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学术研究的开展

大学不仅要承担培养人才的责任，还应肩负科学研究的使命。一所大学也只有重视开展学术研究，才能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美国留学期间亲身感受到国外大学中浓厚的科学研究气氛，因而充分认识到科学研究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以及大学与科学研究之间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他执掌校务后，十分强调教授不仅要勤于教学，而且要精于研究，并想方设法增设研究机构，创造研究条件。教育学系的教师置身于综合性大学良好的学术氛围之中，潜心研究，成果突出。21世纪初年，由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郑金洲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收入了一批影响较大、领学科风骚的著作，其中包括当时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教师庄泽宣、孟宪承、俞子夷和沈有乾等人的研究成果。

一、教育与心理学研究

教育学系从开始成立之时就拥有一批知名教授，他们通过到国外留学或考察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科研意识和研究基础，因而在“传道、授业、解惑”的同时，将自己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和聪明才智倾注于教育和心理学的研究之中。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不但与自己的专业方向紧密结合，而且十分关注当时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在促进西方教育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郑晓沧留学美国期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他回国以后翻译了杜威的《我的教育信条》《儿童与教材》《兴趣与努力》等著作，为学校编译了《杜威教育哲学》等多种教材。他在1930年撰写的《杜威博士治学的精神及其教育学说的影响》一文中说：“现代教育学说中握世界上最高权威的——即得到能够努力于教育事业多数人或大多数人之信仰的，便要算杜威博士的教育学说了。”郑晓沧到浙大后，行政工作十分繁忙，但一直坚持从事教育科学研究。他于1932—1935年间翻译了美国女作家露易莎·梅·奥尔珂德（Louisa May Alcott）的著名小说《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在《小男儿》的“译序”中写道：“凡有事于教育者——教员、师范生及一般父母——从本书应可得到不少有益的启示。”1936年9月，他发表《大学教育的两种理想》一文，把以英国大学和德国大学为代表两种理想的目标，用中国人惯用的语言概括成“君子”和“学者”，指出“今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1939年在广西宜山时，他连续举行一系列学术讲座，内容有“知识之伟力”“求知之途径”“发挥群力”“国士之器”“孔子对于学问及其教人为学之方”等，就大学教育的诸多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

庄泽宣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不仅在比较教育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教育、职业教育和民众教育均给予很大的关注。他撰写的《教育概论》共16章，“所论之范围极广，其精神悉以最新之教育学说为准”，且注重各国的比较，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它“既是一本中外教育史学，又是一本比较教育学”。他撰写的《各国教育比较论》和《各国学制概要》分别于1929年和1931年出版，前者是我国最早的比较教育专著，对英、美、德、法四国的学校系统、教育行政、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进行了比较研究。他注重研究民族性与国民教育的关系，在探讨“教育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了四个标准，即教育必须合于中国的国民经济力、合于中国的社会状况、能发扬中国民族的优点和能改造中国人的劣根性。在浙大任教期间，庄泽宣与青年教师陈学恂合作完成了《民族性与教育》，该书于193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组织学生翻译1933年出版的美国比较学者康德尔（I.Kandel）的著作《比较教育学》。

孟宪承在文、史、哲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对教育的研究也涉及甚广。他于20世纪30年代先后撰写了《新中华教育史》《教育概论》《西洋古代教育》《大学教育》《民众教育》等著作，不仅着眼于中外教育发展历史的研究，而且注重探讨如何将国外先进的教育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其中，《教育概论》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发行29版，在教育界产生很大的影响，堪称我国教育理论近代化发展过程中的经典性教育学教材；《大学教育》一书借鉴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大学教育经验，就大学的理想、设置与管理、内部结构、教授与学生等问题逐一进行探讨，是当时国人研究大学教育的代表作。1946年，孟宪承与陈学恂一起对1933年撰写的《教育概论》进行增订，定名为“教育通论”，于194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教育通论》在《教育概论》的基础上增加了教育史部分，包括中国教育的演进、各国教育的普及和大教育家的思想三章，其余部分也增添了资料，使论述更为充分。

俞子夷一直致力于小学教育研究，并努力将杜威、桑代克、克伯屈及赫尔巴特的理论和小学教学实践结合。他在教育学系执教的同时坚持到师范学校兼课，以便更好地积累相关的经验。20世纪30年代，俞子夷与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朱晸旸合编《新小学教学法》《新小学教材研究》《新小学教材和教学法》，与小学校长沈寿金合编《小学教材和教学法》，还编写出版多种有关算术教学法的书，其中以《小学算术教学之研究》最有特色。1948年，北新书局出版了他主编的一套国民教育辅导丛书，他亲自执笔的有《初级珠算教材》《低级算术游戏方法》《低级算术游戏用具》《珠算新方法》等；商务印书馆和正中书局出版了他编写的《小学教育实际问题》《算学概要》《民教班算术教学研究》《怎样训练心算》。

教育学系的教师在心理学研究方面也取得很大的成绩。沈有乾从事教育统计和教育心理研究，他撰写的《教育心理》一书1935年由正中书局出版，另一本代表作《教育统计学》1946年由世界书局出版，后者在写作中以实例引入理论和方法，对推动教育统计学的广泛应用起了很大的作用。黄翼悉心于儿童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研究，主张从生物学、物理学角度研究心理现象。为此，他创建了心理学实验室，后来学校西迁时虽条件不具备，但仍坚持请机械系教师帮助制作简易的实验设备，继续从事实验和研究，先后写出7篇实验报告，辗转带至美国发表。陈立是我国介绍并运用因素分析的第一人。他于1939年应聘到浙大后就开始从事智力发展规律的研究，共编了10种测验，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近800名学生进行测试，计算了近400个相关数据，进行繁复的因素分析，结果证明因素组成随年龄增长而简化。他所写的论文《一套测验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分析》1948年在美国《发展心理学》杂志发表后，受到国际心理学界重视。1947年，他的另一篇论文《配对测验的校正公式》在美国《教育心理学》杂志发表。

二、教育与心理学实验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学系的教师在教育科学化思想的指导下，注重开展实验，用科学的方法从事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如为使儿童心理学研究有一个观察和实验的基地，在黄翼的建议下，教育学系于1935年创办了培育院。该院招收2岁半至5岁的幼儿20人，每半岁一个阶段，每阶段各有4人，便于教育学系学生进行儿童心理和儿童教育等方面的观察和实习。院内教师除了要按卫生心理的原理对幼儿实施教育外，凡关于儿童的身心发育、生活习惯、情感运动及社会态度等，都加以相当的观察、检验、调查及记载，编成个案，以此作为个别指导的准备。主任及教师每周聚会一两次，先讨论所得材料，再决定所做的工作。而教育学系选修儿童心理学的学生，每人必须选定一个孩子，对其进行系统的追踪观察和记录。培育院活动室后面有一观察室，仿效美国耶鲁大学的布置，使观察室里的人可以看到活动室，活动室里的人无法看到观察室，从而有利于获得真实的观察效果：“室在活动室之东，两室间隔墙板壁，挖去一截，长与墙等，高约三尺嵌以两层铁纱。观察室里面墙壁，全部漆黑，门缝用黑纸糊密，门内悬深黑帷幕两层，使出入时亦不甚透光。活动室一面之铁纱，则加白磁漆，使尽量反射光线，自观察室隔纱视活动室，人物动作，了如观火。自活动室视观察室，则白沙一片，两层映出幻文而已，纱后人物，一无所见也。观察自内铁纱下安置木板一长条，下设条凳，观察者可安坐作记录。室南北通两廊门上，装有木制通气箱各一具。”教育学系的学生在对幼儿进行观察的基础上从事专题研究。当时学生在培育院收集研究素材并完成专题研究，而发表的文章有祝其亲的《儿童语言之功用》（载《中华教育界》）、邱壁光的《儿童性格评估法》（载《教育杂志》）等。

抗战结束后，为加强国民教育的实验研究，浙江省教育厅于1947年2月在杭州西湖区设立“浙江国民教育实验区”，并会同浙江大学师范学院和杭州市教育局成立实验区指导委员会和推行委员会，由俞子夷担任主任。作为实验区的负责人，也作为我国近代小学算术教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俞子夷具体主持小学各科教材教法改革的实验研究工作。实验区自1947年5月开始在各校轮流举行研究会，每次研究会事前有预定的研讨范围，由相关学校先行准备，研讨时实验区的指导委员到会进行指导或教学演示。俞子夷为实验算术随机教学而设计的一批游戏方法和用具，以及珠算笔算混合教学实验均在研究会中得以讨论和推广，取得了“易学易教”的效果。1947年7月中旬，俞子夷主持消夏进修会，指导教师如何开展实验研究工作，作了“随机教学”“怎样教学读书”“珠算笔算混合研究”“常识教学实际问题”等专题讲座，还布置研究课题，让教师结合教学实践制订计划，为开学后开展实验做好准备。实验区在成立的一年多时间里，在以俞子夷为首的实验区指导委员会的努力下，很好地发挥了推进实验研究和提供办学示范的作用。1947年，实验区从事的实验研究和推广事业见表1-3。

三、教育学会和研究会

为了加强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教育学系先后成立教育学会和研究会，并鼓励学生参与其中，通过举办各种学术活动，达到开拓学术视野、培养研究能力的目的。

1931年10月9日，文理学院举行教育学会成立大会，教育学系全体学生皆为会员，教育学系教授皆为名誉会员。教育学会的宗旨是“使会员间于知识上能互相攻错，于行动上能互相砥砺，以期养成精神和理智的结合”。根据会章规定，教育学会的重要事务包括聘请专家举行学术讲座，指定会员作专题研究或读书报告，进行参观访问，举行定期茶会及郊游，发表本会研究成绩等。教育学会成立后，经常组织各种学术讲座，开展互访学习、交流座谈等活动。如1935年接待中山大学教育考察团，并组织学术报告和讲座；1937年4月在浙江大学召开中国教育学会全体理事会议，同时组织四年级同学报告考察京沪教育实况并展览各种教育照片；1937年与之江文理学院教育学会举行联欢，并作“如何使教育发展创造之能力”的专题演讲等。教育学会为达到“研究教育学术，联络会友感情”之目的，还发行刊物以做宣传。起初的刊物名为《教育通俗》，后因学校西迁，印行困难而终止。在贵州遵义时又出版《教育论坛》，分甲、乙刊两种，均系半月刊，以研论教育问题为宗旨，内容分教育论著、教育文艺以及教育名著介绍等。

1936年10月，为了推动学术研究的开展，经郑晓沧提议，教育学系系务会议决定每月举行研究会一次。随后，教育学系连续举办了多次研究会，除教师外三、四年级的学生均须参加，外系学生有兴趣也可参加。研究会有时作专题演讲，如聘请梁漱溟讲演“中国农村建设”、沈有乾讲演“各种汉字改革建议之比较”等；有时进行专题讨论，议题内容广泛，如庄泽宣主持讨论“教育社会学的客观基础”、郑晓沧主持讨论“教育与政治”、蒋伯谦主持讨论“从大学入学考试成绩中讨论中学生之学业指导”、黄翼主持讨论“完形心理学与教育之关系”、俞子夷主持讨论“小学教师的专业训练”等。

四、成立教育研究所

大学欲充分发挥学术研究的功能，必须成立相应的研究机构，形成专门的学术梯队，在组织上、人员上得以保证。浙大原先并无研究机构，是竺可桢任校长后才逐一成立起来。当学校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理科研究所数学部和史地教育研究室率先成立；定居遵义时，工科研究所化工学部、理科研究所生物学部、农科研究所农业经济学部先后成立，同时浙大研究院成立。抗战结束，学校复员回到杭州后，又陆续成立了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教育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所和人类学研究所。

1947年，教育学系向教育部呈请设立国立浙江大学教育研究所，提案中关于设立教育研究所的理由有三：

其一，教育学系自设立以来已二十载，素以研究工作为重。图书设备，年有添置，抗战播迁，幸未损失，于研究设备已粗具始基。过去的研究成绩，因乏相当组织，均由各教授自行交与书局印行及在各杂志发表，数量亦已不少。故就设备及教授之研究成绩而言，为促进研究工作，实有设立研究所之必要。

其二，我国教育学术宜亟谋独立，为时论所重。我国教育之理论及制度，绵续二千余年，可资探究发扬者，靡有穷尽，清末西制东渐，新旧理论制度，如何构合交融，以符国情而宏教化，应待研究之问题，既迫切而又浩繁，本校教育学系愿尽设备人才之可能，分任一部分教育理论、教育史、比较教育及教育心理之研究，以期于我国学术之独立作一得之献替。

其三，本校今岁奉部令与浙江省教育厅会同在杭州市设立浙江国民教育实验区，从事国民教育各项问题之实验研究与推行，初办以来，规模粗具，各项研究工作之进行亦尚顺利。惟求实施推行之有效，若干问题必付诸较为专精之研究，非藉研究所之设立不可。实验区之设备与人力实不足以求此，设研究所与实验区能相互辅翼，则功效自可期其较著也。

此提案经校务会议决议通过，上报教育部。经批准，教育研究所于1948年正式成立，由郑晓沧任主任。教育研究所拟定的规程包括以下内容：（1）研究所分设教育史与比较教育组、课程教法组、基本教育组、测验与测量组和发展心理组，每组设导师一人或二人，负指导研究生之责；（2）研究所每两月举行所务会议，由主任及各组导师组成之；（3）研究所接受其他政府机关之资助，及学术团体或私人所捐助之奖学金；（4）研究所接受公私团体之委托，研究教育上之特殊问题；（5）研究所应研究之需要举行调查及考察；（6）研究所导师及研究生之著作，经所务会议认可，得由本所出版，刊物分甲、乙两类，皆为不定期刊物。

教育研究所自成立后每年招收研究生，并制订相应的培养计划，设公共必修学程4门，各组专门学程各两门，每门各4学分。学程分类、名称及任课导师情况见表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