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学系的成立和发展

浙江的高等教育自清末以来虽不断有所发展，但与较为发达的基础教育相比，一直处于滞后的状态，尤其是1914年浙江高等学堂停办后显得更为薄弱，致使中学毕业生无法在省内继续升学，不得不远赴外地求学。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接受蔡元培提议，在全国试行大学区制，并将浙江作为试行大学区制的省份，在杭州成立国立第三中山大学（后改名国立浙江大学），使停办多年的浙江高等学堂得以恢复和发展，浙江的高等教育也因此跃上一个新的台阶。

1927年8月，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正式成立，改组浙江公立工业专门学校为第三中山大学工学院，浙江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为第三中山大学劳农学院，同时设普通教育管理处和秘书处，负责全省普通教育和教育行政管理事宜。1928年4月，第三中山大学改名浙江大学，7月接大学院令冠以“国立”二字，8月增设文理学院，并于秋季招生开学。学校设文理学院之目的，在于“一、提倡科学方法，以革新自由思想之习惯；灌输科学知识，以确定高等学术之基础；致力学术研究，以推广知识之界线。二、注重教育学之研究及教育方法制度之试验，以改进浙江全省之中小学及社会教育。三、搜集及整理浙江省自然及社会方面之材料……四、养成忠实勤敏之士风。五、造成通达明敏之社会服务人才。六、提高一般民众之知识”。至此，国立浙江大学既有“研究高深学术”的文理学院，又有“养成专门人才”的工、农学院，也符合“三院以上（须包括理、工、农、医各学院之一）得称大学”的规定，由此奠定了综合性大学的基础。

文理学院成立之初，分设10个学门，即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先设英文组）、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史学与政治学、体育学、军事学。其中，除哲学、心理学、体育学、军事学外，其余均为主科学门。1929年9月，中国语文、外国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史学与政治学6个主科学门及心理学门改称学系，其他3个仍称学门，同时增设生物学、教育学、经济学3个学系。

1938年8月，浙江大学增设师范学院，下设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等系。当时，文理学院仍有教育学系。1939年8月文理学院分立后，文学院也设教育学系，但人数不多，且课程设置与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完全相同。

一、文理学院教育学系

虽然，教育自古以来就已有之，但将其作为专门学科进行研究则开始于近代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教育学理论伴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传入中国。随后，各类高等学校陆续设置以研究教育理论、培养教育科学人才为宗旨的教育学系。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是我国高校中较早设置的教育系科之一，并于很短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大学的教育学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

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成立之初规模并不大，但拥有一批知名教授担任教职，诸如郑晓沧（1892—1979年）、孟宪承（1894—1967年）、俞子夷（1886—1970年）、庄泽宣（1895—1976年）、黄翼（1903—1944年）和沈有乾（1900—?）等。他们大多有留学欧美或出国考察的背景，以及在国内著名高校任教的经历。郑晓沧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赴美留学，曾经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18年秋学成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和国立东南大学教育学教授以及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达10年之久，随后到浙江大学创办教育学系，是教育学系第一任系主任。庄泽宣1916年从清华学校电机工程科毕业后赴美留学，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学习，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和厦门大学心理学教授、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学系系主任兼教育研究所主任，1934年到浙江大学，曾任教育学系系主任。孟宪承1918年留学美国华盛顿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20年又转赴英国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深造，攻读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教育史等，1921年11月回国，先后在圣约翰大学、上海光华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和蓝田湖南国立师范学院等校执教，他与浙江大学的缘分更深，三度（1929—1933年、1938—1941年、1946—1951年）在教育学系任教，共计12年。俞子夷曾赴日本和美国进行考察，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国立东南大学担任过教职。沈有乾于1922年起先后留学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实验心理学、统计学和数理逻辑学，后获得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黄翼1924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学堂，后赴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专攻心理学，1930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归国后即应聘于浙江大学，为当时全校最年轻的教授之一，可惜因病英年早逝。

教育学系的教师都学有专攻，他们在从事研究的基础上分别开设教育概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统计、教育行政、教育史、比较教育、学科教学法等课程，并在教学上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郑晓沧上课“总是那样温和、谨慎、谦虚、庄重和周到”,“从不疾言厉色，他要纠正我们的时候，总说‘你看，假使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一点’”；沈有乾“个子很高，声音低沉，颇有磁性”,“他在授课时，一开口便入正题，绝少不相干的话”；黄翼“翩翩年少，风采绝尘”，他所教的儿童心理学和变态心理学是“非常叫座”的；俞子夷“口齿清晰，讲解扼要，对小学教学有丰富的经验，他所讲的，差不多都是实例”；庄泽宣“授课和指导研究极为认真”,“对社会组织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十分注意，因此他所指导研究的几篇毕业论文都是有关这方面的”。

教育学系成立的头几年，规定本科四年的课程分为院共同必修课、本系必修课、本系选修课三类。一年级新生的院共同必修科目有国文、英文、伦理学、哲学概论、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初等数学、无机化学、普通地质、地形学等，本系必修课为教育原理。文理学院十分注重一年级学生的基础课程，均派各系相关的教授任课。从二年级开始，教育学系开设教育类专业课程，其中二年级教育类课程包括教育概论、初等教育、理论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三年级教育类课程主要有教育统计、教育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等。学生除了修习院、系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可以选修其他课程。

1936年4月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后，针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提出大学教育的目标“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大学生必须具有“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在大学教育的方法上，他认为现行制度中最大的缺点是“专重知识的传授而不注重训练智慧，过重于用授课方法来灌输各国学者已发明的事实，而对于思想的训练方面全未顾及”，并强调“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供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主动求知和不断研究的能力”。本着这样的指导思想，学校通过以下途径对学生加强智能方面的训练：一是频频举办学术讲座、学术讨论会，在学校形成浓厚的学术研究氛围，使学生置身其中耳濡目染，从而提高求知欲望，养成思考习惯，达到训练思维方法之目的。二是要求高年级的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加研究工作，熟悉研究过程，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为日后从事独立研究打下基础。三是注重教学中的实验环节，以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教育学系自1936年起也相应出台了几项措施：一是设立各年级指导，一年级由庄泽宣、沈有乾负责，二、三年级由黄翼负责，四年级由郑晓沧、俞子夷负责。二是要求学生进行教育专题研究，由教师具体进行指导。三是重视教学实习，1936年度第一学期教育学系四年级的小学学科教法由俞子夷担任指导，该课程排定每周参观或实习3小时、讨论1小时、演讲2小时，于第一周周三上午到杭州市立横河桥小学参观，从第四周起指派同学分班实习（见表1-1）。

二、师范学院教育学系

抗日战争时期，为保存国家高等教育的实力，沿海地区很多大学纷纷迁往内地。在内迁的过程中，有的大学经过合并组合，各自的优良传统和学科优势得以进一步发扬，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合大学；有的大学克服重重困难，坚持独立办学，使学校在逆境中仍得以发展壮大，最为典型的是经辗转搬迁、行程万里，从一所地方性大学崛起成为全国著名高校的浙江大学。

1937年8月13日，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上海。紧接着，敌机频繁地在上海至杭州、上海至南京的铁路沿线进行轰炸，空袭警报声不绝于耳。当时，杭州许多学校已经开始疏散或向内地搬迁，但浙江大学仍于9月20日照常开学，只是将一年级新生暂时安排到远离城市、环境幽静的天目山禅源寺上课。11月5日，日军在距杭州只有100余公里的全公亭登陆。为使学校教学能够继续进行，浙江大学师生于11月11日至13日分3批离开杭州，开始了两年多时间的搬迁历程。

学校搬迁的第一站是距离杭州西南约240公里的建德县城，1000余名师生夜间登船沿富春江西行，11月15日全部到达，借用当地的林场、天主堂、孔庙及民宅作为教室和宿舍，19日便开始复课。此时，战火仍在继续扩大，日军占领上海后步步向南推进，浙江省政府也已离开杭州迁往浙江南部。12月24日，杭州沦陷。这一天，浙江大学师生再度踏上征程，从建德向江西吉安迁移。因战时流亡人数多，车船难找，大部分学生沿铁路步行，平均每天只能移动30公里，到达吉安时正值放寒假期间。学校就借用白鹭洲的中学安排学生进行期终复习和考试，稍作休整后继续南迁到泰和县城郊的上田村。

对一路颠簸的师生来说，泰和县上田村可算得是“世外桃源”。他们以大原书院为校总部，以宗祠作大礼堂，以乡里富豪的藏书楼为图书馆，开始正常的教学和研究。乡间条件虽然艰苦，却十分安静，是读书的好地方。教育学系的学生和大家一样，“黎明即起，在朝阳之下，漫山遍野，朗诵默读。此番景象，凡曾参与其间过的，当会没生不忘。白日既匿，又复三更灯火，埋头苦读”。是年，教育部派员赴各地大学进行巡视，得出的结论是“浙大最能安心上课”。

1938年8月，浙江大学为解决浙江及东南沿海各省缺乏中等师资的困难，增设师范学院，下设国文、英语、教育、史地、数学、理化等学系。此时文理学院仍设教育学系，不过教育学系的师资归属于师范学院。学校办师范学院的宗旨是重实质轻形式，许多基础课的教学由文理学院的教师担任，行政机构亦力求简单，但对学生质量的提升从不放松。

不久，因战火蔓延到江西北部，浙江大学被迫于1938年9月中旬进行第三次迁徙，10月底到达广西宜山，以当地原工读学校为总办公室，以文庙、会馆为礼堂和教室，另在东门外标营搭盖草屋为临时教室和学生宿舍，于11月1日开始上课。在宜山时，师生们经受了生死的考验：三分之一的人感染疟疾，有的甚至丧失生命；1939年2月5日日军飞机以浙江大学为目标投弹100多枚，幸未伤及生命，但物质上遭受很大损失。这一时期，浙江大学在坚持教学的同时，实施了几项重大决策：一是经竺可桢校长的提议和校务会议的决定，以“求是”为浙江大学校训；二是在恢复成立中文系的基础上，将文理学院分立，独立后的文学院仍设教育学系；三是全面实行导师制。

导师制是西方大学实行的教训合一的制度，即由一个导师带若干个学生，既进行学业上的辅导，又对学生的生活和道德行为负责。竺可桢对此极为赞赏，他一到浙大就在演讲中向全校师生做了专门介绍：

英国大学如同剑桥、牛津均用导师制，师生之间，接触极多。就是德法大学，虽是大学生极为自由，寻常连考试也极少，但是在实验室里，每个教师所收的学生，为数很少，学生很有机会能与教师接近。就在美国，最近七八年来，在几个有名的大学里，如耶鲁哈佛，也慢慢通行导师制了。从哈佛大学历年校长报告，我们可以晓得该校实行了导师制后，学生成绩比前优越。

为了改变以往大学教育中“教师在校上课，退了讲堂以后，就与学生分手不见面”的现象，竺可桢于1937年秋季率先在一年级新生中试行导师制。当时，战争的硝烟已临近浙省，浙江大学开始考虑迁校的问题，这一年进校的250余名新生暂时被安排到浙西名胜之地——天目山禅源寺上课。在竺可桢看来，天目山远离城市，环境幽静，加之师生朝夕相处，融融一堂，不仅课业质疑极为便利，德行陶冶尤可砥砺，是实行导师制的理想之地。导师制试行了一年后，1938年冬便在全校全面铺开。

浙江大学在广西宜山实行导师制时，广西教育厅厅长雷沛鸿（1888—1967年）热心相助，教育学系的教授也积极参与其中。为了使全校师生对导师制的实施有明确认识并有章可循，学校组织制订了《导师任务案》和《训导目标案》，其中《训导目标案》由雷沛鸿、郑晓沧、孟宪承等拟订。《训导目标案》将训导目标分为学、服务、持躬接物3项，具体又分24目：（1）实事求是，探究真理；（2）以学问贡献民族、利益人群为志节（学问为济世之本）;（3）抱独创发明之宏愿；（4）尊重智慧及其运用；（5）博学（广博、宽容）;（6）审问（好奇、虚心）;（7）深思（精密、透彻）;（8）明辨（颖悟、正确）;（9）忠爱民族、坚贞不移；（10）见义勇为；（11）相爱相助（有合作精神）;（12）负责任，守纪律；（13）能服从，能领导（有组织力）;（14）守信（守信无伪）;（15）有恒持久，精进不懈；（16）注重工作效率；（17）仁爱（仁爱为接物之本）;（18）孝悌（孝顺为齐家之本）;（19）和平；（20）愉悦；（21）勤俭；（22）整洁；（23）谨慎威仪；（24）从容中礼。导师制实施的具体方法为：各导师须每周至学生膳堂内与学生会餐一次，餐时及餐后留意学生生活并与学生交谈；全体导师每月举行会议一次；各导师领导学生人数，暂以12人为原则；三、四年级学生以本系教授为导师，二年级学生以本系教授或任课教员为导师；各导师定时或随时与学生谈话，解答启导。

1939年11月15日，日本军队在北海龙门港登陆，南宁很快失陷，宜山也天天处在警报声中。11月28日，校务会议决定立即迁校贵州，于是浙江大学又进行了第四次迁徙。桂黔之间，山峦重叠，交通运输极为困难。当时正是隆冬季节，师生们一路顶风冒雨，在赶路的同时，还得协助学校搬运图书，行进得十分艰难。1940年2月，浙江大学正式迁到遵义，一年级在青岩上课，二、三、四年级在遵义上课，又以遵义以东75公里的湄潭县城作为分部。1940年冬，学校的布局又做了如下调整：文学院、工学院和师范学院的文组设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和师范学院的理组设在湄潭；一年级设在离湄潭县城15公里的永兴，原青岩的临时校址不再使用。遵义地处贵州北部乌江支流的河谷盆地，北有娄山关作屏障，南有乌江天险阻隔，是该省经济和文化较为发达的地方。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到达此地，召开了举世闻名的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点；而今，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浙江大学师生也辗转来到这里，在革命的圣地找到了安静、稳定的教学和科研环境。

这一时期，教育学系的规模在逐渐扩大，学生数量维持在50～70人，教师队伍中虽有人未随校迁徙（例如俞子夷），有人因故调离，但也不断得到新的补充，例如在广西宜山时陈立的到来，加强了心理学教师的力量。陈立（1902—2004年）1928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1930年去英国留学，1933年获伦敦大学理科心理学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中央研究院和清华大学合聘的工业心理研究员。至1943年，教育学系有教授7名（郑晓沧、陈立、黄翼、胡家健、李相勖、朱希亮、王倘），副教授1名（吴嚮），讲师2名（陈学恂、计克敏），助教2名（周淮水、黄友松）。当时，全系分设教育和心理两组，对心理组的教师和学生来说，实验室与实验设备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不影响教学和研究，在系领导和心理学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心理组将遵义老城子弹库的10多间小房子作为实验室，在大房间中存放试验仪器及书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学系的心理实验室一直珍藏着可供实验参考的各种外文的心理学杂志和外文心理学学报，共计30多种，即便抗战期间几经迁移，也没有丢失过一本。

在遵义的近7年中，没有敌机的轰炸，也无跋涉之劳顿，但物质条件仍是十分艰苦：“教授们大多租住民房，一家人住一二间屋，瓦木结构，没有电灯和自来水，冬冷夏热；桌几床铺将就借用，为数也不多；天雨时泥泞屋漏，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上课教室远，要走几条街，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学生们住在大宿舍里，双人上下铺，自习多有坐在床上的；自习桌子很小，用桐油灯照明，灯油不多，有的为多一点自习时间，常两人合点一盏灯以节约用油。三更灯火中大家都是一双被烟熏过的黑鼻孔。教学和试验用品也很简陋，光线很差，又必须仔细作笔记，用的是土纸和自制的墨水，书写要有较高的技巧才行。”

尽管如此，学校对于教学的要求丝毫没有降低，一方面强调基础课教学，要求学生有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鼓励跨院、系选修课程，以达沟通文理和扩大知识面的目的。当时，教育学系的教学体现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注重基础课教学，英语、国文、人文科学（包括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及地理）等课程，均由文科各系有名望、教学经验丰富的教授执教。如英语教师由英文纯熟的郑晓沧担任，国文教师是古典文学修养很高的薛声震，教中国通史的是学识渊博的历史系教师黎子耀。

第二，重视专业课训练，普通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教育统计、心理测验、中外教育史、比较教育、训育原理等课程，均由教育学系教师执教。如教育概论由孙祈任教，普通心理学、教育统计由朱希亮任教，教育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心理测验由陈立任教，西洋教育史由王倘任教，中国教育史由陈学恂任教。

第三，注意学生兴趣，开设选修课。选修课的范围很广，有道德哲学、德育原理、儿童文学、青年训导、乡村教育、社会教育、职业教育、女子教育、生理学、卫生教育概论、中国伦理思想史等（见表1-2）。为了增加毕业生的就业机会，教育学系还要求学生在主修教育学科的同时，在别的系辅修一门学科。

第四，注重理论结合实践，开设一些结合实践的课程，如初等教育、中等教育、训育原理、教材教法等。这些课程的执教者均为有实际经验的老师，如教中等教育的胡家健同时兼任师范学院附属中学校长，教训育原理的李相勖行政经验十分丰富，教初等教育的吴嚮常带领学生去中小学参观访问。

在遵义的几年中，由于教学秩序稳定，教师授课认真，学生获益很大。有一位当年的校友在回忆文章中如数家珍地谈起母系的教师：

黄翼老师治学严谨，教学法极好，所举例证生动有趣，“考试时问答题与新式测验题并用，非有充分准备，不易通过，且能考出学生们的真才实学”。陈立老师“来浙大任教之初，据说因求教学方法的改进，当他上课的时候，陈师母常来旁听，以观察学生们的反应，退而提供意见，以供参考”。李相勖老师“曾做过国立中学校长，行政经验丰富。讲课时有条不紊，而板书尤为工整。他还有一个习惯，闻铃即下课，从不迟延”。胡家健老师兼任附小及附中校长，“行政经验丰富，教学极为认真。他是一位富有高度智慧且具行政长才的教授”。王倘老师早年曾在江西省教育厅任科长，“深悉基层教育，且具行政经验。他为人和善诚恳。而躯体昂藏，不失为一健者”。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遂告胜利结束，西迁黔北的浙江大学也准备复员东归。是时，杭州原浙江大学校舍已被日军破坏得支离破碎：刀茅巷“化学系及生物系原有房屋全部被毁，已成一片瓦砾之场”，罗苑仍为军队占领，华家池农学院“昔日之辉煌大厦、暖房，全遭拆毁，连钢骨水泥底脚之建筑亦无余存”，大学路的大礼堂、图书馆、体育办公室等完全被毁，唯有“校长公舍、会议室、文院教职员宿舍、外文系、培育院、教育系、数学系及新教室大厦各屋，虽已破残不堪，尚可加以修理应用”。经过半年的突击建设，1946年9月浙江大学师生重返校园时，“大礼堂、大办公室及单人宿舍与工学院之北大楼，图书馆，工院礼堂，化工、电机诸室大致修竣”，华家池农学院也已新建，师范学院则搬入罗苑。

浙江大学迁回杭州后，依然处于不安的环境之中，时局动荡，物价飞涨，师生们的生活极其困难。尽管如此，学校始终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教育学系在艰难中仍然有所发展。据1948年统计，教育学系教师在原有基础上有所增加，共计有16人，其中教授9人（陈立、李相勖、孟宪承、郑晓沧、俞子夷、潘渊、朱希亮、王倘、王承绪），副教授4人（陆永福、吴嚮、沈金相、赵端瑛），讲师1人（陈学恂），助教2人（曾明州、周淮水）。1946—1949年，教育学系的学生人数维持在110人左右，其中1947年第一学期人数最多，共有119人（一年级33人，二年级31人，三年级25人，四年级27人，另有文学院教育学系3人）。

这一时期，全国学生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声势空前高涨。1947年5月，浙江大学与南京、上海、北平、武汉等地的大学一起联合罢课，要求政府停止内战，增加学生膳费和教育经费，后因武汉大学3名学生惨遭枪杀，北平、上海发生多起学生被捕事件，风潮扩大，延续至一月余。当局对于学潮采取严厉镇压的态度。是年10月，杭州警察二分局秘密逮捕浙江大学农艺系学生于子三、郦伯瑾及来自上海的浙江大学毕业生陈建新、黄世民，并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地下党外围组织新民主青年社华家池分社负责人于子三。1948年8月，省政府派特种法庭的警察到浙江大学来抓捕进步学生吴大信。不久，教育学系二年级女生李雅卿也在其寓所被捕。

教师们对政府所采取的暴力手段极为愤怒，如舒鸿教授曾陪同竺可桢校长到监狱探望被捕学生，并在教授会上痛斥国民党政府杀害于子三的罪恶行径。浙江大学学生集会公祭于子三时，一批暴徒冲进会场大打出手，他挺身而出，号召学生拿起棍棒进行自卫。教育学系的学生和其他学生一起投身到抗议国民党暴行和营救进步学生的活动中，尤以耕耘社的成员最为活跃。耕耘社是1946年秋教育学系部分学生成立的进步社团，其中有中共地下党的成员。该社团成立后，组织其成员学习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及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著作；成立“叮 歌咏队”，演唱《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南泥湾》和声讨蒋介石的歌曲《你，你，你这个坏东西》等；团结并发动全系同学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据当事人回忆，1948年下半年，耕耘社的成员有王绮、丁国祥、董远骞、孙开源、张再兴、宋淑持、郑明霞、刘季会、冯紫仙、舒锦华、张琯文、姜之篪、金锵、朱祖祥和彭喜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