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

现代大学自诞生以来，其肩负的使命经历了从单纯的保存知识、传播知识，发展到教学、科研并重，继而转变为具备社会服务、教学、科研多方面的功能。而且，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人们把提高民族素质与改变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教育界更是将发展国民教育和民众教育视为分内之事。因此，教育学系的师生不仅认真教书、学习，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积极参与服务社会的实践活动，他们无论在杭州还是在学校西迁途经的各地，都利用自己所拥有的文化知识，协助推进当地的国民教育和民众教育事业。

一、创办民众实验学校

鉴于民众教育的实施无成规可循，施教形式也多种多样，办理人员须受专门训练方能胜任，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于1930年9月在杭州成立。教育学系的孟宪承参与筹建，并任校长。该校设社会教育行政专修科和师范科。专修科招高中毕业生，学制一年；师范科招初中毕业生，学制三年。学校课程分必修和选修两种，必修科目又分基本训练学科和专业训练学科。基本训练学科有公民、国文、军训、伦理学、体育、生物、理化大意、历史、地理、工艺、图画、音乐、社会组织和社会问题、心理学概论、教育心理学、教育概论等。专业训练学科有民教概论、民教实施法、社教行政、民教实际问题、民教实习、教材研究及教学法、乡村建设等。选修学科有英文、日文、民众文学、教育史等。

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师资阵容强大，水平很高。建校之初，在校长孟宪承的努力之下，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尚仲衣、浙江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郑晓沧、省教育厅第三科科长赵冕、中央大学教育学学士沈金相等一批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实验指导教师、生活指导教师也均至少具有师范学校学习的经历。据1931年秋季统计，该校40名教职员中师范学校以上毕业者共35人，其中7人有海外留学经历。

民众教育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其理论、方法、各项事业，包括人才培养均无成规可寻，因而重视实验、开展实验是十分必要的。为此，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专门设立实验部负责该项工作，下设实验民众教育学校和实验民众教育馆。两者均创立于1930年10月，前者以杭州市新民路一部分为实验区，主要从事民众学校研究，研究课题有民众学校的各科教材与教学法、训育实施法、招生与留生问题等；后者以杭县第六区为实验区，以研究民众教育馆的组织与实施为中心，主要从事民众教育馆的组织与活动方法、民众茶园、生计教育等方面的研究。孟宪承曾于1930年11月15日专门写了《怎样做民众教育的试验？》一文，强调要“集中精力，用严密的方法，做一点科学的问题的试验工作”。

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通过设置师范科为全省培养了一定数量的民众教育师资，通过实验研究为全省的民众教育，主要是民众学校教育做出了贡献。同时，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所设的实验机构在开展实验的过程中，直接为实验区扫除了一定数量的文盲，提高了区内民众的健康水平，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区内民众的生活。

1948年，教育研究所成立后，也首先将民众教育的实验和研究列为重点，成立城市实验民众学校，以学校附近的三堡为实验区域，以15岁以上45岁以下的失学成人为实验对象，设男女各一班。其实验要项有：举行实验区失学民众调查，注重工人职业需要之调查；基本字汇之实验；识字教学，应用感官辅助教具之研究；编辑以生计为中心之妇女课本等。城市实验民众学校的实验人员除教育研究所工作人员外，另添实验民校教员专任1人，兼任2人。

二、参与民众教育实践

随着民众教育的兴起，教育部于1929年2月令各地在最短时间内举行大规模识字运动宣传，以唤起民众对识字读书的兴趣。同年6月，浙江省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成立，以指导各地开展识字运动宣传，并于1930—1933年间在杭州举办大规模的识字运动宣传周共4次。每次宣传周均聘请名人演讲，组织讲演队进行巡回演讲，举行相关游艺会，向民众分发识字运动宣传材料等。浙大积极参与这一活动，教育学系的孟宪承、俞子夷等教授多次在宣传周期间发表公开演讲，宣传识字的重要性，指导民众识字的方法，详见表1-5。

表1-5 1930—1933年浙江省识字运动宣传周概况

1932年，第二届识字运动宣传周后，识字运动委员会因宣传之后民众要求入学识字者增多，函请浙江大学协助发展民众教育。时任校长的邵裴子决定筹设民众学校一所，由文理学院教育学系承办，经费在秘书处余款项下酌发，教员由该系学生轮流担任，酌给名誉学分，以资鼓励，教材由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供给。此后几年中，教育学系师生与杭州市识字运动宣传委员会一起进行识字运动宣传，并负责讲演、招生等各项事宜。庄泽宣曾依据科学方法拣出常用字3000个，再精选各种有价值而富于兴趣的故事，编成读本8册，前4册的目的在于引起阅读兴趣，后4册在于养成阅读习惯。

同时，教育学系师生还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民众教育活动。如1931年暑假，浙江大学与浙江省教育厅组织教育服务人员进修讲习会，郑晓沧、俞子夷等教授参与此事。又如1931年，浙江大学与浙江省广播无线电台及浙江省立民众实验学校联合设立的民众学术讲座，改名为播音教育委员会，播音节目除原有之民众学术讲座外，又增加民众通俗讲演、小学教育讲座、儿童教育、音乐讲座等项，郑晓沧、俞子夷等教授参与演讲。自1931年起，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开办求是暑期学校，实施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一方面帮助失学人员识字，另一方面也为自己提供实习机会。1935年，教育学会与省立图书馆合办民众夜校，同时在东南日报刊行《教育园地》周刊。

在浙江大学西迁至广西宜山时，教育学会为了更好地参与为社会服务的活动，专门成立了社会服务股。社会服务股为解决基础学校教师的进修问题，特设“初教通讯部”，对从事初等教育工作人员所提的疑难咨询予以解答；为协助推广成人教育，受宜山县政府委托创办妇女成人班；此外还举办“宜山民众抗战论文竞赛”“宜山中小学学生抗战图书竞赛”，并与浙大图书馆合作创设“集体儿童图书馆”。在贵州遵义时，教育学会对社会教育工作也向称努力，所办民众夜校、民众茶园、民众阅览室等成绩颇佳，为校内外人士所称誉。如1941年年初教育学会第一届就开设民众夜校七班，学生达300余人。从第二届开始，教育学会主办战时民众学校。据当时人描述，“教育学会主办第三届战时民众学校自四月初开学以来教学推行异常顺利，而因以往该会办理民校之优异成绩的结果，民众报名入学者拥挤不堪，惟因人力、物力、地点关系，本届仅开设三班，共计百数十人，分设于遵义何家巷、本校教室及西蜀小学，于每日晚间六时至八时上课”。由教育学会主办的第三届战时民众学校结业学生共120余人。1941年1月5日，教育学会将遵义师范学校作为会场，与遵义城区各推行社会教育机关团体举行社会教育座谈会，交换意见，提出具体有效办法，使社会教育的推行更为顺利。届时，教育学会还聘请教育部王仲和先生讲“民众教育经验谈”，并将座谈会和演讲内容等印成小册子送与各界以为参考。

三、协助推进地方教育

教育学系师生在开办培育院的同时，注重为家长服务，普及儿童教育方面的知识，如帮助种牛痘、进行智力测验等。为增进院方与家庭之间的联络和合作，他们除家庭访问外，又有接见家长及家长会之活动，并聘请部分学生家长如大夏大学教育心理学系系主任章颐年先生演讲《儿童睡眠问题》等。郑晓沧、黄翼、庄泽宣等教育学系教授均参与这一工作，每周接见家长一两人。1936年，杭州市儿童幸福促进会筹备发展儿童生活指导活动，用以改善儿童生活，教育学系推举黄翼与该会理事会负责人员洽谈，并担任一部分工作。

浙江大学在西迁途中，每到一处都承担起改良社会、服务地方的责任，为当地人民留下了“永久不灭的影响”，教育学系的师生也积极投身于其中。1938年上半年在江西泰和时，因上田村的小学设备简陋、教学水平低，竺可桢便与县政府商妥，决定接办原有小学，修葺校舍，改名澄江学校，由浙大和上田村派人共同组成校董会加以管理，郑晓沧为校董会主席，庄泽宣为校董会成员兼校长。该校课程悉照部颁办理，教师除聘请专任2人外，其余均由浙大各系学生担任。澄江学校因办理优良，后奉江西省政府令，改名为县立上田村小学。

浙江大学从江西泰和迁至广西宜山后，教育学会于1939年年初联合宜山县政府发起“国民基础教育座谈会”，定时召集各镇国民基础学校教员、县教育行政人员与教育学系师生一起座谈，一来可以充分了解国民基础教育的状况，并能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第一次座谈会在文庙举行，到会者30余人，由县政府的行政人员讲述以前在平南县任职时筹集教育经费的经验。第二次座谈会在永庆镇国民基础中心小学举行，聘请广西教育厅厅长雷沛鸿作讲演，并讨论关于国民基础教育的辅导办法。

浙江大学暂居遵义期间，对当地教育的发展十分关心。遵义原来只有一所师范学校，难以承担较高层次的师资培训任务，师范学院即把贵州和广西的中等教育辅导承接下来，在教师培训、教学大纲制订及教学示范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0年7月，浙江大学与贵州省教育厅合作办理暑期贵州省中等学校暑期讲习讨论会，派出国文、英语、数理化、生物、教育等5个组，教育组注重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两种讲习，由陈剑修先生等3人担任讲师。1941年，由浙江大学主持，在遵义召开黔桂两省中等教育辅导会议。事先，学校筹备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教育类主要有王倘、黄翼、舒鸿等教师参与。中等教育辅导委员会后根据所在辅导区中等教育之实际需要，制订师范学院中等教育辅导计划，规定主要研究问题包括：（1）中学及师范学校课程之研究；（2）中学及师范学校各科教材教法之研究；（3）中等学校训导问题之研究；（4）中等学校普办社会工作之研究；（5）中等学校教师任用、退休及保障办法之研究；（6）中学学生升学及职业指导之研究；（7）中等学校奖学金、贷金、工读服务等办法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