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20世纪90年代关于文化与翻译的讨论非常热烈，翻译的“文化转向”把研究者从文本的桎梏中解脱出来，认识到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翻译不仅仅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活动，还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此，翻译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影响翻译活动的各种外围因素、翻译的过程以及译者行为研究等方面。译者是翻译过程中的关键角色，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化翻译视角下尤为突出。在文化翻译视角下的译者大有作为，他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又独具特色的主体。
文化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关注文化差异的同时又要注重跨文化之间的交流。首先，文化翻译是一种视角，从宏观的文化视角下考察翻译行为、翻译过程以及翻译的作用。文化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通过这种对话和交流促使不同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文化翻译是一种双赢，不管是强势文化，还是弱势文化，在交流的过程中都能获益。其次，文化翻译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待翻译的正确态度。对文化差异的正确认识，有助于推动多元文化的发展，并通过文化参与，促进多元文化的互补、互动，有利于克服文化民族主义，从而通过文化翻译促成世界多元文化格局。最后，文化翻译是具体的策略和方法，关注翻译文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是文化翻译参与文化建构的基石。有宏伟的文化建构蓝图，再通过具体的文化翻译策略逐步建构文化交流的桥梁。因此，文化翻译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和目的论。在认识论的层面，关注文化和翻译的互动关系；在方法论层面，关注具体文化信息的表达；在目的论层面，文化翻译最终的目标是实现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各民族和谐共存的文化生态。
在宏观的文化翻译视角下，译者的作用得以突显。译者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者，他们具有多重角色。他们积极参与到翻译的文化交流中，他们是文化的阐释者、中介者和传播者。译者自己的视域在理解文本的过程中，能与作者对话，与原作者进行“视域融合”，并把自己阐释的原作者的意图展现在译文当中。译者处在源语文化和译语文化中间，充当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中介者。译者作为中介，调节不同的文化，目的是寻求克服在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不相容性的方法。译者更是不同文化的传播者，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不同文化之间，各国的译者自觉参与到文化的传播当中，使得不同文化得以沟通和交流，促进人类文化的进步和发展。译者是一个具有多重角色的个体，存在着个体差异。不同的译者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文本和不同的翻译目的会产生不同文化风格的译文，导致译文的多样性、译者个人的文化心理、文化修养以及翻译思想都会对译者的文化风格产生影响。正如“文如其人”，在文学翻译当中自然会出现“译如其人”，译者的文化风格也体现在其翻译作品当中。根据文体学的描述框架，笔者试图建构译者文化风格分析的模式，主要从语言文化信息层面、语篇文化信息层面和文化特色词层面三个模块对文本进行分析，同时结合译者个人的文化经历、文化修养和翻译思想综合考察不同译者的文化翻译风格。
本书对《牡丹亭》的英文译本进行个案研究，选取许渊冲译本和白之译本，借助“AntConc3.2”和“Text Preprocessing”文本分析软件对两个译本的语言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描述。语言文化特征主要是从音韵、潜台词、典故等方面的翻译探讨两者的区别。许氏注重音韵，对潜台词、典故的处理以意向为主，同时又兼顾陌生化的审美原则。白之则更注重语义，试图以字面对等的方式保留原文的文化特征。在戏曲文体方面，许氏注重戏曲作为特殊文体的特征，注重其上口性和表演性，兼具文学性的特征；白之则更注重文学性，但是上口性和表演性方面略有欠缺。
从文本分析中反映出许渊冲和白之两位译者整体的文化翻译风格：许渊冲注重交际效果，通过创造性和概括性的翻译使译文简洁易懂。大量口语化句式的表达，淡化文化的特色性，但在特殊文化词语的处理上适度陌生化，又保留恰当的异域性，突出不同文化之间的共性和会通性，体现了许渊冲文化普遍性的文化价值观，以及积极融入世界文化的文化自觉。其译本适合普通大众读者阅读，从故事情节中了解原语文化，是普及古典戏剧文化的较好文本。白之译本注重文化因素、译文的词语，句子结构相对复杂，并极力模仿原文的表达，试图充分地保留语义；并通过深度翻译方法，即通过注释、序、跋等副文本，向目的语读者介绍、解释中国文化，体现了白之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即充分认识文化的差异性并尊重不同的文化。白之译本是系统型、学术型的翻译模式，适合学者、文学、文化爱好者阅读。本文还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两位译者的文化翻译效果进行了考察，发现不同群体的读者对译文的体会不同，从总体上看，留学生读者偏向于许渊冲译本，中国学生读者大部分也偏向于许译本，学术型研究者的观点不一。由此可见，不同译文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样才能满足不同层面的文化交流。这对当前中国文化“走出去”也有所启示：经典的翻译应该充分考虑翻译的目的和面对的读者是谁，同时允许有多个译本，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目的的阅读。
曹迎春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