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全面建立

浙江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发轫于农业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浙江农村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内容的一系列改革，废除了人民公社，调整了生产关系，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从而使停滞不前的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变得欣欣向荣。从时间上看，这一阶段（1978—1984）是农村改革的突破阶段。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农业生产责任制情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浙江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大致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和人民公社化三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并且随着农业集体化的进程不断改变。20世纪50年代中期，浙江农村开始出现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田间作业由小段包工发展到季节性包工，再发展到常年包工，少数规模大的生产队还采用常年包工包产责任制。1956年，永嘉县的干部和农民首创了包产到户责任制，曾有200个农业社搞了包产到户，浙江省委在《浙江日报》还作了介绍，温州地区的包产到户一度发展到1000多个农业社。可是，随即受到了批判、压制。20世纪60年代前期，一些社队建立了“三包一奖”联产责任制，但是被一次一次的政治运动压下去了。“文化大革命”中，连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也受到批判。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和完善

浙江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从不联产到联产，从联产到组到联产到户，从局部地区推行到全面推行，是随着思想的逐步解放而不断建立和完善起来的。从发展历程来看，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不同的阶段。

1．开始裂变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0年8月，由于“左”的错误影响较深，领导思想不是很解放，对中央确定的联产计酬理解不够，怕包工包产到组会引起分小队，动摇队的基础，因而不赞成联产到组，只主张实行定额计酬和底分活评。1979年6月，浙江省委发布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补充规定（试行草案）》，文件指出，生产队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可以组织临时的或季节性的田间操作组，建立“任务到组，定额包干，检查验收，适当奖惩工分”的小组责任制。零星作业和小型副业要在集体统一经营下实行个人岗位责任制，可以规定产量（产值），实行超产（值）奖励，也可以交产交钱记工。到1980年8月，据全省26.08万个生产队统计，小段包工的占62.1%，专业承包到组的占21.7%，还没有建立生产责任制的占13.8%。那时政府还不赞成农村搞包产到户，但是浙西南一些贫困山区，农民为了摆脱贫困，自谋生路，自发地搞起了包产到户或包干到户。干部去纠正，他们就搞“明集体、暗到户”。1980年初，全省搞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有4300多个生产队，8月底增加到6606个，占总队数的2.5%。

2．局部推行阶段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文件），提出“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稳定，并且明确指出“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的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同年10月，浙江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央这一文件的精神，提倡推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对于少数贫困落后地区允许搞包产到户。此后，家庭联产承包这一新生事物以不可阻挡之势迅猛向前发展。1981年9月，全省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已经达到37.4%。在这一阶段，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责任制的，主要集中在温州、丽水、台州、金华等浙江西南部和浙中腹地。当时，杭嘉湖、宁绍等沿海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由于原来集体经济的基础比较好，不少领导干部思想仍然还没有放开，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很少。

3．全面推行阶段

1982年8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农村工作会议，进一步学习了《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发〔1982〕1号文件）的精神，联系浙江实际总结了经验，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提出在经济发达地区同样可以推行，这标志着浙江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大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嘉兴、绍兴、杭州、宁波等经济发达地区得以突破和推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粮食生产迅速向经济特产、林业、渔业和开发性农业等领域大面积扩展。截至1984年2月，全省35.78万个生产队中实行包产包干到户的占99.2%，承包到组的占0.55%，实行定额包工等不联产责任制的占0.25%。

4．健全完善阶段

在家庭联产承包的初期，农村土地承包期普遍过短，一般只有三五年，少数甚至一年一包。农民反映“三年两头动，生产不定心”。不少人用地不养地，搞掠夺式经营。1984年春，浙江各级领导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中发〔1984〕1号）文件精神，在全省普遍进行了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工作。多数地方，水田的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山林等多年生的作物，延长到30年以上。各地调整承包土地，一般掌握“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不搞打乱重分。1984年，全省首次完成承包土地的调整，各地土地调整面在10%左右。土地承包期延长以后，许多农民对生产建设有了长远的打算，投工投肥多了，改良土壤、兴修水利的积极性也提高了。同时，针对不少承包合同不规范、不完整，指标偏低，条款不细不齐，文字表达不清，权责利不明等情况，开展了完善承包合同的工作。

（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式

浙江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1．包干到户

它是以社员户为承包单位，承包所得的劳动成果，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和其他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得，发包单位不再评工分和实行统一分配。这种办法的承包者经营自主，责任明确，利益直接，而且方法简便，浙江农村水田和园地生产普遍实行的是这种形式。

2．包产到户

它的规范做法是，基本核算单位将土地、耕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给社员户使用，通过定产、定工、定本的计算，承包到户。劳动成果中包产部分由基本核算单位统一分配，超产部分全部或部分作为奖励，分给承包的社员户。基本核算单位仍然采用按工分分配。社员户所得的劳动报酬，包括完成包产任务应得的工分和超产部分应得的奖励，减产则扣减一定数量的工分，或者以实物进行奖赔。实际上，这种规范化做法不多，大多数都转为包干到户。

3．联产到劳

它是在坚持“三不变”（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变，按劳分配不变）、“四统一”（即生产队统一种植，统一调配用于公益事业的劳力，统一使用畜力和大中型农机具，统一核算分配）的条件下，由务农劳动力按能力大小来承包耕地。生产队对承包者定产量（值）、定工分、定费用，定产以内统一分配，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4．专业承包

在坚持统一经营的前提下，实行专业承包，根据产量、产值、成本、收益计算报酬的一种责任制。这种形式在经济特产作物园地上有少量采用，海洋渔业上实行的“三定两奖”、“纯收益比例分成”等生产责任制，也同此形式相类似。

5．定额包干

这种责任制在海洋渔业中采用较多。其做法是：渔业合作社对生产作业单位（对船或单船）规定每年“四上交”定额，即向集体交纳公共积累（包括公积金、公益金）、固定资产折旧费、大修理费、管理费，其余的收入归生产作业单位自行分配，生产费用一般也由生产作业单位自筹，独立核算，自负盈亏。

6．以船核算

这种责任制同农业上的包干到户一样，方法简便，利益直接，所不同的是，它是以一只或一对海洋捕捞船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自主分配，自负盈亏，而且一对（只）船一般有二三十个劳动力，还是一个小集体。

（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惊人绩效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的这场生产关系的变革，使浙江农村的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解放，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它不仅迎来了浙江农业增长的“黄金时期”，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解决了浙江农民的温饱问题。1984年与1978年比，全省农业增加值从47.09亿元增加到104.4亿元，增47.47%（按不变价）；粮食产量从1467.2万吨增加到1817.15万吨，增23.9%；棉花产量从7.26万吨增加到13.29万吨，增83.1%；油料产量从20.73万吨增加到32.68万吨，增57.6%；糖料产量从5.87万吨增加到9.56万吨，增62.9%；茶叶产量从5.87万吨增加到9.56万吨，增62.9%；蚕茧产量从4.69万担增加到7.02万担，增49.8%；黄红麻产量从18.19万吨增加到20.37万吨，增11.9%；水果产量从14.61万吨增加到30.66万吨，增110%；猪牛羊肉产量从42.27万吨增加到68.88万吨，增63.0%；水产品产量从87.52万吨增加到95.28万吨，增8.9%。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农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1984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446元，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369元，分别是1978年的2.7倍和2.35倍；人均居住面积达20.45平方米，人均粮食消费量达622.08公斤，人均蔬菜消费量达273.65公斤，人均油类消费量达3.05公斤，人均肉禽及制品消费量达13.67公斤，分别比1980年增长27.3%、99.4%、133.9%、18.7%、58.4%。根据林毅夫测算，在这一阶段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对农业增长的贡献为4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