》一文中说：“法显与其同行者发自长安，经由今之兰州、凉州、甘州、肃州、敦煌等地，至今日罗布泊南之鄯善国。”这句话有小错误，法显等由兰州至甘州（今张掖）的路程并不经过凉州（今武威）。沙畹因为凉州是在河西走廊的通道上，便臆测以为是一定要经过的，并没有细读原书，以致造成错误。

法显以后不久，昙无竭（法勇）于刘宋永初元年（420）西行求经，初至“河南国”，仍出海西郡，进入流沙，到高昌郡。按“河南国”即法显所经过的“乾归国”（西秦）。这时乞伏乾归已死，他的儿子炽磐嗣位为王。他们父子都曾自称“河南王”。晋义熙十二年（416）晋曾拜炽磐为平西将军、河南公。南凉已为西秦所灭，所以只有海西郡而没有“傉檀国”（南凉）。“海西”疑为“西海”之误。王莽曾于青海西设置西海郡。东汉永元中也曾一度设置，后复废。《隋书·地理志》有西海郡，和西平郡并列，谓“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浑国都”。陶保廉以为汉西海故城在今巴哈淖尔西北和硕特东上旗，隋西海郡则在青海西十五里，当今绰罗斯北中旗地。《魏书·地形志》和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西秦》（卷一五）都没有西海郡。这里提及这郡名，如果不是当时郡县兴废无常，史籍失载，便是由于采用古地名。昙无竭所走的路线，由靖远经兰州至青海这一段，是和法显的大致相同的。在青海境内，大概也是经过西宁而西的。但是他由西宁如何去到高昌郡（今新疆吐鲁番县），已是无法详考了。

过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宋云等于北魏神龟元年（518）由洛阳赴西域求经。他的路线是：由洛阳出发后，“西行四十日至赤岭，即国之西疆也。皇魏关防，正在于此”, “发赤岭西行二十三日，度流沙至土谷浑国”, “从土谷浑西行三千五百里至鄯善城”。顾祖禹谓赤岭在西宁卫西三百二十里。沙畹以为赤岭在西宁之西，而吐谷浑都城应在今青海布喀音噶尔沿岸求之。但是沙畹既以为逾赤岭后的大非川为布喀音噶尔，那么，再西行二十三日的吐谷浑都城，应该在今日柴达木盆地。宋云是敦煌人，他的路程可能由柴达木盆地北行度当金山口至敦煌然后西行入今日新疆。宋云也可以由西宁经柴达木盆地的南缘，越阿尔金山至新疆的婼羌。近代这条道路仍被利用，但不及西宁经都兰和敦煌然后转入新疆的那一条道路的方便。无论他当时采取哪一条路线，在他未达到柴达木盆地以前，他一定要经过今日的西宁，才可以达到西宁以西的赤岭，然后入吐谷浑。

在宋云以后，乾陀罗人阇那崛多由他本国东来长安。他经过于阗等处，“又达吐谷浑国，便至鄯州，于时西魏后元年也”。“周明帝武成年（559）初届长安”。鄯州是后魏孝昌二年（526）所置的，即从前的西平郡地。隋大业三年（607）罢州复为西平郡。郡治虽曾由西都县（今西宁）迁至湟水县（今乐都县），可见阇那崛多所经的路线，是由今日新疆和阗（古于阗），经过青海柴达木盆地而达西宁、乐都，然后东行赴长安。西魏废帝和恭帝都曾改元，但是都没有年号名称。北周“贺屯植墓志”有“魏前二年……赐姓贺屯”。《周书》卷二九本传中，植赐姓贺屯事系在文帝大统和恭帝元年之间，知道魏前二年便指废帝二年。可见这里的“西魏后元年”当是指恭帝元年（554）。

这类文献上的资料，如果再加搜寻，一定还可以再找出一些例子。总之，由文献资料来看，今日青海西宁在4世纪末至6世纪初，在当时中西交通路线上是占有相当重要地位的。现在这一大批5世纪的波斯银币在该地发现，更可替我们增添实物的证据了。

补记：据目睹出土情况的王丕考同志说，这批银币出土时装在小罐中，估计在100枚以上。罐中还有近20枚铜币，内有开元通宝和王莽时的货币（《考古》1962年第9期，第492页）。若然，则这批银币埋入土的时代当在唐初，但输入的时代仍有较早的可能。

196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