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随着翻译研究范式的转换，翻译研究的对象也从以文本中心转向以文本外部环境及以译者为中心的译者研究和翻译过程研究。尤其是对译者的研究成为当前翻译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外学者都非常关注译者在翻译中的作用。如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指出翻译批评必须以译者为主体作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查明建，田雨，2003：21）。各翻译流派也强调译者的作用，译者不再“隐形”。操纵学派认为文学翻译实质上是译者选择和摆布文本的过程。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目的性行为，任何翻译都有一定的目的。由此，译者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总会按照自己对读者和译入语需要的理解去制定相应的翻译策略。生态翻译学派认为译者的适应性选择是翻译的关键。这些理论都强调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对翻译家的研究也成为翻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1995年约翰·本杰明出版公司出版了《历史上的翻译家》一书，该书以翻译家为中心探讨了翻译家与民族语言发展、与民族文学的兴起、与知识的产生与传播、与权力控制、与宗教传播、与价值传播、历史形成等多方面的议题，从而窥视翻译家在人类文化发展和建设方面的重要贡献（同上）。我国也出版了类似介绍翻译家的著作，如由郑鲁南编的《一本书和一个世界：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该书从杨绛、草婴等翻译家的视角陈述了各自的翻译经历和翻译方法等。虽然该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是足以说明翻译家的地位和作用。许钧（2001）编写出版的《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翻译对话录》以对话的形式探讨了当代著名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国内的这几部翻译家研究著作虽然不够系统，但也体现了翻译家的文化作用。此外，在翻译史的研究领域也突出翻译家的作用，尤其是对近代翻译家如严复、林纾、胡适、鲁迅、林语堂、梁实秋、朱生豪、傅雷等的个案研究，凸显了译者在翻译中主体性和在社会文化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些翻译家都在各自所处的时代翻译了大量的作品，影响了当时的文化发展。但这些大都是从外译汉的角度进行的研究，很少是关于汉对外翻译的译者研究。由于翻译方向不一样，译文所面对的接受者不同，以及汉语与其他语系，尤其是英语等字母文字体系的差异巨大，在汉译外的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和作用与外译汉有所不同。

当前，我国国家综合实力加强，提出“走出去”的文化战略。“十二五”期间提出“文化系统将继续构建以优秀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的对外开放格局，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在图书对外出版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对外出版计划，如《大中华文库》（英文本）已经出版了81种；“经典中国对外出版工程”经专家论证，第一批资助的书目就有113种；“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实施三年多来（2006—2009），已资助翻译出版21种外文、1380多种图书，资助金额超过4000万元；2009年笫61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上，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多达2417项，居历届之最。此外，还有“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金水桥计划”等不同规模的对外出版项目同时在实施。但是，“走出去”的效果如何呢？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表示，目前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严重“入超”，“文化赤字”很大，在世界上表现中国核心价值观和悠久历史的文化产品及中国文化的对外影响力仍然有限。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第六次会议上（2010），多位资深专家疾呼：翻译“惨不忍睹”，文学社科类翻译“大家”难寻。他们指出外销书存在的毛病是：语言质量差，翻译生硬，简单的词汇堆砌，意思走样，甚至出现政治错误；翻译艺术水平不高，受中文思维框架的影响，多是给予字面上对应翻译，外国读者很难接受，达不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还有的直言：“这样的翻译，我自己看起来都觉得很别扭，更不要说让外国人看得懂了。”“走出去”遭遇的第一道坎就是翻译，没有好的翻译，我国优秀的文学文化资源就不可能与世界交流。因此，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对中译外的译者研究更具时代性。本论文拟从文化翻译的视角对中译外译者的翻译风格进行研究，论文选取中国古典戏剧《牡丹亭》的两个英译本为语料进行对比分析，分别是中国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和美国汉学家白之（Cyril Birch）的两个译本，探讨中外译者在翻译中的不同文化风格，形成这些风格的原因，以及对当前中译外跨文化交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