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内经》理论构建中的杂家思想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其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诸思想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此呼声之下，需要把各派思想相互融合混杂，互相取长补短，该学派正是迎合了战国末期这种学术文化融合的总趋势。“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是其显著的治学理念和学术特征，通过采集各家学术立场而独立为一家。胡适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胡适之言极是，如春秋时期的《管子》，虽以法家思想为主，但也兼具后来的道家、名家、儒家理念。再如班固在秉承司马迁观点后认为，“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

杂家是战国后期出现的试图折中、杂糅诸子思想的学术流派，具有“兼儒墨，合名法”特点，其代表作是战国末期《吕氏春秋》和稍早于《内经》成书的《淮南子》。今人在详论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时说：“此书于孔子、曾子、庄子、墨子之言，伊尹、刘子之书无不采辑，不主一家，故内容庞杂。但已亡佚之先秦古籍如阴阳家、农家……之说，可由此考见一斑。”（《诸子通考》）

杂家兼采先秦诸子各家之说、兼收并蓄的学术立场对《内经》理论的形成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如果从先秦文化解读其中的医学内容时就不难发现，其生命科学知识的形成也是采用了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学术态度和立场，因而使得其中所载的医学理论丰富多彩。例如有关生命活动进程的阶段划分就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以“男子八岁，女子七岁”为时间段进行划分（《素问·上古天真论》），另一种方法是无论男女都是以十岁为一个时间段予以划分（《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及《灵枢·天年》）。两套方法各有各的理论依据，各有各的医学意义，因此《内经》以“兼收并蓄”的价值取向而一并予以应用。再如“治痿独取阳明”的治病方法，经文在肯定了“取阳明”是治痿重要方法的基础上，从导致“五脏气热”病理原因多样性的角度，明确了“取阳明”不是治疗痿病之仅有方法。应该针对不同类型的痿病患者，“各补其荥而通其俞，调其虚实，和其逆顺。筋脉骨肉，各以其时受月，则病已矣”（《素问·痿论》）。

至于其他疾病治疗方法的应用更是如此，原文认为地域有东西南北的不同，气候有寒热温凉之殊，生活在不同地域环境的人们，各有不同的体质，因而所患病证有很大的差异，不同的病证有不同的治疗手段，医生必须“杂合以治，各得所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素问·异法方宜论》）。诸如此类即是对各有其理的不同观点予以博采众长的“兼收并蓄”价值取向的体现。至于杂家论著中的学术观点，《内经》原文更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如将《吕氏春秋·尽数》的“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而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悲、大哀，五者接神而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温、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而生害也。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生矣”稍加改造就直接引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等相关篇章之中，论述五味、五气、五色、五志所伤致病等相关的内容。

《吕氏春秋》反对用宗教迷信方法治病的立场也对《内经》有深刻的影响。如《素问》在“上（崇尚）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更加）来”（《吕氏春秋·尽数》）的思想影响下，高扬反对迷信鬼神的旗帜，态度鲜明地表示“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素问·五脏别论》），“道无鬼神，独往独来”（《素问·宝命全形论》）。

《素问》还直接引用《淮南子》相关篇章的观点解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对发病的影响。《淮南子》认为“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满东南，故水潦坐埃归焉”（《天文训》），而《素问》对其稍加改造，认为“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阴阳应象大论》）。至于“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可以说几乎全文援引于《淮南子》，于此可见杂家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构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