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劳动收入比重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实证结果

本报告运用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消费率、投资率的程度进行估计以得出和。需要指出的是，用误差修正模型来估计，实际上假定了劳动收入比重是外生变量，而事实上可能并不是如此。在欧洲，总需求可能从两个方面影响收入分配：其一，包含劳动收入份额的加成率（mark-up）是顺周期的，这可能与周期性因素引起的工会谈判力量的变化有关；其二，总需求波动可能会对工资收入有负效应。但我们认为这两条途径在中国可能并不存在首先是因为中国还不存在工会力量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机制，其次是根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的2010年第三季度报告，我国工资上涨的趋势不是周期性的而是长期性的。因此，我国劳动收入比重的决定力量更有可能是政府的政策变化或制度改革，所以可以将劳动收入比重视为外生性变量。

（一）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消费率的估计结果

消费在计量估计中通常被当作收入的函数。为了把收入分配变量纳入消费方程中，我们采取了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将收入分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分别估计两种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关系，并得出eCW和eCR，从而得出∂C/∂W和∂C/∂R；另一种方式则是直接把劳动收入比重Ls作为消费的解释变量。

我们首先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各个序列进行了ADF检验，结果各序列均不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即各变量均是非平稳过程。而对各变量一阶差分序列进行检验时，结果显示为平稳过程，即各序列均为一阶单整过程I（1）。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被设定为对数形式，计量结果见表1。从表1可以看出，所有的估计结果都是有意义和统计显著的。

注：eCW, eCR, eCY, eCLs分别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总收入、劳动收入比重的消费弹性；∂C/∂W, ∂C/∂R, ∂（C/Y）/∂Ls分别是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消费的边际效应。所有的边际效应都指的是样本均值。

在第一项检验中（表1的左半部分），消费的劳动收入弹性和资本收入弹性分别为0.81和0.18。这表明，在长期内劳动收入增加1%，可使总消费提高0.81%；资本收入增加1%，可使总消费提高0.18%。这说明在长期内我国消费的增长主要取决于劳动收入的提高。根据（4）式可以把它们分别转换为∂C/∂W和∂C/∂R。从表1中可以看出，∂C/∂W为2.33，而∂C/∂R为0.41，二者之间的差额（1.92）就是功能收入分配对消费率的边际影响，即）。这个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消费率（消费占GDP比重）将增加1.88个百分点。

由于上述消费函数是以对数形式进行估计的，消费的劳动收入弹性和资本收入弹性之和应等于消费的总收入弹性eCY。表1左半部分的eCY等于0.99，很接近1，这个数字符合持久收入假说的预期。在表1右半部分的第二项检验中，功能收入分配对消费率的边际影响是1.76，消费支出的总收入弹性是0.97，均非常接近第一项检验的结果。两项检验的结果互相对照，结论基本相同，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本报告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总之，我们对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消费率的估计结果表明，劳动收入比重的变动确实会影响消费支出。这也意味着，在标准的消费函数中加入收入分配变量，将会提供关于宏观消费行为的新信息。

（二）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投资率的估计结果

在宏观经济模型中，投资经常被表述为产出、长期真实利率和其他资本成本的函数。在我们的模型（1）式中，除上述因素外，资本收入也被纳入模型作为投资的解释变量，该变量可以代表收入再分配对投资的影响。因此在投资方程中，解释变量分别是GDP、资本收入和长期真实利率。首先，我们用无约束的误差修正模型估计投资函数；其次，我们将产出对投资的长期影响系数约束为1，并再次估计投资函数。加入这个约束实际上意味着，长期里投资—产出比例是稳定的。表2分别报告了两种方式的估计结果，其中左半部分是无约束的估计，右半部分是有约束的估计。

从表2可以看出，两项估计得出的长期系数都比较相似。无约束条件下估计出的投资的资本收入弹性是0.15，而有约束条件下投资的资本收入弹性是0.17。也就是说，从长期来看，资本收入每增加1%，将使得总投资增加0.15%。这表明在总体国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比重提高会导致总投资下降。根据（5）式可以进一步估计得出劳动收入比重影响投资率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10和-0.13，即劳动收入比重每增加1个百分点，投资率（投资占GDP比重）将减少0.10个百分点左右。可见，与消费类似，劳动收入比重变动也会影响投资，只不过影响投资的效应小于对消费的影响。这个结果证实了新闻界和部分学者对提高劳动收入比重或者提高劳动者工资的宏观后果的猜测，即涨工资可能会提高劳动成本，降低预期利润率，从而对投资产生负面效应。但本报告的计量结果也表明，虽然这种负面效应客观存在，但它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微观层面某些具体的企业上，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于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影响投资率的边际负效应大大低于影响消费率的边际正效应，所以该比重的提高对整体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可能是正面的，这说明很多人的担心是不必要的。

（三）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影响国内需求的估计结果

下面我们尝试求出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国内总需求的影响效应，这可以通过计算来估计出。表1和表2提供了1992—2007年间和的平均值，从这两个平均值可以看出，在封闭经济体系下（即不考虑净出口）,16年间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消费率的正面影响远远高于对投资率的负面影响。为了准确地解释16年间的动态变化，我们运用同样的方法得出了1992—2007年间每一年的和，结果见表3。从表3可以看出，1992—2007年间每一年中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消费率的正面影响都远远高于对投资率的负面影响，因此国内劳动收入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对国内需求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按照表3的数据，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将使国内需求增加1.53%～2.15%，平均增加1.82%，这表明中国国内需求属于工资驱动型，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将有利于扩大内需。这一结论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许多人担心劳动收入比重的提高将引起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大量倒闭，私人投资萎缩。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甚至将提高劳动者工资与欧洲的社会福利病相提并论，声称提高劳动者工资将使中国出现欧洲式的长期不景气，而这里的计量结果表明，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劳动收入比重提高的总效应是扩大内需，在长期里对经济增长反而有利。

（四）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

最后，我们需要计算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根据（3）式可知。其中可变换为+，也就是表3所列出的推算结果。为了考察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对本国总产出的影响，我们借鉴Stockhammer（2007）的方法，推算1992—2007年的乘数。估计出乘数之后，即可根据（3）式计算出劳动收入比重对经济增长率的影响（见表4）。由于乘数在稳定状态下应为正数，而表3中列出的+每一年都是正数，因此在1992—2007年，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对本国经济增长率的影响也必然每一年都是正数。所以，我们没有列出每一年的影响系数，而只是列出了1992年、2007年和平均值情况下的影响系数。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考虑劳动收入比重对净出口的影响下，劳动收入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将使本国总产出增加1个百分点以上。按平均值计算，1992—2007年间的劳动收入比重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带来的本国总产出增长率为1.16%，这证实了我们先前的判断，即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在总体上不仅不会损害经济增长，而且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也意味着，如果政府把提高劳动收入比重作为一项经济政策的话，那么该政策可以起到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的作用。因为劳动收入比重提高不但能够提高工资收入者的经济地位，而且它本身就有缩小规模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Daudey和Garcia-Penalosa（2007）的跨国研究就表明，劳动收入比重提高可以降低基尼系数。我们利用中国的省级面部数据也证明出，中国的劳动收入比重提高有利于缩小居民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杨天宇，2010）。

依据表4的结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计算出，如果“十二五”规划期间实施居民收入倍增计划，会给经济增长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本报告引言已经指出，如果“十二五”规划期间GDP年增长率为9.5%，则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就相当于居民收入占GDP的总量由现在的57%上升至60%。如果换算成劳动收入比重，则相当于劳动收入比重由2007年的42%左右提高到2015年的50%左右，即提高约8个百分点。而根据表4，按照1992—2007年劳动收入比重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率的平均值计算，2007—2015年劳动收入比重提高8个百分点，将使得2007—2015年期间的本国总产出增加9.28%。这相当于在“十二五”规划期间（2011—2015年）使本国总产出增加5.8%。可见，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相当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