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理——辨证与循证结合
这里的“理”，即诊病遣方用药的道理，是余运用中医辨证论治思维治病疗疾的中医理论依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合理辨证，力求“病”“证”相参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核心，也是中医临床诊治特色的集中体现。在现代科学日新月异的当今社会，中医中药尤能独辟蹊径，屡起沉疴，展现出东方传统文化冷静与深邃的底蕴。从医者欲达此境界，余主张应“病”“证”相参，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要明确“证”的概念和辨证论治的涵义。“证”是从整体出发，把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所得的各种材料综合分析，运用八纲辨证、六经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病因辨证、卫气营血辨证等理论和方法，结合病人具体情况，联系客观条件等相关因素对疾病进行“去粗求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归纳、推理、判断，进而综合归纳出当前疾病所处病理阶段的认识。“证”概括反映了疾病某一特定阶段的实质，“辨证”的过程就是通过四诊提炼“证”的过程。而“论治”是在辨证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中医思维，把捕捉到的临床信息融会贯通于理法方药，并通过与病人的交流，确定治疗方案，随后共同战胜疾病，达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的状态。可见，辨证论治的涵义就是通过中医特色理论思辨，决定相应治疗措施。其目的在于“论治”，根本立足点在于“治”。辨证论治虽不能概括为中医学的全部精华，但作为中医临床治疗的必然环节，被称为中医的临床特色是当之无愧的。
其次，要树立纯粹的“中医辨证”思维。在每位中医人心中，辨证论治都占据着重要位置。然而在现代医学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真正运用它、用好它，却是何其难哉！大量临床实践表明，中医在临床上颇多行之有效的方法，都是建立在辨证论治的大体系之中。古人云“纸上学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中医的生命力来自临床实践，这也是辨证论治的核心。对于辨证论治在临床中的灵活运用，余总结了三个“不”：
一是中医辨证不可“对号入座”，不能说西医某病就是中医某病，不进行辨证论治就直接套用某方。中医的特点尤其体现在诊断和治疗上，中医思维本着循证求因的方法，从分析局部病变的相互关系和症状的特点，从整体上认识疾病的本质。失掉这种思维，必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搞“对症治疗”，陷入“丢中医而存中药”的泥潭。目前西医已越来越认识到临床治疗中“整体观念”的重要性。作为杏林传人，我们更应当保持和发挥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的优势。在治疗上，中医学认为人乃万物之灵，用“天人相应”的观念，而采天地之灵——中药，借助中药以偏纠偏的物质基础，来帮助人体扶助正气，调整机体阴阳气血的动态平衡，促进机体恢复健康，完全以“人”为本。所以中医在治疗西医诊断的肝炎时并不专治肝，治疗贫血也不专补血，治疗肾炎也不专治肾。如果见其病治其脏，一病一方，往往难以收到理想效果。
二是不可单以西医病名作为治疗依据。不可遇高血压就想去降血压，见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就专想去升血小板，而是要参考这些病情，先确定中医的证，再确定治疗方药。
三是不可“中药西用”，即沦为一个纯粹“开中药”的医生。现代药理学对中药的认识及取得的成果无疑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如果机械运用这些成果而“舍证从病”的话，那只能是形而上学的“中药西用”。
最后，“辨证”的过程是运用理论思维的过程，离不开中医的基本理论。机械地把张仲景的“辨证候”变成在西医的病名之下“辨证型”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建立“病证结合”的新的临床思路才是正道。
总之，中医学是一门治疗艺术，她包涵着五千年历史的沉淀，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现实疗效，临床实实在在的疗效是中医不被取消的基础，是中医学面对各种压力的“底线”。余坚信“中医学打而不倒，靠的就是治病有效”，余素以仲景之言“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而自勉，深思之而笃行之，研其理，用其要，取其精，显其效，乃余之所求。
二、践行循证，临床、科研并进
“循证”一词已被医学界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中医也不例外。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循证？循证是指“慎重、准确和明智地应用当前所能获得的最好研究依据，同时结合临床医生个人专业技能和多年临床经验，考虑患者的权利价值和期望，将三者完美地结合，制定出患者的治疗措施。”古老中医学属于经验医学，而循证医学脱胎于经验医学，并具有三个突出特点：即最好的研究证据、临床专业技能、患者的价值。其中最好的研究证据是循证医学的核心。而临床专业技能和患者的价值不但是循证医学的特点，也同样是自古以来中医学的强调重点。
早在二十余年前，余在临床科研中就开始采用中医循证医学的思维理念，本着求真务实、客观严谨的治学精神，及时收集第一手临床资料，及时对来诊患者进行随访，尤其是对疑难杂症患者的病情变化进行追踪，从而深化对那些奇病、怪病的认识。带领学生和继承人，按照循证医学要求，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科学设计科研课题，开展多项科学研究，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中医循证医学的原则，力求实现中医临床实践与临床科研的完美结合。
多年来，余主持多项科研项目，先后获河南省中医药管理局及开封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0项，三等奖6项，具体包括：
1994年余主持开展的关于胆宁胶囊的科研课题“内外合治胆石症的临床研究”，就是严格按照循证医学的标准设计研究方案，共观察胆石症病例250例。研究结果表明：胆宁胶囊治疗组总有效率达93.81%，明显优于胆石通对照组（P＜0.05）。该课题获1999年开封市科技进步三等奖。之后又围绕胆宁胶囊的制备工艺做了更加深入的系统研究，以此为依托的科研项目“十味胆宁胶囊工艺和质量标准研究”2010年获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5年4月至2006年12月，余主持了开封市科研项目“强肝软坚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肝纤维化（气虚血瘀型）的临床观察”，参照2000年9月中华医学会传染病与寄生虫病学分会、肝病学分会联合修订的《病毒性肝炎防治方案》的标准及2002年10月中华肝脏病学会肝纤维化学组《肝纤维化的诊断与疗效评估共识》《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等严格筛选病例，及时总结研讨，并经科学统计学处理数据信息，以强肝软坚丸治疗组40例与大黄
虫丸对照组40例做比较，疗程3个月。研究结果表明：强肝软坚丸治疗组在症状、肝功能、影像学等方面的好转情况均优于大黄
虫丸对照组（P＜0.05），总有效率达91.2%。该课题获2007年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7年3月至2010年10月，余主持的开封市科研项目“强肝健脾丸治疗慢性乙型肝炎轻度（肝郁脾虚型）的临床观察”，严格按照《慢性乙型肝炎防治指南》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诊断标准筛选病例：以强肝健脾丸治疗组114例和苦参素对照组58例相比较，疗程3个月，研究结果表明治疗组在临床症状改善、纠正肝损伤及抑制HBV-DNA复制等方面，强肝健脾丸治疗组总有效率达89.5%，疗效均优于苦参素对照组（P＜0.05）。该课题获2011年开封市人民政府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8年4月至2011年9月，余主持了开封市科研项目“益肾升白方治疗失代偿性肝硬化（肝肾阴虚型）的临床研究”，按照《肝硬化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及《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诊断入选病例：以益肾升白方治疗组60例和苦参素对照组40例相比较，疗程3个月，研究结果表明益肾升白方治疗组在改善临床症状、体征及纠正低蛋白血症等方面，总有效率达93.3%，疗效均优于苦参素对照组（P＜0.05）。该课题2010年获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9年2月余主持完成的课题“健脾泄浊化瘀汤治疗慢性乙型肝炎后肝硬化腹水（脾虚血瘀型）的临床观察”，获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1年2月余之门人、学生围绕余之学术思想体系开展的科研课题“刘学勤主任医师学术思想和临证经验研究”，获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科技进步二等奖。
总之，只有充分发挥中医先贤“审症求因”“四诊合参”等中医循证医学的特色，重视“证据”的收集和整理，科学、规范地开展临床研究，结合自身临床经验和临床实践，才能不断印证中医学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先进性。
三、“辨”“循”结合，发展现代中医
中医学与循证医学有较深的渊源，最早使用“循证医学”这个概念的灵感来源于中国乾隆时期使用“考证”的方法，即使用证据的研究来解释古代典籍。循证医学着重从人体对于干预措施的整体反应去选择临床试验的终点指标，和中医学关于人体生命活动的整体观，其思辨方式几乎一致，两者都关心考察终点指标——即病人的整体疗效。中医的辨证论治、个体化治疗原则，与循证医学重视临床证据，并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进行诊治决策的治疗原则完全一致。
中医临床循证医学形成的标志是《伤寒论》，是张仲景在继承古代医籍精华的前提下，经过验证与实践，搜集、筛选大量临床证据，验证前人方证使用效应，对疗效欠佳的方剂加减化裁、另立新法，对疗效确实可靠的原方照用，选择能说明主要病机的脉证作用为经方治疗的最佳证据，融辨证论治与方证理论为一体，集临诊、治疗、预后、判效为一身，完成了东汉前中医临床最佳证据的生成、实践与评价，为医生正确的诊疗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其成书过程具有循证框架，奠定了中医循证研究体系的基石，是古代循证研究的真实写照。
两千年来中医药学的发展史表明，中医学本身就是临床医学，中医学上千年的临床实践、古代先贤大量的医案、论著，勾勒了中医循证医学的原始风貌。中医学能够生存至今，能够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并蕴含着巨大的潜力，靠的是临床疗效，靠的是能为患者解除病痛的“绝活”。所以说，中医学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医循证医学的成长历程。
我们前面讲了中医的“辨证”，这里又讨论中医的“循证”。那么，对中医而言，辨证和循证有什么区别呢？答案是：辨证之“证”不同于循证之“证”，前者是指“病证”，包括了疾病的性质、阶段、程度等内容，是相对抽象的中医诊断概念；后者是指“证据”，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文字、图片、数据等资料。辨证的对象是个体，是微观的；循证的对象是群体，是宏观的。辨证是某个时间点对一种疾病的性质、部位、正邪等的横向型把握；循证是针对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等整个过程的连续性、纵向性认知。只有做到“辨证”和“循证”相结合，才能从“纵”“横”两方面全面认识和深刻理解疾病全貌，提升高度，为进一步提高临床疗效提供保障。
余认为，中医要与时俱进，就要遵循“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的原则，同时按照中医循证医学的要求，既要继承传统中医药理论之精髓，淘汰不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部分，又要运用现代先进科学技术，对传统中医药理论、诊断与治疗进行诠释、改进和发展，形成现代中医药理论体系以及现代中医的诊断与治疗体系。从实践方面来看，中医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总结临床规律，将中医治疗经验上升到常规治疗层面，再提升到科学研究的高度，使临床经验在大样本的研究中得到验证、优化、更新，科研成果在临床实践中得到推广应用，造福于民。这就要求中医学和循证医学有机结合，有效推动现代中医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