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常氏内科临证精华
第一节 主要学术思想与诊治特色
一、内伤病诊治的主要学术思想与诊治特色
（一）重视整体观
所谓整体观是指在诊断治疗疾病的过程中，重视人与自然界的密切关系和脏腑阴阳相互制约，以及以经络气血为媒介的整体联系等理法方药理论的全方位运用。
1.三因制宜，灵活运用
人是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人与自然界是对立统一的，若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水土的不同及人体本身体质的差异破坏那种相对平衡的对立统一关系，就会产生疾病。
常老认为，在辨证施治过程中，不能孤立或机械地看待病证，而应重视“人与天地相参应”“人与四时合其序”，治病必须遵守“三因制宜”原则。
如治疗感冒，因四时有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之不同，阳虚之人常“助阳解表”；阴虚之人常“养阴解表”；江南湿重之人常“分消解表”；等等。由此，虽是感冒，然治则用药，也要合乎时令节候、地理方位、体质强弱，其他疾病，莫不如此。
2.脏腑阴阳，相互制约
脏腑制约是脏腑间的五行制化作用，也是中医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
常老认为，在临床上广泛应用脏腑阴阳相互制约的理论，首先应区别生理和病理状态，从而决定如何进行治疗，其次根据脏腑阴阳失调的不同层次来判定病情的轻重，并通过治疗来制约脏腑以协助治本及阻止传变等。更好地把脏腑阴阳制约理论运用于临床，无疑可提高医疗效果。
如常老曾治一小儿病毒性肺炎，西药抗生素、中药清热解毒之剂均用过，效果不显，病情反重，不仅伤肺气，而且脾胃之阳亦伤，出现腹满、腹泻、舌淡、脉微之象。常老应用甘草干姜汤加减，温脾胃之阳，使患儿转危为安。不治肺而治脾胃，温脾胃之阳以复肺阳，这就是常老正确运用脏腑阴阳相互制约理论的权变救逆之法，颇值后学效法。
3.经络气血，疏达流通
常老认为，人体是统一的有机整体，赖“经络相连，气血相通”。在临床辨证论治过程中，重视“经络气血，疏达流通”，把握病机，开启思路，常获佳效。
如以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例，常老认为本病多是病邪闭阻气血经络而引起经脉、肌肤、关节、筋骨疼痛，酸楚麻木，屈伸不利或关节肿大、畸形、僵直，肌肉萎缩，活动障碍，严重者影响脏腑。故在立法处方上尤重益气活血、温经通络的原则，经多年临床观察发现，对类风湿性关节炎确有疗效。如此立法处方，给人以启发，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探索。
（二）强调辨证论治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精髓。常老经常强调要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辨证水平。他常说：“掌握好辨证论治，是继承和发扬中医学的关键。若临床脱离辨证，一味去追求特效方药或热衷于抄录偏方、验方，不肯在辨证上下工夫，以患者症状去找所学之方，一旦遇到与所谓特效方药不对号的情况或自己没有经历过的病证，就心中无底，束手无策。或开大方，漫天撒网，以冀一获；或临时拼凑一方，不遵法度，支离杂乱，其结果只能使患者横夭莫救。”常老认为，疾病发展的根本原因就是阴阳失调。太过，就会发生实证、热证；不及，就会发生虚证、寒证。中医治病就是有针对性地加以调节，使之趋于平衡，即《黄帝内经》所说：“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中医的辨证论治就是寻求病因、病机、治疗等规律的过程。患者的体质、致病因素、病情轻重、病程长短均不会完全相同，这些不同的矛盾要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运用中医理论来指导辨证论治是根本途径。如临床上治疗肝病引起的转氨酶升高，若不分虚实寒热，一概用五味子降转氨酶；碰到冠心病心绞痛，不管标本缓急，用活血化瘀治疗；对西医诊断为炎症的疾病，盲目投以大量苦寒的清热解毒药，脱离辨证，生搬硬套，很难达到预期疗效。常老并不否认偏方、验方的治疗效果，但他常是在辨证的前提下运用，譬如好箭配良弓，相得益彰。
常老认为，中医辨证论治是有规律可循的，临床上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1.四诊合参，善抓重点
望、闻、问、切四诊是中医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行之有效的诊断方法。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变化是错综复杂的，因此要通过四诊收集病情信息，进行全面客观的综合分析、判断推理，做出正确的辨证与诊断。
常老认为，对四诊所提供的病情信息既要遵照逻辑思维的规则进行分析、综合，又应按系统善抓主要矛盾，进行推理、鉴别。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以假乱真和以真误假。同时强调不能把脉诊神秘化，以切诊代替四诊，盲目夸大其诊断意义。如常老曾治一上呼吸道感染患者，男性，23岁，暑季发热4日，体温39.4℃，身大热，汗大出而热不解，口渴，脉洪大，此无疑为阳明经证，某医自认舌中心白腻苔如拇指大，又诉胸闷，以藿朴夏苓汤3剂无效，常老则投以白虎汤合藿朴夏苓汤，仅服2剂，热退病愈。本案说明舌中心拇指大白腻苔具有鉴别意义，湿阻中焦不容忽视，仅一味药的有无则疗效截然不同。四诊合参，善抓重点的重要性，由此可见。
2.理法方药，完整统一
真正的辨证论治要由理、法、方、药四个方面构成，辨证对立法不对不行，立法对用药不对也不行，四者必须完整统一。
常老强调要以法治病，不以方求病。要据理立法，依法订方，遣方用药，揆合法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进入辨证论治的境界。如以冠心病的治疗为例，近年来受“血瘀论”的影响，一见冠心病就用“活血化瘀”的方药治疗，其疗效并不理想，这就是因为理法方药不一致。常老认为本病是一种老年性由“损”所致的“虚”证，不主张单纯或长期应用“活血化瘀”方药，而是按照辨证施治的原则，将理法方药融为一体，着重“通心阳”“益心气”“养心血”“调营卫”“定心志”。其临床常获卓效的道理，不言自明。
3.同病异治，异病同治
常老认为“同病异治”与“异病同治”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特点，也是中医别具异彩的独特之处。但古时的含义与现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从前的“病”字是指病症或病因，现在“病”字的含义则多指病名而言。如常老曾治“冠心病”和“神经衰弱”两个不同的患者，但均属气机不畅，心肝失调，皆用越鞠甘麦大枣汤而治愈。又如常老曾治两个同患“病毒性肺炎”的患者，一个用千金苇茎汤，另一个则用竹叶石膏汤，均获痊愈。再如常老治疗高血压的泻肝清热、平肝息风、育阴潜阳、滋补肝肾、温肾补阳、培补心肾、调和阴阳等法，更是同病异治的明证。
（三）崇尚衷中参西
常老推崇近代名医张锡纯衷中参西学说，认为中西医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融会贯通。由于中西医理论体系不同，故两者的病名、诊断、治疗等也不相同，但可以通过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方式统一于患者身上。临床上，西医辨病所见是中医之短，而中医辨证所见也是西医之短，这样互取其长，互补其短，即形成了中西医结合双重诊断的辨证论治方法。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绝不是按照西医的诊断，摒弃中医理论应用中药，而是立足于中医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点，借助于西医现代仪器的诊断手段，对某些仅凭中医直观感觉难以确切辨证的疾病，可以明确疾病的性质和病位，加强立方用药的针对性，扩大中医的辨证依据和丰富辨证内容，能更好地发挥中医治疗之优势。参照西医化验检查进行辨证论治，为判定中医疗效增加一些客观指标，打破传统中医视症状和体征消除为治愈的认识，可以提高中医治疗的水平。遵循中医辨证论治的原则遣方用药，在取得疗效的基础上进行药理实验研究，明确其治疗机制后再付诸临床，指导实践，可使古方得到新用，开辟用药新途径，使中医理论进一步完善。常老认为，许多疾病，如单纯用西药治疗，疗效不理想；如单纯用中医辨证论治，有些治疗机制难以阐明。中医要发展，就必须在不脱离中医理论的前提下，将现代科学技术中可用的成果和西医的某些检测方法，有选择地吸收过来为我所用，这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方法之一。
（四）辨证辨病结合
常老认为，临床落实衷中参西的关键之一是辨证辨病的有机结合。有感于此，常老在诊治疾病时，常参考现代的各种检查结果及西医诊断，中西合参，辨证辨病相结合，明显提高了疗效。常老深悟，在科技日新月异、飞速发展的今天，中医要想跟上时代步伐而不被淘汰，就必须与现代科技相结合，融会贯通，拓宽思路，提高疗效，方为上策。故提出“现代仪器检查是中医望诊的延伸”之观点。赞同中西合参，辨证辨病相结合，但反对用西医诊断套用中医治疗。如一王姓患者，自诉两胁胀满、紧束已月余。某医诊断为肝气郁滞，服柴胡疏肝散合金铃子散加减数剂鲜效。求诊于常老时，症见食欲不振，胃脘隐痛，两胁胀满，时轻时重，喜叹息，舌质淡紫，苔薄黄，脉沉无力。询知缘于3天前，婆媳争吵所致。从病因上看，诊断为肝气郁结无误。然经细询得知患者食后两胁胀满、紧束，站立时加重，平卧时症状若失。常老抓住这一主要症状，嘱其做X线钡餐透视，报告胃底位于两髂嵴连线下5cm。故诊断为中气下陷（胃下垂），施以补中益气、升阳举陷之补中益气汤。似此者，临床比比皆是。因此，常老认为：中医学要科学化，就必须在辨证论治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不断注入新的生命活力，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取得更好的疗效。
（五）难病独取中焦为先
中医学中有“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之语。金元时期李东垣说：“内伤脾胃，百病由生。”在临诊的时候，很多患者也有“先让我能吃饭”的要求，这充分说明了脾胃在人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常老在诊治过程中，非常重视脾胃，提出调理脾胃时要注意以下五个方面：①无论任何病症，脾胃功能正常，说明病症较轻，正气尚健，病易于恢复。②在治病过程中，药物要靠脾胃的吸收才能发挥作用，若脾胃不健，药物吸收必受影响，故常在辨证处方中加入焦三仙（焦神曲、焦麦芽、焦山楂）、鸡内金、陈皮、砂仁等健脾和胃药。③对于病因不清、症状复杂、辨证用药一时难于下手的诸如恶性肿瘤等重难病，常老提出了“难病取中”理论。采用首先调理脾胃的方法，脾胃健则正气旺。由于正确运用“难病取中”这一“敲门砖”，许多疑难病也随之而解。④在运用补益类药物的时候，要做到药味要少、剂量要小，尤其是要配合理气消导之品，使补而不滞。⑤在用攻伐之品时，要做到祛邪而不伤正，尤其不能伤及脾胃。若脾胃一伤，病必加重。故常老常说：“欲治百病，首调脾胃。”如常老治一患者失眠30多天，在服镇静安神药无效的情况下，根据其食欲不振而采取疏肝理气、调理脾胃之品而获痊愈。在脾胃病的治疗中，常老观察到随着现代人生活水平的提高，痰湿内蕴、痰瘀交阻的患者越来越多，故提出“治脾胃勿忘祛湿瘀”的观点。在治疗脾胃病湿瘀交阻时，根据舌脉证，断湿大于瘀抑或瘀大于湿，从而采取不同的治则与方药，取得良好的疗效。另外，在治脾胃病湿瘀交阻时，常老认为，若舌质紫暗，舌苔厚腻，用活血化瘀、芳香化湿之品，本当有效而无效时，辄须考虑癌变的可能，应及早做相应的检查以明确诊断。
（六）慢病首重脾肾
常老根据《黄帝内经》“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论，认为慢性久病、重病在发病上以虚为本，在治疗上应以扶正为主，尤为重视脾肾两脏对人体生理病理的重要作用。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血之统在脾；肾为先天之本，元阴元阳之宅，气之根在肾。脾肾两脏与其他脏腑之间相互滋生和影响，若脾肾有病，不但本脏受累，而且很容易影响到其他脏腑；反之，其他脏腑气血虚衰，也必累及脾肾。当慢性疾病发展至五脏受损，症情纷繁，治疗棘手之际，惟有培补脾肾一途，其他症状则迎刃而解。这与清代医家吴谦“凡病久虚不愈，诸药不效者，惟有益胃补肾两途”的见解是一致的。如常老治疗气阴两虚型糖尿病，常常重用生黄芪、苍术健脾益气，敛脾精；重用生地黄、玄参滋阴补肾，固肾精，立足于培补脾肾之本，则燥热消渴自除。
常老融会了李东垣、张景岳等研究脾肾学说的理论，许多慢性病、疑难病均可在辨证的基础上施以培补脾肾治疗，达到扶正祛邪之目的。如常老治疗干燥综合征，患者除有口眼干燥及唾液、泪液缺乏之外，常伴乏力、气短、食不甘味等脾虚见症，属脾气虚弱、气不化津上承所致，故每以补中益气汤加沙参、生地黄、麦冬、五味子等益气生津则津液自生。又如常老治疗白细胞减少症，常根据肾主骨生髓的理论投以大剂量益肾填精药物治疗后，血象恢复正常。
常老治疗脾肾一般分为脾肾分治、脾肾合治和脾肾互治三个方面。如慢性肾衰竭尿毒症患者，多有泛恶呕吐、不思饮食、神疲倦怠等脾胃不和见症，常老常用香砂六君子汤加减治疗，不仅能消除症状，而且血肌酐、尿素氮也会有不同程度下降。消化性溃疡患者，病位虽在胃，但每兼腰痛畏冷、阳痿不举之象，常老以补肾温阳为主，佐以苦寒之品，寒温并施，以达到补火暖土之目的。慢性腹泻患者，病在胃肠，根蒂为脾肾阳虚，寒湿不化，常老常用肾着汤合四神丸温肾祛寒，酌加苏梗、藿香梗、白芷、薏苡仁、怀山药、芡实健脾燥湿，亦属从肾治胃之法。
（七）推崇气血理论
气血是构成人体的两大基本物质，人体赖气血之温煦、濡润、滋养以维持生机。既病之后，必然会发生气血偏盛偏衰的病理变化。常老非常重视气血学说的研究，推崇朱丹溪所说：“气血冲和，百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擅用气血辨证的方法诊治内伤杂病和妇科疾病，是提高临床疗效的切入点之一。
（八）善于活血化瘀
常老十分推崇活血化瘀之法。他认为王清任重视实践，敢于疑古，勇于创新的精神，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王清任在《医林改错》中自创新方33首，其中大部分是活血化瘀的方剂，如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少腹逐瘀汤、补阳还五汤等，可治疗许多疾病。常老在临证时，不仅对这些活血化瘀方药应用自如，而且能在辨证的基础上参考现代药理研究进一步发挥其治疗作用。
对血瘀证的诊断，常老除了注意颜面瘀斑、皮下青紫、肌肤甲错、癥积肿块、刺痛或痛有定处、舌黯脉涩等血瘀征象之外，特别提出了舌下络脉诊法，指出凡舌下有斑点或静脉青紫怒张者，即属内有瘀血之象。如常老曾治疗1例精神分裂症患者，多方治疗无效，视其舌下静脉怒张明显，乃改投血府逐瘀汤加减而愈。
常老认为，瘀血既是一种病理产物，同时又是一种致病因素。凡寒热、气虚、气滞、损伤皆可导致血瘀。治疗时要“伏其所主，必先其所因”，要根据“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的理论指导活血化瘀方药的配伍，方中不能纯用一派血分药，必须配伍气分药，才能更好地发挥祛瘀作用。因此，他在应用活血化瘀治则时，常酌情配合其他治则，疗效更佳。常老临床常用活血化瘀配伍法则有：①益气活血法：如用补阳还五汤加减治疗气虚血瘀之卒中后遗症、动脉硬化、系统性红斑狼疮、外阴白斑等。②逐瘀活血法：如用桃红四物汤或血府逐瘀汤治疗血瘀气滞之闭经、高血压、神经衰弱失眠、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③温经活血法：如用少腹逐瘀汤或艾附四物汤加减治疗寒凝血滞之痛经；黄芪桂枝五物汤加味治疗下肢静脉炎等。④清热活血法：如用温清饮加金银花、连翘、蒲公英、紫花地丁等治疗糖尿病燥热入血之疮疖频生等。⑤软坚活血法：如用大黄虫丸、小金丹等加减治疗妇女子宫肌瘤、乳腺增生、甲状腺瘤、前列腺肥大等病。对某些外观血瘀征象并不明显的慢性疑难病，常老也考虑其病机发展可能有血脉瘀滞不通，治疗时常辅以活血药物。他认为，久病、重症每多夹瘀血，在主方中适当加用活血药，可提高疗效。如治疗慢性阻塞性肺气肿、肺纤维化、肺心病等常加当归、川芎、丹参；治疗慢性肾炎、糖尿病肾病等常加益母草、鸡血藤、丹参，使瘀血得去，脉络疏畅，往往收到满意效果。
（九）治病必求其本
常老遵循《黄帝内经》“治病必求其本”之旨，诊病必细审其因，辨明机理为要。对于如何求本的认识，在病因、诊断、证候、治则等方面卓有阐发。
关于中医病因，一岁之内，四时气候不同，自然环境对机体的影响亦有所变异，外因分风、寒、暑、湿、燥、火。常老认为“六淫莫过于风”，如寒、热、湿与风兼见，则有风寒、风热、风湿诸类，此时治病当以解表为第一要义。
湿为长夏主气，其湿气偏胜，四季皆有之。吾绍兴江南湿地更是如此，长夏致病多数是湿温，而在四时多为湿热。湿乃黏滞之邪，发病多不甚急，病程较长，缠绵难愈，不论湿温、湿热都是如此，不似寒邪一散即解，热邪一清即除，因此不能操之过急。如肝炎，以脾阳不运为本，湿热则为标，治当循序而施，开始以通阳利湿，经过一定时间湿邪方退。否则急于求成，反而欲速不达，故治病要抓住其本质重点。
常老一再告诫，用药需处处顾护胃气，人以正气为本。如某翁患肝硬化、糖尿病20余年，多次因腹水、肝性脑病而住院治疗。长期以来请常老诊治，坚持服用中药。常老始终以补脾益胃之法，拟五味异功散化裁，或佐以消癥散瘀，或佐以养阴生津之品，虽几番遭磨难，满腹青筋怒张，但至今肝功能及血糖水平尚稳定，生活能自理。如常老会诊某男，其初纳尚可，便尚调，因用抗生素及清热解毒剂数月，终至胃气衰败，纳运俱废，大便洞泄，诸药不应。常老力摒苦寒，救护胃气，选用回阳益胃之品，先止其泻，挽胃气于垂亡，终使胃气得保而治入坦途。可见常老临证完全符合“治病必求其本”的宗旨，并深得《黄帝内经》真谛而加以提高。
（十）贵在圆机活法
常老勤求古训，博采众方，认为经方、时方均是前人的经验结晶，皆可借鉴。方之所贵，不在古方与今方之分，也不是拿古人成方原封不动去治病，而是主张因时、因地、因证、因人，随机而法变，斟酌加减。常老常说：“立法处方贵在既不失古人立方本意，又不拘执于某一成方，避免机械搬用古人用方，失于灵活。”指出了师古而不泥古的重要性。通过数十年的实践，他借鉴经方之精炼，时方之轻灵，机圆法活，通常达变，每于临床皆有心得和发挥。如逍遥散、越鞠丸本为理气解郁之剂，推广用于治疗发热、咳嗽等症，皆有显著疗效；麻黄汤本为辛温解表之方，经随症加味应用治疗结节性红斑而获奇效。
常老效仿古人之法而不泥其方，理法严谨，经损益而创拟了几十个经效新方。如以半夏白术天麻汤合温胆汤加蒺藜、菊花等治疗眩晕；以黄芪赤风汤合补阳还五汤加络石藤、石菖蒲、胆南星等治疗中风；以理中汤加官桂、海螵蛸、白芍、延胡索等治疗消化性溃疡；以五味异功散加丹参、三棱、莪术、茵陈等治疗肝硬化腹水等，形成了自己治病的一系列新方，验之临床，每多卓效。如常老治1例证属脏躁的女性患者，曾服中西药效果始终不佳，综合脉症，辨为痰湿蕴久化热，重用温胆汤合半夏秫米汤，复以甘麦大枣汤加马宝研吞合用，标本相得，气机调畅，痰热皆除，服10余剂，诸恙得愈。由此可见，运用古方，不能胶柱鼓瑟，必须圆通化裁，方可收捷效。
常老临证，遣方用药，注意分寸，力求纯正，而且灵活之中有法度。常老认为，大凡用药如用兵，药不在多，而贵在约，处方精要则药力专一，突出重点，击中要害。诸如脱证，阳脱者参附汤，阴脱者生脉散，气脱者独参汤，血脱者当归补血汤，腑实者重用承气，少仅一味，多则不过三味。他反对面面俱到，杂乱无章，甚则相互抵消。他不但用药平稳，方小药精，而且处方用量该轻则轻，该重则重，每于变化之处见神奇，精简之中收效果。有病用药宜慎，中病即止，无病不须服药，亦不迎合病家，滥投滋补，主张“药补不如食补”，此为安身调理之道。其临证圆机活法之道处处可见“常氏用药风格”。
二、外感病诊治的主要学术思想与诊治特色
（一）外感热病重视新感伏气
常老治疗外感热病时，对新感伏气尤为重视。认为外感热病门类虽多，但可以总结为新感与伏气两类，二者区别在于“感而即发”和“感而徐发”。感受温热病邪后，即时发病的称新感温病，不即时发病而郁久再发的称伏气温病。新感温病是外感新病，其发病机转，由表入里；伏气温病则是从里达表。前者初起表现为发热、恶寒或微恶寒、汗出或无汗等症；后者初起即见不恶寒、发热而口渴等阳明里热之证。
常老认为，伏气温病病势较新感温病复杂，所谓新感者，其人正气足而邪浅，其病轻，治之易愈；伏气者，其人正气弱而邪深，其病重而传变莫测，即使治之合法，亦如剥丝抽茧，层出不穷。由于伏气有在气在营之分，在气者，其道近，较易外达；在营者，其道远，而伏气又深，故欲其外达，必需时日，所以常老强调，在外感热病初期，出现新感表证，邪入尚浅，首先是驱逐外邪，不令深入最为关键。如果继新感症状出现之后，变化迭出，病程缠绵，就相当前人所谓“新感引动伏邪”。无论伏气温病，或新感引动伏气，常老都主张按柳宝诒“伏气由内而发，治之者以清泄里热为主，其见证至繁且杂，须兼视六经形证，乃可随机立法”，使其温热之邪不致内炽。他一再告诫，温病之邪，变化最快，易耗津劫津，祛之不速，留则生变，为医者绝不可迟疑。治疗上必须掌握病机，随证施治，由博返约，执简驭繁，自可适应变化，曲尽病情。此足见常老对新感伏气辨治的重视程度。
（二）清透养阴不忘顾护阳气
1.善用清透
外感热病病势急骤，变化最速，其传变先由表入里，由浅入深，为病之逆传；由里出表，由深出浅为顺证，故清透法为治疗外感热病之常法。常老认为，透者乃引邪外出。透能开通闭郁，宣畅气血，使邪热从卫分透出，以达祛邪之目的。所以，清透不仅为祛散表邪所必须，尚能使内伏之邪外透，不仅适用于卫分证，亦适用于气分证及营血分证。正如叶天士所谓“在卫汗之可也”“若其邪始终在气分流连者，可冀其战汗透邪”“入营犹可透热转气”。
常老认为，一般凡属伏气温病转化的趋势，都是由里而达表，伏暑亦然。如伏暑初起恶寒、发热、无汗者，宜用新加香薷饮加减，亦可用益元散加葱、豆豉、薄荷轻清宣透；夹湿者，参以芳化淡渗，同时应佐用藿香、佩兰、荷叶、青蒿、西瓜翠衣之类，以清暑化湿；若热亢邪盛，发热而渴、汗出，可与新加白虎汤；或因其连及膜原而配入柴胡、黄芩；或因其邪热在营，可与加减葳蕤汤加青蒿、玄参、牡丹皮。总在立法圆机，以疏通气机，透达伏邪为原则，务使达到邪去正安之目的。
2.养阴保津
外感热病，“阳胜则阴病”，伤阴是必然的结果。诚如叶天士所云：“热邪乃燥胃津，必耗肾液。”吴鞠通也谓：“温为阳邪……最善发泄，阳盛必伤阴。”著名中医蒲辅周也说：“温热病未有不灼伤津液的……防其伤阴为温病之第一要义。”正因为热邪有此基本特性，所以决定了养阴保津法则在外感热病治疗上的重要地位。
外感热病属于感受温热之邪而起，最易损伤津液。常老既十分欣赏喻嘉言的“病温之人，邪退而阴气犹存一线者，方可得生”，又倍加推崇王孟英的观点“热病未有不耗阴者，其未之不尽则生，尽则阳无留恋，必脱而死”。故常老指出，保津护液，在温病治疗上至关重要，而成为一大法门。所谓“留得一分津液，即存一分生机”。然护津不独滋阴生津而已，实有保护津液免受耗亡之意。祛邪杜其伤津之源，以免苦燥伤津；渗利之品，也不能过剂，使阴耗不致下竭，皆护津之法也。
因此，常老常在清、透、泄之中，参以生津之品，则寓护津于祛邪之中。如治风温热邪深入，运用清热泻火法，常配伍雪梨汁、苹果汁等养胃生津之品；若温邪已解，津液已伤，脉细数者，则宜重用益胃汤；若暑温之邪热深陷，津液耗伤，或在少阴，或在厥阴，宜用加减复脉汤之类；暑温后期胃阴被伤，津液已涸，可用益胃、增液辈，或五汁饮；暑热伤气，汗多、脉散大，急用生脉散；若余邪不清，宜用竹叶石膏汤等，每获奇效。
3.慎用苦寒
常老认为，“热者寒之”虽是外感热病治疗的基本原则之一，但一见发热即谓之“炎症”，应用大剂苦寒清热解毒之品，已为临床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也是违背辨证论治原则的。
临床上，常老根据病位深浅、病邪性质、病情轻重、病势进退随证施治。如病在卫分，只用辛凉轻剂或平剂，则热随表解。因卫分证病轻邪浅，若用苦寒滋腻，可使气机涩滞，邪不得外透。热入气分，则法用甘凉。热入营分，虽病邪已深，病情亦重，仍用甘寒清营，旨在由营透气，不可苦寒太过阻遏外出之机。直到热伤血分，阴伤精耗，才宜凉血清热养阴。即使里热结实，苦寒清热也要中病即止。常老强调，凡治外感热病“以寒治热”，若应用苦寒太早、太过，则反增寒凝之弊，甚至热病转寒中。更不能大剂苦寒滥使妄用，以致热邪因冰伏而内闭，延误时间，变生他证。
如一乙脑患者朱某，男，29岁，住院1周，中西医治疗无效，曾进大剂辛凉苦寒之品，高热不退。常老会诊时，仍高热不退，四肢微厥，神识时有昏蒙，语言不清，胸腹濡满，大便稀溏，小便不利，头部汗出，漱水不欲咽，口唇干燥，舌质淡红，苔白，脉寸尺弱，关弦缓。常老认为，外感湿温过用苦寒，虚实互见，邪陷中焦，中阳失运，不能达邪出表，治宜辛通苦降，扶助正气，以茵陈五苓散合藿朴夏苓汤加太子参化裁。服后全身汗出，热退尿多利止，腹满减。但此时邪热虽去，正气大伤，现筋惕肉，肢厥汗出，脉微欲绝，有阳脱之危，急以生脉散加味：生晒参15g，麦冬15g，五味子、熟附子各6g，生龙骨30g，生牡蛎30g。浓煎徐服，药后肢厥渐回，神识渐清，汗出减，舌齿转润，脉搏徐复，阳回阴生。后又以参苓白术散合生脉散加石斛、白茅根等养阴益胃，兼清余热，数剂后痊愈出院。
4.顾护阳气
常老认为，外感热病固然以伤阴耗液为主要矛盾，但阴阳互根，阴虚可以及阳，导致阴阳俱亏，气阴两虚者也屡见不鲜。此时不可单纯养阴清热，应加入益气之品，取“阳生阴长”之义。故常老临证常以人参白虎汤、清暑益气汤、沙参麦冬汤等随机化裁，以达养阴清热不伤阳气之目的。常老还主张，外感热病恢复阶段，此时往往余热未尽，气阴不复，加之胃气未醒，脾运不良，更宜益气养阴，不可纯投滋腻，以免碍胃留邪之弊。这种注重益气生津，阳能生阴，自我恢复生机的学术思想，是常老治疗外感热病的一大特色。
温热之邪既易伤阴液，亦耗损阳气。或素体阳虚，或湿热久羁，或滥用寒凉，或误投攻伐，均能导致阳气虚弱，故有“热中变为寒中”之谓。常老常以仲景桂枝龙骨牡蛎汤化裁，以顾护阳气；若患者虽有高热，但兼面色苍白，汗出不止，舌红转淡，此乃阳气已衰之征兆，即取此方合生脉散，扶阳护阴；若出现冷汗淋漓，四肢厥逆，呼吸急促，脉微欲绝等亡阳之象，则以此方合参附汤、四逆汤急救回阳。这都体现了常老治疗外感热病，既重视顾护阴液，又注重保护阳气的学术思想。
如常老治疗重症肺炎伴严重贫血案：胡某，女，65岁，住院患者。虽已用多种抗生素1月余，多次输血，但病情日益加重。常老会诊时见其形瘦神呆，久热不退，喉间有痰，褥疮形成，肺部阴影大片不消，白细胞计数3.8×109/L，舌苔白，脉短涩。常老认为此为气阴枯竭，不能荣润五脏，以致元气虚怯、营血消烁之危证。治宜甘温咸润、益气生津之法。急投三甲复脉汤加减：生晒参、炙甘草、阿胶、白芍、生地黄各12g，生龙骨、生牡蛎、炙鳖甲、炙龟甲各25g，远志肉9g，浓煎300mL，鸡子黄1枚另化冲，童便1小杯先服。连服3周后上方去童便、生地黄，加大枣10枚，浮小麦30g。2周后因痰多，再加胆南星12g，天竺黄12g。药后1周，褥疮消失，皮肤滋润，药后2周，不规则发热消失。1个半月后，肌肉渐丰满，体重显著增加，咳喘及肺部阴影逐渐消失，食欲转佳，由精神萎靡转为谈笑自如。
（三）强调时机善于截断扭转
外感热病，变化迅速，证势重笃，病程较短。其治之法，医家大多遵循叶天士“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须活血散血”的法则。对此，常老根据其经验，认为叶氏所论虽然有理，但若时时墨守成规，则未免有失治病之机，毫厘之失，祸即旋踵。故常老主张外感热病初起，表邪较重而无里热之征象者，当以清透为法则，不可投清解苦寒之品。所谓“透”不独专于发汗，实为开门驱贼之计也。透能开通郁闭，使邪从肌肤而外出，不致入里，若祛之不速则留生他变。
常老临证常用豆豉、薄荷、桑叶、菊花、牛蒡子、金银花、连翘等辛凉味薄之品，以轻清透达，引邪外出。若表邪不著而见口干苦，苔薄黄者，为病邪已有转气分之象，则合入清气泄热之剂以截断其传变，方投麻杏石甘汤、白虎汤之类。若气分热甚，高热不退，又具心烦不寐，舌质红绛者，则说明病邪又有传入营血之势，宜在清气泄热之中，佐以赤芍、玄参、生地黄、竹叶等清营凉血之品，以防气分邪热进一步深入。常老谓：外感热病的治疗，关键在于准确辨证，巧施截断之法，尽早驱邪外出，不可优柔寡断，贻误时机，失治误治。
如常老治疗一小儿病毒性肺炎：宋某，男，9岁，暑期随父母外出旅游，受热感寒，致使发热不退而住院。遂邀常老会诊，症见高热，体温39.7℃，烦躁，妄语若狂，面赤额汗，身上无汗，腹满不实，气喘息促，舌苔白腻微黄，脉浮数。常老辨证为内热外寒，肺气郁闭。急以辛凉透表，速开肺闭之麻杏石甘汤加味：麻黄6g，杏仁6g，生石膏60g，甘草、桔梗各6g，前胡10g，桑白皮10g，僵蚕10g，地龙10g，淡竹叶12g。只服2剂，体温正常，诸症若失，继续调和肺胃，又服5剂而获愈。
（四）温病瘥后注重调理脾胃
常老对温病瘥后的调理，十分重视脾胃，或健脾益气，或滋养胃阴，或嘱以饮食调理，因病而异或因人而异。如发热退后食入不化，或大便溏薄，或倦怠嗜卧，常以香砂六君子汤，或异功散、参苓白术散，或理中汤加减，以健脾和中；形寒而畏风自汗，脉象缓弱，舌质胖嫩者，宜用桂枝汤，或玉屏风散合甘麦大枣汤，或黄芪建中汤调理，此皆补气之法。如病后不思饮食，口渴欲饮，口干舌燥，二便艰涩者，宜用益胃汤、沙参麦冬汤之类，养胃阴以生津液，此属补液之法。若温病后气阴重亏，脾胃亦弱，或用橘、术、姜、砂之类，以和胃阳；或在甘寒养胃药中酌加佛手、绿萼梅、香橼皮、枇杷叶等以和胃阴；夹有食滞可加焦山楂、建曲、麦芽等，达到理气消食而不伤中之目的。
再如热病后，脾胃虚弱，往往不胜药力，常老又主张药补不如食补，提倡病去则食养以冀康复。常老曾用食疗配合调治一热病后胃气将败之老翁。患者素罹患多种老年性疾病，突发心痹，3日后，又发高热，咳嗽、痰黄而稠，舌红赤，苔黄而厚，脉浮弦滑数。经中西医结合治疗40余日，热势渐退。但出现泄泻不止，日10余次，西医诊断为伪膜性肠炎，迫使抗生素全部停用。此时脾胃俱败，上不能纳，下泻不止，群医束手。常老独辟蹊径，以食疗为治，重养胃气，选用上好之莲子肉、芡实、大米（炒黄），磨粉为糊，少少鼻饲；另外选用回阳固本之附子汤，小剂缓缓救治，果获成功。由此可见，常老热病善后调治，无论投以药石，或食疗为养，时刻不忘顾护脾胃这个根本。
三、其他医论
（一）见微知著防患未然论
常老时谓：病之生也，其机甚微，甚变甚速，通幽知变，一叶而知秋，见微而知著，抢先而预防之，庶不至于病入膏肓而后治之矣。
如中风，必有先兆。若眩晕之渐，劳则耳鸣目眩；或手足渐觉不遂，麻木不仁，肌肉微掣；或口眼斜，语言謇滞，六脉滑而无力，此中风之兆，去卒厥仆倒不远矣，须防之。当养气血，节饮食，戒七情，远房帏；古以滚痰丸、防风通圣散之属，常老则自拟防中1号~4号经验方，辨证分型涤痰息风，活血化瘀，未雨绸缪，遂得有备无患之妙。
又如肿瘤，若见心腹苦痛，久而不瘥，害于饮食，肌肤羸瘦；或喘息奔溢，气逆背痛，少气善忘，目瞑肤寒，皮中时痛，此为其征兆也。必详审何经受病，何物成积，见之既确，则宜结合现代检测手段以微观断病，宏观辨证，并及时培真气，护胃气，断厚味，节色欲，戒暴怒，正思虑，扶正驱邪以绝后患。
常氏认为：见微知著，终不至碌碌亡羊补牢之趋，临床须有此技巧，则防患防变于未然而辨证截断之。方能以疗效取胜，而斯为中医特色与高手矣。
（二）制方遣药活法圆机论
常老时谓：药须制方，合宜而用。妙法在心，活变不滞。有是病则用是药，病千变而药亦千变，活泼而如珠走盘。病之当服，则大黄、附子、细辛均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则人参、鹿茸、黄芪皆是砒霜。若不知常变，胶柱鼓瑟，一概施治，则酿患无穷。
识病如识寇，用药如用兵。医者识病之寒热虚实，开阖缓急，而后合宜用药，方能无差。故常老强调，用药须掌握用量，力求灵敏，权衡轻重，多寡得宜，方为合法。病重而药轻，杯水难救车薪之火，病轻而药重，人命或有累卵之危。如常老于抢救中风实证之速效夺命汤中生大黄用量竟达30g之多，可见一斑。
（三）甚者独行巧夺生机论
常老时谓：治病若弈棋，当先救急。急者何？救其重而略其轻也。遇暴疾危证，施治之法，在于切中要害，把握病之关键生机。于犬牙交错，千头万绪中快刀斩乱麻。峻治之法，应若发机。若胸无定见，畏首畏尾，犹豫不决，“眉毛胡子一把抓”，则生机息矣！故凡施治之药贵乎精。如阳明腑实急症，首重大黄，一味独行亦能实去腑安矣。但若元气虚弱，势若燃眉，急在正气，培之不早，临期无济也。所畏在虚脱，但固其根本为要。如常老抢救晚期恶病质癌症，心力衰竭者则独参汤或参附汤或生脉针予之。背水一战而往往可救人于危殆之中。是以胆大心细，行方知圆，甚者独行，巧夺生机，临床才能游刃有余，而方显中医疗法之特色。
（四）以德治心身心并治论
常老时谓：为医须德艺双馨，仁恕博爱，以人命为至重，专以存心济世也，博施救援之志，而绝骛利之心。唯诚恳待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尤予精神创伤，心理障碍之患者，更须事事体贴，时时关系，若身受之，至诚同情，方能取得病家信任以至如同至亲，则后药之而无误矣。故谦以养德，好学益知，则业更精，识日广，德益隆，望越显，信愈深，而任何沉疴心病皆可起矣。
（五）四诊合参首重察舌论
常老时谓：诊病须四诊合参，但首重察舌。舌象是反映体内变化非常灵敏的标尺，是窥测内脏变化之窗口。无论八纲，病因，六经，三焦，卫气，营血，气血津液及脏腑经络等辨证，均以舌象为至要辨证依据。察舌以分虚实，则虚实不误；别脏腑，则脏腑不差；辨阴阳，则阴阳不谬；配主方，则主方不殁。尤其疑难之顷，症无可参，脉无可按，唯以舌为凭。故察舌在指导遣方用药上具有特殊临床意义。当然察舌尚需宏观和微观相结合。微至舌乳头血管、淀粉酶、离子微量元素、pH值及血液流变学等。唯有心中了了，才不失为识病疗疾之良医也。
（六）难病取中顾心护胃论
常老时谓：人以胃气为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治病之法，必以谷气为先。若积聚渐久，元气日虚，此而攻之，则积气本远，攻不易及。胃气被戕，后天先伤，愈攻愈虚，不死于积而死于攻矣！此其所在命，不在乎病，所当察。治虚邪者，当以缓治，培脾胃，固其本，疏其经，俾元气日强，邪气消而有养正积自除之妙也。故凡一切难治之痼疾，常老称之为难病，而取中者，常老之意在于重视调治中州为要务。许多晚期棘手之癌症，有人多妄投以毒攻毒，或以单方张冠李戴，结果往往反促早死于非命，而常老则每每强调，治癌特别是治疗晚期危重患者，尤须时时照护胃气，或者必先健脾和胃以缓图生机，许多实例证明此法对于改善晚期癌症患者症状，带癌生存，甚则力争临床治愈，不失为独到之策。又心为君主之官，精神之舍，主明则下安，主不明则十二官危。若心脏功能健全，则百官听命，各司其职，人体生命活动方能正常维持，一有创伤，则危殆立至。鉴此，常老时时戒教，对于一切积聚，尤其是晚期癌肿，当察其所痛，知其所应，有余不足，可补则补，可泻则泻，但绝不可贸然以大毒之剂攻之，则积不能除，而心阴心阳先伤，或患者已有心病之危而不察不顾之，以致颠覆之害，此为大忌。常老时云：中老年癌症患者，多有心脑血管痼疾之夹杂，若一味抗癌治癌而忽略心力之衰竭，每属标本不明而铸大错。故常老每于治癌之中巧设顾心护胃之品，实为至理妙策和宝贵经验。
（七）辨证论治尤重因机论
常老时谓：中医辨证论治，强调从客观病情出发，谨守病机，审谛证候，临机应变，各施其宜。人有千面，病有百变，要对证下药。医贵通达，灵机活泼，胆大心细，是为工巧。常老强调，辨证论治固然重要，但尤须审机论治，穷真受病之源。盖病有标本，多有本病不变而标病见者，有标本相反不相符者。若见一证，即医一证，唯恐有失。唯见一证，而能求其证之所以然，则本不误矣。病证变幻，实似虚，虚似实，外似内，内似外，难以枚举，皆宜细心求其本。如头痛有伤寒头痛、血虚头痛、肾虚头痛和痰瘀头痛等。伤寒头痛之中又分太阳、阳明、少阳、厥阴头痛之属。治之之法，必先求其得病之因，知其所犯，然后命药，病因消除，病机得平，则诸病自愈矣。
（八）综合治癌辨治至要论
常老时谓：肿瘤为难治之症，而非不治之症。他强调必须圆机活法综合治疗，其中辨证论治当为至要首务。结者散之，客者除之，留者行之，坚者削之，咸以软之，苦以泄之。当分初、中、末之治，或以攻为主，或攻补兼施，或以补为主，辨证论治加专科专方及单方特药往往建功。当然，中医辨证论治与手术、放化疗等有机结合是综合治癌之核心。其进退利弊当因人、因机而择善从之。同时，必须节饮食以明忌宜。凡新鲜水果蔬菜既富营养又有抗癌辅助之功者，为一箭双雕之药食，是为宜。而凡肥甘、炙煿、辛辣、腌制食物及烟酒、霉变污染之品均当忌。再者辅以气功疗法，以使动静结合，调和气血，消瘤散结，宁心安脑，提高免疫，也在所要。此外，心理治疗，节欲养性，从容达观，疗创伤，增信心，避恼怒，免忧伤，亦为癌症康复之所必须。更值得一提的是，常老每以内外合治以拓疗癌之效，盖散其毒不令壅滞，祛其瘀不令腐化，疏其经而直达病所，此皆常氏内外合治之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