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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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阿斯塔那高昌古墓出土

1959年10月至1960年11月期间,新疆博物馆在阿斯塔那墓地先后发掘40座墓。发掘简报见《文物》1960年第6期,第13—21页;又1962年第7、8期合刊,第14页。据吴震同志来信说:“其中有8墓共出波斯银币10枚。M302(永徽四年墓志)、M325(出土显庆元年文书)各出2枚。M319、M322(龙朔三年墓志), M332(出麟德二年文书)、M337(显庆二年墓志)、M338(乾封二年墓志)、 M339(延寿三年=武德九年墓),各出1枚。”这次只寄来M302墓的2枚的拓本,其余的有4枚因锈重不清楚,有4枚一时找不到。我现在只能就这两枚来描述和说明(图3)。此外,附带一述M338出土的一枚。

图3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波斯银币(原大)

1.M302:025 2. M302:027

这2枚分别出M302的II号和I号女尸的口中,田野器物号为M302:025和M302:027。这墓出土有永徽四年(653)墓志。025号似曾剪边,直径2.6~2.8厘米,重2.9克;027号直径3.1厘米,重3.9克。两者正面都是半身的王者像,脸向右,发髻束成球形,悬于颈后。王冠底部有两列联珠,冠上部有二个或三个雉堞形的饰物,冠顶为一新月,上托一星,右左侧夹以两翅膀。冠前又有一小型的新月和一星,冠后也有一星。颈前有一新月,露于肩部之上。耳下垂有组成三角形三颗珠所成的耳饰,颈部有一联珠的项链,链的中央也下垂三颗珠子所组成的垂饰。左右肩各有两道联珠,由肩部下垂至胸前。这两道联珠旁各有一新月和星,分别饰于左右肩上。两肩又各上飘一条纽结形的带。婆罗钵文的铭文,便在这两条纽带的上方,排列法都是由上而下。右侧为王名YZDKRT,即耶斯提泽德(Yezdigird)。左侧两行,上行为复合的单体字,代表GDH,乃“王权(Kingship)”的意思;下行为AFZUT,乃“昌盛”的意思。联珠形圆圈的外框以外的边缘上,左右两侧和下方都有一个抱着五角星的新月。二枚的不同处是:025的王像,脸上有须,联珠形外框共有二道,框外的下右边缘有铭文(铭文似为A[F]D,即“良佳”的意思);027无须,外框仅一道,框外无铭文。

二枚的背面,中央为拜火祭坛,坛的基部为三级,坛的两侧各有祭司一人,正向站立。坛上火焰的左侧为一五角星,右侧为一新月。右侧铭文为铸地,左侧为年份。周围绕以联珠形外框二道或三道,框外的边缘上,左右上下各有一个抱星的新月。二枚的不同处是:025的铸地为BH,倭尔克以为即伊拉克的Bihkobādh,年份铭文不大清楚,可能为YA?DH? (十一年);而027的铸地似为UN或UZ二字母,不知指何地,年份为YADH,即十一年,相当于公元642年,即贞观十六年。

根据前面的描述,知道这两枚都是耶斯提泽德三世所铸。摩根的《东方古泉学手册》中便有这种银币的图绘(图4),可以和我们这两枚相对照。铭文中已指出王名为耶斯提泽德,而这种王冠(图5),更是耶斯提泽德三世所独有的,不会是同名的一世或二世。摩根(J. de Morgan):《东方古泉学手册》(Manuel de Numismatique Orientale)第1册(1923—1936),第330页,420和421图;波普(A. U. Pope)主编:《波斯艺术综览》第3卷(1938),745图。这是他的银币,可以无疑。

图4 伊嗣候银币(摩根书中420~412图)

图5 伊嗣候王冠的样式(波普书第三卷745图)

此外,M338出土的一枚,虽然没有拓片,曾承吴震同志将铭文描摹寄来。我们可以确定它是库思老二世(590—627年在位)时的银币。正面右侧铭文为王名HUSRU[I],左侧二行,上行为代表GDH的复合单体字,下行为AFZUT。背面左侧为铸地AHM,即今日伊朗的哈马丹(Hamadan)的古地Ahmat-ana,右侧为年份,HFTSIH(37年),即公元626年。在正面的圈框外,还有AD二个字母,和上述M302:025的正面框外铭文相同。我以为可能是AFD,其中F或不清楚,未曾摹出,也可能原来漏掉。这枚银币编号为M338:011,直径3厘米,重4克。这座墓出土乾封二年(667)的墓志。

耶斯提泽德三世,便是我国史书中的伊嗣候,或作伊嗣俟。《旧唐书》卷一九八《西域传》作“伊嗣候”,《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作“伊嗣俟”(皆依百衲本)。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4册,第75—76页,以为“正确译音当以伊嗣候为准确”,是也。他是萨珊朝的末代国王,在位时期为公元632—651年。637年巴格达被阿拉伯人所占后,他逃往中亚。642年阿拉伯军追至尼哈文城(Nahāvand),波斯实际上已被征服。651年他被刺死于墨尔夫(Merv),萨珊朝遂亡。661年其子卑路斯曾来中国乞师复国,未能如愿。《旧唐书》说伊嗣候于贞观二十一年(647)遣使入贡,当是前来请援。《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及卷一九八《西域传》,皆作贞观二十一年;《册府元龟》卷九六六亦然。《新唐书》卷二二一下,系于贞观十二年,疑误。这表示当时中国和波斯的关系的密切。波斯亡后,当有许多波斯贵族和富人,向东逃奔。位于交通孔道上的高昌,这时和稍晚的墓葬中有较多的波斯银币出土,自是毫不足怪的事。这次出土波斯银币的八座墓中有七座可以确定时代,其中除一座为延寿三年(626)之外,其余六座分别为653、656、657、663、665、667等年份,可以作为旁证。

1915年斯坦因在阿斯塔那墓群的发掘工作中,也获得三枚波斯萨珊朝银币,其中一枚出土于Ast. v.2.墓,已成碎片,不能鉴定属于何王;其旁侧属于同一家族的Ast. v.1.墓曾出土乾封二年(667)墓志;另外二枚同出于Ast. i.3.墓,乃荷尔马斯德四世(Hormazd Ⅳ,579—590年在位)、库思老二世(590—627年在位)各一枚。斯坦因:《亚洲腹地》(A. Stein, Innermost Asia)第2卷(1928),第993—994页,图版CXX,第18—19页。1928年黄文弼同志在吐鲁番雅尔湖一座高昌墓中发现一枚库思老二世的银币,与武德四年(621)开始铸造的开元钱同出。在原报告《吐鲁番考古记》(1954)中,原作者是听信当地一个毛拉的话,误以为这枚银币为阿拉伯王莫阿为岩(Mùawiya,661—680年在位)的货币。后来杨联陞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18期(1955)一篇文章中,照样援引,未察其误(第150—151页)。最近沙斐(E. H. Schafer)在他的《撒马尔汗的金桃——唐代外来品的研究》(1963)一书中,又转引杨联陞的文章,说这枚高昌古墓出土的银币,一面有祆教祭师,另一面有哈利发莫阿为岩的王名(第257页)。真可以说“以误传误”了。这些银币虽铸造年代稍早,但是相去不远,也可能是到这时期中才埋进去的。前面提到过的这次所发掘的M302墓,有乾封二年(667)墓志,但是所出土的银币,却是库思老二世的,可以作为一个显明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