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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内部人员自由流动的承诺也面临压力。六月，欧洲较强的经济体之一英国举行公投，决定在作为欧盟成员国43年后脱离欧盟。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强力支持退欧——这些地方曾是英国很多制造业的所在地，但最坚定的支持来自于那些近年来移民人口大幅增加的地方。自英国公投退欧后，法国、荷兰、德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的反建制政党也呼吁本国举办决定去留欧盟的公投。这些政党倡导封闭的边界、移民限额和贸易壁垒。它们越来越受欢迎，如今在八个欧盟国家政府中势力强大。而特朗普则已经承诺沿墨西哥边境筑墙以阻挡移民。

对资本流动不受约束的担忧也日益加剧。公司创造的价值中无形的部分越来越多，依赖于销售创意的企业能更容易地把公司开设在税率低的地方。美国已经取缔了所谓的税负倒置，即大公司同意被低税率国家的小公司收购，从而将注册地迁往该国。欧洲人抱怨说，美国企业搞了太多花招来避税。今年八月，欧盟委员会下令爱尔兰对苹果公司征收高达145亿美元的未缴税款，裁定该公司的低税率是不公平竞争的一个来源。

债务资本的自由流动意味着世界某一部分的麻烦（比如美国的次贷危机）会迅速蔓延到其他地区。资本流动变化无常，这是欧盟最雄心勃勃的跨边界计划——欧元面临麻烦的原因之一。欧盟28个成员国中有19个加入了欧元区。在最初几年，由于其他欧盟国家的短期私人资本大量涌入，希腊、意大利、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享受了充足的信贷和低借贷成本。而当危机来袭时，此类信贷枯竭，不得不用欧洲央行和纾困资金的大规模官方贷款来替代。这种支持背后附带的条件已经造成德国等债权国和希腊等债务国之间的关系恶化。

有些人认为，富裕国家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跟经济状况其实没多大关系。毕竟，至少英国和美国最近还有不错的GDP增长，这两国的失业率也降到了5%左右。相反，这种观点认为，对经济开放的反抗，反映了对于相对地位下降的深层次焦虑。这一部分由于中国崛起为世界强国，其他则是源自各个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思想。例如，在欧洲某些地方，叙利亚难民危机引发了反对移民的声浪。相比于移民对工资或工作的影响，人们更担心其对社会凝聚力的潜在威胁。

但种种不满还是有其物质基础的，因为低迷的经济复苏并未让大多数人受益。根据白宫智囊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的分析，在美国，每六个没有大学文凭的劳动年龄男性中，就有一个人没有工作。在英国，虽然就业人数达到了历史新高，但工资增长却没有跟上通胀。只有伦敦和其东南部内陆地区的人均实际收入超过了2007年到2008年经济危机前的水平。大多数富裕国家的情况都与此类似。智囊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一份报告发现，在25个发达经济体中，三分之二的家庭2014年的实际收入与2005年持平或下降，而上一个十年间这种情况只有2%。低迷经济中即使有一点增长也被高薪者拿走了。

这让许多人感觉到，开放型经济对于少数精英很好，但并未能惠及广大群众。甚至连惯于毫无保留地欢迎开放经济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也开始重新考虑。他们一直都明白，自由贸易既会带来赢家也会带来输家，但总觉得破坏是暂时性的，而收益之大则足以补偿那些受损的人。然而，一些新的研究认为，中国融入全球贸易对富裕国家的一些工人造成的伤害要比预期的更为持久。那些因从中国进口激增而失去工作的人集中在几块凋敝的区域，很难找到其他的工作。

将开放与工资不平等直接联系起来并不容易，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贸易所起的作用比人们从前认为的更大。人们愈发意识到，大规模移民与避免工人受到贸易和技术变革影响所需的福利政策是相冲突的。

自1997年到1998年东亚危机之后，倡导不受约束的资本流动的共识开始削弱。随着资本流动规模的增长，人们的疑虑也越来越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新自由主义：吹嘘过分？》的文章，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经济体放开资本流动的代价会超过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