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战后外交之形势及英法联军之役
中英善后交涉〇中美订约〇中法交涉〇条约中之要款〇耶稣教之弛禁〇五口开放后之情状〇鸦片输入之激增〇对外思想之不变〇青浦案件之解决〇广州入城争执之严重〇三国修约之失败〇海盗与亚罗事件〇混战与报复〇西林教案〇联军来华〇广州陷后之情状〇四国公使之通牒〇和议之情状〇四国天津条约之成立〇朝廷挽回津约之失败〇条约中之要款〇换约之起衅〇战事之责任〇朝旨之中变〇联军第二次北上〇和议困难之症结〇巴夏礼捕后之交涉〇咸丰之决心议和〇和议之条件〇清代外交之评论〇中国对俄所受之损失
南京条约成后，通商章程尚未议定，据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中之上谕，中称咸龄与马礼逊酌定善后章程八款于英船上，内有英商犯法归英自理。朱批且曰：“通商以后，华民归中国管束，英商归英自理。华民有罪逃至英馆者，英夷不准庇匿，英商有罪逃入内地者，中国即行交还。”章程原文则未之见，耆英奏称前与朴鼎查面议，所有税饷一切事宜，俟十一月内到粤妥议。考其原因，则通商输税例案，均在广州，势须据之酌量办理也。道光诏授伊里布钦差大臣、广州将军，并许黄恩彤、咸龄同之入粤。耆英改授两江总督。伊里布奏言和议由耆英同其议定，而今一人奉命办理善后，英夷将持异议。耆英得旨，在宁通筹各省贸易事宜。一八四三年三月，伊里布病死于广州，朝令交涉事宜，暂交黄恩彤办理，改授耆英钦差大臣，令之入粤。方其行于途中也，黄恩彤与英译员，商订税率，议定五口通商章程。六月四日，耆英始抵广州，朴鼎查约其会于香港。二十三日，耆英同黄恩彤等乘英轮船前往，会见朴鼎查数次，签订章程，二十七日，互换南京条约，唯商约未成。初伊里布约定七月颁行新例通商，乃以议商税则往返辩论，不能如期实现。朴鼎查改请广州通商，先照新例输税，耆英许之。税率据耆英奏文，增者五十七种，减者六十四，添出者十三，其货价靡常，而品类不一者，参用估价定税之法。要之，自整个新税而言，船税大减，货税主要物品略有增加。十月八日，中英虎门条约成立。耆英奏称事毕，欲回两江总督原任，道光许之。
中英缔结条约，改进商业状况，别国商人均欲沾其利益。美国在华之商业，次于英国，其商人尤为关心。一八四二（道光二十二）年十月，美国长官要求其商人得与英商一体贸易，伊里布奏称只准一国贸易，将生枝节，英人反得与之串通，利归于己。耆英亦以为言，朝旨始许他国商人贸易于五口。方南京条约报于美国也，其政府欲遣使来华，议订商约。初战争期内，美国舆论深表同情于中国禁烟，其要人发表中国要求叩首为战争原因之文，杂志主笔竟拒绝登载。至是，其总统欲其商人得于五口贸易，一如英商，将遣专使来华，参院予以同意，其国务卿并征求商人之意见。总统任命著名律师顾盛（Caleb Cushing）为使，国书内称二国促进邦交，本于互惠和平之原则，缔订商约。措辞谦和，并问皇帝圣安，且令顾盛入京觐见，国务卿训令顾盛注意二国之平等地位，不得称为贡使。驻于广州之领事，奉命通知粤官，耆英以为夸耀示异，复文阻其勿来。顾盛之来，乘坐大号兵舰，寓有恫吓示威之意，一八四四（道光二十四）年二月，船抵澳门。领事通知总督程矞采，顾盛遣员说明订约，并将入京朝见。程矞采阻之，且言不必订约，顾盛则称专为朝见及订约而来，愿由内河进京，免生疑虑。程矞采坚持不可，上奏朝廷。道光谕耆英往粤办理交涉，不准其入京朝贡。顾盛以交涉久无进步，乘坐兵船，进入黄埔，请至衙门拜见总督，程氏拒之，发生激烈之争论，会知耆英将至，乃等俟之。五月三十日，耆英抵粤，六月十日，往澳，十八九日，接见顾盛。顾盛仍言北上。耆英力称不可，后始放弃北上之意，国书由耆英代奏，专订商约。会议之时，顾盛提出草约凡四十七款，文义鄙俚，字句涩晦。耆英删为三十四款，四易其稿，其删去者，据耆英奏文共有六端。（一）领事呈明督抚，公使得赴都察院申诉。（二）洋楼由暴民焚后由官赔修。（三）洋货纳税后三年不销，请发还税银。（四）商船入港，由中国保护，并开炮互敬（此句疑有误会）。（五）公使之公文递往京中，由内阁或部院衙门接收。（六）两国用兵，准商人搬回。其他条件之实质，则少更改，七月三日，约成，二使签字，是为望厦条约，订约于望厦故也，其地邻近澳门。
法国在华之商业，无重要之可言，其政府谋扩张领土或政治势力于海外，注意鸦片战争之发展。一八四二年一月，法舰来粤，其长官有教士翻译，请见奕山，奕山见之，法官更与朴鼎查相见，二月，去粤。三月，教士呈递说帖言和，给英码头。及英船攻入长江，法船驶抵宝山，强人投信于官，谓来帮助中国。八月八日，其长官往见道台，谓来探听消息，将劝英人戢兵，且曰：“若准英夷设一夷官在京办事，自必心服”，十三日，强行上驶，及抵南京江面，和议方正进行，遂无活动。九月，英船退出长江，法船亦退。一八四四年三月，程矞采奏称法船来粤喧传于时，八月，抵澳，有驶往天津之说。其使臣刺萼尼（M.de Lagrene）通知耆英来粤。耆英遣员见之，回禀法船八只在澳，请耆英赴澳相见，耆英许之。刺萼尼初不提出要求，惟请二国订约，共御英国，声称西洋诸国两相结好，必互派使臣，往来聘问，二国现可照行，以便常通消息，互相援助；又请中国雇用法国明习天文之人，赴监当差，遣人赴法习学造船铸炮事宜，许法人住守虎门代防英国，及弛废天主教禁等。耆英以其违反旧制，力言不可，乃请给以英美条约，作为中法条约之根据，十月二十四日，签字于黄埔江中之法舰，是为黄埔条约，内容仿自望厦条约。法使言其商业无足轻重，多方要求弛废教禁，耆英为之力请于朝廷，道光许之。其他国家尚有遣使来订商约者，除比利时订有协定外，均不得请，一八四七（道光二十七）年，独瑞典、挪威之使臣订约而去。其条款亦仿自望厦条约，条约几尽相同，兹综言其要款于下：
一、最惠国条款 最惠国条款云者，指中国与甲国缔订条约，载明此文后，与乙国订约，予以政治上，或商业上之利益，而甲国亦得援例享受，即俗所谓利益均沾、机会平等也。虎门条约首先载之，此后与外国订约，常有最惠国条约。列强借之要求，争夺权利，往往破坏中国之主权。其在欧美，国际条约虽有最惠国条款之规定，但其属于商约，表明其无歧视，或不平等之待遇，而双方面皆以互惠为原则也。中国条约则为片面互惠，又非完全属于商业范围，乃所以称为损失也。
二、领事裁判权 领事裁判权于条约上则曰治外法权。中国初与邻国往来，曾有互交罪人之例，且不始于俄国，殆可谓为互惠之治外法权。南京条约于领事裁判权，尚无明文，中英善后章程及五口通商章程，始有解决二国商人争执之方法，虎门条约明言互交罪人，望厦条约订有明显之条款，天津条约更有规定，烟台条约乃成今日之领事裁判权焉。其范围则在华之缔约国人，及其财产，苟与华人或其他国人发生交涉，居于刑事或民事之被告地位，不受华官之审理，中国法律之裁判，但照本国法例，受审于领事或法官。华人居于被告之地位者，外人报于领事，由其交涉，会同华官解决。其要求之理由，则为中西法律悬殊，而中国法例、法庭、监狱，尚未改良也。初顾盛来粤，疾疫方流行于广州，群众信其带来之占风器所致，怒而暴动，美人御之，伤杀华人一名。耆英请于顾盛交出罪犯，顾盛答谓自卫无罪，不能交出，且告领事曰：“行于土耳其之治外法权，当适用于中国。”及望厦条约成立，载明条款，黄埔条约亦然。外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之经过，已如上述。其所持之理由，殆不足辩，世界各国之法律不同，凡至一国者，则多出于自愿，必当遵守其国之法律。乃在华之外人居于特殊之地位，实非事理之平。外人既得权利，其犯罪受审者，归于本国官吏办理。订约而后，列强常以商人兼任领事，判案原可非议，而其所判定者，尝致无法执行，罪人逃脱，浪人无赖遂有所恃。华民更托外人之保护，不理华官之传讯。其后交通日便，贸易激进，外人得游内地，双方接触之机会愈多，诉讼之事件骤增。其争执之点，尝非法律专家不能解决，英美虽设法庭于中国，而缔约国人之归领事裁判者尚多。领事负有保护侨民商业之责任，判决争执，易于引动感情，不免袒护不公之弊；少数侨民且以中国官吏无法干涉，常贩卖禁物，深为害于国内。其设法庭于中国者，破坏主权，更无论矣。
三、关税 广州海关税银，向有定例，船钞则根据船之大小而定。一八四〇年，四百二十吨船，纳银二千六百余两，一八四三年，虎门条约载明每吨输银五钱，依照新税计算，前船只纳一百八十余两耳。虎门条约规定七十五吨以下者为小船，每吨纳进口税一钱。明年，望厦条约改定船在一百五十吨以上者，每吨纳钞银五钱，其不及者，每吨一钱，视前益轻。美约又言船已纳税，而货未全销，载往别口者，于凭单内注明，得免征船钞，其货纳税后运往别口售卖者，得免重税，由是外船得有沿海贸易之权。按之国际惯例，沿海贸易，本国商人方可经营也。货税，中英代表多据值百抽五议定，约中英官负有担保商人纳税，及禁防私漏之义务。美约无协禁私漏之明文，反言变更税则，须商于美官。协定税则乃告成立。美约更言商船入港，并未开舱而于二日内出口者，不征税钞。
四、兵舰巡行权 一国之领海内河，为其主权所在之统治区域，外国军舰不得自由巡行也。中英通商章程，许英舰泊于五口，保护商业，约束水手，以免事变。其入港也，免其钞税，进出口时，先期通报海关。及订望厦、黄埔条约，耆英允许美法军舰，得至中国口岸，其文义含混，口岸实指开放之五口，外人仅得贸易于其地也，乃未将其指明。英法联军之役，法舰阑入大沽，引用约文，致函要求驶入北河。其后长江沿岸之要埠开放，列强兵舰遂得自由航行于内河。
五、修约 望厦条约第三十四条，载明十二年后修订关于商业之条款。黄埔条约第三十五条，规定十二年修约，瑞典、挪威商约亦有修约之明文。独虎门条约未有只字提及，乃英援用最惠国条款，谓其亦得享受十二年修约之权利。一八五四（道光二十四）年，南京条约适当十二年之期，要求修约，美法尚未及期，从而助之，不得。一八五六年，三国复请，亦未成功。其在广州主持外交者，为总督叶名琛，叶氏傲慢不见外宾，朝廷对于外国要求，概令其办理，寄谕又严饬其拒绝修约，故无结果。列强则以条约上许其修约，乃谓华官不肯遵守条约，如期会商。但后条约载明改订之期，中国要求者再，而列强多托辞拒绝，天津条约而后，中国改订税则之困难，尤其明显之例。其或要求，其或拒绝，皆可证明其唯利是视耳！所可怪者，清廷大臣不许其会商也。会议之时，让步与否，其权操之于我，且得利用时机改订互惠之条约也。内外大臣固不知此，历史学者曾认其为中英第二次战争主因之一焉。
综观条约之内容，凡英国战胜后所得之权利，缔约国莫不安然享受，甚且越出英约范围之外，朝臣疆吏唯求办理便易，固不知其丧失主权。海关税则协定，朝廷颇以为便，耆英之所顾虑者，则为款能足额，规礼应外人之请，尽行废除。外舰约束水手，领事担保纳税，均为传统思想之表现，其对领事裁判权成立亦不反对。其观念迥异于吾人，要由于国际知识之幼稚，设使吾人处于当日之环境，亦不之知，此闭关之害也。其未详载于约中而关系至巨者，则中国应法使刺萼尼之请求，允许传教也。先是，天主教盛于清初，一七二四年后，教禁始严。及中美代表议约，美译员为教士，商请于专使，要求传教。顾盛将其提出，望厦条约准许美人设立医院、礼拜堂于五口。法人信奉天主教甚虔，其神父潜入中国，宣传教义，政府予以赞助，未曾改变，或进而借之侵略。一八四四年，刺萼尼力请于耆英废除华人信教之禁令，其措辞则称天主教劝人为善，而非邪教也。耆英初称中国习教之人，借教为恶，故惩其罪，后许出示弛禁。刺萼尼固请代奏皇帝出旨，免拏教民，耆英上奏其事。十二月二十八日，上谕弛禁，许筑教堂于五口，华人入教者听之。耆英亦出布告，英美领事以其解释太隘，基督教不得享受新得之权利，向耆英交涉。耆英布告一律待遇。刺萼尼意尚未餍，再向耆英交涉，发还天主堂之旧屋。耆英奏称其坚决要求，可许其请，以为笼络抚绥，否则将致启衅，且旧教堂事实上不能归还。一八四六（道光二十六）年上谕曰：“前据耆英等奏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请免治罪。其设立供奉处所，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毋庸查禁。……所有康熙年间各省旧建之天主堂，除改为庙宇民居毋庸查办外，其原旧房屋各勘明确实，准其给还该处奉教之人。”中国对外准许传教，神父私往内地，基督教牧师则传教于口岸，后亦前往各省。来华之教士因之大增，其人富于牺牲服务之精神，其目的则宣传福音，而求多得信徒。其采行之方法，为恤苦医病，教育青年，顾其传道之机会，远胜于前，无暇研究华文，只能口操方言，而国中学者囿于固有之思想，常轻视之，不相往来。华人之信教者，多为市井愚民。其后天主教神父利用华官之心理，条约上之权利。袒护教徒作恶，益失知识界之同情。其时民众迷信极深，妄造蜚语，煽惑人心，激成暴动，教案遂为清季重要问题之一。
中国割让香港，英王委任朴鼎查为总督治之。虎门条约规定华船之往香港者，持有商港海关之护照，始得贸易，且言二国互换记录，以禁违法之商业。初义律承认华官征税于香港，一如黄埔，巴麦尊后亦训令朴鼎查可许华官收税于香港。至是，条约上虽无明文，而华官尚得根据商约，管理香港华商之船只，英国有协助之义务，而事颇易进行。一八四三年，英国改委前商务监督德庇时为香港总督，于其离英之先，长官语之曰：“苟因事实上之需要，可许华官管理香港之华人。”可见中国之不善经营，虽曰英商主张自由商港，抑由官吏之昏庸无识也。英国既得香港，澳门葡官呈陈耆英变通成法。豁免租金五百两，扩展地界，税收照新章减少三成。耆英上奏，朝廷概不准许。澳门政治情状，一如往日。迨后香港之商业发达，澳门日衰，一八四九（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其长官曹玛利楼（Joao Mario Ferreira do Amaral）照会总督徐广缙裁撤海关，许其添设领事于广州。粤官不可，葡官封闭关门，宣布不征货税，遣兵防守炮台，驱逐同知，不交地租，征收华人之地税。其时中英交涉，极形严重，徐广缙不敢用兵，反言其借兵于香港，又不将其上奏朝廷，乃欲用商制夷，谕令商人退出澳门，去者日多，澳门之街市为之一空。葡官大惊，四月曹玛利楼下令，凡无护照迁移者，收没其财产，令下，仍不能止。其受损失之华人，莫不切齿。八月曹玛利楼骑马巡于澳门边界，为人刺杀，斩其首手而去，事闻，葡官要求徐广缙缉凶，交还其首手，徐广缙不复，葡官遣兵强据边界之要塞，英、法、美领事抗议，英舰且又示威。今自吾人观之，葡萄牙之强据澳门，实为野蛮之侵略，徐广缙不知国际公法，有所表示，外人谓华人之去澳，由于粤官之威胁，及其迟延不复，而益信手段之卑劣，起而助葡，且防其施行同样手段于其他外人也。明年一月十六日，粤官归死者之首手于澳门。斯举也，中国丧失列强之同情，葡萄牙遂得借口掌握澳门之统治权，一八八七（光绪十三）年，中葡条约始予以承认。
中国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港口。广州国际贸易之历史颇早，厦门、福州、宁波亦曾准许外商互市，试分述之。上海地在长江下流，河汊繁多，通于内地，其东黄浦江便于碇泊，而沿江诸省人口繁密，有大宗货物之需要，且其近于丝茶生产之区，便于外商之购买。一八四三年，英国领事抵于上海，十一月开港，美法领事继之而至。外商人初租屋于城内，北门沿黄浦江一带，时为乡村，英领商于道台租地，一八四五年，议决外人居住区域，北达苏州河，南迄洋泾浜（今爱多亚路），东临黄浦江，共一百五十余亩，明年，向西扩展一千余亩，一八四八年，竟达二千八百余亩。明年法国租界成立，其地南达北门，北至洋泾浜，东界黄浦江，西迄关帝庙、周家木桥，后扩至一千二百亩。美人初无设立租界之意，购地于苏州河入江一带。英法对于租界，均有势力范围独占之野心。美国领事住于英界，初升国旗，英领抗议，旗即撤下，后再升旗，英领再行抗议，美领置之不理。美人置产于界内者，英领不肯承认，道台受其指示，表示反对，美领终乃强迫道台承认其国人之权利，会英国以其国际上之地位，对美采行亲善之政策，始行让步解决。法领曾令外人于租界内购买地产者，须向其注册，亦以反对而止。英租界之治理也，英领、道台议定管理章程，征收路捐、灯捐，年有常会，由纳税人出席，讨论一切，议决预算，由英领主席。其办理市政，以同意为依归，而非法律之裁制。其缺席者，后得委托代理人赴会投票，其与华官关系，除每亩纳钱一千五百文外，别无可言。华人之有地产于租界者，只得售于外人，外商之房屋商店，不得租于华商。及太平军攻据南京，上海小刀会起事，人民相率避乱于租界，外人以新环境之需要，改订章程，道台及三国领事批准，一八五四（咸丰四）年七月，公布，始许华人同居于租界。乱平，华官再行提出禁令，未能执行，章程中之最要者，则为第十条规定纳税之义务，执行常会之议决案，凡多数通过者，全体皆须遵守也。章程关于市政，未曾载明，其影响普通利益者须得领事之同意，方为有效。领事原欲合并三国租地，成立统一之市政府，而法国不予同意，英美区域，乃称公共租界，法界独为一区。租界之市政府成立，华人则无参与常会之权利。
宁波在甬江下流，土肥民众，为中国著名之大城，一八四三年，开放为商港，官吏指定外人营业住留之区域，顾其贸易极不发达。盖丝自水路运往上海，既便且捷，而茶叶贩卖之权，又操于沪商也，独传教事业，颇有进步。其贸易类近宁波者，尚有福州。福州在闽江之口，水急势险，难于航行，一八四四年，开放，数年中未有商船入港，英官主张交换他港，未能成功。其入城问题，引起严重之交涉，闽人仇英之空气颇浓，领事初主让步，住于卑陋房屋，不敢高挂国旗，以启恶感，而总督刘韵珂拒其入城。会香港总督来闽，严重抗议，申言撤旗而去，借为恫吓，刘韵坷无奈，许其建筑领事馆于城中。外人入城者，未有租界之划定。厦门开放较早，始因刘韵珂之主持，亦有领事馆地址之争执，后亦同时解决。初荷人、英人曾来厦门贸易，闽商受其刺激，亦自厦门运出货物于台湾、菲律宾岛等。至是，领事外商住于鼓浪屿，划定租界。其地输入货物之价值，远过于输出，一八四七年，外船开始运出华工于厦门。广州原为中外国际贸易之商港，及订约后，废去行商，外商始得自由雇用买办通事，但其所居之卧室、营业之地址仍限于商馆。其贸易额数，初则尚能维持原状，后渐衰微，其失业者心怀怨望，造成粤人仇外原因之一。其事详后。
五口开放之后，贸易之机会大增，外商教士之来华者日多，交通便易，有以促成之也。十九世纪之中叶，轮船发达，航行大便，和使朴鼎查之来粤，南京条约之寄英，均赖轮船之运递。一八四五年，太古轮船公司航行于英国、香港，后五年，增加自香港驶行于上海之航路。邮件之传递，因之日便。初中国无今日所谓之邮局，一八三四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组织邮局，传递信件，托船运带，不收费用。一八四二年，朴鼎查通告开办邮局于香港，迨轮船公司扩展航路，传递邮件，酌视路程之远近，而定其价，取值颇昂，后渐减少。于是交通益便，而中国之闭关政策根本上不能存在矣。
我国海禁弛废，要由于鸦片战争之结果，鸦片促成战祸，和议之时，耆英请英使严禁鸦片，后赴香港，亦以为言。朴鼎查则言别国商人贩烟，英商效尤，不如收税。耆英将其上奏，且称禁弛两难；上谕批称“鸦片烟虽来自外夷，总由内地人民，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不幸和议成后，官吏实际上未曾严禁，一八四四年，烟商公然贩卖于广州，一八四九年，鸦片二万余箱于青天白日之下，自吴淞运往上海。外人均谓官吏俸给太少，乃私受贿赂，勾结奸商，运入内地。鸦片之运输也，时以香港为中心，分装于武装之快船，运往上海以南之各港，其地或非条约上开放之商埠，亦得贸易焉。其销售之数，逐年增加，一八四〇年，岁入一万五千余箱。一八四五年，三万三千余箱，一八五〇年，四万二千余箱，一八五五年，竟达六万五千余箱。一八四〇年，虽以战争输入较少，而战前每年之需要，只约二三万箱，末数与之相较，达于两倍以上，抽吸之烟犯，虽无统计，而人数当亦二三倍于前。社会之不安，政治之恶劣，人民生活之痛苦，自可想见。一八五〇年，咸丰即位，下诏严禁鸦片，其抽吸者，限期戒烟，逾期人即正法，家属收没为奴，子孙三世不得与考，并订十家连坐之法，不幸仍为具文，反足以供贪官污吏之诛求耳。及太平军势炽，清廷之收入大减，军糈之需要日亟，一八五三年，朝廷再议鸦片，大臣有请开禁征收重税者。后上海道台议收烟税，宁波长官亦然。英国对于鸦片，主张中国弛禁收税，朴鼎查、德庇时均曾劝说粤官。英商公然运入中国，英国慈善家及宗教领袖认为耻辱，后得传教士报告，民众为之奋起，一八五五年，签名上书国王，请禁英商英船贩运鸦片于中国。顾其胪列之事实，不免浮夸张大之辞，政府一一批驳，遂无结果。中美望厦条约载明美商禁带鸦片，而少数商人贩运如故，其政府力主禁之。一八五七年，总统任命列卫廉（William B.Reed）为专使，命其协助中国政府禁烟，迨其来华调查实状之后，缔订天津条约，改去美国对于禁烟之义务，其违反训令，殊可怪也。
鸦片战争之失败，证明清代政治上军备上之积弊，非留心外事，彻底改革，实无自强之道，不幸荒谬刚愎之思想，依然存在。道光于伊里布赴粤，谕其不得雇用夷人制造或购买轮船，其对外让步者，惟患战祸之再起，而受臣下之恫吓也。耆英于和议成后，旨授两江总督，亲历战地，访察实状，密奏英炮摧残之威力，庐舍炮台尽成瓦砾，目不忍视。其扼要之结论曰：“不能取胜，并非战之不力，亦非防之不严，不独吴淞一口为然，即闽广浙江等省之失利，亦无不皆然。臣以所见，证诸所闻，忿恨之余，不禁为阵亡殉节诸臣及被难居民痛哭也。”其所言情节均为事实，道光倘许发钞，或可针砭朝臣之痼疾。后耆英官于广东，购得洋枪，派员入京进呈。道光称其绝顶奇妙之品，灵捷之至，且曰：“卿云仿造二字，朕知其必成望洋之叹也”，知为外人利器，何不公布派人学习，或购用于军中。不幸关于此类之奏疏谕文，莫不讳而藏之，君臣安于固陋恶劣之情形，粉饰自欺，作为升平之世。其心至不可解，交涉自无诚意，如许弛教禁，而“道光二十七（一八四七）年律例，但有禁天主教条例，无弛禁之文”（叶名琛奏语），官仍捕惩教徒。条约上许外人居于五口，而仍予以困难，广州固不必论，英传教士租住于福州神光寺，绅士百计逐之，捆送修屋之工匠，县官且以媚外革职。商业上俄船驶抵上海，而长官禁其贸易，朝廷嘉之，其尤堪称异者，则对外缔结之条约，以及上谕，从不发钞于京报，国人反从外国报纸得知其内容。于此期内，道光固深失望，而国内清议对于主和之大臣，莫不非议。伊里布死，说者谓其庸懦无能，徒以党于穆彰阿，英祸始终，竟未获罪。朝廷起用琦善等，赏之三品顶戴，御史陈庆镛奏言刑赏失措，无以服民。帝即命琦善等革职，闭门思过。一八五〇年，道光病崩，遗命断不可行郊配之礼，其第四子奕詝嗣位，明年改元咸丰，追论和议之失，诏革三朝大臣穆彰阿之职，永不叙用，降耆英为五品顶带，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起用惨杀台湾英国难民之长官。时人莫不深赞咸丰之明断，而信太平可期，不意对外损失，反过于前代也。亲信大臣中之稍知世界大势者，当推耆英，耆英办理外交事宜于广州，矫去妄自尊大之习气，常与外使相见，惜其限于环境，但求敷然免事，无改革或促进邦交之决心。中美订约，顾盛赠送枪炮之图样，关于海陆军战术及建筑炮台之书籍。此数者，皆中国不如英国，而败于战争，为国内所亟需改革者也。耆英婉辞却之，并拒派人赴法学习之请。其报告朝廷驾驭外夷之奏文，中多诋毁，其留心国际之形势者，只有林则徐、魏源数人而已。林氏编译之《四州志》，魏源所编之《海国图志》，皆不免于错误。魏源之言鸦片战争，谓非由于缴烟，而起于断绝互市，夸张三元里乡勇之困英酋，定海伤杀夷人之恶战，夷人不敢进攻固守之松江。然舍此外，殆无他书。外人之观察中国者，谓华人不知外国之情状，妄自尊大之成见，毫未除去，其关于中英战争之史迹，既无可靠之书籍，又无广搜新闻之报章。其所根据者，则满载上下相欺之奏文上谕之京报也。其精通外国语言之华人无几，知识界人以本国之习惯环境，作为批评外国之标准，西方学术之输入，实为中国之急需。华人谓其优秀于外人者，乃其自言自信也。此论切中时人之痼病，而国人终不自省，遂为衰弱祸患根本原因之一。
官吏昏然排外，英国则欲多得权利，转采坚决之态度，而以武力为后盾。其领事之行动，曾不待其本国政府，或上级长官之训令，而于事出之后，本其个人之主张，提出要求，至为严峻；地方官既不能防患于未然，又不能立时负责解决，托故延宕，避免责任，乃予领事以口实，案情反而扩大，终遂屈服于武力恫吓，凡其要求，莫不许之。其专横之甚，无以复加，中国政府之尊严、威信，深受损失，试以青浦之案证之。初虎门条约载明英人得游历于五口附近之内地，其界由地方官议定，其原则为早出晚归，不准在外过夜。上海定为三十英里，乡民亦无仇外之表示，相处颇安。一八四八（道光二十八）年三月，英国教士三人往青浦传教，途中为漕船水手所击，知县救之，送往上海。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报于苏松太道咸龄，请惩凶犯。咸龄谓浦非一日可以往还，教士出于规定范围之外，且青浦知县已枷责二犯，意欲不问，阿礼国则称青浦在三十英里之内，惩犯太少，两不相让。案至五日，阿礼国不待训令，采取自由行动，通告英船不纳税金，封锁海港，不许漕船驶出吴淞。英舰之在上海者，初只一只，而重载放洋之漕船约一千余只，竟慑于英舰之威，不敢他驶。道台乃以民意激昂，将起暴动来告。阿礼国坚持如故，遣人乘坐军舰，直驶南京，往见两江总督李星沅。李星沅患其生事，即令臬台驰往青浦，捕凶惩办，更以英舰不肯退出南京，迫而罢免咸龄。其措辞则言不严办该案，而转生轻侮也。领事始弛海禁，其蛮横之行为，足以引起二国之战争。而英国巴麦尊之训命，反赞其处置得宜，华官之昏庸有失常态，殆不足责。于时交涉之中，其最难解决者，则广州外人之入城也。
广州问题颇为复杂，一八四三年，耆英入粤，于途次闻知粤人报复，及抵广州奏曰：“市井小民，嗜利尚气，好斗轻生，又系通洋码头，五方杂处，多有造谣生事之徒，从中煽惑，借以渔利。从前粤中习俗，既资番舶为衣食之源，又以夷人为侮弄之具。该夷敢怒而不敢言，饮恨于心，已非一日，近日夷情不能再如从前之受侮，设有一言不合，即彼此欲得而甘心，遂有上年十一月（一八四二年十二月）间，焚抢洋行之事。其实皆系无赖、游棍，及俗名烂崽等辈所为，一经查拏，旋即逃散，民夷两相疑惧，倘办理稍有未协，必致重启衅端。”其困难之症结，殆为误会已成，双方无了解，或协妥之可能性也。其时五口开港，中文南京条约载明其为港口，并未提及外人住于城中，港口指江河之口而言，条约未许缔约国人入城也。会上海、宁波等相继许外人入城，英国政府曲解条约，谓当入城。粤人独持异议，拒其进入广州。英国因谓中国不守条约，而以不平等之原则相待，乃信问题虽小，关系至大，不肯让步，初拟于赔款交清后，不欲撤回定海之驻军，以为要挟。耆英得美法之劝告，坚持不可，而入城问题，迄未解决。考其原因，则粤人好动，林则徐利用民气，号召团练，及其势成，不受政府之指挥，而唯使用意气，反为大害。其宣传之方法，或贴字帖，或散传单，其文字不知作于何人，概为鼓动情感，不负责任之高调，造成傲慢之心理，深信英夷入城，即为侮辱广州，不惜聚众暴动。政府则皇帝迫而议和，大臣昏然排外之思想未曾改变，耆英办理外交，清议斥为误国。及广州问题严重，御史劾其媚外，上谕责之，其自辩曰：“屈民就夷，万万无此办法。……凡示谕之撕毁，长红之标贴，皆臣等授意晓事绅士，密为措置，而外人举莫之知。”其言为避免责任之计，殆不足信，可见其境遇之苦。又曰：“数年以来，臣等办理夷务，千头百绪，枝节横生。诸夷狡黠成性，屡欲借端败约，几致无从措手。”其尤感受痛苦者，则拏办匪徒，亦不敢持之太急也。其属下官员，曾隐助所谓义民。英国教士租屋创设医院，医治贫苦者之疾病，全为慈善性质。屋主许之，绅士强其废约，不得，诉于官吏，捕之下狱，英官抗议，始行释放。此困难所以益趋于严重也。
一八四六（道光二十六）年一月，耆英与巡抚会衔布告开放广州，许外人入城，明日，即有红白字帖，攻击长官，诋詈英夷，语多忿激。又明日，知府刘浔出署，平民有担酱者，顶撞不避，为其所责。或言刘浔往媚夷人，而乃轻视国人，或言其带夷人入署，群相煽惑，暴动遂起，游民不召而集，火焚知府衙门。刘浔出逃，官吏前往弹压，而暴民益多，驱逐官吏。广州入于混乱之状，耆英大惧，暂将刘浔撤职，并改外人入城之布告，以缓民气。其事报于伦敦，英国政府以为英人入城，徒滋纷扰，训令香港总督德庇时慎重考虑。三月，德庇时约见耆英，耆英前往，四月，议定条件：（一）广州缓期入城。（二）英人在外行走，粤人不可欺凌。（三）中国不得割让舟山群岛于他国，并可由英国协同防御。六月，英国交还定海，入城问题，暂告结束，粤人之气焰日张。秋间，英人二名私行入城，为众殴伤，及冬，英商请许其于商馆前两花园中间墙上搭一过桥，长约二丈，而民阻之。明年，二月，英人往游佛山，经镇人投石击伤。会英国内阁更易，巴麦尊在职，采行断然处置之政策，训令传达香港。四月，总督德庇时率轮船及兵士九百名，突入黄埔江，逼近广州，形势危急。德庇时提出要求，耆英许之，其条件如下：（一）二年后开放广州。（二）惩办凶徒。（三）英商得于河南，建造货栈。（四）教士得建筑礼拜堂。耆英上奏其事，中称英夷“不准进城，则深以为辱。无如粤民过存轻视，屡向聚殴。该夷偶有所求，如租地建房等细事，亦复率众阻挠。地方官以民为本，又不便重拂舆情，曲徇该夷所请。臣数年以来与前抚臣黄恩彤于民夷交涉事件，斟酌调停，实已智尽能索，而不意犹有今日之变，抚衷愧怍，无地自容。”上谕批称进城一节，无关轻重；而粤人持之甚坚，其惩办凶徒，亦非易事也。十二月，乡民惨杀英人六名，英使要求严峻，耆英捕杀首要。定派通事一，差役二，随同外人外出，其事始已。其时耆英所处之地位，内则粤人仇英，外则英人威吓，进退两难，而两广之叛乱渐已开始。海岸则海盗横行，抢劫商船，均无法应付，幸而道光召其回京。其先耆英密奏其愤恨衰老，支持竭蹶，请帝默简才能，预为储备，此盖应其请求也。
耆英离粤，朝命两广总督徐广缙为钦差大臣。徐广缙毫不明了国际上之形势，又不虚心访察，对于外国，概以恶意推测，而竟蒙混朝廷，造成大祸。一八四八年五月，徐广缙与香港新任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相见，至其兵船，互相筵宴，奏称本年广州贸易情状不佳，英夷悔过，中云：“其国中连年贸易缺本，无力滋扰，是以故示恭顺，将从前骄纵之行，尽归咎于德酋（即德庇时）以自文其奸。”六月，文翰函请，预备明年广州开放事宜，徐广缙复文称其将致纷扰，势不可能，一面奏其虚声恫吓，妄图要挟，其兵一千二百五十名，而死者二百余人，不能远出。其结论曰：“总之，广东民情剽悍，迥殊他省，不许外夷进城，妇孺同声。若含糊答应，临时别生枝节，不但有乖守土，抑且大非柔远之经。”又曰：“该夷地方（指香港）频年贸易缺本，亏折三万万有零，支用不给，现裁减兵饷。”其言尽本于广州贸易之衰落，而牵强附会也。交涉报于伦敦，巴麦尊训令文翰警告中国政府，不守协约，将有不祥之结果。文翰约见徐广缙，要求奏请皇帝发贴准许入城之上谕，徐广缙上奏朝廷，谓其智尽能索，依从两有所难，含有许其入城之意。道光批曰：“自宜酌量日期，暂令入城瞻仰。”会文翰让步，改请许其入城，会谒总督。徐广缙反信民兵十万，足敷防守，别夷亦怒文翰无端寻衅，搅乱贸易，而鸦片战争，夷商帮饷八百万，尚未还给分文，贸易今更萧条，香港驻兵不满二千，势难招用土匪，而故让步也。态度因而剧变，上奏朝廷曰：“进城一事，实属万不可行。”对于文翰之建议，严辞拒绝。其时粤人广贴字帖，聚众示威，乡勇驻守要害，严防英人入城，及二年之期，英人果不得入城。文翰最后致抗议书于徐广缙，警告中国政府不遵协约之规定，将来发生不祥之事件，其咎由于自取。其让步者，由于英国政府初信粤人反英运动之激昂，强迫入城，亦无益也。
入城问题暂告结束，徐广缙奏称胜利，保举出力绅士。道光谕曰：“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海扰累，縻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愈出愈奇。朕深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昨因英夷复申粤东入城之请，督臣徐广缙等连次奏报，办理悉合机宜，本日又由驿驰奏该处商民，深明大义，捐资御侮，绅士实力劻勷，入城之议已寝。该夷照旧通商，中外绥靖，不折一兵，不发一矢。该督抚安民抚夷，处处皆抉根源，令该夷驯服，无丝毫勉强，可以历久相安。朕嘉悦之忱，难以尽述，允宜懋赏，以奖殊勋，徐广缙著加恩赏给子爵，准其世袭，并赏戴双眼花翎，叶名琛（巡抚）著加恩赏给男爵，准其世袭，并赏戴花翎，以昭优眷。”绅士等均得奖赏。徐广缙更奏香港英官恐其往袭，疑惧万分，借债发息，穷蹙难支。其荒谬自欺，殊极可恨，上谕报至英国，巴麦尊大怒，乃谓反英运动，曾得清廷之同意与协助，训令文翰严重警告中国政府，不能自欺，英国之容忍，非其力弱，乃其力强，而慎重耳。若遇事机，英军足以毁灭广州全城，不留一屋，而予粤人最严厉之惩戒也。其措辞可谓强硬之至，外相更批准驻粤领事退还粤官不合常式公文之案件。一八五〇年，文翰致书于大臣穆彰阿、耆英，警告朝廷。其书先请两江总督转递，再往直隶白河投递。时咸丰嗣位，及得其书，一面称其虚辞恫吓，肆其狡诈，一面谓大臣不收外国函件。会英国内阁更变，对华之外交稍形和缓，朝臣以为外交胜利。兵科给事中曹履泰奏曰：“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一八五二（咸丰二）年徐广缙奉诏出讨太平军，朝命巡抚叶名琛代之。
自五口通商以来，工商业发达之英国，仍以在华商业上之机会缺少为憾。中国征收之税银，根据鸦片战前之货价订成，及十年后，物价减低，而海关征收之税银如前，商人病之，其政府坚欲修约。其所持之理由，则虎门条约之最惠国条款也。初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中国、瑞典、挪威商约，皆有十二年修约之文，英国虽无修约之规定，以为亦得利用利益均沾之条款，要求修约。瑞典、挪威则因商业不甚发达，虽有明文，但未请求。英国在华之商业，时占第一，亟欲修约，乃谓南京条约订于一八四二年，一八五四年，则届十二年修约之期。其时美法二国修约尚未到期，然以利害相关，从而助之，与英合作。三国代表之希望甚奢，会商进行，但其本国政府训命不得用武。盖英法方以土耳其故，力战俄国，不得顾及东方，而美国宣战，须得参院同意，要非顾及友谊，或有爱于中国也。一八五四年，三国代表函告叶名琛修约，叶名琛复称无修改之必要，三国代表知其与之交涉，终无进步。叶名琛之为钦差大臣也，轻视外人，常以尊国体为言，自其就职以来，即不理外国使臣。英、美、法代表于其抵粤之时，根据国际上之惯例，函请谒见，叶名琛答称公务冗繁，改日约期会见。法国公使守至十五月，未曾得见，叶名琛自称天朝大臣，殆无接见外夷使者之诚意也。美使曾以谒见无期，不能亲递证书，轮往上海，商请两江总督，递往北京，又不可得。双方之误会益多。至是，英美代表决定离粤，登轮而往上海，进与两江总督交涉。初六月间，英美领事递送修约节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将其退还，八月，美使麦莲勒毕唵（Robert M.Mclane）抵申，往谒总督怡良，言其愿助中国平乱，请开放镇江，许长江贸易，及设上海关于吴淞。英使包令（John Bowring）继之求见，要求多端，且谓不许其请，将往天津。奏上，咸丰谕曰：
夷人诡谲性成，明知通商事宜，胥归粤东办理，赴各海口妄肆要求，现已谕怡良令该夷等，前赴粤东听候查办，著叶名琛仍遵前旨，设法开导，谕以坚守成约，断不容以十二年变通之说，妄有觊觎，并谕以天津海口，现因办理防堵，兵勇云集，倘该夷贸然而来，船只或有损伤，转致自贻伊戚。至该督接见夷酋等仪文，仍当恪守旧章，无得以该夷等有相待稍优之请，稍涉迁就，以致弛其畏惮之心！
谕旨措辞坚决，交涉至为不易，会法使亦至。三使坚请修约，声称多开口岸，其地如有贼匪，必当随同驱逐净尽，且饬商人补缴上海欠税。初小刀会起事，外商不肯纳税，帝曾饬其补交，故有斯言。其愿助平乱者，欲见好于清廷，固与双方有利，而朝廷疑忌外人，亦无结果。十月，英美二使北上，及抵大沽口，长芦盐道文谦见之。二使请往通州，与便宜行事之钦差大臣商议修约。咸丰得报，称其居心叵测，其谕文谦曰：“与之接见，务须折其虚憍之气，杜其诡辩之端，万不轻有允许。”文谦与通事交涉，未有进步。帝谕直督桂良赴津，但不可轻见夷酋，迁就了事，交涉仍由文谦办理。二十一日，英使方面提交节略，文谦将其一一驳斥，发生争论。奏上，帝称其虚辞恫吓，无甚伎俩，改派前任长芦盐政崇纶办理。十一月三日，会议，英使提出要求十八款，其主要者，则为公使驻京，英人得住于内地，购置地产，开放天津，修改税则，准鸦片进口，免除厘金，使用各式洋钱等。美使之主要条件，略与相同。上谕称其“所开各条，均属荒谬已极”。其愿让步者凡三，一伸理民夷争案，二免上海欠税，三停广东茶捐。二使以其所议不协，离沽南下，报告政府，谓无兵力为助，修约势难成功。咸丰则谕怡良等告知外使曰：“此外各款（指上三款），不但天津不敢入奏，即应办夷务之大臣，亦不敢轻为奏请，倘冒昧渎陈，奏事之员，身获重谴，于该夷商务，仍属无益。”其意至不可解，一则政府装聋，一则疆吏乞怜，世界上竟有若此之政府耶？外交上之问题，岂装聋所能解决耶？一八五六年，三使再请修约于粤，叶名琛拒之，美使伯驾（Peter Parker）至申交涉。怡良称其夸张船坚炮利，全系虚辞恫吓。叶名琛奏称理当坚持定约，上谕说明修约之原意，及政府之政策曰：“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其言颇为得体，无如美使希望太奢，而朝廷不许，疆吏亦不肯自我解决，得罪于清议也。美使欲往天津，上谕桂良严防，不可派大员接见，修约遂无结果。
于此情形之下，英国政府之计不售，渐具求战之心，而未得隙，乃俟时机，以便宣布中国苟不遵守条约上之义务，则二国和平，及商人安宁，均无保障，而须决于一战也。一八五六年十月八日“亚罗”（Arrow）商船之水手被捕，英旗撤下之案忽起，英国遂得口实。先是，我国之海盗势炽，其人多为沿海善于驾船之渔民，渐而变为有组织之海盗，抢劫商船，后更改造大船，安置重炮，势力日强。一八〇九年，中、葡、英三国合力剿之，降者二万余人，大船四百余只。及鸦片战争，粤省水师受挫于英，香港割让之后，海盗得有保护，其势复盛，北起长江口，南至安南、东京，皆其势力所在之地。沿海各省之长官，无力御之，商船、渔船之受劫者，置而不问，人民迫而交给匪款。政府可谓失其天职！会海盗抢劫英船，商人患之，在华之兵舰奉命剿匪，攻击广东海盗，先后三役，予以重大之损失，其在浙江者，势仍猖獗。商人禀请政府，雇用英船往剿，朝廷不许，怡良曾饬英船停止助剿海盗，而又置之不问。外国商船因而保护华船，征收金钱，其行径固侵犯我国之主权，而又无异于匪徒也。葡萄牙船之营业，尤为发达，其每年收得之款，数逾五十万两。其专横之甚，竟使华商与海盗磋商，求其保护，海盗许之，葡船与之竞争，酿成海战，结果，葡船大败。英法领事，后知保护之弊，严禁本国商人参与其事。广东则香港政府为其商业发达之故，公布章程，规定华船注册，领取护照，船上得悬英旗，其期定为一年，但得续请。亚罗船主本为华商，以防海盗之计，注册于香港政府。至是，亚罗泊于黄埔江，水师千总巡查见其船上张有英旗，以为奸民，登船大索，拔下英旗。其船长爱尔兰人因事他出，远见华官登船，驾舢板船归，见状，诘问其故。兵士以恶言相答，千总拟执全船水手而去，船长请其暂留二人驾驶，千总许之，捕十二人去。
船长立时报于领事巴夏礼（Harry S.Parkes）。巴夏礼至，被捕之水手，尚在江边，说千总放还，谓条约上载明捕人于英船上，先当通知领事，迨其调查之后，即行引渡。千总答称不知条约，执之而去，上报获匪，叶名琛奏报亦称其获匪李明太等。
巴夏礼回馆，致抗议书于粤督叶名琛，请其礼还被捕之水手，粤督复称亲自检查水手，其中三人实为海盗，其余九人，当即交回。巴夏礼坚持不可，会得香港总督包令之训令，要求三项：一、礼还水手；二、道歉；三、担保以后尊重英旗。叶名琛以为亚罗乃华商之船，其所持之护照，已逾一年，当失时效。捕获之水手，又皆华人，当归华官管理，其中且有海盗，复文辩护。十四日，英船奉命捕获粤船一只，事遂益趋于恶化，二十日，巴夏礼亲往香港，会商总督，结果采行积极之步骤，攻取沿江之炮台，及其回归，领事馆致书粤督，责其道歉，礼还水手，限于二十四小时答复，逾期则将自由行动。叶名琛许还十人，不可，始遣微员送十二人于领事馆。巴夏礼谓其不照照会上之条件，礼还水手，且无道歉之书，拒绝不受。二十七日，英舰开始炮攻炮台，逼近广州，更攻击总督衙门，轰毁城墙，靖海门、五仙门民房被焚。叶名琛号召乡团，及事危急，始遣知府蒋立昂出城会议，未有结果，乃调兵二万，固守旧城。包令初信其顾全大局，势必让步，亲至广州，以便会商解决悬案，及至，知其坚持如故，大失望归。其炮击广州也，未得本国之训令，乃退兵去，叶名琛饰辞奏称夷匪扒城，败逃，后又伤杀四百余名。
综观亚罗事件之起，本无轻重之冲突，可立解决，安然无事，竟至重大之事变，叶名琛重要之错误有二：一、叶名琛为钦差大臣，办理外交事宜，不能维持领海之治安。香港政府之收费注册保护华船也，当即抗议，促其取消，而竟置之不问，以致发生事端，实属怠于职守，至堪痛恨。二、亚罗案件发生之后，叶名琛应付之方法，殆无异于买卖式之折扣，其迫于威势，逐渐让步，固不如以正当方法，断然了决也。夷考其刚愎之原因，殆由于自满自傲，叶氏初以翰林清望，超任疆圻，以拒英人入城，颇得贤声，益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及太平军起，广东失业游民，及秘密会党闻风起应，扰乱蔓延于广州附近。叶名琛用兵平之，遂亦自负。其在英国方面，亚罗之护照，依据注册章程第十条之规定，时效虽未失去，然固琐小之事，乃竟小题大做，其决心求战，至为明显，更不足责。
中英战端开始之际，美法领事均表同情于英，甚者且欲从而助之，然以未得训令，表示中立。十一月，美领退出广州商馆，途中，其乘坐之舰，受炮攻击。美舰发炮应战，攻毁炮台五座，叶名琛知其构衅于二国，殊非得计，致书道歉，其事始已。中英之战祸既启，粤省公布斩杀英人汉奸之赏格，十二月五日，乡民杀英水手一名，英军闻报，火焚全村，以为报复。十四日深夜，粤民火焚英馆，其势浩大，火烟蔽空，美法诸国商馆，均及于难，存者唯有一屋。三十日，粤兵改装旅客，身藏武器，登于英船，途中出械劫船，惨杀外人。一八五七年一月十四日，粤人供给面包于香港外人者，中置砒霜，幸其质量太多，发现时早，未有死者。由是法、美、葡国公使提出抗议。叶名琛复称香港非其势力所及之地，粤人自受英军炮击之后，无家可归，怨愤之极，而谋报复也。说者谓粤省长官与闻其事，此种报复仇杀之行为，及无计划之混战，人民深受其害，诚野蛮罪恶之悲惨史也。叶名琛奏报朝廷，初言英兵败逃，国势孤立，帝谕其酌量办理。后言“孟加拉等国，与之构衅，不能添兵来援”。其说起于印兵叛乱，乃叶氏误省为国。朝廷则以内乱未平，恐其造成事变，饬其许英求和，而于广东之惨杀，殆不知也。英官报告本国，内阁方谋商于外国武力修约，对于国会提出出兵中国之议，征求同意，上院通过，下院否决，内阁解散下院。新选之结果，政府党之势力大增，通过议案，政府遂得本于事前决定之政策，联合法国出兵中国。
先是法使刺萼尼劝说耆英弛废教禁，天主教活动甚力，一八五〇年，洪秀全以上帝会起兵，三年之中，扰及长江流域，官吏如叶名琛之流乃信教士，实为祸乱之根，而教民皆奸民匪徒也。其言曰：“上帝会乃天主教之别名。”其时法国天主教神父热心于传教，及得弛禁之诏令，不辞困难，不畏险阻，潜入内地。西藏、湖北、直隶等，各有捕获，解赴广东交其领事管束。一八五三年，广西之乱尚炽，而神父马赖（Pére Auguste Chapdelaine）西往广西之西林传教。其往也，实无条约上之根据，叶名琛当照会法领阻其前进，或将其解至广州，而竟茫然不知。据法方报告，马神父抵于西林，初受县官之欢迎，一八五六年，新官下车，二月，捕囚神父及其信徒二十五人。受审之时，神父备受毒刑，狱定，枭首示众，其事报于驻粤之法国领事。领事言其虐杀无辜之神父，而法人犯罪者须交于领事审判，要求惩办县官，粤督不许。后答法使葛罗曰：“无马神父其人，只有惑众拜会抢掳奸淫之林八、马子农等，月日又不符合。”双方各执一辞，领事报于本国政府，时值拿破仑第三在位，保护教会甚力。英国闻之，利用其事，商于法国，共同出兵大沽，要求修约，促进商业。其时亚罗案件尚未闻于伦敦，而英国已具求战之决心矣！法国许之，英国外相更商于美国国务卿，请其合作。其政府于政策上赞成其计划，然以商于参院之故，主张慎重，婉谢其请。英法出兵之计划，但不为之稍变，及亚罗事件报至英国，内阁不惜解散下院，而进行其经济侵略政策焉，一八五七年委任额尔金（Lord Elgin）为全权专使。法皇诏委葛罗（Baron Gros）为使臣。额尔金奉命统军而东，途中得知东印度公司之军队叛乱，声势浩大，印度总督请其分兵往援，额尔金许之，七月，抵于香港。
额尔金来粤，而法使葛罗未至，印度又乱，请于美法领事，共同合作，率兵前往北河。领事谓其未得训命之先，不敢应命。额尔金无奈，致书葛罗，促其早日来华。其时中英军队混战乱杀，报复不已。八月，英舰封锁广州，十一月，援兵始抵香港，政府训命专使北上，以与清廷交涉，而在香港之英人皆言祸根生于粤人之傲横，力请攻取广州，以挫其气，且示英军无所惧于团练也。葛罗亦抵粤东，访问马神父惨杀之案，谓为不公，总督必须负责。二使会议进行，俄使普提雅廷（Count Putiatin）亦至香港，且言率兵北上而外，别无办法。初俄船不得贸易于广州，及五口开放，俄船先后三次驶至上海，均不得贸易而去。幸其商业不甚发达，拒绝贸易，无关轻重。至是，俄国来文，称英法联合，将遣使来京，商办要事。中国复称能御英夷，毋庸派使入京，俄国仍称使臣将于七月到津，上谕直督谭廷襄于其来津，告以凡关涉俄国事件，非库伦不能入奏。其来京之使命，则为另订东北边界条约，初俄国营经东方，其探险队深入黑龙江下流，一八五四年，克里米战（Crimean War）起，俄自黑龙江以船运兵防守海口，华官阻之，不得，明年，请将黑龙江、松花江左岸，以及海口，分给俄国守护。上谕将军，向其声言不敢据之入奏，自干罪戾。一八五七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奏报俄夷谕江左屯户，移居江右。八月，俄船抵津，华官见之。普提雅廷不肯言其来意，其属员言俄愿助中国拒英。其投递北京之公文，一言定界，一称代平内乱。平乱乃见好于清廷，而目的则订界约也。中国拒之，遂往香港。
英法二使，最后决定对于广州用兵，十二月十日，其领事各通知其专使来粤于叶名琛。十二日，二国兵船驶入白鹅潭，额尔金、葛罗各致书于粤督，额尔金列举粤官不肯开放广州、亚罗事件，以及修约等问题处置之失当，告以英法联军之合作，要求派员议商开放广州，赔偿损失，并据河南，以作担保条件之实行，即可相安，限其十日内答复。葛罗要求惩办西林县官，赔偿损失，余略同于英牒。十四日，叶名琛复文将其一一驳斥，一面奏报朝廷，称其不屈，又言美国以伯驾唆使，将其撤去，改派列卫廉（William B.Reed）来粤，复其照会，美商“欢呼载道”；美使讥笑法使形诸笔墨。其言毫无根据，列卫廉来华修约，叶氏拒其谒见，心殊怏快也。咸丰得奏，谕其将进城赔货及更换条约各节，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君臣方自得计，而联军进据河南矣。其兵共五千余人，二十四日，二使致哀的美敦书于粤督，告以将攻广州。明日，叶氏复文，仍持原议。二十八日，联军发炮攻城，军舰助之，守兵于城上架炮应战，团练持矛或鸟枪，冲前以御联军，大败退逃，明日，再战于北门，清兵复败，炮台尽失，广州遂下。联军之将攻广州也。贫民为其衣食之计，仍以小船贩运水果等物，售于舰上兵士，其为之运输者，尚有香港之苦力，归英人指挥。苦力不辞劳苦，不畏炮弹，联军深赖其力。其工作于敌军者，多以生活困难，贪得联军之酬报耳。甚矣哉国内人口之多，失业之众也。夫此未受教育之愚民，原不足责，何政府之漠视人民生计而无建设耶！
二十九日，联军攻下广州，驻防都统令开西门，纵民迁徙，英军劝民勿自惊扰，分兵巡城，严禁杀掠，以见好于粤民。英军进入总督衙门，尽得粤督外交之奏折，皇帝之朱批，始知叶名琛之根告，莫不粉饰浮夸，曲解事实，以附会其轻视外人之心理也。必欲捕之。叶氏自城陷后，微服奔于粤华书院，更移居于左都统署圃之八角亭，明年一月五日，英军往搜书院，不得，闻其移居都统署。领事巴夏礼率兵往捕，得之，送至舰中，俄即送至印度首都加尔各答。其为人也，刚愎不挠，昧于世界之大势，囿于轻视外人之成见，不知外交上之正当方法，徒足以偾事辱国而已，顾其对外之行动，均得咸丰之温诏，朝廷自严惩主和之大臣以来，排外之政策，昭然显著于国内，温诏益长叶名琛之顽固意气。相传叶名琛之父，雅好扶乩，筑长春仙馆以嗣吕洞宾、李太白，名琛亦信乩语，凡军机大事，尝取决焉。及联军构难，乩语告以过十五日可无事，而广州竟先一日失守。薛福成称时人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置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此语虽不尽确，而固其乖谬刚愎之写真也。咸丰得报诏革叶名琛职，前此朱批，固已忘却，可见朝廷实无一定之政策，而惟视其效果，以定黜陟，对于臣下，竟无信义耶！英兵入城之后，奉命往取库银，及至库房，见银五十二箱，其重非一人之力，所能移动，元宝凡六十八包，铜币一室，并有贵重之衣，珍宝之物。门外游民聚而观者，拥塞街中。英兵无法取归库银，游民为之搬运，英兵去后游民涌入，争取衣物而出，广州于是入于无政府之情状。二使议决恢复被俘巡抚柏贵之职，而以合作为条件，商于柏贵，柏贵许之，一八五八年一月，就职，其下有委员三人佐之，法人一，英人二，领事巴夏礼与焉。三人中独巴夏礼能操华语，掌握统治广州之大权，凡巡抚贴发之布告，须有委员之图记，行政亦须受其监督。巴夏礼尚谓额尔金让步太甚，不能禁止乡民之仇杀英人，何其专横之甚耶？
广州既陷，叶名琛奉旨革职。咸丰命黄宗汉代之，不知柏贵所处之地位，饬其联络绅民，将夷逐出内河，御史何璟则请从外用兵。柏贵上奏英法二使之要求，非派大臣与之会议，则不撤兵。上谕责之，后始明知官兵之兵器被缴，外兵分守城门，而大吏不能自主也。两江总督何桂清恐广州事变，影响上海商业，减少税收，向外商说明粤事应归粤办，并奏报朝廷。上谕曰：“如果悔罪退出省城，尚可宽其既往，倘负固不悛，即调集兵勇，驱逐出城，再与讲理。”其言要为空论，联军且谋北上矣！二使之来华，原为修约，商请美俄二使同往大沽助战。初美国不应英国武力修约之请，但欲修约，派列卫廉来华，叶名琛拒之，不见，留于香港。普提雅廷亦在香港。二使言其未奉训令，不能助战，但可合作，改订条约。一八五八年二月，四国公使各致照会于大学士裕诚，额尔金要求公使驻于京都，多开商港，改订税则，及传教等，并请清廷委任全权大臣，于四月初来沪议订新约。葛罗声称同意于英使之要求。列卫廉先述来粤之经过，次言改订条约，朝廷苟拒其请，将与他国专使，一同北上。普提雅廷谓交涉之困难，由于外国公使，不得直接与朝廷公文往来，以致引起误会，发生战端。中言华官拒其入京，故与三国合作，末后劝告清廷解决困难。四国照会由上海领事前往苏州，面交江苏巡抚，由其转递驻于常州之两江总督。其时太平军据有南京故也。督抚会衔上奏，三月，转达朝旨。其答英、法、美三使之文，大意相同，略称朝廷已免叶名琛职，改任黄宗汉为总督，兼钦差大臣，办理夷务事宜，可即回粤磋商，并言朝臣不准私收外使之函件，对于俄使告其前往黑龙江勘定疆界，公使皆不满意，决定北上。何桂清欲留英美二使于上海，不得，奏请暂缓用兵。
四月，四国公使船抵大沽口，直督谭廷襄先曾奉旨设防，留于天津。二十四日，外船要求代递公文，谭氏许之，其内容则请皇帝派遣便宜行事之钦差大臣，会议于天津或北京，限其六日答复。朝廷复称可向谭廷襄磋商。帝谕谭廷襄告知外使，中国从无便宜行事之官。谭氏初欲离间英俄，不得。二十八日，法使投文，声称如五月一日仍无钦差会议，即执行王命，意谓战争也。谭氏照会公使，未书钦差大臣全衔，英、法、美使以其款式不合，将其退还，其心以为华官轻视外人，而遂重视此等节文也。普提雅廷往见总督，说其改正。谭氏从之。英法二使问其是否已得全权大臣之诏，知其仍须请训，五月一日，不肯往见，普提雅廷劝之，弗听，谭氏与美使相见，议商条约，英法二使，乃宽限六日，待其得有全权证书，即行开会。谭氏后称朝廷不可，二使欲待中美交涉之结果，以作最后之决定。其时咸丰傲慢如常，初谕谭廷襄不准添开口岸，会闻俄使建议代办枪炮，谕曰：“中国从不与各国海外争锋，器械亦尚可恃”，及见美国国书中有“朕”字，批曰：“夜郎自大，不觉可笑。”谭廷襄初亦不知其地位之危险，而以外使不肯就范，主张战争。其与美使会议也，奏请添口，上谕允于粤闽各开一口，乃许添开口岸，改定税率，余多拒绝，对于公使驻京，长江开放，不许提出讨论。列卫廉大失所望，英法二使欲以武力达到目的，态度愈形强硬。普提雅廷调停双方，未得要领，终乃谢绝。
五月二十日，英法二使照会谭廷襄，称其前往北京，将与全权大臣议和，法使且引黄埔条约，谓其军舰得往天津，又致哀的美敦书于大沽炮台守将，限其于二小时内，交出炮台。守将不应，攻之即下，军舰扫除白河障碍物后，即行上驶。谭廷襄初尚奏称毁夷船七只，及炮台失守，即回天津；其地人心惊惶，纷纷迁徙。谭氏再奏俄美二使仍愿调停，咸丰始行让步，谕称除公使驻京及内地传教外，尚可斟酌办理。会联军逼近天津，抢漕米九百余石，俨然以战胜国自居，谭氏奏帝请派职分较崇之大臣于六月一日前来津。咸丰诏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花沙纳赴津。联军入天津城后，大臣纷然主战，或奏夷人畏民甚于畏兵，或请用民，宣示逆夷罪状，或言驳斥夷人条款，君臣皆信民可御夷。及闻外兵驻于望海楼，帝深失望曰：“住房，不闻民有起而阻之者，人心若是，可胜浩叹！”兵不能战，而民可用，何竟不思之甚，民已迁徙，尚欲用之，无怪其失望也。同时，帝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设防于通州。六月二日，桂良等抵津，四日，接见英使于海光寺。英使欲互交证书，桂良竟无以应，乃请颁给钦差关防。交涉由英译员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办理，二人精通华语，性情粗躁，李泰国时为上海海关职员，竟不忠于中国。
初，桂良等赴津，朝臣以耆英熟悉夷务，奏请起用，耆英奉旨赴津。其时，李泰国要求公使驻京，开放长江，上谕均不准许，乃谕耆英不必拘定与桂良等商。朝廷之策略，欲桂良拒绝一切，再由耆英让步，酌许一二了事也。九日，耆英谒俄美二使；并请见英法二使，二使复文拒之，耆英俄称上谕委为钦差大臣，二使亦不之理。李泰国仍向桂良交涉，后出见之，耆英请外舰先行退出白河，然后议商条件，且言前在广东，亲善英国，李泰国出其在粤诋毁英夷之奏疏，以窘辱之。其心殆不可知，盖政府委任会议之代表，操有增减更换罢免之全权，即虽战败之国，亦得另派代表，未有拒而不见者也。岂以耆英在粤时久，明知外交方法，不若桂良等之驯服，易于屈服让步耶？耆英遂以在津无益，回归北京，咸丰大怒，更受肃顺之谗，诏赐自尽。
方中英代表之议商条约也，额尔金除先与桂良相见，及后签字日再见而外，未曾出席会议。其提出之条件，根据于本国之训令，交与李泰国等办理。李泰国之态度，至为强硬，必欲如其所欲，毫无磋商妥协之意，惟以战争入京恫吓而已。桂良等不堪其辱，告之俄美二使，请其转告英使，亦无效果。双方争执最烈者，一为公使驻京，一为多开口岸，一为内地游历，朝廷坚决不愿公使驻京，仅许如俄国之例，派遣学生来京，对于口岸，不肯开放长江沿岸之大城。英国提出镇江，上谕称其碍及河运，桂良请以南京代之，上谕不允，英使又请开放天津，桂良以登州、牛庄代之。内地游行，英使不肯让步，交涉久无进展。恭亲王奕訢等主战，奏请捕杀李泰国，即可无事。最后英使方面提出条约五十六款，声称不可更易一字。额尔金曰：“予欲立时签订条约，清使若再迟延，予将认为和议决裂，径带兵进京，多多要求矣。”桂良迫而许之，一面奏报朝廷，势不能战，对于新订之条约，则曰：“将来倘欲背盟弃好，只须将奴才等治以办理不善之罪，即可作为废纸。”关于公使驻京，称其一欲夸耀外国，一欲就近奏事，且曰：“（夷人）最怕花钱，任其自备资斧，又畏风尘，驻之无益，必将自去。”关于长江及内地开放，奏称长江不逾三口，镇江外商不致阻碍河运。内地游历，既有执照，未必将到各处。其言迫而签字之情形，则谓不许其请，即带兵进京，且曰：“奴才等愿以身死，不愿目睹凶焰，扰及都城，再四思维，天时如此，人事如此，全局如此，只好姑为应允，催其速退兵船，以安人心。”咸丰亦无奈何，批谕公使驻京，一切跪拜礼节，悉遵中国制度，不得携带眷属。六月二十六日，中英天津条约签字，明日，中法条约成立。方中英交涉之相持也，普提雅廷议订条约，十三日签字，其时二国界约亦成，普提雅廷表示亲善，言于桂良，中国亟宜整顿武备，俄国愿送枪万枝，炮五十尊，派员助筑炮台。咸丰初不肯收，后乃令其送交恰克图华官。十八日，中美条约亦成。三十日，咸丰批准条约，英法二使以其措辞含混，要求再降谕旨。七月四日，上谕依议，遂无异言。
四国条约成立，英法军舰离津南下，双方说明改订税则会议于上海举行。其原因则上海时为通商要港，货价贵贱，均有记录，海关税则且有成案可稽也。俄使以其本国商业，无足轻重，径回本国，三国公使则至上海。朝廷之批准条约，实非得已。及外船南下，咸丰力谋有所挽回，其主张则中国免除海关税银；外国则将公使驻京、长江通商、内地游行、赔偿兵费始还广州四项放弃也；诏派桂良会同何桂清往议。何氏以海关免税，则军饷无出，力言不可，上谕以为此乃一劳永逸之计，严词责之。九月末，桂良等至申，奏报臬司薛焕之言，免税不能废约，十月，再奏免税有可虑者十端，不可向其提出。及议商税则，桂良奏称额尔金以广东仇英之动作，要求撤总督黄宗汉职，及绅士之权，不理废约之说。咸丰得奏，以为四项条件，毫无把握，而又枝节横生，谕曰：“朕派桂良等前往上海，又命何桂清会同商办，岂真专为税则计耶？……试思桂良等在津，滥许所求之事，据奏思日后挽回，若至今仍无补救，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桂良多方解释，关于内地游历，奏云“游历他方者，多系传教之人，本属例所不禁（帝于其旁朱笔批曰：‘始则传教，继则叵测其心’），今有执照，转能稽核（帝又批曰：‘即使处处稽核，于事何补？’）。夷情最忌繁难，苦其累赘，日久或可不往。（帝又批曰：‘冀其自废初心，真梦语也。’）”君臣之误解，多由于国际知识之幼稚，而帝愤愤之气见于文辞。其反对之理由，则外人侦探国内之情形，而贻祸于无穷也。关税会议，独英委员与桂良等会议。其时中国国际贸易三分之二，操于英人，二国经济关系，最为密切也。其具体条件，由李泰国提出，作为讨论之根据，并无重要之修改。额尔金欲乘兵舰，溯江上驶，商于桂良，桂良请以公使，暂勿驻京为交换条件。额尔金允许再行商议，遂乘兵舰上驶，沿路调查，直达汉口。咸丰知之，颇为愤怒。十一月，关税章程签字，作为条约中之一部分，美法条约仿而行之。总之，四国条约文虽不同，然以最惠国之待遇，享受之权利，莫不相同。其内容关于我国者，至深且巨，兹分言其要款如下：
一、公使驻京 公使驻京，我国历史上向无此例，清廷大臣不知国际上外交之惯例，对于英国之要求，坚决反对。其心理则北京为一国之首都，今许夷酋留驻，有失朝廷之尊严，且得探听朝廷旨意，而易有所要挟。桂良不惜哀诉，托称让步，皇帝将斩其首，其愚诚不可及。外人则言误会争执之起，多由于粤督饰辞上奏，曲解事实，而公使不得直接与北京政府交涉，辨明真像，甚乃引起战祸。今按世界交通发达，各国关系日趋密切，国际上发生交涉之事务益繁，误会争执之解决，常赖大使或公使之协商。桂良力拒英使驻京，额尔金对之不稍让步，美约、法约载明其公使，可因要务，暂住北京。中国若许别国公使驻京，二国亦得享受同等之机会。自朝臣观之，英国要求之准许，别国公使，亦将驻京。咸丰诏命桂良等之赴上海也，令其取消公使驻京之条款。中国通商事务，交上海长官办理，公使可驻其地，终无所成，造成战祸。一八六〇年，问题始告解决，大臣奏请车驾回京。咸丰谕曰：“此次外人称兵犯顺，恭亲王奕訢等与之议抚，虽已换约，然退兵后，各国尚有首领驻京者，且亲递国书一节，既未与彼等言明，难保不因朕回銮，再来饶舌，该王大臣奏请回銮，系为镇定人心起见，然反复筹思，只顾目前之虚名，而贻无穷之后患，朕拟本年暂缓回銮，俟洋务大定，再将回銮一切事宜办理。”其愚殆不可及，而大祸所以造成也。条约承认我国公使亦得驻于缔约国之首都，享受同等之权利，乃清廷放弃驻外公使，列强根据之报告，则为公使一面之辞。一八七七（光绪三）年，中国始设使馆于外国。
二、关税 南京条约后，协定关税成立。协定关税云者，一国与缔约国共同议订税率之后，非得其同意，不得改定或增加也。列强在华，享有最惠国条款之待遇，其多数虽表同情于我国，增加关税，但因一国不许改订，即作罢论，甚至物价剧变。海关征收之税，不足百分之五，亦不得修改，其违反关税自主之原则，尽人所知。盖关税自主为一国统治权之表现，我国竟与外人共之，不得提高税率，保护国内之工商业，且不得增加国库之收入也。说者有谓物价低廉，贫民受其赐者，然利终不敌害，其说不足深辩，关税之当自主，毫无疑义。自订约后，英国依据条约，领事负有协助华官征收英商货税之义务，商人遇有不公平之待遇，亦可报于领事，由其提出抗议。修约之先，英商谓物价低廉，税则未改，担负太重。及天津条约成立，根据货价改订税率，仍为值百抽五，十年一改。输出之丝茶，输入之鸦片，均为例外。外人需用之物，又多免税，外使更以常关税重，厘金苛繁，向桂良磋商，议决海关带征百分之二点五之子口半税，免去杂税，于是外人运输洋货于国中，得免苛捐，而国货反纳重税。其价增加，销路减少，而使失业者大增。政府竟置人民之生计于不问，殆先进国所无之怪现状也。按照先进国之关税，除进出口税而外，货物运输于国内者，概不纳税。税则增加民众之担负，而妨工商业之发达也。条约减少商船，每吨之课银，凡船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改收四钱，其下每吨一钱，船纳钞后，于四月之内，驶往他港者，概行免税。其尤堪注意者，则上海小刀会之乱，海关雇用外人，而天津条约，予以规定，推行其制于他港也（其事详后）。
三、口岸 南京条约开放五口，均在长江以南，北方诸省，及长江沿岸无一商埠，商业仍受限制。外商要求增加通商口岸，多得商业上之机会，及四国天津条约成立，中国开放牛庄、登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台湾、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桂良所谓长江不逾三口者，初就中英条约而言，中法条约开放南京，一八六〇年，增加天津。由是长江以北之海港，及沿江要埠开放。长江口岸，镇江开放最早，九江、汉口次之，南京则以内乱暂不开放，乱平，外商始来贸易。其余诸港，外人先后前往，琼州独为例外。英国后以登州水浅，改换芝罘，中国许之，其港在登州之东百有余里，港大水深，便于停泊。凡此通商口岸，驻有领事，保护侨民，其贸易于他港者，船即充公。
四、传教 鸦片战后，来华之教士渐多，其传教之区域，限于五口。中俄天津条约载明传教。中美天津条约等亦有规定。教士携有护照，得入内地传教，官厅须力保护，教民不得稍受虐待。一八六〇年，中国许还教产于天主教。神父之充译员者，于华文中法条约添入内地置产权。一八六五年，法使与总署大臣议定章程，一八九五年，再有所议定。其主要之条件，内地教产，属于教会，私人不得购置。他国教会利用本国条约上最惠国之条款，亦得享受同等之权利。由是教士深入内地，租买地基，建筑教堂，宣传教义。其多数来华之目的，本于服务救世之思想，而欲多得信徒，或设医院，或授生徒。其影响于中国者，至深且巨，但以东西文化，根本观念之不同，文人保守思想之顽固，愚民迷信之深痼，官吏轻外之心理，进成误会。其一部分不肖之教士，徒以教徒数多，收容无赖，不惜保护罪犯，教民因而凭势欺弄良民，积愤益甚，尤以天主教为甚，引起清末无穷之纷扰。
五、游历 外人得游历于内地，始于天津条约，其在先进国家，外人入其境内，游历城镇乡村，不受限制，而中英天津条约第九条曰：“英国民人，准听持照前往内地各处游历通商，其执照概归领事发给，而由地方官盖印。”其无执照以及犯有不法之行为者，则由华官交于最近领事办罪，途中不得虐待处罚。其在通商口岸百里以内游历者，无须执照。约文载明旅行执照之权利，不得发给水手，其规定虽由于中国特殊之情状，而固进一步之开放也。
六、赔款 天津条约规定赔偿英国商业损失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法国军费二百万两，概由粤省筹措。英约载明交款之后，归还广州。一八六〇年，英法联军进抵北京，二国军费增至各八百万两，由海关支出。美国因商馆损失，亦得赔款五十万两，其政府后以数目过多，退还其一部分。联军之所得者，亦云多矣。
七、鸦片 鸦片自中英战争以来，销路大畅，公然买卖于国内，英国代表迭说大臣奏请弛禁，均无效果，然于弛禁之主张，迄未改变。及二国代表会议通商税则章程于上海，英使再请弛禁。中国时虽内乱，需款孔殷，而其代表初尚严辞拒绝，后乃迫而许之，改称鸦片为洋药，每石纳银三十两。运入内地者，尚有厘金。外商输入洋药，可于通商口岸出售，由华商运入内地，鸦片问题，遂告解决。政府可谓放弃天职矣。虽然，于腐败政府之下，禁止鸦片，徒供贪官污吏之敲诈，公卖鸦片，名虽便于管理，而贪官污吏，亦得营私。吾人之结论，中国苟无统一廉洁之政府，鸦片难终禁绝也。
条约中尚有领事裁判权、最惠国条款等，其性质已言其前，禁用夷字，更无讨论之必要。综之，条约关系重要，而清廷让步者，迫于联军之威力，患其前攻北京，出于一时权宜之计，勉强批准，而于外使驻京，开放长江等，固根本反对也。自今观之，公使驻京，内地通商，游历，皆先进国家视为当然之事，其应全力反对者，则外船不得驶入内河，及损失国家主权之条款也。不幸君臣上下均不之知，仍持战议。初联军南下，僧格林沁奏参失事大员，谭廷襄奉旨革职查办，僧王移军设防，建筑炮台，置木桩以防轮船，购牛皮以御火箭（时称子弹之名），调集骑兵，图设水师。帝命怡亲王载垣往巡。其时广东团练抗英，朝臣言其战胜，帝谕黄宗汉，称其如能制胜万全，不必阻遏团练进攻，否则不必轻于一试。及上海会议不能废约，帝心愤怒，明年一月，谕旨中云：“前曾经叠次谕知，如果该夷北来，我兵必先开炮。条约内既未定有天津口岸，即非该夷应到之处，我若用兵，并非理曲”，又饬桂良设法，使其闻知。态度可谓强硬之至。桂良奏称英人总云，“不怕。”大将胜保等亦持战议，其扼要之语曰：“夫犬夷惟利是视，各国之所谓使臣，皆该国之奸商。彼国王止令其出外讲利，恐亦未必尽知其寻衅兴兵，堂堂天朝，无故而示弱于彼，果何谓欤？……凡有一切要求，尽拒不纳……不然，即请皇上赫然震怒，或擒杀其酋，或缚解其众。”其建议朝廷固未接受。二月，桂良奏称英使卜鲁士（Frederick W.A.Bruce）将入北京。帝饬其告之曰：“倘到津船只，或受损伤，我等不能任咎，又或复开兵衅，则上年条约，必至全归罢议。”说其于上海换约，又谕僧王严防，漕船暂停于牛庄等地。识者知其不能再战，前直督庆祺密函新任直督恒福不可启衅。三月，桂良奏称英酋不听开导，坚欲赴津换约，朝廷始疑战无把握，乃欲限定入京人数，不准逗留，带械，坐轿，摆队；入京之路，则自北塘上岸。
五月，英使卜鲁士照会桂良赴津，桂良复称兵船须停拦江沙外，俟其到津，方可商办各事，并欲与之相见。卜鲁土拒之，六月乘船北上，法使同行，初中英、中法天津条约，载明于北京换约。美使华若翰（John E.Ward）以其本国条约，未曾指明换约之地，同之北上。俄使则已抵京。咸丰得知三使来京，令由北塘行走。军机处奉旨于正阳门外查空闲房屋三所，以备三使寓住，恒福又曾奉旨往北塘迎之。各使入京，侍从限定不得逾二十名，朝廷毫无启衅之意。而卜鲁士则有成见在胸，恃其军舰，不顾广州领事馆译员赫德（Robert Hart）之报告，不理桂良之照会，兵舰十六只，同之北上，兵士约一千三百人，法舰只有二只。十七日，船抵拦江沙，派人投文，要求撤大沽口之防具，限三日答复。二十日，恒福遣员告以总督将至海口，请其暂候数日。二十四日，美使得悉恒福驻于北塘，英使俄亦收得照会，请其由北塘登岸，无如舰队先已奉命扫除阻碍物等，预备作战，而竟置之不理也。二十五日，发炮轰击，兵士登岸，炮台始乃发炮应战，瞄射准确，击中兵舰，沉没者四，重伤者六，兵士死伤四百余人，英海军大将亦受重伤，幸美舰救之，得免于难。奏上，帝饬恒福问其开炮之故，并言可俟桂良回津换约，俄谕其驻于北塘，请其换约。其让步之原因；一患夷人将来报复，国内尚未平定，聚兵大沽，殊非易事，而又不能撤防。一患其扰他省，外舰驶行洋面，水师无如之何，沿海诸省，均可侵扰，帝谕各省严防，但不可宣露有碍抚议。总之，大沽之战，实非朝廷之意。恒福备送食物于外使，投文请其换约。英法二使不应，独华若翰许之，七月八日，登岸，拟乘自备之轿入京，恒福说其乘马，最后乘车进京，随员凡三十人。其在京也，住于一宅，不准与俄使相见，朝廷说其入觐，华若翰知其将行三跪九叩首之礼，谢绝其请，国书由桂良接收转递。美使俄即出京，至北塘换约，事毕南下。
六月十一日，外舰全离大沽海面，上海闻知败报，外商惊惶，将停营业。何桂清谕其安业，外商始定。帝谕何氏给予照会，说其据照中美条约，另立条款。法使复称须待本国训命，英使则置之不理，何氏往谒，亦不肯见。朝廷仍欲言和，九月，谕将士曰：“不准因有前番得意，遇夷即战，徒邀保举，不顾剿抚大局，如有前项情事，即由汝等查拏正法，不必请旨。”其欲和之意，尚未稍改，惜其无法通知外国政府，并未宣布启衅之责任也。英人或责额尔金未留重兵保障新约之实行，或言朝廷违约失信。斯说也，要无根据，天津条约未换之前，军舰不得驶入白河，毫无疑意。恒福通知英法二使，自北塘登岸，竟置不理。其将狃于战胜，首先发炮，其指挥作战也，处置失宜，死亡之多，由于自取。所可惜者，美使入京，未能以礼相待，互换之条约，朝廷不肯立即实行，必欲与英法条约一同办理。华若翰往见何桂清于昆山，要求先行开放台湾、潮州，并照新章输纳船钞。奏上，咸丰许之，英法商人，亦得享受同等之权利。及冬，卜鲁士欲阻漕船北上，朝廷将禁茶叶出口，以为报复，乃以外商反对而罢。一八六〇年二月，华商杨芳等密与英商磋商和平办法。英商提出条件，其重要者凡四：一、津约不改一字；二、增加兵费一百万两；三、许外兵一二千人至津；四、撤大沽防兵。上海道更与法译官梅尔登（Meritens）商减赔款，免去撤防。何桂清奏报朝廷，而咸丰之态度忽变，其原因有二，一则朝臣多持战议，初大沽之役，兵部尚书全庆等奏请乘势进行天讨，令广东出兵往攻香港，登州水师出而截其归路。其计划所谓纸上谈兵，毫不切于实际，而大臣固以为洋务转机。一则帝以夷人别无伎俩。帝初患外舰别扰他港，乃今久无动作，商人贸易如常。卜鲁士欲阻漕运，竟因商人反对，不果于行，信如时人所谓夷人嗜利成性，未必将扰其他海口，而大沽防守甚严，天津可以无事。二月二十七日，谕曰：
天津和约既定，而普鲁斯（即卜鲁士）忽复称兵，是该夷先行背约，并非中国肯失信于外夷。此时兵威既振，岂能将前议之五十六款，悉行照办。至兵费一层，中国既经得胜即应该夷赔偿，若两抵不偿，已属通融，安有中国出银之理？……至大沽设防，系海疆应办之事，并非专为咈（英法），即使和约大定，亦不能遽行裁撤。果使该夷悔罪，诚心求和，前定之五十六款内，凡不可行之事，悉听何桂清裁减，于上海议定，以后或欲援照咪（美）夷成例，减从来京换约，尚属可行。
咸丰所欲裁减者，仍前四事。美使入京，自称待之如囚。英商先称断不可如美使相待，事遂不谐。英商提出之条件，先殆商于卜鲁士。初大沽之战，报于英国，值内阁更易，外相罗素（John Russel）颇主慎重，训令公使，苟得中国之请，仍可北上换约。其时法皇拿破仑第三以欧洲问题，与英不协，梅尔登迭与华官相见，谓派钦差前来调处，即可无事。奏上，咸丰不置可否，法皇后始决定与英合作。三月九日，二使致北京大学士照会，请何桂清代递，要求四事：一中国道歉，二公使驻京，三赔偿兵费，四进京换约，限于三十日内答复，措辞极为坚决。咸丰见之，称其狂悖已极，将其驳斥。四月八日，卜鲁土收到复文，称将用兵，何桂清将其上奏。帝称其“故作此虚声恫吓之言，以冀尽如其愿。……如果该夷带兵前来，惟有与之决战，所有前议条约，概作罢论”。十六日，二使再致照会，内称用兵解决，外船扣留漕船，强驻兵于舟山群岛，山东之烟台，及辽东半岛之金州。其地长官说其他去，均置不理，而亦无如之何。朝廷乃再改变政策，谕“将士不可衅自我开，是为至要”，且饬僧王亦须暗中筹划抚局，会薛焕奏称英国意原在和，美使亦欲调处。咸丰得奏，许二使各带从人一二十名入京会议，及外船抵于大沽海面，恒福送礼与美使，请其转约二使入京换约，美使复称无法。上谕许二使于城外坐轿，谕盛京将军玉明曰：“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又谕恒福曰：“借此转圜，此机断不可再失，总当遵奉叠次谕旨，照会该夷，不可任令委员借口风浪不顺，畏葸不前。倘再贻误事机，致令大局决裂，惟恒福是问。”帝既决心议和，竟不知进行之方法，其希望则欲二使入京会议。
七月三十日，大批外舰抵于大沽海面。额尔金、葛罗亦奉命至，仍为和议代表。其时英军来华者，共一万八千余人，法军七千人，分留小队防守占据之港；其作战者，英军一万，法军六千三百。华工为之运输者，凡二千五百人；其人助敌攻击祖国，不过表现政治之不良，以及人民生计之困难耳。其在东南，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方统大军，逼近上海，外兵援助，清兵防守，北方则联军力谋进攻。初舰队驶抵拦江沙，美使乘坐之船亦至，恒福送给礼物与之，得悉联军将自北塘上岸。先是，僧王于大沽设防，置北塘不问，御史陈鸿翊奏请北塘，亦须设防。帝饬僧王办理，僧王复奏其地不能设防，请于北塘、芦台中间之营城地方，建筑炮台，调兵固守。帝将奏疏交亲臣阅看，亦无异言。八月一日，联军自北塘登岸，未遇抵抗，清兵扼守距北塘十余里之新河。十二日，联军前攻新河，守兵大败，退守唐儿沽，距大沽八里。薛福成称马队三千，逃出者只有七人。其言虽不尽确，而固惨败也。十四日复战，又败，固守北河北岸炮台。十八日，联军攻陷大小梁子，请交出炮台，不得，二十一日，进攻炮台。守兵死亡相继，僧军迫而退出，南炮台兵不战而退。二十五日，联军进据天津，僧军退守通州。联军之进行也甚缓，一由运输困难，一由迭次言和。初直督恒福奉旨办理抚局，及联军登岸，致函额尔金说其入京会议，英使拒绝其请，及唐儿沽败后，再递照会，二使不复。帝命侍郎文俊前粤海关监督恒祺伴送二使入京换约。十七日，恒福将其通知二使，明日，额尔金复文声称让出天津交通之路，允许提出之条件，始可停战。恒福称其狂悖，而战又败，乃请帝许其要求，由军机大臣照复。长芦盐政宽惠等奏请诏派职分最崇之大臣，颁给关防，许以便宜行事全权字样来津。二十一日，炮台失守，恒福照会二使，称旨派全权大臣来沽，实则咸丰时未有旨，其目的则欲停战也。文俊等至津，二使拒之不见，及炮台失守之信息报至，帝授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
二十七日，桂良自京赴津，而津先已失守。二使均至其地，照会恒福，谓会议无可再商，只有允许所请。桂良所奉之使命，先阻公使驻京，如外使坚持，亦可许之，但不得多带从人；赔款亦许商办。顾时情状迥异于战前，额尔金鉴于前事，必欲有所保证，入京换约不肯如美使之待遇。及桂良抵津，二使各派委员与之会议，巴夏礼与焉。巴夏礼要求开放天津，驻兵于大沽，及赔款还清，方能撤兵。入京换约，须先派人观看房屋，然后使臣带兵入京，军费则坚索现款。桂良不肯开放天津，巴夏礼声称地为我有，不许即踞官署，桂良不敢坚持，余亦允许，独于现款，力持异议。桂良上奏言将罢兵，帝称其双目已盲，对于入京观看，责其怯懦无能，又谕僧王拦阻，设法以备截击。桂良言公使入京，以礼相待，自可相安。朱谕则曰：“拥兵换约，虽愚亦知其心藏叵测，别有要挟，桂良等尚在梦中耶！”又称带兵换约，则“夷人续来，将内溃于心”。关于赔款，巴夏礼要求先付二百万两，咸丰以为给银，则为城下之盟，夷兵得饷，势将益形猖獗，乃称给银，断无此理。总之，帝于条款，尤不愿公使带兵换约，给与现款，密谕亲王曰：“以上二条，若桂良等丧心病狂，擅自应许，不惟违旨畏夷，是直举国家而奉之，朕即将该大臣等立真典刑，以饬纲纪，再与该夷决战。”其坚决之态度，多造成于误会，迄于此时，朝廷无一明知国际公法，以及英法外交政策之人，本于旧有之思想，牵合于中国国际间之新事迹，又无辨别是非轻重之能力，妄信浮言，空唱高调。初额尔金来华，薛焕言其代替卜鲁士，主战非英王之意。联军驻于烟台，大臣言其马队三千，上骑中空木人。新河战败，怡亲王载垣奏称僧王所获俘虏，言夷与“长发贼”勾连，帝交僧王复奏，僧王言无其事。给事中薛书堂奏言，战则我有五胜，和则我有十害，请即声讨，严禁茶叶大黄下海。朝臣之主张若是者，不知凡几。
九月六日，和议将成，而桂良迭奉严旨申斥，乃变态度，明日，二使索看全权大臣便宜行事敕书，不得，愤怒而去，投文称其前往通州。巴夏礼声称现虽签订条约，亦不能阻其前进，路上遇有华兵，即行开战。咸丰得报，谕曰：“惟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九日，朱谕亲征，以臣下谏阻而罢，悬赏捕杀夷人。僧王密请出幸木兰（热河），京中扣车调兵，帝谓将在京北坐镇，人心大为不安，朝臣奏请车驾不可出京，以安人心，上谕许之，一面派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赴通，一面宣布巴夏礼罪状，中云：“倘执迷不悟，灭理横行，我将士惟有尽力歼除，誓弗与同天日。”十日，载垣致照会于额尔金、葛罗，略称皇帝委为全权大臣，请其回津，会商和约。二使时抵杨村，仍言将至通州议和，英使派巴夏礼前往。咸丰得奏，信其挟兵要盟，谕载垣将其“羁留在通，毋令折回，以杜奸计”。如不能羁禁，亦可作罢，但无庸接见。其索现带兵入城，万不能允。其谕僧王曰：“倘越过马头，即著僧格林沁迎头截击，尽歼丑类，断不容其行至通州。”十四日，巴夏礼来至通州会议，载垣允许开放天津，入京换约，外兵驻于张家湾以南五里，咸丰限制入京人数四百名，赔偿军费，先付之现银，可于二月内缴清，和议将成。十六日，巴夏礼要求英使可得入觐皇帝，亲呈国书，载垣知其不肯拜跪，奏称事关国体，万难允准，帝谕令其拜跪，否则如美俄前例，十七日，会议未有解决。载垣称其欲逃，令僧王捕拏，时官兵备战，扼守张家湾。
十八日晨，巴夏礼等回至张家湾，其地驻有清兵，折回通州，欲见载垣，说其退兵，不得，方拟回营，适得英将紧急之书，招其即归，乃骑马驰行。清兵围而捕之，解见僧王。僧王饬其致书英将停战，巴夏礼不可，官吏送之他地，受审者再，最后囚于刑部大狱。斯变也，英人被囚者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尤重视巴夏礼焉。巴夏礼初为广州领事，精通华语，桂良称其骄悍，甚于威妥玛万分，叶名琛尝奏英主厌兵，粤事皆巴夏礼等所为，及从额尔金北上，数与钦差议和，大臣故重视之。沈兆霖奏曰：“皇上明降谕旨，历数数年英人罪状，大伸天讨，中外臣民同声称快，……又闻英人所倚为谋主者，唯巴夏礼一人，前此掳去叶名琛，亦系此人之计，余如额尔金、葛罗等，皆不能画策。今巴夏礼就擒，敌已失其所恃，必将设法索回。据国法言之，自应即予诛磔，何烦再计，然敌之势，本利在速战，即行诛戮，恐奋兵深入，其势益锐。莫若牢固监禁。”焦祐瀛奏称“虎兕出柙，不可再制”，请将其正法。帝批奏疏曰：“是极，惟尚可缓数日耳。”巴夏礼等被捕之日，联军进攻张家湾之守兵，弹落如雨，守兵死伤颇多，退守八里桥；地为自通州入京之要道，距北京八里。夜分，额尔金始知巴夏礼等被捕，力说大将督军进攻，大将许之，二十一日，进犯八里桥。胜保督禁军力战，俄即败退，胜保伤颊，说者讥其红顶黄褂，骋而督战，以致受伤，可谓谑而虐矣。僧王知不能战，不待朝命，即照会二使言和，咸丰授其弟恭亲王奕訢为全权大臣。奕訢素持战议，主张捕杀李泰国，反对公使驻京，至是，致书额尔金、葛罗请先停战，以便议和。二使复称放出巴夏礼等，始可言和。奕訢不可，奏曰：“幸就擒获，岂可遽令行还，”交涉未有进步。其时联军于激战之后，子弹不足，乃致照会辩论。二十二日，咸丰自京出狩热河。奕訢饬恒祺往说巴夏礼写信息兵，巴夏礼欲用英文，朝臣无识之者，遂作罢议。朱谕曰：“看此光景，不如早为处死”，俄再谕奕訢，“如城不守，即将巴正法”，又谕各海口闭关。北京自帝出狩后，人心惊惶，谣言四起，匪徒抢劫，禁军不能再战，帝始改变态度，谕曰：“现在事机紧迫，间不容发，朕亦不为遥制，即著恭亲王等相机办理，总期抚局速成。”僧王亦主议抚，而二使迭请释放巴夏礼，奕訢奏称如夷攻城，即将其正法。帝乃谕称将其送还，以示大方。巴夏礼时自狱中提出，住于德胜门高庙。三十日，二使投文声称再过三日，巴夏礼如不放出，即交大将执行。巴夏礼信请免战，而信竟未收到。十月二日，帝谕奕訢见之，奕訢言其“生性狡悍，此次既被拘执，怀恨必深”，仍不肯将其放出。
十月初，联军军火援军自天津大至，五日，开始行动，大将据报，以为咸丰驻于圆明园。园在北京城外西北十余里，为清帝避暑宫殿，内有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中有耶稣会教士设计建筑者，列帝修治，可谓积二百年之民力经营而成者也。联军往攻北京圆明园间之海碇，防兵败溃。六日，法军首先入园，其将称其建筑之美，珍物之多，为欧洲所无，且非言语所能形容也。法兵将珍物搜去，英军亦得赃物，无赖乘机强取剩余之物。据朝臣奏疏，迄于九日，静明园、静宜园尚未抢劫，禁兵入园防守。奕訢时在万寿寺闻之，大惊，以北上之路断阻，逃至卢沟桥，奏言抚局不可再议。上谕仍饬其筹办。七日，二使致哀的美敦书于王大臣，内请释放巴夏礼等，否则攻城，待其放出之后，再议条件，互换条约，并须交出一门，人民苟皆安居，联军亦不辱之。八日，恒祺与留京王大臣议定释放巴夏礼归营。初英人被捕者二十六名，法人十三名，至是，存者英人十三，法人五名，距其被捕之时，二十日耳。方苞于清盛时，记狱中情状，言其饮食不时，污秽不堪，犯人备受虐待，狱吏至为贪狠。嗟夫！我国良民之惨死于狱中者，不知凡几矣！十日，二使再致书于大臣，限其于十三日午时，开放安定门交外兵把守，逾时将即攻城。恭亲王业已逃至长辛店，交涉由恒祺办理。咸丰得奏，谕曰：“倘该夷不允复出，尚复成何事体。”留京王大臣，函请奕訢回京，恒祺以恭亲王名义，照会二使赔偿圆明园之损失，并请先议条件，再行开门。二使置之不复，大臣相顾无策，乃于规定期内，开放安定门。咸丰亦谕奕訢回京，外兵入城，未扰人民。十四日，奕訢回至西便门外天宁寺，明日，照会二使换约。
初联军入京，二国大将意见不协，二使更以欧洲问题，信其难于合作，十五日，英将通知额尔金，（一）英军不能留于北京过冬。（二）十一月一日，军队开始撤回天津。（三）华官开放安定门，理应维持信义，不得毁坏公家建筑。（四）大使决定焚毁海碇之行宫，以及圆明园之宫殿，将即执行。当斯时也，额尔金数与葛罗会商，以为清廷不顾白旗，施其阴谋，不顾国信，捕囚代表，死亡多人，必欲有所惩戒。二使会商之时，对于赔款，则以款已增加，如再要求，徒加无辜人民之担负；对于割地，则以问题将益复杂；对于严惩载垣、僧格林沁，则以一时难于成功，均作罢论。后始议定恤金英国三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额尔金建议中国政府刻碑胪列阴谋失信之事实，葛罗谓其侮辱太甚，力持异议。最后额尔金主张焚毁圆明园，谓被捕之外人，先曾受辱于园中，必先毁之，然后议和。葛罗不可，主张和议决裂之后，火焚清宫，法将助之。英将力言焚毁皇宫，则为失信，额尔金之意遂决。十七日，二使照复恭亲王。额尔金谓中国虐待英人，须出恤金三十万两，拆毁圆明园，葛罗要求恤金二十万两，交还天主堂及教士墓茔。文中约定二十日照复，二十二日，给银，二十三日，签订新约，换约。十八日，英兵奉令焚毁圆明园，于是经营二百年之宫殿，竟于火光之下，化为烟灰焦土破瓦颓垣，世界美术遂少宏丽伟大建筑之一。英将之执行命令者，亦深为之叹息焉！额尔金之报复行动，出于一时之情感，其野蛮失常，殊可痛恨。其不欲火焚皇宫者，盖患恭亲王惊惧出逃，无人负责办理交涉，而非有爱于中国也。俄使伊格那提业幅（Ignatieff）自称劝说二使让步，中国不可再失事机。二十二日，户部允给现银五十万两，英使增加要求，一、九龙司归英；二、许华人赴英。法使要求归还前田地房产于天王教，奕訢许之，和议始成。
额尔金改于二十四日入城，由英兵保护，至礼部衙门签订新约，是为中英北京条约，并互换天津条约，文武大臣在焉，额尔金先期约之故也。大臣多呈惶恐之色，额尔金改许先赔现银五十万两，可于四十日内交清，葛罗俄亦允许同样办法。换约礼毕，额尔金即行，英兵于安定门鸣炮庆祝，明日，法使亦至衙门订约，换约并赴宴会，态度颇为和平，后告奕訢愿助中国剿匪，额尔金要求朝廷公布天津条约于各省，始肯撤兵。法兵出京较早，中英北京条约之要款凡五：（一）皇帝对于大沽事件，深表歉意。（二）使馆设于北京。（三）赔偿军费八百万两，由海关提出收入五分之一付交，恤金三十万两，立时付清。（四）华工得侨居或工作于英国属地。（五）中国割让九龙海岸一部分与英。中法北京条约，法得赔款八百万两，恤金二十万两，中国交还教产于天主教堂。华文条约，神父之为译员者，添入教会得置地产于内地之文，和议成后，十一月一日，法军尽离北京。十二月九日，英军亦退。其在金州、烟台、定海之兵，亦次第撤退。明年，天津、广州驻军，始尽撤退。委员交还广州政权，巴夏礼报告书中，有谓英兵、粤人相处甚善，其前反英之运动，曾由官吏奖励而成。委员管治期内，广州城外团练，受总督黄宗汉之指挥，仇杀外人，联军追杀团丁达于花县。由是官吏始知乡民不足以慑外兵。
总观清代迄于一八六〇年之外交，吾人未尝不深叹息。外人来华，初为商业，其所求者，则为商业上之机会，如其愿偿，生命财产，均能安全，则可无事。其不能者，政府则以武力助之，盖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家汲汲谋得市场于海外，而中级社会之政府，予以保护，不惜用兵，乃合商业、政治二者为目的，外交武力为手段，弱国遂为鱼肉。同时，清代内外官吏国际知识浅陋，无以应变，以致重大之损失。中国对外初无交涉之可言，外商限于一地，遵守习惯，相安无事。一八三四年，形势大变，平等待遇，严禁鸦片，法律问题，相继发生，遂成战祸，缔结城下之盟。不幸对外思想，依然不变，政府更无远大一定之政策，其一时成功者，则赏以官爵。迨其失败，虽有批准之朱谕，亦不免于惩罚焉。其前后矛盾，殆无理解之可能，终则酝酿英法联军之祸。其争执之初起，原属无足轻重，可即解决之问题，乃因昏庸之大臣，造成极大之事变，缔结丧失权利之条约。所可怪者，大臣之反对条约者，对于关系国家主权，人民生计之协定关税，及领事裁判权等，未曾要求修正，反于国际上之常事，如入京进觐，公使驻京，抵死力争。其心目之中，徒以天朝皇帝不应与外夷公使非礼相见，而失其尊严也。其时国内扰乱，财政困难，咸丰初以时局之严重，主张议和，乃以知识之幼稚，发生重大之误会。禁军迭败，帝逃热河，恭亲王密奏迁都陕西，胜保请招南军勤王。其时江南大营再溃，太平军迭陷东南名城，势大张旺，二事均以和议告成作罢。和议既以增加代价而成立，咸丰仍未觉悟，不肯回京。关于进递国书，谕曰：“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复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及额尔金坐轿出京，奕訢奏其事曰：“沐猴而冠之状，殊觉不堪入目。”其原因一则由于少见多怪，奕訢幼生于宫中，未见外人，外人之行动，异于华人，坐轿之状，不无稍异，一则出于轻视之心理，咸丰初禁美使坐轿入京，后俄使坐轿，轿夫均受重罚。及联军逼近北京，始许公使于城外坐轿，而今力无奈何，徒作讥刺之语也。
北京条约成立，俄使伊格那提业幅自称劝阻二使，给银从缓，外兵不久驻京，力请解决二国之问题。初俄经营东方，探险队前往黑龙江下流调查，而朝廷对于满洲，以为发祥之地，除罪人而外，严禁汉人移居。黑龙江北岸，只有少数野蛮部落。一八五三年，俄国要求分界立牌，会以克西米战延期，俄船阑入海口，其政府请将黑龙江松花江北岸归之，中国不许。一八五八年，黑龙江将军奕山奉旨与俄东西伯利亚将军木里斐岳幅（Muravieff）订立界约，五月二十二日，相见。木里斐岳幅要求黑龙江等地，分属二国，并准二国船只往来。奕山拒之，明日，再见仍以为言。奕山坚持如故，乃称病不见，二十六日，奕山胆怯，至其寓所见之。木里斐岳幅益横，提出草约，奕山拒绝签字，遂大声喧嚷，将文收起而去，夜间放枪，有意寻衅。奕山为其所胁，派人见之，竟称若不签订界约，将即驱逐北岸屯户。二十七日，奕山许而从之，约成，是为瑷珲条约。其条款凡二：一、黑龙江、松花江北岸，自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属于俄国，其南岸顺江至乌苏里江属于中国。自乌苏里江至海所有地方归二国共管。各江只许中俄船只往来。黑龙江北岸居住之满洲人等，照常居住，仍归清官管辖。二、二国准许两岸居住之人民，互相贸易。约成，派员勘界，其属黑龙江境者，自无问题，而乌苏里江一带属于吉林。朝廷以奕山失职，将其罢免，勘界久无所成。其在西北，中国于鸦片战后应俄要求，开放伊犁及塔尔巴哈台，边界则未勘定。
一八五九年，伊格那提业幅奉命入京，七月，呈递补续和约六条，其主意则请勘定吉林东界，新疆地界，并求陆路通商权利等，由理藩院大臣肃顺、瑞常交涉，将其驳斥。双方强辞辩论，各出恫吓之辞，交涉毫无进步。俄使照会军机处，亦无所得，后即出京。及英法联军进至天津，俄使要求回京，俄抵北京，而联军逼临城下，自请调解。奕訢密奏其经过曰：“前据俄罗斯伊酋来文，屡请前赴咈夷营代为说合，昨又据崇纶、恒祺等面称该酋现已进城，暂住北馆，仍自请赴咈营劝阻，允给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称不致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不使驻扎近京地方等语。臣等明知此事系俄夷怂恿，今为此言，何可尽信？然解铃系铃究出一手，若不允其前往，难保不倍加作祟，因给予照复令其前赴劝阻，设能如其所言，于抚局不无裨益，而伊酋事后如有要求，再作理论。”俄使所言多非事实，奕訢之解说，全出于误会。及二国罢兵，俄使请订新约，要求改订吉林、新疆地界，并商业权利。奕訢主张借给绥芬乌苏里江一带与俄，华人住居之处不得占住，添开商埠，俄使不可，十一月议成条约，竟将土地割让。奕訢奏曰：“该酋以英法之换约，攘为己功，设或迁延不定，恐或另生枝节，而英国兵既不撤，法国兵亦未尽回津。渠等狈狼为奸，尤虑变生意外，臣等查夷性犬羊，喜人怒兽，势难理喻。俄酋居心狡诈，必须力为防维。……再与之理论，难保不勾结英法为患，但于目前之患较少，不得不委曲允从，以便催令英酋退兵，俾京城根本既安，人心渐定，以全大局。”其言多无根据，奕訢将其上奏者，一盖曲解事实，或受俄使之愚弄，而不自知。一因前言借与，而今割让，是以恫吓皇帝，而欲其批准，借以解决二国之争执也。中俄北京条约之要款如下：
一、黑龙江下流至乌苏里河合流处，南岸属于中国，北岸归俄。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二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为界，西属中国，东属俄国。自松阿察河、白棱河等迄于图们江，西属中国，东属俄国。于是东北沿海岸广大之区域，尽归于俄。二、西疆勘界，指明顺山岭大河，及华官所在卡伦为界。西疆之范围颇广，一八六四年之塔城条约，中国丧失塔尔巴哈台伊犁所属巴克图卡伦迤西之地。后新疆叛乱，将军与俄员勘科布多等界，亦多割让领土。三、中国开放喀什噶尔——新疆之要地也，并许俄商于库伦、张家口销售零星货物，俄于喀什噶尔、库伦得设领事。四、两国边地长官，平等往来。一八六二年，二国订成通商章程，试行七年，改订商约，俄商享受陆路上贸易之特殊权利（其权利详后）。于是俄国不劳军队，得有广大之区域，及陆路上商业优越之地位，甚矣哉俄国外交官之狡诈多能也。相形之下，何清廷大臣之愚拙若此耶！一则由于一强一弱，一则由于无正确之报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