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6．论中国政党内阁当应时发生
自吾国有国会运动以来，最足以骇欧人之听闻者，则遇一问题，世族达官与齐民之声口乃一致也。此观于资政院之通过各案有然。而缩短国会期限，各省督抚联名电促，尤为表著。吾忆资政院议杨文鼎案时，曾侯发问：督抚违法侵权，仅以“疏漏”二字了之。尚〔倘〕人民如此，又当如何？推曾侯之意，乃欲督抚人民视同一律。薄责督抚，重惩人民，乃不可也。斯言也，闻者或未甚注意，实则此乃英国宪法之真精神也。在英宪，自总理大臣以至乞丐，在法律眼中绝无歧视，倘或违法，一是以普通诉讼之法处之，故英国无所谓行政裁判法者。今不图此言乃闻之于曾侯。而尤足以使予不能忘者，则丁抚致李督一电中有云：“内阁负责任之人，须由国会发生，方能朝野一气，相与有成。”是明明谓以议员出而组织内阁也，是政党内阁也。吾知当世之知言者，能为此语而以之应用之，于今日之中国尚未之前闻也。三年前，有闻“国会”二字而骇走者矣，今谈政党内阁，亦或不无骇走者也。今不意此说，乃倡于丁抚之口。
凡记者之引此，非必有意推重曾侯与丁抚也，特以表示吾国立宪，在各先进国中有一特优无二之点，则全国不闻有贵族主义之言论是也。今拥有如此优厚之资格，而政治能力不能完满，则国民之咎也。而记者之尤欲引入本论范围者，则在政党内阁一事。
记者言，今日与人谈政党内阁，或不无骇走者，此非虚言也。何也？政党尚无萌芽，今则妄为时夜之求，即记者亦复不能自信也。虽然苟谛审之，则中国不需内阁则已，苟须之，则必政党内阁，而非官僚内阁；或为一时之官僚内阁，而断非永久之官僚内阁。
欲证明吾说之确否，不必先求之吾国将来政党之有无实力，但略举内阁之性质，而指明吾国官僚之与此性质不相容，则得之矣。欲明内阁之性质，有可言者二事。
一、凡内阁当有一定之政策。今日之官僚，其知政策为何物者果有几人，吾不敢言也。或知之矣，其能将其政策以有系统的头脑联贯之，具为说帖编于演词，在议院之演台上累累如贯珠训示议员，使知所抉择，议员口驳而答辨不穷者又有几人？则吾敢曰：“无有也。”无此人，则内阁不成。说者曰，此理想之内阁也。吾国之于宪政今方发轫，何求之苛也？曰：“不然，是非理想也。”盖欲求其政策之必切时而光大，容或堕于理想，至并无论何种政策而无之，或有政策而不知所以运用之，则内阁之谓何也？内阁者，即运用政策之机械也。今不知所以运用之，又奚成为内阁也。斯时，国会议员中无一、二强有力之士则已，有则必鼓吹而推倒之，无所疑也。
二、阁臣当行动一致。此可由第一条推出者也。盖不行动一致，则政策万不能行，此所须于总理大臣之能力乃至无垠。英国格兰斯顿四次内阁，乃以全副之精神贯于此著。今试问，以吾国只知利欲之朝臣，能以公义约束之乎？吾国官僚固显然为一阶级，然此乃形式的阶级，非精神的阶级也。一旦欲其服从于一主义与誓守之，宁可得乎？苟可得者，则总理大臣一席又当属之何人？今试游目朝班，能仿佛于格兰斯顿之百一者，果有其人乎？如无其人，或有之而分子不齐，亦见其以内讧而败耳，奚云一致也。
今且不必进言其他，即此二者观之，可知吾国官僚内阁万无成立之理。然彼等之组织内阁者，固居之不疑，曰：“此内阁也。”虽然彼既号称内阁，断不容长此借君主为护符，绝不出席于议院，亦断不能不对于议院有所提议。今且不言国会矣，即第二次资政院者，以现在之议员不自斫其锐气，予以一、二次之毒攻，则彼等向卵翼于专制政体之下犬马寇仇，国民者一旦为犬马寇仇所反噬，必悔恨至于无地。而在他一面，彼胸中既无一物，高坐堂皇之时，尚得颐使数四时事半通之司员为之进策，偶有危难，亦或能使彼等出为傀儡，而忝为阁臣直接与议员宣战，政府委员不必尽时可遣，狭道相逢。援兵无所可用，即宿夜熟读司员代拟之稿，乃复前后遗忘，举口莫属。而议员中途之质问，尤为无法应肆，如稍有羞恶之心者，至此亦复不能一朝居也。如记者所□之天演术不谬，而解散资政院之事复不发见，则不待宣统五年，以资政院两次精锐之师待之，此纸糊之官僚内阁，至少倒两次矣。
伪官僚内阁必连倒矣，在朝之臣当为之一空，而吾国官吏向只以营利为鹄，未尝有政治之野心。所有前此退职之臣，一去位后即与平民无异，以袁世凯之炙手可热，今乃绝不生政治上之影响，瞿鸿禨之流更无论矣。此种现象在欧人几莫能解，而吾国则为故常。故斯时欲起用旧臣，而彼等已有冕裘，老饕之欲已满，未必更有李鸿章捞本之思（李鸿章最后赴粤督任，至上海语其戚曰“吾到广东去捞捞本”）。即或有之，而前车乍覆，犬马寇仇未必不择已而噬，则彼等万万无自信力闻诏即起。然今且假定为起而继续组织矣，此种内阁其旋起而旋倒，将亦若前也。当是时也，国民习于宪政亦既数年，舆论之健全亦必增长数倍，而专制国之毒汁亦多洗去几分，而君主与议院之关系亦必较为紧接，则议院中无政党则已，有则取而代之，无所容其客气也。于是政党内阁成矣。
政党内阁之必应时发生，此记者之所深信不疑者也。今之所欲问者，则国民果有组织政党之能力否？果有之，抑有意组织之否？又有之，果当以何法组织？答此诸问，顾以异日。
（本篇选自《帝国日报》,1911年2月26、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