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健康与发展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说：“健康（与教育一样）是使人类生活体现价值的基本潜能之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在健康领域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相比，人类生存的卫生环境明显改善，人类医学及医疗技术更加先进，人类的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长寿。
1820—1900年期间，世界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从26岁提高至31岁，平均每年提高0.06岁；1900—1950年期间这一指标又提高至49岁，平均每年提高0.36岁；1950—2000年期间，又提高至66岁，平均每年提高0.34岁。
但是中国直到20世纪中叶还是一个“东亚病夫”之国。在1949年之前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诚如1956年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所介绍的，过去说中国是“老大帝国”，“东亚病夫”，经济落后，文化也落后，又不讲卫生，打球也不行，游水也不行，女人是小脚，男人留辫子，还有太监……总而言之，坏事不少。但是，经过这六年的改革，我们把中国的面貌改变了。
六十多年后，中国人口健康指标明显改善，已经超过世界主要健康指标平均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成为名副其实的“东方巨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福格尔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欧洲和美国花了150年时间才从高死亡率的阴霾里走出来，达到今天平均寿命超过70岁的高水平，而中国则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完成了这种变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1950—1955年期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只有44.5岁。而今天，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是74.8岁，像北京、上海、天津这样一些大城市，平均预期寿命分别达到了80.8岁、82.1.和80.3岁，已经超过了美国78.6岁的水平。
那么，什么是公共健康？什么是健康的经济学属性？如何理解健康与发展的关系？如何看待中国的健康发展的历史轨迹？健康发展的战略是什么？
本章首先从理论上讨论健康与发展的关系，健康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回答什么是健康不安全，什么是公共健康。其次，对中国健康卫生发展进行历史回顾，进一步了解中国是如何从“东亚病夫”转变为“东方巨人”的，以及从国际视角看，中国卫生事业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第三，识别中国面临哪些重大的健康挑战。第四，讨论健康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不同作用和互补作用，以及如何投资于人民，如何投资于健康。第五，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健康国情及其与中国发展关系的基本认识。最后，提出健康中国、健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与战略。
7.1 健康与发展的关系
7.1.1 公共健康定义与衡量
健康是幸福的起点，一人之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从这个意义上看，健康是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无健康无幸福；全民健康是一个国家真正的财富，无健康无财富。
健康实际上是一种能力，它既是发展的目标，又是发展的手段，而得到基本的卫生保健是保证获得这种能力的“权利”。从政府和社会来看，发展就是要为人们提供这种“权利”，并使得更多的人得到这种“能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
健康不仅仅是不生病，而是在躯体、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完满状态。
在经济学上，健康既可以理解为一种消费品，因为它本身能够给人带来幸福，增加人们的效用水平，又可以理解为一种投资品，因为它能够用于工作，从而生产产出，创造收入。
对于国家而言，更加关注的是全体国民的公共健康问题。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丹尼尔·维克勒教授把“公共健康”定义为：
健康的人口，即大多数人口处在健康状况。公共健康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更好的健康状况；二是更公正的健康分配。
我们认为，公共健康包括健康状况、健康公平、健康安全三个方面的内容。公共健康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卫生的问题，还涉及社会公正和机会平等的问题。它不是一部分人健康，另一部分人不健康；它不是一部分人能够得到公共卫生服务，另一部分人不能得到公共卫生服务。公共健康还面临着健康安全的问题，经济发展和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健康面临的风险。所谓健康不安全，就是指健康处于危险状态，健康相关危险因素得不到有效控制，或者健康权利受到剥夺的情况，人群不能同时满足心理、社会与躯体的全部健康状态。对健康安全的挑战主要来自社会变革与经济转型期生理、心理、环境与社会保障之间各种矛盾的冲突。进入21世纪，健康不安全正在成为人类不安全重大的挑战，也是社会发展最突出的挑战之一。健康不安全表现为重叠的、多维的不安全现象。不同的人群有不同健康不安全的特征表现。他们可能生活在不具备卫生条件的环境中，或他们可能不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对于中国这个正在经历健康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可以从上述三个方面，采用15个指标来衡量健康发展情况（见表7—1）。
表7—1 健康发展的含义与衡量
公共健康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全民的健康状况，不但是延长全民的平均预期寿命（这是健康数量），更要延长健康预期寿命（这是健康质量）。需要说明的是，“平均预期寿命”和“健康预期寿命”是衡量健康发展的最重要指标，其中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
人口平均预期寿命（life expectancy）是指假若当前的分年龄死亡率保持不变，同一时期出生的人预期能继续生存的平均年数。平均预期寿命的局限性在于该指标只反映生存时间，而不反映生存质量。事实上，现在许多慢性病患者存活时间很长，但患病期间其身体机能和生活质量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寿命指标就不能反映真实的健康状况。世界卫生组织（WHO）创建了“健康预期寿命”指标，在寿命表中减去由于疾病、损伤造成的失能时间，就可以得到这一指标。
健康预期寿命（healthy life expectancy），是以生活自理能力丧失为健康判定终点，依寿命表原理计算能够维持良好的日常生活活动功能的年限。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价研究所（IHME），于2012年12月13日发表了《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对187个国家和21个地区人群的疾病负担进行了定量评估。这是全球对人群健康状况测量的最新的最权威研究（见专栏7—1）。
专栏7—1 全球疾病负担的计算方法和指标
美国华盛顿大学健康测量与评价研究所（IHME）提出的计算全球疾病负担（GBD）概念及主要指标：
死亡人数和死亡率；
损失生命年（YLL）：各年龄组死亡人数乘以该年龄参考期望寿命，参考寿命表中出生时的期望寿命为86.0岁；
伤残生命年（YLD）：按并发症或后遗症发病率乘以该后遗症的伤残权重计算，伤残权重根据一般人群调查得出；
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为YLL和YLD之和，一个伤残调整健康寿命年意味着损失了一个健康寿命年；
健康期望寿命（HALE）：概括人群的整体健康状况，说明不同年龄人群的寿命和不健康水平。
公共健康不只是居民个人的行为和市场提供的私人产品。它还是一种公共产品，当政府能够及时、公平、有效提供时，所有人都可以从中获益——健康；当政府延迟提供、不公平提供、低效提供时，所有人的健康都会受到传染病威胁。良好的公民健康状况和社会公共卫生服务是发展的目的，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发展、保证社会公平的必要条件。成功地实施投资于人民健康的卫生改革和发展战略可以使我们以世界上比例极小的公共卫生支出，让十几亿中国人民享有更健康的身体，更具生产率的生产力，更长的生活寿命，更幸福的生命力。
7.1.2 健康的经济学属性
按照是否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可以将健康产品划分为四种不同的物品。第一种是纯公共物品，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就属于这种类型，如流行病控制、健康教育、营养干预以及旨在应用公共卫生的研发（R&D）等，其作用在于降低公共健康风险，市场在提供这种物品方面是失灵的，必须由政府来提供，并覆盖全体人民；第二种是纯私人物品，比如私人保健，它应该由市场提供，主要由个人来支付，只覆盖少数人；第三种是俱乐部型物品，如预防免疫排他性小，但会出现“拥挤现象”，需遵循使用者付费的原则，预防免疫服务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外部性，由此政府应该对此类服务的提供进行补贴，以覆盖大部分人群；第四种情况是共有物品，如防疫、防灾，市场也存在失灵问题，需要政府来提供（见图7—1）。
图7—1 健康的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
由于私人医疗健康服务的特殊性质，市场在提供医疗服务等纯私人物品过程中，仍然存在“市场失灵”的问题。一个经典的解释是阿罗（Arrow）在1963年做出的，他认为医疗领域中的不确定性和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性使市场失灵。对于消费者来说，疾病的发生具有不确定性；对于生产者（医疗机构）来说，病人的康复和康复程度也是不确定的。医生对治疗的知识远远超过患者对疾病的了解，因此可以引导病人对医疗和药品的过量消费，即“诱导性需求”的出现。其结果不仅仅是浪费医药资源，还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因此政府需要对其进行干预，对市场失灵的情况进行纠正。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政府应在多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提供健康产品，促进公共健康。包括：第一，公共卫生计划，防疫特别是灾后的防疫。第二，重大疾病的控制。第三，母婴保健。第四，计划生育服务。第五，基本临床服务。第六，医学上的研究与开发（R&D）的投入。第七，公共卫生健康保健营养知识与信息的传播。第八，大力开发卫生领域的人力资源。第九，为全体人口提供安全用水设施和基本卫生设施。第十，为居民健康改善创造一些必要的外部环境和条件。
7.1.3 健康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健康与经济增长之间既有良性循环，也存在发展悖论。健康可以促进经济发展。阿马蒂亚·森强调指出，某些实质性的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和接受基本教育或卫生保健的机会）是“发展的合法组成部分”（本质上是最终目标），同时也有助于经济发展。按照“以健康为基础的生产力模式”（health-based productivity）理论，健康可以提高劳动力工作年限；提高获取与应用知识的能力，深化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 deepening），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健康还可以通过影响劳动供给、教育、资本积累、人口结构、收入分配来影响经济增长。世界卫生组织研究指出，一个国家预期寿命增加10%，将使其GDP年增长率增加0.4个百分点；世界银行测算，1960—2000年世界经济增长的8%～10%归因于健康；哈佛大学研究指出，30%～40%的亚洲经济奇迹源于健康的改善。因此，健康实际上是一种发展能力，它既是发展的目标（即人们是否能够拥有健康是用来衡量发展的标准），又是发展的手段（通过健康人们能够获得一些好的发展机会），而得到基本的卫生保健是保证获得这种能力的“权利”。而从政府和社会来看，发展就是要为人们提供这种“权利”，并使得更多的人得到这种“能力”。对于与发展相联系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健康是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经济发展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健康水平，这是人类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的直接结果，特别是与卫生健康有关的知识技术的重大进步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年的估计，在1960—1990年期间，影响各类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的因素有三个：人均收入增长；女性教育水平提高；技术进步。其中技术进步的贡献作用最大，其次是女性教育水平的贡献，人均收入增长居第三位（见表7—2）。
表7—2 死亡率下降的原因（1960—1990年）（%）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让新技术为人类发展服务》，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转引自Wang, Jia, Dean T. Jamison, Eduard Bos, Alexander Preker, John Peabody,“Measuring Country Performance on Health:Selected Indicators fo.1.5 Countries, ”Health, Nutrition, and Population Series, 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9.
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是否能够促进健康，却形成了一个发展悖论。对中国而言，经济发展所带动的六大类趋势，形成一系列新的严峻挑战（见表7—3）。市场化使贫困人口健康问题更加凸显；工业化导致环境污染、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城镇化带来的人口流动增加了疾病传播的机会；全球化加速各种要素全球性流动，导致公共卫生危机的传播；老龄化导致慢性病比重高；消费革命引发的烟草消费、家居污染、汽车尾气等损害健康的消费行为增多。从国际视角看，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之多的发展动力，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具有如此错综复杂的健康问题。
表7—3 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健康成本
人类的健康发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疾病模式的转变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属于典型传统社会，表现为“三高一低”：高婴儿死亡率，高老年人死亡率，高人口死亡率，很低的人均预期寿命。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估计.1.70年时全世界人均预期寿命只有24岁，1950年时达到49岁；根据国家统计局估计（1999），在1949年之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
第二阶段进入健康的快速发展阶段，人类卫生条件改善，围产期疾病、营养不良、传染病等传统疾病得到有效控制，婴儿死亡率明显下降，老年死亡率在下降，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明显提高。
第三阶段进入缓慢进展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死亡率在下降，人口死亡率不断下降，人均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但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而且健康风险加大，健康预期寿命和人均预期寿命趋异，健康不安全成为突出挑战。
第四阶段进入现代发展社会和老龄化社会，人类医疗水平提高，老年人的寿命延长，老年死亡率大幅度下降，成为提高人类预期寿命的主要贡献因素。在这个阶段，由于生命周期的增长，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老年健康成为主要关注的健康问题。随着健康发展水平的提高，健康预期寿命和人均预期寿命趋同。
7.2 健康发展的黄金期
建国前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卫生健康发展最落后的国家，被视为“东亚病夫”、“鸦片之国”。1949年之前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期望寿命（1950年为49岁），还低于1820年法国的平均预期寿命（37岁）,1950年中国婴儿死亡率为200‰，这也高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175‰），还明显高于印度的水平（164‰），也高于法国1850年的水平（146‰），在一些偏僻的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婴儿死亡率大多高于200‰。50年代中国传染病报告发病率为十万分之3000，中国孕产妇死亡率在1950年为十万分之1500。
当时我国卫生状况极端恶劣，传染病流行猖獗，寄生虫病传播广泛。地方病流行地区发病率极高，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是我国人群的第一死因。据部分市、县居民死亡原因统计，建国前我国城市肺结核死亡率为十万分之250。建国初期主要传染病发病人群达几千万人。1951年全国天花病有6万例；1952年麻疹发病人数104万，疟疾发病人数293万，麻风病人50多万，血吸虫病人1200万，受到感染威胁人口在1亿人以上。50年代和60年代全国传染病发病率在十万分之3000。我们据此估计这一时期，全国各种传染病发病人数为1600万～2200万人。仅血吸虫病患病人数就有1000多万人，受到感染威胁的人口则在1亿以上。而后，全国传染病发病率持续下降（见图7—2）。
图7—2 中国法定传染病（甲乙类）发病率（1950—2008年）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编：《中国卫生统计年鉴2009》，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9。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在加速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也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基本上控制并消除了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成为新中国健康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政府将重点置于预防、控制并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确保了基本药物和基本医疗服务广泛的可及性，使公共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1956年12月，《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将“危害我国人民健康最大的几种主要疾病的防治和消灭”列入规划两个重点之一。当时有人认为不宜列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认为，我国有几种疾病（如血吸虫病）严重地危害几千万人民的生命，不是一件小事。1957年10月《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八条明确提出“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目标（见专栏7—2），集中力量消灭或基本消灭了几种在旧中国流行猖獗、严重危害人民的急性传染病，如天花、霍乱、鼠疫等；一些通过人工免疫可以预防的传染病，如脊髓灰白质炎、麻疹、白喉等的发病率已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对结核病、性病、麻风等慢性传染病病人进行了有效的治疗；对疟疾、血吸虫病、丝虫病等寄生虫病开展了群防群治，迅速控制了疾病的暴发流行。通过改善饮水、营养条件，一些曾经严重损害劳动能力的地方病，如碘缺乏病、大骨节病、克山病等得到了控制。在这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举世瞩目的历史性创举，例如中国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就消灭了自远古以来就出现的天花病例，这一时间比其他亚非流行国家提前16年。1957年4月国务院做出在七年内完成基本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历史任务。五六十年代基本控制了困扰中国人2000多年之久的血吸虫病，为此毛泽东同志还曾特做两首著名的七律《送瘟神》表达对这一成就的感慨。
专栏7—2 努力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1957年）
从一九五六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危害人民最严重的疾病，例如：血吸虫病、天花、鼠疫、疟疾、黑热病、钩虫病、血丝虫病、新生儿破伤风和性病。其他疾病，例如：麻疹、赤痢、伤寒、流行性乙型脑炎、脊髓灰白质炎、白喉、肺结核、麻风、沙眼、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也应当积极防治。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57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妇女儿童是一个国家卫生保健的重点，其健康水平代表着人口的总体健康状况。1949年之前，妇幼保健形同虚设。建国初期，通过推广新法接生，加强围产期保健，进行孕产妇系统管理，减少了有害因素对母婴的伤害，降低了孕产妇及胎婴儿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以北京市为例，1949—1954年短短几年时间里，北京市市区的孕产妇死亡率就从7‰下降到0.7‰，并基本上消灭了新生儿破伤风和产褥热。到1982年，全国新法接生达到了接产总数的92.7%。这期间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有了大幅度的下降。孕产妇死亡率从解放前的1500/10万下降到1980年的100/10万；婴儿死亡率则从解放初的200‰下降到1980年的52‰。事实上，在1965年以后，中国的婴儿死亡率就降到了世界平均水平以下。
中国能出现第一次卫生发展的黄金期，主要的原因在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明确了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职能和任务。1949年《共同纲领》第四十八条规定：“推广卫生医药事业，并注意保护母亲、婴儿和儿童的健康。”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九十三条规定：“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些权利。”在全国城乡地区开始建立一个面向广大工农民众的医疗体系，把医疗服务作为一个普遍可得的公共产品向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口提供。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大会确定了四个医疗方针：第一个是为工农兵服务；第二个是预防为主；第三个是中西医相结合；第四个是医疗卫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很快就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庞大的卫生事业队伍。1949年全国卫生人员只有54万人，到1955年就达到了105万人，到1978年时已经达到788万人，是1949年的14.6倍。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量增长迅速，1949年为0.93人，到1955年为1.42人，到1960年为2.37人，1970年为1.76人，1975年为2.24人，1980年为2.85人；每千人卫生机构床位数从1949年的0.1.个，逐步增加到1960年的1.48个，1970年的1.52个，到1980年达到2.21个。后来“预防为主”的方针拓展为“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不断加大传染病防治力度，通过开展预防接种和爱国卫生运动等防控措施，降低传染病发病率，有效地控制了传染病的流行和蔓延。
为地广面大、极其分散的农村人口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世界性难题。从建国到50年代末，各地创建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不过一直处于各地自发举建阶段。1959年11月，卫生部召开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正式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创新和普及，以及公共性成为新中国卫生政策的基本取向，是与毛泽东的看法和创新分不开的。他在1965年6月就批评卫生部工作只给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务，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还是老爷。而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在农村，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并号召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同年9月，中共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强调加强农村基层卫生保健工作，极大地推动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事业的发展。到1965年底，全国已有山西、湖北、江西、江苏、福建、广东、新疆等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一部分市县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并进一步走向普及化。1968年，毛泽东批示推广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的合作医疗经验。这一时期，农村合作医疗整体上发展迅速，到1975年全国农村医生和卫生员总数达到484万，占全国卫生人员总数（744万）的65.1.。卫生服务覆盖全国农村，是基于国家制度安排，集体经济实行集资兴办合作医疗，到1976年，全国已有9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基本解决了90%以上农村人口看病难的问题。这对提高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作用最为明显。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在1965—1970年期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至59.4岁，1970—1975年期间又提高至64.6岁，已经明显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分别为56.5岁和58.8岁）。
与印度相比，1950—1980年是中国健康发展最快的时期，印度的进展却慢了许多。1950—1980年间，印度人均预期寿命提高了20.1.，中国提高了32.8岁；同期，印度婴儿死亡率由164‰下降到126‰，中国由200‰下降到52‰;195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健康发展指标都低于印度，到198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只略高于印度，健康指标却大大高于印度（见表7—4）。阿马蒂亚·森评价这一时期时说：“毫无疑问，仅就发病率、死亡率与寿命而言，中国确实大大领先于印度”。
表7—4 中印健康发展指标比较（1950—2010年）
资料来源：Angus Maddisi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for the World Economy:1—2008AD, OECD Publishing;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ex, World Bank Publications,2011; Government of India, E-conomic Survey,1999—2000；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五十年：1949—1999》，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摘要2010》，3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0; Population Division of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retariat,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The 2012 Revision, http://esa.un.org/unpd/wpp/index.htm；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2》，105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中国这一时期的健康发展也遇到了极大挫折，由于“大跃进”和自然灾害造成的饥荒，导致死亡率急剧上升，预期寿命急剧下降，婴儿死亡率由1958年的145‰上升到1960年的190‰，根据J．班尼斯特（J. Banister）的估计，预期寿命由1957年的50岁，锐减至1960年的25岁，直到1962年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库提供的数据，在1950—1955年期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了44.6岁，在1955—1960年期间为45.0岁，1960—1965年又降至44.0岁，1965—1970年期间才迅速恢复并提高至59.4岁。
世界银行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考察报告中指出，其他国家中极端贫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如饥饿、疾病、高出生率和高婴儿死亡率、文盲，以及时刻担心沦为赤贫和成为饿殍等，在中国已差不多都消除了。最能说明实际贫困严重程度的一个指标是人均预期寿命，因为其长短取决于很多经济和社会变量，而中国作为一个低收入国家，平均预期寿命却突出地高（1980年为67岁）。即使在最贫困的省份，其人口寿命也不比中等收入国家低多少。日本著名经济学家小林实也注意到这个现象。他认为虽然中国人均收入并不高，但是中国人民实际享受较高的生活水平。
事实上1978年前居民健康水平的提高，相当于为其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本基础。阿马蒂亚·森在解释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绩效差异时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中国改革前健康条件的改善“创造了这个国家转向市场化之后可以投入动态运用的社会机会”，这是印度所不及的。瑞恩·曼努埃尔（Ryan Manuel）评价道：中国在集体医疗时期（1957—1979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就“花小钱办大事”的水平来说，当时中国的公共医疗体系是世界领先的。
这一时期，中国健康发展取得的成就表明，从传统的高儿童死亡率、高成人死亡率类型向低儿童死亡率、低成人死亡率的现代健康类型转变，主要不是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所致，而是国家能够为全体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创造公共卫生服务的制度安排，有效地提供了广泛可及的最基本公共健康服务，覆盖人口之广、受益人口之多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健康水平大大高于人口收入水平。
7.3 健康发展的缓慢进展期
改革以来，中国健康发展进入了一个进展相对缓慢的发展时期。1978—2000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健康发展相对滞后。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从1982年的67.77岁，提高到2000年的71.40岁，仅提高了3.63岁，平均每年提高0.202岁，这是提高幅度最低的时期。1980—2000年期间中国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相对高，但是健康发展指标增长率相对低。在这一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人均GDP年平均增长率为8.3%，是1950—1980年期间的两倍，全国居民消费水平年平均增长率为7.1.，是1950—1980年期间的2.3倍；人均预期寿命年平均增长率为0.3%，明显低于1950—1980年期间的水平，婴儿死亡率年平均减少率为1.6%，大大低于1950—1980年期间的水平，人类发展指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4%，也明显低于1950—1980年期间的水平。从健康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由于毛泽东时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居民健康水平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保证了经济发展有健康的劳动力，为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了贡献。
那么，如何解释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而健康改善速度趋缓的现象？阿马蒂亚·森认为，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健康改善（以死亡率的下降和寿命的延长为代表），如何分配经济资源是更重要的。他认为毛泽东时代中国在食物和医疗资源（包括农村的医疗服务）的公平分配，是其能够在人口健康方面取得显著改善的主要原因。瑞恩·曼努埃尔认为，在后集体化时期（1980—2003年），中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变得不公平、花费巨大并且低效率。农村改革以后，农村人民公社解体的同时，作为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合作医疗制度基本解体，8亿农民几乎没有什么医疗保障。乡村医生和卫生员人数从1980年的382万迅速缩小至1985年的129万。据1985年全国10省45个县的调查，农村居民中仍参加合作医疗的仅占9.6%，而自费医疗则占到81%.1.86年坚持合作医疗的村继续下降到5%左右。据世界银行估计，农村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率从1980年的大约90%下降至1989年的10%。直接结果是全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增长最慢，从1982年的67.77岁提高至1990年68.90岁，平均每年提高0.1.岁。直到1993年中国政府才开始重建农村合作医疗体制。
经济增长对健康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会造成巨大的健康成本。主要原因是：（1）经济转型中政府在卫生领域严重“缺位”。中国自改革以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对健康的维护，其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取得的，因此虽然经济有了较快增长，健康的改善却进展缓慢。但是，健康对经济增长这种贡献就像是一种储蓄账户，改革前健康水平的大幅度改善相当于向账户中进行储蓄，改革后则相当于一直在支出，而没有进行相应的“投资”以弥补支出。如果一直维持这种状况，这个账户迟早会出现“赤字”，也即“健康赤字”。尤其是在未来健康风险越来越高的情况下，要将健康水平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上是不容易的。健康改善速度趋缓，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2）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1993年没有医疗保障的人口为8亿人，到2003年以后达到了10亿人。（3）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的健康成本。经济的发展既能为健康的改善创造更好的物质条件，也可能对健康构成威胁或损害，例如环境污染、人口流动、不合理的消费方式等，都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美国和西欧的发展历史为中国提供了参照。经济与健康之间的关系，关键是看实施怎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能够推行有利于健康的社会经济政策。（4）改革开放后健康改善趋缓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断积累的社会经济不平等。
中国的健康发展伴随着三大健康转变，即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与伤残模式转型过程（见专栏7—3），呈现了极其复杂的情形。一方面人均预期寿命不断延长，另一方面又面临诸多的健康危险因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各个危险因素或危险因素群的贡献进行排序评估，结果为：（1）未经改善的饮用水和卫生设施（2个因素）;（2）空气污染（2个因素）;（3）其他环境危险因素（2个因素）;（4）儿童和母婴营养不良（5个因素）;（5）烟草使用、二手烟烟草烟雾（2个因素）;（6）酒精使用和药物滥用（2个因素）;（7）生物危险因素（4个因素）;（8）不健康饮食及缺乏体力活动（15个因素）;（9）职业危险因素（6个因素）;（10）性虐待及暴力（2个因素）。死因伤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见表7—5）。
表7—5 中国前12位过早死亡原因的排名（1990年和2010年）
资料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中国人群健康模式快速转型〈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启示》，2013年4月16日。
专栏7—3 中国人口统计学、流行病学与伤残模式转变
人口统计学模式转变——中国于2000年之后进入老龄社会，60岁以上人口达到1.8亿人；预计到202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42亿人，到2030年增加至3.46亿人。人口老龄化增加了伤残失能患病的负担，尤其包括需要更多的重症监护。
流行病学模式转变——中国的疾病负担已转向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简称慢性病）。每年，中国有830万人死亡，其中700万是死于慢性病，占死亡总人数比重的84.3%。伤害，尤其是交通事故，在死因中已经排到了第四位。其他主要的危险因素包括不健康的膳食习惯、高血压、吸烟和空气污染。
伤残模式转变——中国人的伤残负担越来越明显。伤残已由传统上的先天障碍或身体伤害转变为精神障碍、抑郁症和行为障碍的伤残、肌肉骨骼损伤，及由糖尿病和其他慢性疾病引起的功能受损。
资料来源：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中国人群健康模式快速转型〈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启示》，2013年4月16日。
中国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疾病人口最多的国家，人类健康不安全已经构成最大的威胁。健康不安全人群规模愈来愈大，直接或间接涉及4亿家庭和13亿人口，超过其他因素不安全对人们的影响（见表7—6）。
表7—6 全国城乡各类健康不安全的人群规模（1993—2012年）
注：括号内为占总人口比重或覆盖率，单位为%。
资料来源：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数据，分别来源于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主要结果；a数据来自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2009年底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超过12亿人》， http://www.chinapop.gov.cn/xwzx/rkxw/201001/t20100125_18787.html,2010-05-11。
我国慢性病人群规模大，2003年约有1.67亿人，占总人口的13%，2008年进一步增加到2.1.人，占总人口的16%。这一统计数据，只包括了有明确医生诊断的慢性病患病人群。根据世界银行评估，慢性病已经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在疾病负担中占82%，远远超过传染病所造成的疾病负担。
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数最多的国家，既是烟草消费最大国，又是烟草危害最大国，烟草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之一。1993年中国男性烟民为2.7亿人，到2003年为2.5亿人，约占世界总量的22.7%。2003年全国吸烟人口总数为3.2亿，到2008年进一步增加为3.4亿人，7.4亿的非吸烟者受二手烟暴露，归因于烟草的死亡人数为120万人。
全国还有几亿人缺少健康知识。2004年，能够主动获取保健知识的人口比例全国为47.2%，城市为67.5%，农村为39.5%，相当于全国有6.5亿人不能够主动获取保健知识；全国不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规模巨大，达到8.4亿人，占总人口的65%。
7.4 构建世界最大的全民医保网
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报告明确提出建立基本医药卫生制度，包括覆盖城乡居民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等。建立中国特色医药卫生体制，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党的十七大以来开始全面进行世界最大规模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使全体人民直接受益。2009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目标（见专栏7—4）。
专栏7—4 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目标（2009年）
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总体目标。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
到2011年，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城乡居民，基本药物制度初步建立，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到普及，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取得突破，明显提高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有效减轻居民就医费用负担，切实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到2020年，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基本建立。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基本适应人民群众多层次的医疗卫生需求，人民群众健康水平进一步提高。
资料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年3月17日。
中国用最短的时间编织了世界上最大的全民医保网。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简称“新农合”）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2006年3月，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达到80%的约束性指标。2003年，全国人口中，只有不到15%的城乡居民即不到2亿人口享受某种医疗保障。到2005年参加新农合人数达到1.79亿，到2010年达到8.36亿，参合率由75.66%提高至2010年的96.00%（见表7—7），大大超过了“十一五”规划制定的80%的目标；2012年参合率又进一步提高至98.3%。截至2012年，全国参加基本医保的人数超过13.4亿，基本医保覆盖率超过98%。2003年中国未获得医疗保险人口为10亿人，到2012年下降至不足1400万人。2012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受益者高达17.45亿人次，而2005年只有1.22亿人次（见表7—7）。卫生部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已由2001年的60%下降到2011年的35%。政府对农民医保补助标准从最初的人均20元提高至2013年的人均120元；各级财政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补助由2007年的每人15元提高到2012年的30元，累计投入743.9亿元。这说明，政府医疗卫生支出大幅增加，群众看病负担相对减轻，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显著改善。
表7—7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情况（2005—2011年）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2013》，767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3。
过去十几年中国进入健康发展的黄金时期，主要健康指标尽管已达到较高水平，但却又有较大幅度的提高。2000—2010年全国人口平均期望寿命明显提高，从71.40岁提高到74.83岁，提高了3.43岁，平均每年提高0.343岁，相当于1982—2000年期间平均数（0.1.5岁）的2倍，这是提高幅度较高的时期。同期孕产妇死亡率由53.0/10万下降到30.0/10万，婴儿死亡率由32.2‰下降到13.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61.0‰下降到16.4‰，主要健康指标总体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我们用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来衡量人群总体健康水平，对建国以来中国人口健康发展变化情况进行评价。根据麦迪森的数据，中国居民的出生时预期寿命从1950年的35岁提高到1980年的67岁，提高了32岁。不过，它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也经历上升和下降，其中1949—1959年是大幅度上升的，因“大跃进”失败又大幅度下降，1963年之后又重新上升，1970年达到61.7岁，超过世界平均水平（58.6岁）。从国际比较来看，西欧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由36岁提高到67岁花了130年（从1820年到1950年），美国、日本也花了一百多年时间，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由35岁提高到67岁花了30年（从1950年到1980年）。在1950—1980年期间，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增长幅度大大高于世界平均增长幅度，也高于发达国家增长幅度，这表明中国在人口健康发展指标方面也具有“趋同”趋势，即出现了明显的追赶。这也是不断追赶美国的过程，1950年中美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差距为33岁，到1980年缩小为7岁；1980年至2012年，中国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进一步提高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为3.3岁，但是，这一时期进展明显低于前一个时期，中国用了30年时间将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从67岁提高到75岁，这一速度与美国大体相当，美国用了30年时间由68岁提高到73.66岁（从1950年到1980年）（见表7—8）。实际上，上海、北京、杭州等发达城市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已经超过80岁，也略高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表7—8 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国际比较（1820—2012年）单位：岁
资料来源：1820—1999年数据来源于Angus Maddision, The World Economy:A Millennial Perspective, Tabl.1.5a, OECD Publishing,2001;2010、2012年数据来源于CIA, The World Factbook,2013;1980年、1999年、2010年中国数据引自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如果将中国与印度相比，2010年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中国要高出8.5岁，婴儿死亡率印度则高出31个千分点。这也反映了两国之间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更反映了两国之间制度优势的差距，印度这个所谓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是无法与中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社会竞争的。
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主要人口健康发展指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从卫生健康风险指标看，中国也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是世界上联合国千年发展健康目标实施进展最好的国家之一，主要指标已经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例如MDG的第4目标是在1990—2015年期间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要减少2/3，中国在1991—2012年期间这一指标从61.0‰减少至13.2‰，减少了78%，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减少65%; MDG的第5个目标是在1990—2015年期间孕产妇死亡率减少3/4，中国在1991—2012年期间这一指标由80/10万减少至24.5/10万，减少了69%，而发展中国家平均减少41%。
7.5 建设全民健康型社会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到2020年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这包括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要建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框架体系。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目标。为此报告还提出了“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明确要求（见专栏7—5）。习近平同志指出：“人民健康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涵，是每一个人成长和实现幸福生活的重要基础。”
专栏7—5 胡锦涛：提高人民健康水平（2012年）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为人民健康服务的方向，坚持预防为主、以农村为重点、中西医并重，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要求，重点推进医疗保障、医疗服务、公共卫生、药品供应、监管体制综合改革，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健全全民医保体系，建立重特大疾病保障和救助机制，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和重大疾病防控机制。巩固基本药物制度。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深化公立医院改革，鼓励社会办医。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提高医疗卫生队伍服务能力，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改革和完善食品药品安全监管体制机制。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人民身心健康。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提高出生人口素质，逐步完善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资料来源：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11-18。
到2020年全面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使全体居民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服务质量、服务效率和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个人就医费用负担明显减轻，地区间卫生资源配置和人群间健康状况差异不断缩小，基本实现全体人民病有所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2010年基础上提高2岁，达到77岁，婴儿死亡率降至7‰以下，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8‰，孕产妇死亡率降低至15/10万，控制艾滋病发病率和其他传染病，主要健康指标从发展中国家前列达到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见表7—9）。
表7—9 中国主要健康发展指标（2010—2020年）
资料来源：《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10月8日；“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编委会：《“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报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作者又根据2012年数据作了调整。高收入国家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2010年世界发展指标》。
提供人人享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实施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是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主要公共卫生问题和干预措施效果，确定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通过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免费向城乡居民统一提供。国家开展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是指国家和各地区针对主要传染病、慢性病、地方病、职业病等重大疾病和严重威胁妇女、儿童等重点人群的健康问题以及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预防和处置需要，制定和实施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这些项目主要通过专业公共卫生机构组织实施。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建设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框架体系。2011年儿童计划免疫接种率达到98%，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高到95%以上，基本解决3亿多农村人口（中西部地区占80%）饮水未达到安全标准的问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提高到80%以上。
构建广泛可及的健康保障体系。建设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和医疗救治体系，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公共卫生和个人健康信息系统；健全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重点建设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建立城市新型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发展多元化的医疗服务市场，满足不同人群的卫生健康需求。农村人口获得初级卫生保健社会保障体系，医疗保障全面覆盖城镇人口和农村人口，政府对公共卫生、基本医疗的投入占GDP比重进一步提高。
建设全民健身和医疗卫生体系。为提高全体人民的健康水平，国家实施国民健康行动计划（见专栏7—6），重点做好食品安全（包括餐饮、饮用水卫生）、职业卫生、精神卫生、血液安全、慢性病防控、卫生应急等工作。建立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对基本药物的遴选、生产、流通、使用、定价、报销、监测评价等环节实施有效管理，保证群众基本用药的可及性、安全性和有效性，减轻群众基本用药费用负担。
专栏7—6 国民健康行动计划
防控重大疾病：重点传染病（艾滋病、结核病、乙型肝炎、血吸虫病等）防控，扩大国家免疫规划，人畜共患病防治，重点地方病防控，重大慢性病防控，精神疾病防治。
保障重点人群健康：母婴平安保障（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破伤风项目、出生缺陷综合防控），农村妇女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农村地区儿童健康改善，农民工健康关爱，职业健康关注，白内障患者复明，健康学校建设。
控制健康危险因素：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饮用水安全与环境卫生（农村改水改厕、饮用水卫生监测），医疗质量和安全，食品安全保障（标准制定与跟踪评价，风险监测和评估、事故调查处置能力建设），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及健康素养促进，血液供应和安全。
建设全民健身型社会。旨在全面提高国民体质和健康水平，倡导“人人体育锻炼，日日体育锻炼”。建立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形成政府指导、社会承办、市民广泛参与的群众体育网络，培养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全民健身辅导站，开展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提高体育人口比例，使群众体育健身活动更加科学化、普及化、生活化，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口比重进一步上升。
建设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构建老年健身服务体系、卫生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文化娱乐体系，改善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状态，使得老年人不但享有更长的预期寿命，同时享有更健康的、高质量的老年生活。
此外，还应当加快建立覆盖城乡的中医医疗服务体系，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形成世界最大规模的、中国特色的、成本低、疗效好、广受人民群众喜爱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中医药服务体系和产业链体系。
7.6 小结：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
健康是民生之需，也是人类全面发展的基础，还是全体人民最大的财富。一个国家人口和健康水平及进展既反映了该国社会发展水平，也反映了该国社会公平程度。
建国初，中国不仅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贫穷、最落后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卫生健康发展最落后的国家，被视为“东亚病夫”、“鸦片之国”。当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为35岁左右，婴儿死亡率高达200‰，卫生状况极端恶劣，传染病流行猖獗，寄生虫病传播广泛，地方病流行地区发病率极高，严重威胁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加速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也迅速完成了第一次卫生革命，将重点置于预防、控制并消除传染病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上，建立了一个面向广大工农民众的医疗体系，把医疗服务作为一个普遍可得的公共产品，向人民群众，尤其是贫困人口提供，确保了基本药物和基本医疗服务广泛的可及性，使公共卫生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从而控制并消除了严重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等，成为新中国卫生保健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期。事实上，1978年之前全国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大幅提高，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高出印度10多岁，为其后的经济起飞准备了充分的人力资本基础。
1978年至2000年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是健康发展相对滞后。自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对健康的维护，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取得的，因此虽然经济有了较快增长，健康的改善却进展缓慢。这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各种疾病社会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人类健康不安全已经构成最大的威胁。经济发展与健康发展之间出现了所谓发展悖论。
以2003年“非典”（SARS）公共卫生危机爆发为标志，中国的发展由增长优先转入健康优先。投资于人民、投资于健康，建设全民健康型社会，提供人人享有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构建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实施全民健康计划，形成并坚持“以农村为重点，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依靠科技与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为人民健康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卫生工作方针，使中国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全体居民健康水平已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2010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4.8岁，比印度（66.3岁）高出8.5岁，婴儿死亡率降至13.1.，印度为44‰，这也显示出中印健康指标之间的差距不只是发展之间的差距，也是两种不同制度之间的差距。
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建成全民健康型社会，实现“健康中国”目标，主要健康指标接近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将真正成为屹立在世界东方的“东方巨人”。
【思考与讨论】
1．为什么说健康是真正的幸福？
2．如何认识和处理健康与发展之间的关系？
3．毛泽东时代，中国为什么能够在极低收入水平下大幅度提高健康指标？
4．为什么在我国会出现经济增长和健康发展不相匹配的情况？又是如何进行调整的？
5．哪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和公共卫生服务可以保证不断提高健康水平？
6．为什么中国需要建设全民健康型社会、老年健康友好型社会和全民健身型社会？
7．中国如何实现从“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的转变？社会主义制度发挥了哪些作用？
【扩展阅读】
胡鞍钢．健康与发展．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胡鞍钢．中国：新发展观．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白皮书，2012年12月27日．
[美]罗伯特·威廉·福格尔．第四次大觉醒及平等主义的未来．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世界银行．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世界银行．中国：卫生模式转变中的长远问题与对策．第1版．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4.
Banister, J., Zhang, Xiaobo. China,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ortality Decline, World Development,2005（33）.
[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WHO. World Health Report 2002:Reducing Risks Promoting Healthy Life,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