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中英冲突及鸦片战争
律劳卑之来粤〇平等待遇之争执〇交涉之恶化〇困难之症结〇缄默期内之大事〇商欠〇鸦片之略史〇鸦片畅销之主因〇烟禁之议〇林则徐之禁烟〇义律缴交鸦片之经过〇禁烟之希望〇林维喜案之严重〇清廷之主战〇英国之宣战〇军备之比较〇定海陷后朝旨之中变〇琦善和战之两难〇道光再主用兵〇广州之屈服〇英舰之北上〇浙苏战守之失败〇国内纷扰之情状〇和议之经过〇南京条约〇和议之评论〇战败之原因〇政治上之弱点
中国国际贸易，英国最为发达，双方均为垄断；中国限制贸易于广州，买卖由行商主持，英国设有专利公司，其他商船不得来华。外船之来粤也，纳船货二税，货税则税率章程向未公布，船税分三等征收，大船纳银一千一百至二千余两，二三等船征银白四百至八百两。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只多为大船，美船则为小船，他国兼有大小商船，英商颇处于不利之地位。官吏征税又多勒索。行商或以资本短少，不善经营，一八二七（道光七）年，倒歇两家，又有欠债不还者。公司视为口实，禀报两广总督李鸿宾请求废除行商买办，得在省城自租房栈，囤贮货物，关督视船征税等款。李鸿宾以其违反旧制，且与民夷不相交之意不合，批驳不准，而英船不肯入港，以为要挟，乃减船税，添置行商，作为让步之条件。公司原无别港贸易，商船再行入港，问题固未解决。一八三二（道光十二）年，英船北上，驶往福建、浙江、江苏、山东、奉天谋觅新港，船长告知华官则谓广东贸易不公，各省长官严禁人民与之贸易，乃再南下。中国时视商为末业，国际贸易，无足轻重，朝廷亦以区区税收不足介意，大臣疆吏不知形势之剧变，墨守旧法，专倾向于防弊。公司则以求利为目的，遵守中国之法令惯例，故得相安。及公司废除，争执遂起。
十九世纪初叶，英国工商业大形发达，其资本家以拿破仑之封锁欧洲大陆，妨碍实业之发展，要求政府取消公司专利之权，许其经商于印度、中国。一八一三年，国会通过议案，准许商人自由贸易于印度，公司仍得垄断中英之商业二十年。公司之买卖货物于广州也，设有职员，管理船只水手事宜，遵守中国之法令，相安无事。及专利之期将届，英国舆论高倡自由贸易于中国；其主要之理由，则为美国无专利公司，其在华贸易之地位占据第二，东印度公司之存在，徒为股东之利益耳。政府受其影响，公司势将失其专利之权。事闻于粤，李鸿宾传令英商寄信回国，略称公司解散，英国当另委员办理商业事宜。英国国会通过法令，取消公司之特权，遣派商务监督来粤，组织法庭，审理刑事海上罪犯等。一八三三（道光十三）年，英王委任律劳卑（William John Lord Napier）为监督。律劳卑为英王族，兼上院议员，曾任海军官长，地位颇高，其佐之者，多前公司之职员。英王谕其住于广州，其管理之区域，限于黄埔、广州，后始扩至虎门外之伶仃岛；又训令其与华官交涉，须本于和善劝说之原则，不得刺激中国人民之恶感，英人当守中国之法律。外相巴麦尊（Lord Palmerston）训令其到粤后，即以公函直接通知总督，斟酌情形，要求增加通商口岸，议定商约，但须谨慎从事，不得引起华人之恐惧与恶感；其交涉须报告于政府，听候训令，务使华官明了英王诚恳之志愿，而欲对于中国发生亲善之关系，促进二国人民之幸福。外相又令监督不必即时组织法庭，以起华人之反感。吾人今观训文之要旨，一方面则求迎合华人之心理，遵守中国之习惯，一方面则令监督函告总督。按之惯例，领事向称大班，其往来公文，总督则用谕批，大班则上禀帖，多由行商转达，乃自相矛盾，困难遂起。
一八三四年，散商来粤。七月十五日，律劳卑船抵澳门，会同属员，乘兵舰前往虎门外之川鼻岛，改船驶入黄埔江，二十五日晨，抵广州。方其抵澳之信息报于总督卢坤也，卢坤称为夷目，知其地位异于大班，饬令行商往澳，问其来意，告以中国法律，说其于得朝旨之先，住于澳门执行职权，苟欲来之广州，须先报于行商。行商二人往澳，而律劳卑已入广州之商馆，函告其使命于总督，请求谒见。行商二人见之，其译员方译原函为华文，行商告以总督命令，监督称其为官，将直接致公函于总督，并无须其转达。据卢坤奏疏，夷目不肯接行商，岂行商托辞推诿耶？二十六日，书记前往投递公函，封面系平行款式，中写大英国字样。总督衙门远在城内，广州惯例，外人不得入城，乃候守于城门。斯门也，向为外人递禀之地。书记商请往来之官员转递，历三小时，无许之者，值按察使至，请其携往，不可，行商自请与之转递，书记弗许，官吏亦不为之传递，书记遂归商馆。明日，行商来访律劳卑，始说其改公函为禀帖，律劳卑不可。二十八日，行商奉命声明苟不改函为禀，总督终不肯收。双方相持不下。卢坤乃以律劳卑擅至广州，不守法令，迭谕行商通事，说其退出广州，以待朝命，苟或拒绝，则即证明其无能为，当受重罚。其心目之中，以为行商通事得与外人往来，有监督管理之权，本于推诿之思想，连坐之法令，而责其负责也。同时，粤海关监督重申管理夷人之章程，而益严其条例。
八月八日，行商再谒律劳卑，谓广州气候炎热，不宜于人生，婉劝其暂归澳门，律劳卑不从。后二日，行商函约英商开会于公所，讨论解决之方法；英商以监督之反对，不肯赴会。行商无奈，送上总督、监督会衔之命令于英商前辈。其所处之地位日感困难，总督令其对于律劳卑之行动负责，四次说其遵守旧章，退居澳门，而律劳卑反言一切事件当与衙门往来，不能接收传谕，亦不能具禀，毅然拒绝回澳之请。行商无如之何，乃为避免责任自救之计，禀告总督停止英商买卖。卢坤颇主慎重，意欲婉谕律劳卑回澳，批称英王向来恭顺，散商安静，不能以一人之过，概行封舱。封舱虽无损于天朝，而英国无茶叶、大黄，势将无以为生。夷目若不悔悟，则商业将永停止。又令行商传谕，告以“外夷贸易事宜，向系洋商（即行商）经理，从无官为主持之事”，二国向来不通文移等情。而律劳卑不理传谕批示。会卢坤得报英舰二只泊于虎门之外，饬委员三人问其来粤办理何事，谕其兵船回国。二十二日，行商通知律劳卑谓于明日有官员来访，监督大喜，信其达到待遇平等之目的矣。及期，委员三人来至商馆，通事依照习惯，列官员之位于上座，律劳卑改放座椅为西方会议之式，争执达二小时，委员久立于门外。始肯让步入室，及坐，询问律劳卑来粤之原因职务，及其回澳之期。律劳卑答称来粤，由于前督函请英国派员管理商业，职务则于函中述明，总督接收之后，自可明知，返澳之期，现尚未定。此段所叙之会访情状，据摩斯《大清帝国国际关系史》（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之一三二至一三三页，而于兵船回国，则无只字。据卢坤奏报，委员带同通事前往，夷目不肯令其传转言语，无从晓谕。卢坤所奏，殆为避免责任之饰辞，抑岂委员之蒙蔽乎？
卢坤以为夷目执拗傲睨，乃以封舱为恫吓，责令行商说其出境，急于星火。律劳卑仍不屈服，出示晓谕英商不必以停止贸易为虑。卢坤谓其居心抗衡，商于关督等官照例封舱，九月二日，出示停止英夷贸易，四日，发贴布告，指摘英王未有公文知照夷目来粤。律劳卑自称夷目，究不知为商人，抑为夷官，乃不遵守法度，妄肆要求，以自绝于天朝，其他夷商仍得贸易。卢坤采取之方法，自当时中国之思想而言，颇为和缓谨慎。卢坤在粤年久，明知英国船炮之利，顾虑关税之收入，不敢轻启衅端，其奏报朝廷，则谓市尘稠密，又值乡试，不宜用兵，且夷目尚无不法别情，众商怨之；封舱之后，禁船入口，“使其内外消息不通，律劳卑内则见逼于同类，外则莫逞其阴谋，自不能久居夷馆”。其所谓众商怨之，盖据行商之禀报；仍令其晓谕散商，并遣军队监视。七日，泊于虎门外之兵船二只奉命入港，炮台发炮阻之，不得，驶入黄埔江，结果增加卢坤之责任，而交涉益趋于恶化。卢坤命塞省河，调兵船巡防，派兵严备，一方面仍令行商晓谕英商，据其奏报则称创之太甚，将扰于他地也。会律劳卑身染疟疾，不能视事，交涉由商人传转，商人谓律劳卑不知例禁，兵船护货，误入虎门，自知错误，求恩下澳，兵船退出。其言虽不免于粉饰，而商务监督固屈服矣。二十一日，英舰驶退，律劳卑率其属员登船而去，卢坤遣兵船八只监之，奏称将其“押逐出口”。二十六日，律劳卑抵于澳门，卢坤复准英商贸易。奏上，道光谕曰：“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应降恩旨。”君臣之心，以为问题解决矣。
综观律劳卑来粤之始末，其争执要由于中外政教之悬殊，夷夏之别太严，而并起于误会也。英王委任律劳卑之为商务监督，为应粤官之请求；粤官之意，殆为大班式之领袖，负责管理英船水手而已。不幸英国委任要员来粤，而令其以公函通知总督。律劳卑乃不遵守惯例，直入商馆，要求总督平等相待，总督遂处于困难之地位。商务监督之来华，英国政府先未通知北京，又不给与证书。其驻于广州也，向无旧例，总督必须奏报朝廷，而于皇帝谕旨且无把握。盖北京政府不知国际关系之变迁，本于轻视外人之心理，囿于旧档成案，即可将其驳斥，如嘉庆称英国“蕞尔夷邦，何得与中国并论！”英舰驶入黄埔江，报之朝廷，卢坤奉旨革职留任，将士亦受重罚。朝旨倘或不准夷目驻于广州，而律劳卑已至商馆，当可认为办理不善，而即予以处分。律劳卑之递送公函，则又违反中国之体制，官吏首重体制，何肯与之平等往来？卢坤之言曰：“事关国体，未便稍涉迁就，致令轻视”，盖时英商陈说皆用禀帖，疆吏轻视夷狄，固不肯自降于卑位，而与夷目平等。尤有进者，人臣无外交之义，擅受夷书，即为私通外国，当受重罚。卢坤之地位颇为困难，乃不接收公函，托言其为商人，责令行商说其退出广州。同时，律劳卑不稍让步，争执既久，各趋于极端。律劳卑则以国际贸易，互有利益，英国之国势，不弱于中国，其长官往来，必须立于平等之地位，力拒改函为禀，进而要求谒见总督。今自吾人观之，要求谒见，出于英国训令之外，而又违反当时中国之习惯；其在西方，虽然当然，而固困难适行于十九世纪初叶之东方也，律劳卑深受刺激之后，报与外相曰：“凡与中国交涉，当以武力为后盾，否则徒耗时日耳。”十月，病死于澳门。粤官谓其违抗天朝，获得神谴，林则徐后于禁烟之时，尚以为言。律劳卑之来，促进二国之误会与恶感而已。
律劳卑既死，其属员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代为监督。德庇时初为东印度公司职员，在华颇久，精通华语，熟悉中国情况，及为监督，采行缄默政策。总督卢坤忽饬行商传知英商，转告国王，委任大班来粤。德庇时置而不理，劝说商人，维持现状，勿与华人口实。英商之在广州者，轻视向为公司之职员，反对其缄默政策；十二月，多数签名上书国王，请求派遣大员，而以武力改良待遇。德庇时反对此议，固不意政府后竟采行也，一八三五年一月，去职。其属员罗白生（Sir George Robinson）代之。罗白生亦为公司之职员，遵其政策。会上川岛之土人捕获英船水手，扬言出金始得赎回；监督上书于总督，命人递送，其人备受侮辱，终未递出而归，幸粤官救出水手，其事始已。其时粤官既不承认商务监督，监督不能保护英商，而其处分判决之案，又多不能执行，外相巴麦尊且不之助，其职权益微。罗白生违反外相训令，设办公处于伶仃岛，报于英国，政府罢免其职。一八三六年十二月，嘉理·义律（Charles Elliot）继之，义律初为律劳卑属员，后以监督之迭更，渐居要职，至是，信其外交手腕，高于华官，由行商转递禀帖于总督，称其为英在华最高之长官。总督邓廷桢批示，谓其仍为夷目，而非大班，须暂住于澳门，迨奏明得旨之后，再来广州，明年，邓廷祯奏称义律如大班之例，至省照料，不得逾期逗留，朝旨许之。四月，义律始至广州，报告其经过于政府。外相令其不得再用禀帖，并须直接递送公函，义律既得训令，又以鸦片问题，复去广州。其时朝旨禁烟，粤督始认义律有管理英商之权，令其禁止商人贩运鸦片，义律遂回澳门，建议政府，谓用武力，始得中国之平等待遇，禁烟造成严重之局势，将或引起战祸。巴麦尊乃请海军大臣训令东方舰队保护在华英人之利益，于是英国对华之政策为之一变。一八三八年七月，舰队来粤示威。义律进省，为其司令代呈事件，要求免写禀字，嗣后有事传达，派人递信，而邓廷桢拒绝不收，乃归澳门。舰队长官遣人递信于水师提督关天培，请其代呈，亦不可得，但未造成事端。
英商自公司特权取消，得自由贸易于中国，而中国只许其贸易于广州，以为商业上之机会太少，税则无定，住于商馆，多感不便，盖自律劳卑后，管理外人之章程益严故也。其尤使之不满者，则为广州国际贸易，仍操于行商之手。英船之来粤者较多于前，争贩货物，茶丝之需要过于供给，价值大增，英商谓其处于不利之地位，益恶行商之专利焉。行商自改联保以来，流品益杂，道光据奏，疑其增加私税，拖欠夷钱，以致酿成律劳卑之不遵法度，谕卢坤等从严惩办。其复奏多为行商辩护，疏中所谓议订章程，严禁欠债，不过徒有其名，额数视前反有增加，竟逾三百万元。外商禀告总督，总督责令全体行商摊赔，初无效果。英商再行禀告总督，又报于本国政府。总督复令行商归还，一八三八至一八三九年中，行商摊还欠款约二十万元，余款尚多，且无利息，英商自不满意。其尤难于解决者，则禁烟之问题也。鸦片关系于我国者，至深且巨，兹言其略史于下。
鸦片传入中国，始于唐时。初以治病。其法制之成丸，形状类鱼，病人食之，颇有神效，食之既久，则成为瘾，不能间断。其在中国也，旧称罂粟，或称波毕，或作阿芙蓉，回人携其种来华。其种据植物专家之研究，则波斯产也，殖于甘肃、云南诸省，而大宗鸦片，则来自印度。初葡人垄断东方之商业，贩运鸦片来华，其后英国东印度公司扩张势力于印度，贩卖始多。其时国人改食为吸，说者谓受水烟、旱烟之影响而然，烟原产于美洲，西班牙人植其种于菲律宾岛，闽人经商于岛中者，传其种于福建，吸者日多，政府禁之，顾未有效。十八世纪，国人始仿其法，改吸鸦片。一说佛陀曾教其弟子吸烟治病，其说近于附会，鸦片之在今日印度，仍多吃食，固难武断其法来自印度也。吸烟之法，装烟斗于竹杆，置煮成烧好之鸦片一粒于斗上，火于灯上，而抽吸之，自此而后，吸者日多，一七二九年，雍正诏禁贩卖熟烟，开设烟馆；其时输入，年仅二百箱耳，但未有效。乾隆重罚内地贩卖之商人，亦无效果，东印度公司以其获利之厚，奖种于印度，土耳其、波斯亦有输出，其运入于中国者益多。鸦片之来粤也，关督视为货物，征税后运入货栈，由行商转买。一七九六年，嘉庆嗣位，诏禁鸦片，严重其罚，不意一八〇〇年，增至四千余箱，嘉庆再申前禁，外商不准输入，农夫不得种植，广东鸦片之贩卖，始脱行商之手，例定洋船到于广州，先取行商保结，保其必无夹带鸦片，然后准其入口，但时官吏、洋商莫不视为具文。其贸易情形，则与前不同，鸦片来粤，关督不征税金，外商或出售于澳门，或带至黄埔，卖于江中，贩卖之华人奸商贿赂官吏，上自总督，下迄胥吏，莫不视为致富之源。
一八二一（道光元）年前，鸦片输入最多之年，只五千余箱。会总督阮元严办澳门囤户，禁止鸦片入口，澳门黄埔江内始无烟土。人民之有烟瘾者，饭可不吃，衣可不穿，而一日不吸鸦片，便如大病遽发，臥于床中，涕涎交流，龌龊万状。夫法禁止吸烟，初则罪止枷杖，渐而递至徙，流，绞监候，何其销路反激增耶？曰，鸦片之改食为吸，嗜者始多，已如上言，社会上造成之原因，则非本章所当详论；兹略言其背景。我国人口增加不已，工商各业皆不发达，人民家居无事者，不知凡几，国内又无相当娱乐之游戏，闲居无聊，乃以一灯一枪，为其消遣虚度时间之计；其稍染疾病者，信其吸之，可即痊愈，由是吸烟进为朋友应酬之消费物品。其无以为生者，日益堕落，社会认为无赖，而千年来之礼教与道德，奖进姻睦，一家一族之中，富者当恤其穷困之亲友，无赖且得借端要挟，其无可靠之亲戚，则开烟馆，贩卖烟土，聚赌抽头；为社会上之寄生虫，甚者且谓苟不吸烟，反无衣食。迨其烟瘾已深，乃视鸦片为其第二生命，不惜抛弃一切，罄其所有，以过一时之瘾。官吏胥役视为利薮，勾结奸商，包庇转运，甚者更自吸食。外商之贩烟来粤也，专博厚利，反信腐败之官吏，借禁鸦片之名，重索贿赂而已。及是，黄埔江、澳门严禁贩烟，而国中需要之量数，未为稍减，烟犯不惜出其重大之代价，以求得之，外商应其所需，泊烟船于虎门外之伶仃岛。自一八二一至一八三九年，史家称为伶仃时代，外船卸其所载之烟土于趸船，奸商之贩卖者，勾通巡海兵弁，用扒龙快蟹等船，运银出洋，运烟入口，船中有火器自卫，外商更有贮鸦片于南澳者。美人记载官吏之问答，可见其公然包庇。外商出售鸦片之后，多带现银回国，获利之厚称于当时。内地则四川、云南、广东、福建、浙江初皆种植，一八三一（道光十一）年，奉旨严禁。刑部加定烟犯罪名，督抚及地方官年终具结，谓其署内无食烟之人，不幸多为具文。一八三五（十五）年，鸦片输入竟达三万箱。
于此禁烟而烟反行畅销期内，鸦片问题日益重要，其常刺激官吏者则银价日贵也。外商初至中国，带银贩买丝茶，及鸦片之销路日广，改运鸦片。一七九九（嘉庆四）年，粤督觉罗吉庆奏言“以外夷之泥土，易中国之货银”，请禁贩买烟土。一八一八（嘉庆二十三）年，粤海关总督限制夷商带银三成回国，伶仃期内烟贩概用现银买烟，外商买货之后，常有余款，其不贩货者则带之回国。每两纹银，先换制钱一千文上下，而时增至一千六百，地方长官解银入京，常或补赔。鸿胪寺卿黄爵滋奏云：“自道光三年至十一年（一八二三—一八三一），岁漏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自十一年至十四年（一八三一—一八三四），岁漏银二千余万两，自十四年至今（一八三四—一八三八），漏至三千余万之多。此外福建……各海口，合之，亦数千余万两。”其数究非切实调查而得，颇可怀疑。其时兑换无一定之比例，钱商视其币质及需要定之。道光制钱轻于前代，亦其要因之一，时人则信鸦片漏卮造成银贵也。自道德方面观之，吸烟实为罪恶——破坏家庭之幸福，社会之治安，禁烟之动机，初盖生于道德观念，后则兼为经济问题。
一八三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为免纹银出口之计，上奏弛开烟禁，以货易货，庶塞漏卮。文武官员、士子、兵丁，吸者斥革，不问民间，并许其种植罂粟。道光下其议于广东长官，长官奏称可行，而内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朱罇，忽持异议。一八三八年六月黄爵滋言之尤力，请限期戒烟，犯者死罪。道光谕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地将军及直省督抚各抒所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疆吏复奏或赞同死罪，或反对严刑，中无一人主张弛禁。道光更谕朝臣复议，亦无异言。十月，谕曰：“各直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拏，毋得稍行松劲。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拏，分别办理”，京中王公有以吸烟革爵罚俸者，许乃济亦以冒昧渎陈降级致休。帝既决心禁烟，十二月，诏授湖广总督林则徐钦差大臣，颁给关防，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节制水师。复谕邓廷桢不可观望推诿，须力合作。方许乃济之请弛禁也，义律信其计划当必采行，其时外商贩卖鸦片，获利颇厚，而其道德观念，尚未认为罪恶，反信官吏之腐败，禁烟之无效，弛禁征税之后，得免偷运，而易于管理也。乃事出其意想之外，而总督邓廷桢下令驱逐贩烟商人九名出境，义律言其未贩鸦片，九人亦未离粤，邓廷桢查拏烟犯，缴收烟枪，严禁窑口，责令水师搜捕走私船只，谕饬夷人趸船离粤，外商推诿，几致封舱。
一八三九（道光十九）年三月十日，钦差大臣林则徐抵于广州。林则徐生于福建侯官，身长不满六尺，而英光四射，声如洪钟，警敏精核，顾其早入仕途，虽在交通便易之大城，而亦不知外国之情状。其为官也，清正果决，所至有声，及朝议禁烟，官至湖广总督，于其境内，搜获烟枪三千余杆，土膏一万余两，民妇称谢，上疏详言鸦片之害，及禁烟办法。道光授为钦差大臣，予以便宜行事之大权，则徐入京陛见，决心禁烟，其谕外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抵粤后，奏言夷船闻风开驶，难保不潜行售买，宜乘势驱逐，且曰：“贩卖之奸夷，多在省馆，虽不必遽绳以法，要不可不喻以理，而休以威。臣林则徐当撰谕帖，责令众夷人将趸船所有烟土尽行缴官。”十八日，林则徐等坐堂，传讯行商，发下谕帖，其主意则晓谕夷商将泊伶仃等洋趸船所贮之鸦片，尽数缴官，由行商查明，造具清册，呈官点验，收明毁化，一面出具夷字、汉字合同甘结，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字样，限期三日内回禀，并令行商伍绍荣等到馆开导。明日，海关监督下令封港。封港据林则徐奏疏，在义律入省之后，由于颠地（Lancelot Dent）欲逃，照例办理；其言颇可怀疑。据外人记录，林氏抵粤，外船出入虎门已失自由，义律进省，途中颇受危险。英人详记此事之原委，虚构殆不可能，林氏则患朝廷责其轻启衅端，所奏盖不免于装点。此为国内之积习，非独林氏一人为然也。及三日之期，英商议决禀告钦差，谓其住于广州，深知法禁，不敢贩烟，钦差固不之信，始肯缴交鸦片一千余箱，钦差言其数仍不足，传谕在粤年久之颠地入城，他商患其留之为质，称无保障，不敢应召。二十三日晨，广州知府等官及行商人于公所，官员业已摘去顶戴，行商二人带有铁链，钦差盖以其奉行不力，而予以惩戒也。英商四人见之，官员行商力说颠地遵命入城。林则徐奏疏，称其恭顺，赏以红绸二疋，黄酒二坛，并饬其开导夷商缴烟。斯日会商达于深夜，未有结果，将于明日再行讨论。会义律自澳入馆矣。
初义律住于澳门，二十二日，得知钦差谕帖，令虎门外英船驶往香港，将由兵舰保护，致抗议书于澳门同知，报告其事于本国政府，谓钦差大臣借端勒索，将取坚决之态度，以应此变，明日，乘船前往广州，途中冒险前进，二十四日，抵于商馆。粤人大惊，谣言蜂起，林则徐奏称颠地希逃，乃行封舱，且曰：“夷馆之买办工人，每为夷人潜通信息，亦令暂行撤退，并将前派暗防之兵役，酌量加添，凡远近要隘之区，俱令明为防守，不许夷人出入往来，仍密谕弁兵不得轻举肇衅，在臣等以静制动，意在不恶而严，而诸夷怀德畏威，均已不寒而栗。自严密防守之后，省城夷馆与黄埔澳门及洋面趸船信息绝不相通，该夷等疑虑惊惶。”工人退出商馆，并不得供给食料于外人，外人迫而烹煮饮食，洗涤用具，治理琐事。据美人记载，夜间仍有供给食料于外人者。二十五日，义律请求发给英船牌照，以去广州，钦差催其先行交出鸦片。二十七日，再谕夷商缴烟，内容一论天理，鸦片当绝，违天则死。二论国法，中国法令严禁鸦片，并优待夷人，乃今夷人贩烟，害内地人死。三言人情，广州为好码头，夷人互市，中国不惜其茶叶大黄。四述时势，政府决心禁烟。斯日，义律通告英商，略称现为生命安全之计，商务监督代表政府，缴交鸦片于中国，凡有鸦片之商人，须即报告其确数于监督；并用禀帖报告钦差大臣，情愿呈缴鸦片，明日，禀报鸦片总数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斯数也，皆印产鸦片，义律意欲联合外商一致对华，美商所有之印土，一千五百四十箱交之，其报告之箱数，中有计算二次者，实数为一万九千七百六十箱，不足之数，买于新自印度来粤之商船，共值六万余磅，战后英国始出赔款偿清。他国产生之鸦片，则未交出，美商有土耳其鸦片五十箱，未曾呈缴，则其证也。义律禀报后，商馆之防守如故，钦差殆欲强其于二三日内完全交出也，旋知其在伶仃，万不能行，四月二日，许人供给食料于商馆。其奏报朝廷，称义律情愿呈缴鸦片，距撤退买办之时，业已五日，馆中食物窘乏，即赏给牲畜等物二百数十件。又曰：“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对于外人，钦差宣布先行交出鸦片四分之一，买办工人回归商馆，再交四分之一，恢复黄埔澳门之交通，再交四分之一，许其贸易，扫数缴清，则恢复原状。
缴交鸦片，已有办法，其尚难解决者，则为甘结之声明，嗣后来船永远不敢夹带鸦片也。初钦差饬夷商具结，外商答称自愿不贩鸦片，惟无权力干涉商业，管理其他商人，而中国应向其政府交涉也，林则徐改定甘结，由各国领袖商人签字，商会讨论谓其牵入政治，宣告解散。钦差谕知义律，义律私谓宁死不从，对于钦差固不敢也。据林则徐之奏文，义律初请宽限，自开舱后凡在印度商港者，给予五月为限，凡在英者，给予十月为限，然后实行新例，则人皆悉知，忽而改称倘必取结，则英国人船只得回国，其惶恐无主之情状，可以想见。其时缴交鸦片，极形忙碌，商馆附近之守兵巡船，次第撤去。义律心怀怨望，意图报复，不惜越出职权，下命商人离粤，以为战争之初步。五月二十一日，鸦片缴清，后二日，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会衔指定烟贩十六名，永远驱逐出境。二十四日，义律、英商乘船前往澳门。方义律之将去广州也，恳求美商一同退出，且曰：“君去，则外商尽去，不久吾人可使无赖之华官让步。”美商答称国中无王，不若英国可得要求赔金也，拒绝其请。义律乃言将使美商，不能留于广州，其仇视中国之甚，实有求战之决心。
英商缴交之鸦片，存放于虎门附近，林则徐驰奏解送京师，御史奏言不便，道光谕其“率同文武官共同销毁，俾沿海共见共闻，有所震詟”。则徐得旨，患其火烧之后，余烬尚或可用，乃于海滩挑成二池，前设涵洞，后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炭煮之，烟炭汤沸，颗粒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差大臣之坦然无私。自吾人观之，于腐败官吏之中，而林则徐竟能不顾一切，毅然禁烟，虽其计划归于失败，而其心中，则为人民除去大害，可得昭示天下，固民族之光也，其失败之主因，多由于对外知识之浅陋，以为英国毫不足畏，欲以武力恫吓解决，乃不辨明有罪无罪，一律围困之于商馆，使其饿而缴交鸦片。巴麦尊致书清相，陈说英国之立场，一谓官吏先前包运鸦片，置而不问，一旦强迫商人缴交，一指凌辱英国职官。二者均非创始于林氏，钦差大臣之责任，不过适用旧法而已。适当处置之方法，一则切实管理沿海岛屿，一则与英国交涉解决。不幸前者为时太久，后者先无前例，时人囿于环境，殆不之知，知之，亦不能用。八月，林则徐得旨准许照会英国女王维多利亚（Queen Victoria），内称英国恭顺，而不肖者夹带鸦片来华，夷人分中国之利，而害中国，天良何在？别国贩烟至英，亦王所深恶而痛绝也。末告以新例缴烟，亦可免罪。同时，林则徐捕拏烟犯，搜查鸦片烟具，创设戒烟所。其奏报成绩，称迄于六月二十八日，获犯一千七百九十二人，土膏六十四万八千七百五两，枪七万二百七十八枝，锅五百六十五个。大臣议定凡设窑口贩土者，首要斩立决，从犯绞监候，夷人贩土者斩，予以一年六月为限，限内缴烟者免罪，上谕戒烟限期一年六月。各省长官受其影响，奉行颇严，而随在吸食之官绅、工商、妇女、优隶、僧尼、道士固不能一旦断瘾也。鸦片之市场，需要犹殷，价目昂贵，改由福建海岸偷运，朝命邓廷桢往办。禁烟既有希望，苟无意外之变，最低之限度，鸦片之为害，当必减少于国内也。
英商去后，广州国际贸易衰落，粤官始大惊讶，初义律住于商馆，连具十余禀，词均恭顺，及离广州，尚请派员妥议章程，林则徐派员前往，并赏以茶叶一千六百四十箱。义律既至澳门，心无所惧，六月五日，禀称船只入港，须候本国训令，如许于澳门装货，则感戴靡既，乃不肯议章程，拒领茶叶。此后凡有批谕，皆不接收。其驶入黄埔而贸易如故者，则为美国商船等。先是，林则徐访知美商鸦片，出产印度，贩自英商，召问美国大班（领事）。大班答辞相同，故无问题，至是，美船抵于码头，船主立时具结，结文略称遵守天朝之新律，不带鸦片入境，其贸易状况，一如往日。英船之集于香港也，互相保护，其贩来之棉花货物，运去之茶叶丝绸，概由中立国之商船转运。义律初甚恶之，欲禁茶丝运往英国，顾无实效，七月七日，外国水手醉酒暴动于九龙之尖沙村中，棍杀林维喜。村人谓为英人，粤官谕令义律交出罪犯，义律不收谕文，后始答称国籍姓名，究不可知，悬赏缉凶，出款抚恤死者之家，判定嫌疑犯人之罪。林则徐奏曰：“人命至重，若因英夷，而废法律，则不但无以驭他国，更何以治华民？义律肆意拒违，断非该国王令其如此，安可听其狂悖而置命案于不办？任奸宄以营私坏法养痈，臣等实所不敢”，乃遣兵驻于香山，以便控制澳门，禁给英人食料，撤退买办工人，谕饬葡官驱逐英人。英人五十七家，迫而住于船上，深感不便。会军舰一只来粤，义律商于葡官，准许英人居住，由其保护澳门，葡官婉辞拒之。九月四日，义律带船至九龙口岸开枪射人，死兵二人，伤者六人，强购食物而去，又以失船将欲封港，美商抗议，乃止。义律之禁止贸易也，英商之损失颇巨，渐而改变思想，林则徐新奉上谕，不可冒昧偾事。双方由葡官居中传达，再行接近，二十四日，澳门同知蒋立昂奉命与义律会商，义律言趸船无烟，自愿请人往搜，结具分写汉文洋字，由其加印，对于林维喜案，则言醉酒滋事者，中有美人，可由其悬赏缉凶。中国方面说其交于华官代审，义律更求住于澳门六日，清理事件，许之。其磋商具结之经过，林则徐奏曰：“结内但云如有鸦片，将货物尽行缴官，而于人即正法字样，仍不肯写。”其原因则以船主、货主并为一谈，而水手私带，兵役栽赃也。关于贸易，据澳门新闻纸之记载，钦差先有印约，许于虎门外之川鼻岛起卸货物，中国方面现无材料将其证明，具体办法，究不可知。会英船“担麻斯葛”（Thomas Coutts）以为监督禁令，越出职权，置之不顾，十月十五日，驶入黄埔具结贸易。商船“啷”（Royal Saxon）亦将入港。林则徐以为英商就范，又奉朝旨不必顾虑商业，改取坚决之态度，二十五日，下令义律交出林案之罪犯，并谓泊于外海之船只，限于三日内入港，或驶归国，否则纵火烧之。后二日，责问义律不禁海岸之鸦片贸易，令其交出汉奸，义律答称出于职权之外，商于舰长斯密氏（H.Smith），斯密氏率兵舰二艘，驶向虎门，义律同往，十一月二日，抵于川鼻岛，要求取消焚毁英船命令，准许英人住于岸上等。三日午前，水师提督关天培率兵船二十九只前向英舰，斯密氏令其后退，不得，开炮击之，战祸遂起。林则徐奏称，啷入口，而兵船追令折回，关天培闻而诧异，率兵船阻之，英船开炮。其奏言开战之日，与外人记录相同，而所叙之情节与之迥异，岂观念不同，而报告各谋卸责耶？啷以受军舰之阻挠，不得入口，固为事实。林氏奏言战胜，则不足信，斯役也，英舰损失极微，《中国文库》（或称《中国月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记载粤船之被击沉或破裂者凡四，余多受伤，逃入虎门。林则徐则称英舰败逃，不值追剿，夷兵落海，获帽三十一顶，四日、八日、十日等小战六次，均为全胜。
战祸之促成，自中国方面而言，殆由于官吏知识之幼稚，林则徐陛见皇帝，奏云：“内地茶叶大黄，禁不出洋，已能立制诸夷之命。”后至广州，奏曰：“茶叶大黄两项，臣等悉心访察，实为外夷所必需，且夷商购买出洋，分售各路岛夷，获利尤厚。”大臣亦信夷人嗜利，不能自绝于天朝。钦差心中既有成见，以为外人不敢启衅，乃命兵士巡船包围商馆，断其供给，外人住于馆中者，不论国籍，不分良莠，处于惊惶困难之中。及义律禁止英船入港，林则徐奏曰：“义律之勒令夷船聚泊口外，仍为图卖新来鸦片，恐被进口搜查起见，夷情诡谲，如见肺肝，即无别滋事端，亦不得容其于附近口门，占为巢穴。”林案发生后，英人不得住于澳门，钦差谓其缺乏粮糗淡水，“此一端，即足以制其命”，又以中国封港，其货无处可卖，其本国距离中国太远，出兵不易，女王叔父有觊觎之心。安南曾诱歼其船，他国恶之，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国，即或战争，中国亦无所惧，且曰：“夫震于英吉利之名者，以其船炮利而称其坚强，以其奢靡挥霍而艳其富，不知该夷兵船笨重，吃水深数丈，只能取胜外洋。破浪乘风，是其长技，惟不与之在洋接仗，其技即无所施。至口内则运掉不灵，一遇水浅沙胶，万难转动。是以货船进口，亦必以重资请土人导引，而兵船更不待言矣。从前律劳卑冒昧一进虎门，旋即惊吓破胆，回澳身死，是其明证。且夷人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奏上，道光谕其不可偾事，朝廷尚无战争之意，会九龙枪杀兵士报于朝廷，道光对于蒋立昂、义律会议，批曰：“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虞卿等孟浪，但诫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川鼻战后，林则徐奏称小战六次，无不胜利；但曰：“苟知悔悟，尽许回头”，而朱批则云：“不应如此，恐失体制。”其时林则徐尚欲保护英船入口，朱批则以其同为一国之人，不应如此办理，且曰：“若屡次抗拒，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算！”更诏授为两广总督，防备英人。林则徐之初坚决而后让步者，盖其留心外事，已知战争实无把握。英船泊于香港，水师无如之何。所可惜者，朝廷尚不能辨明传言与事实也。十二月六日，粤吏布告停止英商贸易，一八四〇年四月，林则徐奏称利用渔户，烧汉奸船大小二十二只，蓬寮六处，除烧死淹毙外，尚生擒十名，足寒英夷之胆。乃时英船尚在香港，而水师不敢驶出虎门，惟自杀汉人而已。军事则虎门炮台，曾由邓廷桢修筑，林则徐命造大炮，沿海诸省则无防备。
英国远在欧洲，其时传递信息，顺风三月，迟则四五月，最迟六月。义律报告及商人请愿书，九月，始到伦敦。巴麦尊作为根据，承认义律越出职权引起战祸之行动，义律之敢若此者，盖自律劳卑死后，迄于林则徐之来广州，英国对华政策，除规定公函往来而外，别无训令，对于商人，警告其不能保护贸易于一国境内，而违反其国之法典，其因中国执行禁烟法令，而受损失者，由于自取；而于商务监督，则饬其不得干涉商人之企业。二者尝相矛盾，历任监督均言除武力而外，难得解决争执之问题。其海军来粤示威，已趋向于改变政策，义律遂得利用时机，其向九龙华兵开枪，则造成战祸也。及林案发展，川鼻海战，报至伦敦，政府益得辩护之材料，大城商会，及工商界领袖主张出兵。政府党之议员倡言宣战，其一部分竟不知东方情状，如发言者，有谓中国准许贩卖鸦片，有谓苟不惩戒中国，则危险将及印度。其主战之理由，则为侮辱英国国旗，妨碍商业，强取财产，而须出兵求得将来安全之保障，以及外交上之平等也。其反对党者，谓华人不知英国国旗，而政府不应强输毒物于中国也。其党势力弱小，国会通过宣战，政府遣军舰陆军来华，决定一八四〇年六月，封锁广州。女王任命乔治·懿律（George Elliot）为和议专使，义律为副使。
一八四〇年五月，林则徐奏称英夷兵船来粤，六月二十一日，其海军指挥伯麦（Colonel Sir Gordon Bremer）始至，明日，布告自六月二十八日起，封锁广州。义律俄发中文通告书，诋毁林则徐，劝说华船赴英船停泊处贸易，由其保护等情。俄而懿律亦至。其时英国海陆军在华之实力大增，海军共军舰十六艘，大炮五百四十尊，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七艘，陆军凡四千人，均归懿律节制。其军舰高大，汽船为新造之利器，行动自如，兵士各有利枪。中国军器，炮为百年前之旧式，极形笨重，陆军有弓、矢、长戟、刀剑、藤牌、鸟枪、扛炮等，兵士以弓矢为利器，恶用鸟枪，以其偶一不慎，火药爆发，而危险殊多也。将校既无军事知识，兵士又无严格之训练，缺额极多，器械恶劣，如火药官买例价每斤三分，而时价则一百六七十文，乃以劣货充之。澳门新闻纸论中国武备曰：
中国之武备，普天之下，为至软弱极不中用之武备，及其所行为之事，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其所出之论，亦皆是恐吓之语，皇帝之官府办事，只有好斗气，相争而小胆。其国中之兵，说有七十万之众，若有事之时，未必一千合用，余皆下等聚集之辈。其炮台却似花园之围墙，周围有窗，在海岸远望，亦是破坏，炮架亦不能转动，却似蜂巢。其师船之样，若得我等或米利坚之私兵船，在一点钟之久，即可赶散各师船，中国敌外国人，不过以纸上言语，真可谓之纸王谕国矣！
报纸之论调，轻侮中国，无以复加，其一部分固国内之实情。据裕谦奏疏，民间先已传抄外国报纸上之信息，此殆出于英人之口吻。裕谦主战，其言英船，宽有三四五丈不等，长有二三四十丈不等，厚有尺余，较国内兵船及闽广大号商船，均大至倍蓰，固信而有征。广州封锁之后，懿律统率军舰来浙，其去广东者，非惧林则徐之设防，乃奉行本国北上之训令，而以交涉于广东，无所进步也。七月四日，舰队驶达舟山群岛，要求定海镇将张朝发献炮，不得，进攻，城陷，知县姚怀祥自杀。英国之用兵，作为交涉之胁迫，主旨仍在议和。七月二日，英船以白旗前往厦门递送巴麦尊译文公函，请求长官转递朝廷，守将拒之，英船遂去。闽浙总督邓廷桢夸张战胜，上奏道光，且曰：“所获夷尸……当场脔割，悬首炮台，共见共闻。”英船于浙，则托鄞船投递公函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浙抚以其居心叵测，奏称即将原书掷还，英人言其抄录译文，始行退还。其时沿海要港，有英舰巡查，禁止船只出入。八月，英使坐舰驶入渤海，进逼北河，要求长官派员接收照会，直隶总督琦善约其于十八日听候回信，将其奏报朝廷，道光许其接收，十五日，遣人往收公函。其辞甚长，略称中国初不实行禁烟，官吏私受规礼，包庇贩买，忽而嚇勒缴烟。函中要求凡五，一给偿货价，二昭雪亵渎，平等待遇，三割让岛地，四清还商欠，五赔偿费用，其细目则向专使议商。琦善复称林则徐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冤抑可代昭雪，于其要求，初则婉辞拒绝，无如直隶海防毫无预备，乃奏英夷愧悔，道光谕以羁縻之法应之。三十日，琦善接见义律，懿律则未上岸，义律出全权证书，提出要求，欲琦善承认，否则开仗，封锁北河。琦善以“天津切近京畿，盐漕铜船出入，边衅一开，则殊危险”，迫而让步。义律对于烟费，必欲中国赔偿，而上谕不可，义律仍不让步，再言烟费不已，琦善答以隐约之辞，谓经钦差大臣秉公查办后，必有满意之解决，最后议决“即以所言为定，俟到粤再行商议，条件未妥之前，不能撤兵”。九月，英舰南下。
定海陷后，朝廷始知局势之严重，上谕将浙抚乌尔恭额交部议罪，谓其事前既无准备，临事复觉张皇，以致该夷船驶至定海县，纵令三四千人登岸滋扰，提督亦受处分。初，林则徐奏称夷船或至天津，皇帝下谕琦善断不能据情转奏，渐乃听信传言，怀疑林则徐致寇。七月，下谕两江总督伊里布著颁给钦差大臣关防，驰驿前往浙江，查办事件，其使命盖防英人，而说者疑其访查林则徐构衅之由。及英舰抵于北河，琦善洞悉英夷船坚炮利，而中国炮为旧炮，不足防守，主张抚议，先言英人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继称停止英人商业，其货变色，赔累不支，遂铤而走险，现有愧悔之心，后向人言，“极称英夷强横，非中国所能敌，并称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御史高人鉴奏语）。道光初禁转达夷情，忽而谕其接收公函，更下诏曰：“著该督随机应变，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可以开边衅，总期办理妥善，毋负责任。”其改变政策者，殆以英人诉冤，朝廷秉公办理，即可无事，战事持久，沿海各省均须设防，调兵遣将，所费不赀。林则徐在粤，于英舰封港，捕去出口之船只，除奏疏表示愤闷外，别无办法。伊里布抵浙，首言浙江江南之水师单薄，闽粤之水师较强，迭请调之入浙。朝廷以其顾此失彼，均不之许。朝廷既主和议，八月，林则徐奏报烟禁，朱批曰：“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拏犯法，亦不能净，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此后凡其奏章，均有朱批驳斥。十月，林氏奏称英夷不能持久，烟禁必当维持，不可羁縻，中有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帝于其旁批曰：“汝云英商试其恫喝，是汝亦敢效英夷恫吓于朕也，无理可恶。”奏云：“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又于其旁批曰：“一片胡言”。其时琦善已授钦差大臣，驰往广东，林则徐、邓廷桢均奉旨革职，诏曰：“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弈，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縻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对于转递公文，道光则欲臣下转奏。使其洞悉夷情，辨别真伪，相机办理。疆吏裕谦奏称不敢代奏夷书，朱批斥其顾小节，而昧大体，必致偾事。乌尔恭额以未递夷书，奉旨拏问办罪。伊里布于浙，诱捕英人，上奏其事，朱批曰：“豺狼之性，岂肯甘心受亏，如有周章棘手之处，朕有所问矣！”伊里布始知朝旨，旋奏浙省，更不宜轻于攻击，致误事机，朱批则曰：“甚合机宜，不负任使，可嘉之至。”帝望和甚殷，不幸中变也。
英使返之定海，始知岛中潮湿，不宜人生。驻守之兵士，初则醉酒，营中多病，长官禁酒，而病者仍未减少，全军人数不足四千，而病者以一人或病数次，竟达五千，死者凡四百余人。义律以浙官捕得英人，囚于木笼，备受虐待，商请伊里布释放，伊里布允许改良待遇，而拒其请。英使复与伊里布议定浙江休战，十一月十五日，南下，二十日，船抵澳门，明日，船以白旗投书，而受炮击，转请澳门同知递送。琦善道歉始已。和议之初，懿律称病回国，其先一日，华官见之，毫无病容，说者谓与义律意见不合，托病去职。和议之难题，则为赔偿烟价，要求土地。烟费索价二千万元，琦善先许三百万元，不可，增至五百万，义律仍持异议，最后决定六百万，分五年交清。土地则义律鉴于英商住于船上，极感不便，要求割让香港不已。琦善曾奏报朝廷曰：“其岛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乃拒绝之。义律转请中国开放定海、厦门，更要求上海，交涉久无进步。琦善奏称密谕兵士防守，而炮台实不足恃，且曰：“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之人。……从前所称断其水米接济，不过托故空言，即叠获胜仗，亦均不免粉饰。”十二月二十九日，义律要求与琦善面议条件于澳门，琦善不可，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义律提出最后通牒，未得结果，七日，军舰炮击虎门外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时以形势迫急，增兵四百防守，并令提督关天培严防，不幸炮台被毁，水师亦败。关天培请将义律来文，从权答复。八日，义律交来条件，限三日答复，琦善始许割让香港，不另开放口岸，奏言英人懊悔，愿归定海、沙角炮台，二十五日，亲往虎门与义律会议，商订条件：一、割让香港；二、赔款六百万元；三、平等待遇；四、阴历正月十日后广州开市，此系义律之报告，而琦善则讳莫如深，虽广东巡抚怡良，亦不令其闻知，及怡良据属下报告，以割让香港入奏，始将条件上奏。其内容除割让香港而外，均与义律所言不符。对于烟费开市，只字不提，关于两国职官往来，则维持原状。其意岂欲蒙蔽朝廷，以求减轻其罪耶？要之，琦善缔结之条约，远胜于南京条约，其见解实高于时人，且迫于形势，固无奈何。其奏言广东情状曰：“地势无险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战抚两难，商之将军，都统，巡抚，学政，及司道府县，暨前督林则徐、邓廷桢等，佥称藩篱难恃，交锋实无把握。”和议既成，琦善割让香港，伊里布交还俘虏，英军交还炮台船只定海。
道光之主和，原由于误解诉冤之所致，以为罢免林则徐等，即可无事，及知英使要求赔款割让土地，再主战议。朱批有云，“若不乘机痛剿，何以示国威而除后患？”其心中深信英夷虽船坚炮利，然而一经登岸，则技立穷，下令调兵备战，并谕伊里布严防，俄得琦善奏报交涉之经过，更谕之曰：“偿款开放商埠，均不准行，逆夷或再投递字帖，亦不准收受，并不准再向该夷理谕。……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朕志已定，断无游移。”其前诫惩不递夷书之疆吏，而今忽有此谕，矛盾抑何其甚？虽曰愤懑之极，实有害而无利也。道光更饬伊里布乘虚进攻定海，及英舰进攻虎门外之炮台，上谕宣布其罪状，有云：“其逆天悖理，性等犬羊，实覆载所难容，亦神人所共愤，惟有痛加剿洗，聚而歼旃，方足以彰天讨，而慰民望。”诏授御前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杨芳、隆文为参赞大臣，调派湖北、四川、贵州、湖南、云南之兵六千人，合前派之兵四千名，共一万人，并饬吉林、陕西等省长官预备出兵。迨琦善迫而议和，尽许义律之要求，上奏自辨，力言广东形势危急，战无把握。朱批曰：“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乃诏革去琦善大学士，拔去花翎，交部议处。怡良不协于琦善之议和，奏称义律布告香港割让于英，朝令锁拏琦善，押解来京，查抄家产。浙江方面，伊里布迭奉上谕进攻，而以事实上之困难，不敢出兵，曾称粤省夷务查办完竣。道光批曰：“无能误事，不遵朕旨，惟知顺从琦善，盖自有肺肠，无福承受朕惠也。”及和议成后，伊里布归还捕获之英人，英军全数自定海撤退，道光则谓由于粤省声罪致讨所致。伊里布奉旨入京，交部议罪。裕谦代之，亲往定海巡查两次，布置防务，奏称逆夷出示勒令投顺，并完纳钱粮，而士民不顾身家性命，始终不从，用毒药熬成浓汁投水，该夷死亡相继，现查白夷尸六百余具，黑夷一千数百，团练擒解逆夷，乘其昏睡，或潜取财物，或抛掷砖石，竟夕惊扰不安，夷性多疑，不敢留恋。其言出于推测附会，多非事实，且为士民要功。杨芳于和议时奏曰：“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朱批曰：“现在断不准有此议论，惟有尽数殄灭逆夷，务令片帆不返。”其心中横有成见，而于臣下奏报，概以恶意解释，对于英国海陆军之实力，茫然不知，而欲战胜，反速祸耳。琦善所订之条款，较之南京条约，损失尚小，自朝廷方面而言，出重代价，始乃屈服，谋国之不臧，一至于此，悲哉！同时，条件报于英国，巴麦尊认为义律不遵训令，疏忽于商欠、行商、军费，及将来之保障等。四月，内阁会议，将其否决，罢免义律，而以朴鼎查（Henry Pottinger）代之。
朝廷调遣入粤之兵先后凡一万六千人，其路近者，业已入粤，琦善更修缮炮台，义律对于粤官声称中国调兵备战，蔑视和约，现将定期打仗，再作计较，终无满意之答复，二月二十日，传命军舰备战。二十三日，战争开始，炮击炮台，其守兵凡八千人，而英舰之炮火猛烈，时称其较官炮射远一二里，二十六日，炮台毁陷，虎门失守，关天培死之。英舰驶入黄埔江内，毁林则徐购置之兵舰，水师败散，明日，湖南兵应战亦败。报至朝廷，道光添派齐慎为参赞大臣，调广西、湖南之兵兼程往援，琦善则于广州会同林则徐、邓廷桢守城，以白旗求和。三月五日，杨芳始至，奏称英兵距城二十里，拟以棉花浸桐油烧毁贼船，利用水勇，斩献渠首，乃战不胜，英军陷城外炮台。城中大惧，藩司带库金十五万两，设局于佛山，并将百余万两提贮内城。杨芳无奈，再向义律请和，其上奏朝廷，则言兵单，暂为羁縻，由美领事调停，恳求朝廷准许英人通商。事实上恢复贸易为义律停战之条件，其心中以为封港已久，英船来粤者，无货可运，暂时开舱既便于商船，而又增加英国海关收入也。商人起运货物，迅速异常，均信战争势将复起。五月，奕山、隆文各率兵至，初拟于十日后火攻，不幸天雨，未能进行。义律于商船出港后，要求粤官停止军事预备，不得，军舰逼近广州。二十一日傍晚，奕山伏兵岸上，命水师预备火攻，夜半袭击英舰，奕山奏称火焰冲天，号呼之声，远闻数里，焚去英船多只。其报告战胜，要多粉饰。英舰炮攻炮台，连战四日，兵士游民乘机掠于商馆，水师散失，军队退守城池，居民移入内城，人心慌乱，奕山等大恐。二十六日，英军二千三百余人，前进攻城，百姓扶老携幼，吁求拯救于将军衙门。奕山奏言夷人请清商欠，俯允通商，即行退出虎门，归还炮台，因为生灵之计，公共派知府余宝纯议和。义律先曾出示官宪爽约构衅，将军大臣等及各省营兵须出城离粤，否则攻城，尽抄城内产业，意欲粤人促其出城。至是双方议订要款凡四：一、将军营兵限于六日内离开广州。二、七日内交出六百万元。三、款交后，英舰退出虎门。四、赔偿商馆内之损失。斯役也，完全屈服，义律以六百万元代价，作为广州赎金。英人犹言其未攻下广州，以挫粤人之气，而去将来之祸。奕山率兵偃旗息鼓，退出城外，但其奏疏则仍混饰。
广东之战，清兵多于英兵，而大小战争，无不败北，其将杨芳久历戎行，为国内名将，奕山为近支皇族，非不悉心计划，而结果若此者，盖有数因。水师非军舰之比，军械之利锐相去悬远，兵士全无纪律，纷扰抢劫，互斗杀人，殴伤差役。浙江试演大炮，炸裂四尊，死伤兵士多名，其无经验与训练，可想而知。广东自此败后，莫不丧气，按察使王廷兰与友人书曰：“粤省此番用兵，所调各省之兵，万有七千，不可谓不多，各库银款数百万，饷不可谓不足，木料买自广西，火药枪炮解自江西、安徽，军装器械不可谓不备，而卒至决裂溃败，一至于此。……维时城门全闭，夜间，贼用火箭火弹，直打城中、城外东西南三处，火光烛天，烧去民房千余，呼号之惨，不堪言状。大帅有令，官兵自城外逃回，开门准进，而城中百姓，不准放出一人。……所虑一蹶不振，从此为外邦所轻，更恐无赖匪徒，渐生心于内地。”城内火焚之屋，共有八百间。五月三十日，英兵于城外萧冈三元里奸一妇人，村民聚众，余宝纯弹压始已。说者根据传言，夸张其事。《防海纪略》曰：“三元里民愤起，倡议报复，号召各处壮勇。……夷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曰霞毕，首大如斗。”其自慰之技，殆亦可怜。奕山奏称自开舱后，英商感恩，不敢再扰广东，请撤兵回防，并言广州危急，曾得观音山之神相助，朝廷以为无事，饬令裕谦等酌裁军队，闽浙总督颜伯焘奏参奕山，附王廷兰书，言其欺蒙昧良。道光先时盖已得有密报，非不之知，但以抚局已成，竟暂不问，促令疆吏撤兵。其时广州商业如常，英国设官治理香港，义律等候训令，七月，自澳乘船返香港，途中飓风大作，船破，土人救之，始免于难。奕山会同总督祁奏曰：“海风陡发，击碎英夷房寮码头，并漂没船只等情”，道光得奏，谕称淹毙夷匪汉奸，不计其数，帐房寮蓬，吹卷无存，所筑码头，坍为平地，扫荡一空，浮尸满海，发给大藏香二十炷于奕山，以谢海神，并派亲王诣神行礼，不知大祸又将至矣。
八月十日，朴鼎查抵于澳门，其所奉之训令，确实明白，十三日，通知粤官，义律回国，政府新命其为和使，将即北上，订商和约。奕山遣余宝纯见之，谋阻其北上，而英船业已驶出，共兵舰十只，汽船四只，大炮三百三十六门，陆军二千五百余人，二十五日，致书厦门长官，要求献出炮台城邑。厦门为福建要港，总督颜伯焘主张战议，招募兵勇，建筑炮台，縻款甚巨，不意一旦遇敌，而即失守。颜伯焘收集败兵，召练新军，以谋恢复。道光得报，调兵入闽，不准接收夷书，来则尽杀乃止，下令各省严防，截回撤兵，且曰：“向来议者，皆以彼登陆后，即无能为，乃今占据厦门，逆焰仍然凶恶，是陆路亦不可不加严备。”道光至此，始知英国亦有陆军，调兵二千，增防天津，并派大臣往察天津、山海关防务，更谕奕山乘虚进攻香港。九月六日，英船开出厦门，留船守鼓浪屿。舰队停泊于定海海面，二十六日，开始攻击定海。初朝廷不慊于琦善之议和，两江总督裕谦好为大言，道光授为钦差大臣，统兵防浙。裕谦遣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驻守定海，及英舰再至，三将力战而死，定海再陷。
十月八、九日，英舰驶近镇海，十日，进攻。裕谦及提督余步云督战，力不能守，裕谦自杀，余步云败逃，镇海遂下。十四日，英军不战而得宁波，居民自称降民，朴鼎查以裕谦惨杀英人，初欲火烧宁波，幸而不果。道光得报，授奕经为扬威将军，哈哴阿、胡超为参赞大臣，驰往浙江，调兵应援，俄以北方防务重要，参赞大臣不能南下，改命文蔚、特依顺代之。英军既据宁波，遣船至慈溪测量水路，其城官逃兵散，罪犯逃监，衙门被毁，英船更至奉化、余姚，其情状同于慈溪。及冬，朴鼎查按兵待援，回归澳门。中国方面则谋恢复浙东，奕经驻于苏州，召兵于江北，年底援兵始至，一八四二年二月，抵于杭州，会同参赞，计划作战方略，同时攻取宁波、镇海、定海，使其不能相顾，三月十日，四鼓进攻，天明，均大败退。英兵于宁波、慈溪地界，毁坏曾住兵勇或屯火药之房屋庙宇，十五日，进陷慈溪，火焚清兵大营，追杀甚惨。道光得报，始知战无把握。浙抚刘韵珂奏称可焦虑者凡九，不能再战，二次奏请起用伊里布。道光之意转变，令伊里布往浙江军营效力，并谕所获逆夷汉奸，不准释放，亦不准杀害。
四月，刘韵珂奏称英有援兵到浙。五月七日，英军全数开出宁波，镇海之兵亦退，奕经言其恐惧逃走，乃隔数日，而乍浦之警报又至。耆英奏称暂事羁縻，耆英身为宗室，原任将军，及道光迭催奕山攻取香港，而奕山均托辞诿延，诏授耆英为钦差大臣，兼任广州将军，前往查办，时抵浙江，故有此请。上谕斥其惊惶失措，办理不善。英将亦不之理，十八日，攻击乍浦，其地防兵凡六千人，力战不却。英人赞称其勇，败后，生者多自杀死，妇女亦多投井。杭州派兵往援，而乍浦已陷，道光则以一日而城即陷，防兵未能力战，深自愤懑，其心中则以定海曾恶战六昼夜也。乍浦失守之日，刘韵珂奏曰：“此时战则士气不振，守则兵数不敷，舍羁縻而外，别无他策，而羁縻又无从措手。查大兵到浙，数月之久，不特未能克复三城，该夷反退出宁波，大帮船只豕突浙西，占据乍浦，凶焰不可遏抑，臣刘韵珂忿恨之余，哭不成声，讫无良策，臣等亦皆束手，惟有相向而泣。”奕经为和议之计，遣人前往乍浦，交还俘虏，而英船已去。六月八日，两江总督牛鉴得知英船驶近吴淞，其炮台有老将陈化成驻守，更亲往督战。英舰炮火猛烈，牛鉴知事已不可为，先行逃走，陈化成战死。十九日，英军不战而下上海，二十日，英船自黄浦江驶抵松江，测量水势而回，牛鉴则称将其击退。二十三日，英舰驶去上海，官吏不知其所往也。其时朴鼎查率援兵至，先是，英国计划，攻取镇江，断绝南北运河之交通，调兵助战，至是来华，实力大增，共有军舰二十五只，汽船十四只，大炮七百二十四门，运输船犹不计焉，陆军一万余人。朴鼎查分之留守香港等地，其作战者，凡六千九百七人。七月六日，英船抵于浏河，驶过福山、江阴，未遇拒抗，十四日，驶近镇江。镇江时为交通要道，驻有旗兵一千余人，由海龄统率，参赞大臣齐慎等率兵来援，牛鉴亦至，协商防务，决定旗兵守城，援军作战。二十日，英舰开始攻击，应战之兵败退，旗兵登城拒战，颇为勇敢，俄而城破。多自杀死，英船再行上驶，廿七日，有船二只，停泊于南京附近之八卦洲，八月九日，舰队直抵城下，乃订和约。
道光最后之主和，固由于战败，而国内情状之不安，亦促成之也。一八三八年，御史贾臻奏称粤省匪徒纠人入伙，动辄千人，更有结拜三点会者，凡抢掳勒赎及杀人放火各巨案，皆系此类所为，大为乡里之害。其人近与烟贩勾结，持械护送，及政府严禁鸦片，湖南郴州、桂阳一带，则会匪烟贩，出没无常，此拏彼窜，为害日烈。广东虎门之战，省城各官家眷，先行逃避，人心益形惶恐。御史骆秉章奏曰：“城厢内外民铺户十迁八九，内地匪徒肆行劫掠，难民有被抢去财货者，有掳去妇女勒赎者，伤心惨目，不可言状。各处会匪乘机扰害，或千人，或数百人，白昼抢劫村庄。”其言本于传闻，虽不尽确，然可略见纷扰之一斑。迨战争之区域广大，清兵凡遇英军无不败溃，乃畏之如虎，风声所传，殆如草木尽兵，而沿海诸省调兵设防，大为害于民间。御史吕贤基奏曰：“比年以来，地方官不能上体圣意，每于近海之区，借防堵以派费，于征兵之境，借征调以索财，以及道路所经，辄以护送兵差，供给夫马为名，科敛无度，近闻湖北、湖南、安徽等处，皆有加派勒捐之弊，又闻浙江、直隶、山东亦然。”此种现象于战争期内，殆难幸免。方英军之入镇海也，官兵不敢入宁波拒守，邑人惊惶逃避，拥挤自相践踏，哭声遍野，而无赖匪徒又乘机劫夺。刘韵珂上奏其事略曰：“该府居民闻警星散，十室九空，土匪大肆抢劫，毫无顾忌，不但该府如是，即距镇稍远之慈谿及绍兴府所属，无不皆然，甚至省中亦复讹言四起，人心惊惶，纷纷迁徙。”后英船驶入长江，人心惶恐，居民迁徙，匪徒乘机抢夺。江苏巡抚程矞采奏曰：“乡僻地方，本属安静，每于夜半更深，讹称寇盗前往劫杀，因而老幼群起逃避。该匪徒等在室则伙抢米钱，在途则截留衣物。”镇江陷后，牛鉴奏称盐枭处处蠢动，放火肆抢，不能禁止。江南河道总督麟庆言之尤详。其辞曰：“扬州府城，当逆夷入江之时，居民大半迁徙，店铺全行闭歇，食用交匮。……维时枭匪散在四乡，乘迁肆劫……仪征县城滨临大江，为商运捆盐之地，即为枭匪丛集之区。”中记其二党仇杀火焚盐船。末曰：“又闻清江浦黄河以北，亦有土匪，聚众欲图滋事。……现在清江因下流居民迁徙人众，米粮腾贵，以致民情惶惶，宵小窃发。”骆秉章亦上奏曰：“运河一路及山东、青曹二州，俱有土匪，肆行劫掠。……若不及早查拏，恐日久蔓延，更为可虞。其为英人攻陷之城邑，居民尤苦，其原因则为地方官吏或逃或死，土匪先毁衙门，大事抢掠，乡人继之。厦门、慈溪、上海、镇江莫不皆然。曹晟《十三日备尝记》记载英军退出上海，长官出示曰：“有聚众三人夜入人家，及白日持械抢夺者，登时处死，照例勿论。”镇江先由外兵抢劫，土匪乡人继之，其惨状备见于《出围城记》。英军时于运河扣留公文函件，发而读之，长官或谓境内无兵可调，或言匪徒谋变，人民深患英军将至。其恐怖之辞，溢于言外，清廷殆入于危险时期，其言和者不得已也。
道光于奕经败后意始稍变。刘韵珂迭次上奏形势危急，不能再战，奕经交还英军俘虏，以为羁縻之计。耆英于浙，令伊里布设法议和，牛鉴亦以羁縻为言，上谕初尚责之。及英船驶入长江，伊里布奉旨赏得四品顶带，耆英亦得谕旨办理羁縻事宜。二人更奉令入苏进行，迭致照会于朴鼎查，其困难则为英使要求中国全权大臣面商和议，而耆英等未奉任命，道光且言战费不能议及，更不可轻身与朴鼎查会晤，以致堕入奸计。朴鼎查于其要求停战，均不之理。及镇江失守，道光诏著耆英便宜行事，并有此时业已专意议抚之语，更令奕经暂缓赴苏，以其带兵或碍和议也。其时耆英尚在无锡，函请朴鼎查先派人员会议，然后再由大臣面议，七月三十一日及八月一日，两奉密谕，中有“应行便宜从事之处，即著从权办理，此事但期有成，朕亦不为遥制”。耆英遂约伊里布前往南京。方其行于途中也，英船泊于江面，牛鉴迭次遣人言和。朴鼎查复称钦命全权大臣前来商订条约，即可罢兵，乃以钦差大臣与全权无异相答，耆英等将即来宁，并录上谕示之。八日，伊里布至，十日，耆英抵省。道光明降谕旨曰：“两载以来，沿海生民突遭蹂躏，朕心实有所不忍，与其兵连祸结，何如息事安民？是以叠经密谕该大臣等，设法羁縻，以全民命，此朕万不得已之苦衷，谅该大臣等必能善体朕意，期于有成，著即遵照前旨，妥为筹办，不必他有顾虑也。”和议由布政使黄恩彤、侍卫咸龄等往议，耆英等则迭奉切勿轻上夷船致有意外之变之谕旨，留于城中。十二日，朴鼎查提出要求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割让香港，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官员往来用平行礼等。十三日，闻知援兵入城，声称开炮攻城，人民惊慌，吁求救命。黄恩彤等连夜出城会议，议定赔款先交六百万元，英船退出长江，条约盖用御宝等。道光得报，谕称福州万难开放，可以他处代之，余多准许，黄恩彤商于英使。英使请代以天津，乃作罢论。其他争执，尚有去行商，及挚眷同住二点。二者英使持之坚决，耆英始肯让步。其关于同住，奏报朝廷曰：“今若有室庐以居其货，有孥以系其心，既挟重赀，又携室家，顾恋滋多，控制较易。况英夷重女轻男，夫制于妇，是俯顺其情，即以暗柔其性。”和议既有进步，二十日，耆英等谒见朴鼎查于船上。二十四日，朴鼎查至下关静海寺答拜，固请入城，耆英许之。二十六日，英使入城，二十九日，条约于英船上签字，是为南京条约。
条约凡十三款，其主要者如下：一、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许英商贸易，眷属居住。英国得派领事管理其地之商贾事宜。二、割让香港，听英治理。三、赔偿烟费六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军费一千二百万元，共分四期迄于一八四五年交清。英军暂驻于定海、鼓浪屿，俟款交清，五口开放后，始撤归国。四、废除行商。五、放还俘虏，赦免工作于英军之华人。六、五口进出货物，中国公布公平划一之税率，贩入内地之英货不得加重课税。七、两国往来文书，概用平等款式。综观条约之内容，实基于巴麦尊之训令。通商港口为开放之商埠，外人得经商居住，其初至者与华人杂居，后购圈空地，设置租界，建筑房屋，为其居住区域，上海则其明证，华人不得入内杂居，后始开放，扩地日广，设官治理，发达益甚，进而侵犯我国之主权，其在英美先进国家，原无通商口岸租界之限制，外商入其国中，多能置地，建造房屋，开设商店，不受苛例限制。我国通商港口，初盖由于特殊环境，租界之成立与管理，则侵略之结果也。领事之在欧美，职为商业委员，其在中国，则权颇重，领事裁判权颇提高其地位。英使要求香港者，则以港内水深，便于停泊大船，外相先主割让定海，义律改求香港。其时英国业已设官治理，后更宣布其为自由商港。关于赔款，南京条约载明二千一百万元，一八四一年八月一日后，英军各城所得之款并入扣除，而广州之六百万元，则未计入。英国共得二千七百万元，耆英等对之，未有异议。英国训令则言不得争执赔款，以致和议决裂。中国代表苟或核减，当无困难也。撤兵之期，则英船于十月二日全数驶出长江，定海、鼓浪屿之驻兵于虎门条约改定赔款交清后，撤归本国。其他诸点，义颇明显，殆无须解释也。通商章程言明于广州再议。
耆英等之议订条约也，当兵败之后，强敌逼临城下，和议决裂，则不堪设想，心中存有恐惧，乃为时势所迫，俯首下心，且其生于闭关时代，不知国际大势，外交方略，而又缺乏缔结条约之学识与才能，唯有听命于人而已，其历多日而始议成者，一则奏报条件于道光，一则译成中文，英人记载中国代表未曾批评或增减条约上之字句，其唯一之志愿，见于容止者，则和议早成，而英船即去南京也。要之，和议之成，颇赖耆英之力，军机大臣中之主和者，则穆彰阿也。条约奏至朝廷，道光谕曰：“耆英等奏详陈夷务情形，亲往夷船，妥为招抚一节，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关，其利害且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抑，各条均准照议办理。惟该夷所请，均已允准，即当迅速定议，全数退出大江，不得任其耽延，惊扰行旅，至此外一切紧要事件，必应筹及者，均著责成该大臣等一一分晰妥议，不厌反复详明，务须永绝后患。”乃条约成后，交涉日多，困难之问题，相继而至，台湾惨杀事件，则其证一。初英船二只前后于台湾触礁，其地长官达洪阿等揑奏战胜，俘获二百余人，几尽杀之。朴鼎查要求将其解部审办，道光坚持不可，会耆英访得其情，始遣闽浙总督怡良往查，得其欺饰冒功之罪，达洪阿等奉旨革职，其事始已。
斯战也，我国统称鸦片战争，盖以其由于缴交鸦片而起。外国历史学者则言其原因复杂，林则徐之强缴鸦片，只其导火线耳。吾人平心论之，印度输出鸦片，征收重税，为其政府大宗收入之一，英国对于商人运烟来粤，公然谓为经济原因，舰长有禁商船偷运者，政府斥其干涉商人之企业，而远调之，宜其指毒物为财产，而向中国索款赔偿也。清廷自战败后，威信大失，进行之计划为之停顿，禁令虽曰依然存在，而官吏不知其属于内政，有投鼠忌器之虑，书籍且有以烟禁无效，归罪于条约，未曾提及禁令者，此可代表时人之心理。战争之失败，由于不知英国之情状，海陆军之实力，而自信太深，造成祸机，以致无法挽救也。战争期内，及和议成后，朝臣疆吏尚未觉悟，琦善访知英国女主择配，奏曰：“是固蛮夷之国，犬羊之性，初未知礼义廉耻，又安知君臣上下？”关于其人，林则徐言其腿足伸屈不便，耆英称其夜间目光昏暗。道光批曰：“众口一辞，信煞。”骆秉章奏曰：“该逆兵目以象皮铜片包护上身，刀刃不能伤，粤省义民以长梃俯击其足。应手即倒。”福建举人黄惠田呈平夷策略，中云：“逆夷由安海放桅而来，日食干粮，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道光于战争迭败之时，访求安南人造船，以为可败英船。及得其人，毫无所用，而官吏仍信天下水师，以安南为最强。迨英船退出宁波，往攻乍浦，奕经言其恐惧逃走，御史苏廷魁奏曰：“现在粤中传闻有英夷本国为呵喇（Bengal）攻破等语，缘呵喇为夷货聚集之所，经英夷占据，尽收其税。呵喇怨之最深，乘虚捣击，是以逆夷兵船纷纷遁回援救。”道光得奏，谕令追剿，达洪阿捕获难民，奏称得其供辞，自犯顺以来，费去不下二千万元。且曰：“彼以货财为命，今闭关，货物不行，所在私售无多，价亦大减……朴鼎查始冀如义律故智，思得所欲，及不可得，且人船丧失，所耗益多，其情势必绌，饥而扑食，乃更扬言大举，窃恐其势将离，未必复能持久也。”凡此无稽之谈，不知得自何地，竟为官吏所信，而并上奏朝廷。其无辨别是非之能力，故难权衡轻重，审察利害，而有正确之决定也。战争之损失，要由于国际知识之幼稚，和议成后，耆英、伊里布等均为当时清议所不容，军机大臣王鼎反对和议，相传其在道光之前，指摘穆彰阿之误国，帝乱以他语。王鼎愤懑自尽，遗疏极论穆彰阿之欺君误国，以求皇上之觉悟，其刚愎无识，殆不可及，足以代表所谓贤士大夫之怀抱。英人观察官吏，谓其多为极端顽固。其害则自蔽聪明，不受忠告，而偾事误国也。
战争失败之原因，略言于上，而在当时则归罪于汉奸。汉奸盖就人民贩卖货物于英军，或为之工作而言，其造成者，则国内人口滋繁，生活艰难。大多数之人民，未受教育，久于专制政府之下，丧失民族精神，遂视国家之荣辱，不关于心，甚者不惜工作于英军，而自摧残本国。其心目之中。徒为一时之职业，以及多得酬金耳。其愚蠢无识，原无轻重，乃官吏视之，为英军筹划，有神奇之技。广州之战，说者谓英军熟悉地方情形，其出发作战，布置得宜，由于汉奸报告。镇海之陷，大理寺少卿金应麟奏称英夷先用洋银收买兵丁，以致镇将左右均属汉奸，其炮被盐汁浇灌，不能点放，奕经谋复三城，计划严守秘密，及其失败，则诿罪于汉奸助逆。后英舰驶抵南京江面，耆英等奏称其将遣汉奸偷挖高堰，高堰远在高邮之北，英人殆不之知。甚者且言英国译员马礼逊等为改穿夷服之汉奸。其荒谬无识，可称绝伦。道光既得奏报，迭令严防，而军队仍败，对于汉奸，忆懑之至，改令招抚，来者多为无知愚民，曾谕捕拏福建已革举人某，及访得之，乃在台湾。大臣之奏报，一则由于自相恐吓，一则借以减轻责任，南京条约第九条规定赦免汉奸。道光批谕曰：“其有助逆抗拒官兵及为向导内应者，即与叛逆无异，天理难容，必应按隶惩办，其中情罪较轻者，即不加诛戮，亦应牢固监禁，以杜后患。”幸其人数无几，未致严重交涉也。
道光既不明知英军火器之利，对于战败之兵丁，则以其未曾力战，迭谕将其先遁者杀之，以警其余，奈其无济于事。武将之遇英军也，战败则死，报之朝廷，恩恤即至，其不死者，则交刑部议罪。文官凡有守土之责者，亦然。道光曾谕臣下曰：“由来尽节捐躯之大小文武，俱按定例，予以恤典，从无论及平素居官若何，若失地偷生之辈，其治罪与否，视其平素居官之贤否，以为准则，有是理乎？能服天下乎？”其用意则奖尽忠死节之臣，其残酷不仁，无济于事，则不之问。英将谓收容俘虏，至为不易，实由于此。交战之先，清廷未曾对英宣战，公文上只有剿讨之命令，悬赏购头之布告，其最残酷者，首推裕谦。裕谦于浙，诱获英人二名，上奏其死曰：“先将两手大指连两臂及肩背之皮筋剥取一条，留作奴才马韁，再行凌迟枭示。”吾人今日读之，犹为心悸。朝廷之法令既严，又常责人力不能为之事，谕旨前后时相矛盾。大臣唯有揑奏军功，假造事实耳。道光曾批奕经奏文曰：“不实不尽之至……朕只恨世道人心，何至如是之不诚不实？朕以重任付诸臣，诸臣无不还朕一欺字，再不解是何存心也。”专制帝王淫威之毒，抑何甚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