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埋藏年代

这33批波斯银币的埋藏年代，不仅有的是在公元651年波斯亡国以后才入土的，并且有的连印铸或附加压印的年代也是在651年以后的。新疆乌恰县出土的947枚银币（第16批）中，有阿拉伯翁米亚朝代的“库思老二世样式”的281枚；其中有些正面边缘空白处（右下角）压印科发体阿拉伯文字“以阿拉的名义”；有的压印各种简单图案，如人头等的戳记。山西太原唐墓出土的1枚库思老二世银币（第15批）也有一个鸟形戳记。吐鲁番唐墓出土的1枚（表5,29, c），不仅在正面圈外有阿拉伯铭文，并且背面年份是30年，当是耶斯提泽德纪元，相当于公元661年。这些都是651年以后的半个世纪内翁米亚王朝东方各省（尤其是最东北的呼罗珊省）的“库思老二世样式”银币的特征。库车古城出土的1枚库思老二世银币（第4批），剪边成为重量仅达通常波斯银币的一半，这当是翁米亚王朝时太伯里斯坦（Tabaristan）所通行的银币，所谓“太伯里币”（Tabari dirhams）。651年波斯亡国后，太伯里斯坦仍维持独立一个时期。它的王朝（萨珊朝皇室支系）传代四世后到忽尔施德（Khurshid,711—761年在位）时才被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所灭。《册府元龟》（卷八七一）中记载天宝三年（744）和六年（747）陀拔萨惮国王阿鲁施多（“六年”条作“忽鲁汗”）曾遣使来华。这便是指忽尔施德。“忽鲁汗”当是王名简称加上突厥语“汗”（国王）。可见当时中国和这地区有直接往来。所以它那里通行的银币和上述的翁米亚王朝东方各省的铸币，都能在中国发现。

银币埋藏的年代，当然要比银币铸造年代为晚。但是它们的时间差距，长短不同。就这33批而言，其中有的埋藏年代相当明确（例如一些墓葬或塔基中所出的）。由表2可以看出，其中时距最短的只有十年左右，长久的达百年有余。

表2 萨珊银币埋藏年代（上）

有的虽然埋藏年代没有这样明确，但是依据墓中共存物或遗址年代，可以大体上推定是什么时候埋藏下来的。例如1915年发掘吐鲁番同一墓地中出土萨珊银币的两座墓，其中一座（v.2）的墓志是667年，另一座（i.3）的出土物相类似，当也是7世纪的。其他隋唐墓葬，也可根据随葬物来断代。详细情况见表3 （第7批洛阳唐墓M30出土的16枚萨珊银币，只看到2枚的照片，都是卑路斯的。恐怕这2枚不是16枚中最晚的，所以没有列入下表中）。

表3 萨珊银币埋藏年代（下）

另外一些银币，没有共出的遗物，出土情况又不明，我们只能根据钱币年代来估计它们的埋藏时间。这里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同一国王的银币10枚以上一起出土而不夹杂其他银币，或者两三代先后相衔接的国王，其银币一起出土的。我们可以推想它们埋藏时间不会距离最晚一枚的铸造年代很久，一般当在10~50年之间。例如表1中的第5、6、19批。另一种情况是仅有一枚单独出土（或同样的两枚）。这里我们姑且估计它们时间距离为50年左右。例如表1中的第3、4、12批等。当然一些长时期广泛流行的银币，如卑路斯、库思老一世、库思老二世等，埋藏的时间差距可能达到百年或更久。我们不能过于拘泥这些估计年数。不过我们可以说，从8世纪中叶（即萨珊朝亡国后约一百年）以后，波斯银币在中国境内便罕见了。因之，我们迄今为止的考古发掘中似乎没有发现过8世纪中叶以后所埋藏的萨珊朝银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