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资源与发展

资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从总量上看，已探明煤炭储量、水能资源、石油以及天然气总储量均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农业资源也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由于人口巨国的分母效应，中国又是一个“资源小国”，使得中国各类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特别是森林、耕地、石油、天然气等对经济长期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人均资源占有量，都远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分别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0%、42%、11%、3%，而45种主要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也不及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工业化与城镇化。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81年的10亿，2010年达到13.4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生产国，主要工业产品（除发电量等少量工业产品外）产量已位于世界首位，工业增加值位居世界第一位。根据美国经济咨询机构环球透视（HIS Global Insight）报告，2010年美国工业增加值占世界总量的19.4%，中国为19.8%。1978年以来，中国迁移进城市的农村人口将近4亿，从目前至2030年还将有2亿～3亿的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届时城镇人口将达到10亿。这形成了巨大的资源消耗效应，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能源消耗、煤炭消费、钢材消耗、水泥消耗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石油消耗和进口第二大国。

如何从理论上认识自然资源的经济学属性？如何认识自然资源与人口、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中国自然资源的基本国情、消耗特征、需求压力以及它对世界产生的影响是什么？如何对这些影响做一些评估或者分析？怎么认识和处理经济发展同资源供给之间的矛盾？如何应对资源约束带来的挑战？如果中国能够在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话，发展战略是什么？资源目标又是什么？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本章首先介绍了资源与发展的关系，说明了不同发展模式有不同的资源消耗的路线，分析了影响资源消耗的五个重要因素；总结了我国自然资源的若干主要特点，显示了它的双重特点：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既有潜力，又有制约；回顾了建国以来中国的资源发展之路，从现代资源小国到现代资源大国，从利用一种（国内）资源到利用两种（国内和国际）资源，从粗放型利用到集约型利用，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从传统工业化到新型工业化的中国资源开发与保护。中国正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从黑色发展转向绿色发展。

3.1 资源消耗与发展模式

3.1.1 自然资源的特性

自然资源是指能够进入人类劳动生产过程，并被加工成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要素，包括土地（耕地、草地、牧地、林地等）、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矿藏（铁矿、铜矿、铝矿、锌矿、镍矿、锰矿、石灰石、磷矿、硫铁矿等）、水（地表水、地下水等）、大气、野生生物等。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之本，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前提，被称作“工业的粮食”。根据其属性不同，自然资源又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见专栏3—1）。

自然资源具有若干鲜明的特性：地理分布的不均衡性，由于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自然资源供应量掌握在少数几个国家手里，所以这些国家能够拥有市场势力；可耗竭性，如不可再生资源，即使是可再生资源（如鱼类、森林和淡水），如果管理不善也会耗尽，贸易可能会加速资源的消耗，成为资源耗竭的促进因素；外部性，自然资源的生产、贸易和消费会通过相关政策，对市场以外的其他消费者产生负面影响，贸易可以通过提高消费率或提升资源使用效率从而恶化或者改善这些外部性。

3.1.2 自然资源财富

自然资源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人们用价值量来表示时，自然资源就成为自然资本。

发展就是一个创造财富的过程。资源发展就是一个将自然资源创造成自然资本的过程。1995年以来，世界银行组织有关专家开始重新定义和衡量世界及各国的财富，提出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green national accounts）来衡量国民财富。2006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国家财富在哪里？衡量21世纪的资本》，将国家财富分为三个部分：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生产性资本（produced capital），包括机器、建筑物和设备；无形资本（intangible capital）。自然资本由地下资源（subsoil assets）、木材资源、非木材性森林资源、自然保护区、可耕地、牧场六个部分构成，而一国的自然资本的价值量就是以上六项自然资源的价值量总和，每项自然资本的价值为单位资源价格或租金乘以总资源储量。这一方法首次将不同的资源按照市场价值合计出来，可以进行国际比较。

按照此种方法，世界银行计算了2000年世界自然资本财富，总计28.6万亿美元，还报告了120多个国家的自然资本，其中前六位资源大国（美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加拿大）的自然资源财富，合计占世界总量比重的47.6%。中国占世界总自然资源财富的比重为9.8%，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为14.5%），但高于俄罗斯（为8.8%）（见表3—1）。

3.1.3 不同发展模式与资源消耗

经济发展必然要消耗资源，但不同发展模式对资源的消耗效率不同。关于消耗效率，可以采用资源生产率来表示，即一定时期单位资源消耗的经济产出（如GDP）；也可以用资源消耗强度来表示，即一定时期单位产出（如单位GDP）的资源消耗量。两者互为倒数关系。

自然资源的消耗与一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进入工业化以后，人类资源消耗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巨大变化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体划分为五个阶段：未工业化阶段，也就是传统农业时代，这一阶段基本没有使用现代能源、矿产资源等，资源消耗强度水平低下；开始工业化阶段，这一阶段开始开发和使用现代能源、矿产资源等；新兴工业化阶段，也就是工业化加速发展、达到高峰的阶段，资源消耗量迅速扩大，资源消耗强度上升；成熟工业化阶段，工业化水平相对成熟，采用信息技术，资源消耗强度开始下降；后工业化阶段，又称非工业化阶段，是摆脱工业化进入服务业的阶段，资源消耗强度进一步下降。

从资源消耗阶段和发展阶段关系来看，我们假设，资源消耗强度表现为先上升，在加速之后达到高峰，然后下降的一个倒U字形曲线。国家的发展模式不同，资源消耗强度上升高峰和下降的趋势也不同（见图3—1）。

第一种模式称为“黑猫”模式，或者黑色发展模式，是传统的西方国家工业化模式。其资源消耗强度持续上升，峰值出现晚且数值很大，直到成熟期才开始下降，下降速度慢。黑色发展特征是“三高”：高生活消费水平、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以这“三高”为特征构成了传统的西方工业化的本质问题。

第二种模式称为“绿猫”模式，或者绿色发展模式，是新型工业化模式。其资源消耗强度上升达到的峰值小且出现时间早，下降快。绿色发展模式的特征是“两低一适度”：低资源消耗，低污染排放，适度消费（又称合理消费、理性消费）水平。东亚新兴国家的工业化模式，总体上是先依靠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随后转型为主要依靠科技进步，整个发展过程对自然资源依赖程度比较低，所支付自然资源成本和环境、生态代价也远低于西方传统工业化的黑色发展模式。

第三种模式是处在“黑猫”和“绿猫”之间的中间模式。这种模式的资源消耗强度上升的峰值，以及资源消耗强度开始下降的速度都介于两者之间，资源消耗、污染排放都处于普通水平的中间模式。

人类发展并不是盲目的，其发展模式也是可以选择的。不同的发展模式会有不同的资源与环境强度变化曲线之间的关系，也会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无论是资源生产率还是资源消耗强度都会大为不同。完成工业革命后的英国，1820年以后很多的欧洲国家，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大体上都是按“黑猫”模式发展。这些国家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很低，但它们通过国际市场进口，最高时约消耗了世界4/5的资源和能源，而后这个比例才开始下降。所以这种增长方式或者发展模式假定资源是“无限”的。这个“无限”并不是指本国资源是无限的，而是通过扩大殖民地、增加进口、垄断国际市场占有和消耗大量的资源和能源。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争夺，先后引发多次国家间的战争，还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

由于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作为现代化后来者的中国，可供选择的余地和空间很小；我国人口总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人口总量，但我国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占有和消耗3/4至4/5的世界资源；另外，现在人类利用资源的技术能力和效率要远高于150年前或50年前。所以，不论是从国际环境的大背景，还是从中国资源国情或者世界技术进步水平方面来看，中国都必须并且可以主动选择绿色发展模式，实现低消耗、低排放的新型工业化，开创新型工业化道路。

3.1.4 影响资源消耗的因素

如何衡量资源消耗与国家工业化进程之间的关系？影响资源消耗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复杂的。如何表征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消耗，确定影响资源消耗的因素，定量分析不同因素对资源消耗的影响作用，这是资源经济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

从经济增长和资源消耗的关系来看，有五个因素影响本国资源消费总量，我称为资源消耗量的五大效应：第一是人口增长效应，人口规模扩张会引起资源消耗量增加；第二是经济增长效应，经济增长会引起资源消耗增加；第三是技术进步效应，这包括技术效率的提高会降低资源的消耗，以及制度的改进也会促进资源消耗模式转变，降低资源消耗总量；第四是结构效应，指资源密集产业比重增加会提高资源消耗总量；反之会降低资源消耗总量；第五是开放效应，指通过资源进口会弱化本国资源条件约束。

我们借鉴Commoner方程，将资源消耗量作以下分解：

式中，POL为资源消耗量；POP为总人口；Y为产量或产值。式3—1反映了资源消耗与人口数量、人均产量以及生产技术水平之间的关系。

由此可得：

式中，p为资源消耗量增长率；pα为人口增长率；pβ为人均产量或人均产量增长率；pγ为技术系数，即每单位产量或产值资源消耗量年增长率，这一指标反映了生产技术类型及水平。我们称式3—2为资源消耗增量方程，它说明资源消耗量增长率是由人口增长率、人均产值增长率以及技术系数决定的，为了定量比较，我们进一步定义Eα、Eβ和Eγ分别为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技术因素对资源消耗量影响作用的贡献率。[1]某一因素而言，当Ei＞0时，表明该因素增加资源消耗，对资源耗竭做出正贡献，Ei越大，其作用愈大；当Ei＜0时，表明该因素减少资源消耗，对资源耗竭做出负贡献，即对减少资源消耗做出贡献；当Ei= 0时，表明该因素对资源消耗量不发生影响。

[1] 即。

从技术因素贡献的角度看，可以把技术因素分为三种类型，第一，资源消耗增加型技术，这是指资源消耗量增长指数超过GDP增长指数的情形，即Eγ＞0；第二，资源消耗减少型技术，这是指资源消耗量增长指数低于GDP增长指数的情形，即Eγ＜0；第三，资源消耗中性型技术，是指资源消耗量的增长指数等于GDP增长指数的情形，即Eγ= 0。

在考虑技术变迁的效应时应注意几个方面：第一，要创新高效率利用资源的技术；第二，要充分体现技术的正外部性，尽量减少和避免技术的负外部性。例如，利用风能、水能这些可再生资源，不仅不造成污染，还可以持续地利用。相反，现行的火力发电就存在负外部性的问题。目前中国的火力发电中70%以上，甚至80%依赖于煤炭，煤炭燃烧将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因此，采用何种技术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

另外一个影响资源生产率（单位资源消耗量GDP）的因素称为制度效应，制度的扭曲也会造成资源的过度消耗，而合理的制度安排，则会促进资源的集约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曾做过一项研究：为什么美国的能源结构中汽油消费的比重较高，且远远高于其他欧洲国家？研究结果显示这是由美国的汽油价格便宜所造成的。欧洲国家征收专门的高汽油税，美国政府虽然也征收了这种税，但是税率很低。相对低廉的价格刺激了美国人对汽油的过度消费。因此，要达到节能，就需要改变资源价格扭曲等不利于高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因素。

资源消耗还具有结构效应，单位资源消耗GDP产出（即资源效率系数E）与产业结构相关，各产业的资源效率不同。以能源产出效率为例，服务业（E3）和农业（E1）较高，工业（E2）低。三次产业比重（α、β、γ）的变动会影响单位资源消耗产出，提高第三产业比重（γ），降低第二产业比重（β）会提高资源总体效率。

除了提高服务业比重之外，工业内部的高耗能产业，同时也是高资源消耗产业（钢铁业、建材和非金属矿业、化工和石化业等），这些产业比重增大也会增加资源、能源消耗，它们的能源消费占工业总消费比重是其工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比重的1.5倍以上。例如，2005年中国钢铁业、建材和非金属矿业、化工和石化业三大行业工业增加值只占工业增加值的1/5，但是能源消费占工业能源总消费的2/3。

最后，资源消耗还有开放效应，在此条件下，资源净进口增加，虽然不会影响资源消耗总量，但是会缓解本国资源消耗量的增长，我们称之为开放效应，它弱化了本国的资源约束；另一方面，如果从最终消费来看，中国生产的大量产品实际上输送到国外，相当于替国外消费者消耗资源，开放效应又强化了本国的资源约束。

3.2 中国自然资源的特点

第一，我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是世界上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我国是世界上多种重要资源综合集中的少数资源大国之一，按自然资源总量的综合排序，我国居世界第四位。矿产资源探明储量潜在价值居世界第三位，其中钒、钛、稀土、硫铁矿等居世界首位；水能理论蕴藏量达到6.76亿千瓦，居世界第一位；太阳能和煤炭资源也分别居世界第二、三位，煤炭探明储量占世界总量的比重为13.9%，居世界第三位；耕地面积占世界的比重为10.1.，居世界第四位；森林面积占世界的比重为5.0%，居第六位。从七大资源总和占世界总量平均比重看，中国为6.5%，居俄罗斯（为14.5%）、美国（为10.2%）之后，为世界第三位（见表3—2）。从六大资源价值量总和占世界总量比重看，中国为9.8%，居美国（为14.5%）之后，为世界第二位（见表3—1）。

资源总量大，是我国资源国情的优势。一国经济发展规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自然资源总量，除日本之外，世界上的主要经济大国都是自然资源大国。自然资源丰富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源丰富是我国综合国力的重要方面之一，表明我国有较大的综合开发利用优势和潜力；另一方面又易于盲目开发，过度开发，不能合理利用、不能高效利用，从而造成大范围的资源破坏、大量的资源浪费。

第二，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少，是世界上人均资源占有水平较低的资源小国之一。我国人口占世界总量的1/5，但是主要资源占世界总量比重都不同程度地低于人口比重，故我国人均耕地面积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水资源为33%，人均森林与林地面积为25%，人均森林蓄积量为1/8，人均草场面积为40%，人均石油资源为6%，人均天然气资源为6.5%，人均煤炭资源为70%。按六大资源总和计算，则占世界人均水平的1/3。根据世界银行按照自然资源价值量2000年美元值计算，2000年中国人均自然资本为2223美元，相当于世界人均水平（4681美元）的47.5%，俄罗斯人均水平（17217美元）的12.9%，美国人均水平（14752美元）的15.1%（见表3—3）。

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水平是表明一国人口与资源矛盾变化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或消费量（包括进口量），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的多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均产量的高低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占有量低是我国资源国情的劣势，这意味着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也意味着我国适宜的人均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人均水平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不能以赶超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高消耗资源为目标，不能模仿西方高消费生活方式，应当选择节约资源的生产体系和适度消费的生活体系。

第三，我国自然地理条件复杂，资源种类齐全，但资源质量不高，自然生产力低。在土地资源中，山地多，平地少，其中高于海拔500米的国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3/4。在矿产资源中，矿种齐全配套，我国目前已发现矿产162种，已探明有储量的矿产148种，这是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工业体系的资源基础，是中国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大国优势”。但是贫矿多，富矿少；综合矿多，单一矿少；中小型矿多，大型矿少。例如我国铁矿保有储量中贫矿占90%。大部分内陆国土，交通不便，自然条件差，我国资源开发难度大，生产成本不断增高。这是中国在许多重要的紧缺资源方面对外进口依赖度较高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开发和利用资源的“大国劣势”。

第四，我国资源分布不平衡，资源之间不匹配，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不协调。从水土资源看，北方地多水少，南方水多地少，长江以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63.9%，水资源占全国总数的17.2%；长江以南地区耕地占全国总数的36.1.，水资源占全国总数的82.8%。从东西部地区的差异性看，东部生产力发达，工业城市集中，能源严重不足；西部资源丰富，开发利用程度低。如煤炭集中于晋、陕、蒙三省区，占全国保有储量的68%；石油主要分布在渤海、松辽、塔里木、准噶尔四大盆地；水能资源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约占全国可开发水能资源的67.8%；铁矿集中于辽、冀、晋、川四省，占全国保有储量的60%；磷矿集中于云、贵、川、鄂四省，占全国保有储量的70%。从我国四大区域主要指标比较看（见表3—4），东部原煤、原油、发电量占全国比重不同程度低于GDP比重，成为净输入地；而其他三大区域相反，中部、西部地区原煤产量占全国比重明显高于GDP比重，成为煤炭净输出地，东北、西部地区原油产量占全国比重也明显高于GDP比重，成为石油净输出地，此外中部和西部均为发电量的净输出地，中国还必须建设高压或特高压电网，长距离输电。

我国资源配置状况不良，不得不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这是我国社会物流总费用特别是运输费用高的主要原因。据统计，1989年资源性产品运货量占铁路货运量的85%，平均运距约700公里，其中运煤就占了41.5%，平均运距达519公里。到了2010年运煤占铁路货运量的50.6%，占货物周转量的39.1.，平均运距达642公里。从社会物流总额构成看，工业品占90%，从社会物流总费用构成看，运输费用占54%，2010年达到3.83万元，相当于GDP的9.6%，是2000年的3.8倍。

总之，我国自然资源具有明显的二重性特点：既有优势，也有劣势；既有潜力，也有制约。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扬长避短，挖掘潜力，合理开发，综合利用。

3.3 中国资源工业的发展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一方面使中国引入了现代工业，产生农业社会“汪洋大海”中的若干现代工业“飞地经济”，这些地区也成为后来中国现代工业、现代城市的重要发源地；另一方面通过订立不平等条约、军事侵略等方式，对中国丰富的自然资源进行了疯狂掠夺，例如仅1930年一年日本就从中国输入煤炭0.21亿吨，占其全年进口量的71.6%，占中国当年全国产量的8.3%，中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能源基地。

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建国方略的重大设想，力图使中国人自己开发资源，他认为：“矿业产原料以供机器；犹农业产食物以供人类。故机器者，实为现代工业之树，而矿业者，实为现代工业之根。”他提出了在全国大力开采铁、煤、油、铜等矿产，制造矿业机器，兴办矿业厂的宏伟计划。1932年，民国政府成立了资源委员会，对中国的资源进行了调查、勘探、开发，于1936年制定重工业发展计划：在5年内投资2.7亿元，兴建钢铁、燃料等30余座大、中型厂矿。但是当时的民国政府并没有能力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低，且十分粗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我国既是一个现代工业小国，也是一个现代资源能源开发小国。当时我国的煤炭产量为0.43亿吨，占世界比重只有3%，居第9位；粗钢产量只有68万吨，占0.36%，居第26位；原油产量为20万吨，占世界比重为0.04%；发电量占世界比重只有0.48%，居第25位。从总产量比较，中国与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水平的差距至少在100年以上。当时的中国还不及印度，在13种主要工业品中，印度有8种均高于中国，钢与生铁产量也高出中国5～7倍。这正是新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现代资源开发的历史起点。

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根据中国资源国情的特点，明确提出建立比较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工业化目标。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中国的优点概括为：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过他指出，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他讲到，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1956年刘少奇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根据我国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条件，我们应当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对此，周恩来还在党的八大上解释，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资源较富、需要很大的国家，仍然有必要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那种以为不必建立自己的完整的工业体系而专门靠国际援助的依赖思想，是错误的。这是针对苏联方面“国际分工论”的错误建议而提出的。

“一五”计划是十分成功的，使中国经济进入高速成长阶段，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高达9.2%，工业总产出（指工业总产值）增长率高达18.0%；但也是一个典型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选择了自然资源密集型的苏联式工业化道路，这与中国人均资源占有量十分低下的基本国情是不符的，但由于当时处于资源开发初期，这一矛盾还不十分突出。一旦做出了初始选择，就使得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长期锁定在资源密集型的粗放经济增长路径上，突出体现在资源能源消耗增长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即单位GDP资源能源消耗量上升。

“一五”时期是我国资源大开发、能源大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了156个“大项目”，其中作为重工业化“血液”的能源工业成为建设的第一重点（占33.3%），作为原材料的冶金工业居第四位（占12.8%）。这些大项目也成为后来中国的能源、资源、原材料的重要基地。与此同时，能源消耗增长率大大超过经济增长率，单位GDP能耗不断上升，1953—1957年上升了32.4%（见图3—2）。

“大跃进”时期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高指标，这也使得能源工业片面高速发展、粗放式发展，能源工业先高速增长，而后快速回落。1958年钢产量增长49.5%，生铁产量增长130.5%，发电量增长42.5%，煤炭产量增长106.1.，水泥产量增长35.6%。随后快速回落，19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率下降42%.1.62年又下降16.6%。从国际比较角度看，1950年，我国的钢铁产量世界占比很小，“大跃进”时期，迅速上升，达到5%，而后下降，煤炭产量占世界比重由1957年占世界5%，迅速上升到占世界21.3%，随后又回落到占世界10%。“大跃进”超高速增长的另一个后果是，各地大办小高炉、小土炼焦炉、小煤窑，经济发展方式异常粗放，1960年的单位GDP能耗比1957年增加了138%，达到了历史峰值。

随后，中国对“大跃进”造成的工业建设混乱局面进行了调整，这一经济调整与控制实际上到1967年才结束，大幅度缩减了基建规模，1961—1967年基本建设投资年均为135亿元，相当于1959年、1960年的1/3左右，同时也开始重新强调中央计划的控制，上收了投资、生产、物资调配的权力，这些措施使得资源、能源浪费的现象得到了遏制，单位GDP能耗第一次出现了下降，与1960年的峰值相比，1967年的单位GDP能耗下降了44.5%。

1966—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的能源、资源生产尽管受到来自政治运动、政治斗争的多次冲击，但是仍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按照“三线建设”的要求，工业布局有所调整，这一方面降低了资源、能源长距离调运的成本，与此同时由于工业建设要求按照“靠山、分散、进洞”布局，大办五小工业，以及1977年出现了“洋跃进”，这造成了能源、资源生产效率相对低下，与1967年相比，单位GDP能耗又重新上升了51.4%。

总之，1949—1977年这一时期是中国资源能源工业快速发展的时期，从一穷二白到基本自给，从世界资源小国到世界重要的资源生产大国，中国主要资源型工业产品产量在世界的位次大幅度提高，其占世界总量比重不断上升（见表3—5）。一方面能源、资源工业的发展是中国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另一方面也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成为世界工业品第一大国奠定了历史的起点。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中国总体上走了一条资源密集、能源密集的粗放型工业化道路。突出表现为：一是资源型工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1952年为24.6%，1957年上升到31.5%，1960年更猛升至37.5%.1.8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39.2%；二是能源、资源消耗强度不断上升，单位GDP能源消耗量从1953年的6.89吨提高至1977年的18.27吨，增长了165%，能源消耗强度年平均增长率为4.1.，这反映了工业化初期所经历的能源密集化上升过程，即典型的能源粗放型增长模式。从多种原因来看，首先是中国重工业化导致能源消耗强度大；其次工业技术水平特别是节能技术、装备、水平十分落后；第三，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第四，能源价格过低，扭曲价格信号，造成效率低下；最后，高度的自给自足，没有充分利用世界能源、开拓世界市场，从而加剧了我国资源、能源紧缺的矛盾。

3.4 资源集约高效利用

1978年之后，中国经历了从能源密集化上升转向能源密集化下降的过程。一方面中国领导人特别是邓小平意识到中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优势，另一方面也开始反思粗放型的、重工业主导型的工业化道路，提出经济建设要“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

这一时期，中国的资源能源开始逐步实现集约利用、高效利用。主要原因是开始调整资源能源价格，引入竞争机制和市场机制，国内价格不断与国际市场价格趋同，大大地提高了资源能源效率。

“六五”计划第一次提出了降低工业能耗的指标，要求单位工业产值能耗下降12.3%～16.3%，实际上单位GDP能耗下降了23.5%; “七五”计划提出要走“内涵型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路子”，要求单位GDP能耗下降11.6%，实际下降了11.9%; “八五”计划提出坚持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把节约放在突出位置，要求五年内，全国共节约和少用能源1亿吨标准煤，单位GDP能耗下降8.6%，实际下降了25.5%。这一时期，中国重点调整了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有所下降，由1978年的44.4%下降至1989年的38.3%;1978年之后，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不断下降，导致了能源消耗强度下降。1978年之后，国家先后调整了能源价格，这对抑制能源需求量起了很大的作用；积极引进节能技术，推广和扩散节能技术，也进一步促进了能源消耗强度下降。

进入90年代，主要资源能源价格基本放开，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国家领导人更进一步认识到：“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要实行“资源开发和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1996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为“九五”期间的一项基本任务，要求能源消耗强度下降的幅度达到22.7%。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产业结构调整，增长模式发生转变，从高资本投入、高增长转向资本投入相对下降、高增长，从高能耗、高污染排放、高增长逐渐转向低能耗、少污染、高增长，经济增长率为8.63%，但能源消费增长率只有1.1.%，能源消费需求增长弹性系数为0.1.7，能源消耗强度下降了26.7%，由于煤炭消费量大幅度下降，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随之下降，2000年比其高峰年份（1996年）约下降了17.1.，仅相当于1993年的排放水平。首次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重大转变。

从国际比较看，1965年中国的单位GDP能耗（PPP,1990年国际美元价格）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84倍，到1980年降到1.6倍，随后快速下降，到2000年，我国的单位GDP能耗已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还明显高于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及地区的平均水平。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消费结构升级，中国的经济增长进入新一轮的重工化、资源密集化的增长期，各类资源能源消费超高速增长，2001—2008年各类资源能源消费增速都比“九五”时期大大加速，资源消费总量的增长率由“九五”时期的1.40%提高到11.5%，经济增长率由8.6%提高至10.6%，资源消费弹性系数从0.1.提高至1.08（见表3—6），这也表明，只要经济增长率超过10%，各类资源消费量就会大幅度增长，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高，生态代价高。

遏制资源消费的快速增长，需要国家对经济增长模式进行主动性、约束性调整。例如“十五”计划是改革以来唯一没有制定单位GDP能耗下降指标的五年计划，单位GDP能耗在多年持续下降后出现了小幅反弹；“十一五”规划再次将“单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列为国家主要发展指标，首次界定为约束性指标，实际结果是降低了19.1.。除了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强度之外，提出了提高资源产出率的要求（见专栏3—2）。根据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提供的数据，2008年比1978年资源产出率增加了180.3%，但是在2002—2004年期间，出现了下降趋势，此后又开始上升。

从能源消耗强度变化的历史数据来看，中国也确实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能源消耗的道路。世界的能源消耗强度变迁确实是呈现倒U字形，但是不同国家走了不同的模式，美国总体上是一个黑猫模式，美国在1920年左右单位GDP能源消耗达到峰值，当时美国已经进入成熟工业化阶段，人均GDP（PPP）达到5500美元，非农产业比重达到了78%。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是典型的黑猫模式，单位GDP迅速上升，大大超过美国峰值的水平；而改革开放之后，又成为典型的绿猫模式，中国在1977年单位GDP能耗达到峰值，当时中国正处于新兴工业化阶段，人均GDP（PPP）仅894美元，非农产业比重为70.5%，随后迅速下降，大体到2025年会与美国出现趋同，中国只用了50年时间就完成了从能源的粗放利用到集约利用的转变，而美国则用了100年时间。与美国不同，中国的这一转变过程也表明，国家之手，既有可能成为资源掠夺之手，也有可能成为资源保护之手，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善用国家之手，如何补充市场之手，而不是替代它。

3.5 充分利用两种资源

中国国内资源相对紧缺，中国利用世界资源是必然趋势。根据中国基本资源国情，当中国进入21世纪时，人口增长与资源消耗、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的矛盾将愈加尖锐。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在更大范围内获取更多的国际资源。我们必须有效地开发和进口国际资源，特别是中国长期紧缺的农业、能源、矿产三大资源；我们必须有效地生产和出口丰裕资源密集型产品，“以资源换资源”；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以劳动换资源，以出口促进口”；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方向是贸易自由化，大幅度降低名义关税税率，取消各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主动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

2000年，江泽民明确提出必须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必须加大利用国外资源的工作力度。中国是世界资源大国之一，也曾属于资源净出口国，从1995年之后，中国从资源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初级产品净进口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到2008年达到6.57%，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降至4.89%，随后又重新提高，2012年为6.49%（见表3—7），未来中国资源净进口能力还将不断上升，到2015年净进口额占GDP比重有可能达到10%左右。中国通过购买全球资源，缓解了本国资源的瓶颈约束，支撑了中国经济保持接近10%的高增长；同时也拉动了资源输出国的经济增长。

过度依赖外部资源，也加大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容易受到外部冲击的影响。中国1993年由石油净出口转变为净进口以来，对外依存度不断上升，2007年已经超过了50%，2011年中国国内生产原油2.04亿吨，进口原油2.54亿吨，进口成品油4060万吨。今后这一比例还将上升，根据IEA（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能源对外依存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大约2/3的原油，1/5的天然气要依赖进口；到2030年有80%以上的原油、50%以上的天然气要依赖进口。由于国际初级产品供给不确定性增加，价格动荡幅度增大，如何保障能源、资源安全成为突出挑战，这也使得中国对重要的资源进行国家战略储备，以确保经济安全。

中国已经成为资源消耗“超级大国”，成为全球资源的超级买家，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资源消耗的外部效应。从中国主要指标占世界总量的比重看，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钢消费国、煤炭消费国和能源生产国，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发电量生产国。中国不仅成为世界上原煤生产最大国，也是世界上原煤消费最大国，2009年中国原煤生产、原煤消费已经分别占世界总量比重的45.6%和46.9%，到2012年原煤消费已经占世界一半以上，达到了50.2%（见表3—8）。中国资源消耗的过快增长，也引起了全球市场的恐慌，也为中国威胁论，创造了新的资源威胁论的借口。

3.6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工业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紧缺；严峻的资源形势迫使中国不应遵循传统发展模式赶超发达国家，也不应沿着传统发展战略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而应当根据中国国情，探索一条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的生产力发展方式。1991年，我就认为：“中国要逐步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把经济发展逐步转到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节约资源、降低消耗的轨道上来。这既是当务之急的有力措施，又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这包括建立以节地、节水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农业体系，建立以节材、节能为中心的资源节约型工业体系，建立以节约运输力为中心的节约型交通体系，建立以节约资本和节约资源为中心的科学技术体系，建立以适度消费勤俭节约为方式的生活体系。

1999年江泽民同志指出：“要积极推进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向集约转变，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新路子”。2004年胡锦涛同志更明确提出了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要在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培育人人节约资源的社会风尚。要在资源开采、加工、运输、消费等环节建立全过程和全面节约的管理制度，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和资源节约型社会，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和消费方式，依靠科技进步推进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坚决遏制浪费资源、破坏资源的现象，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

2020年中国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主要要实现以下几个关键的约束性指标：一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单位GDP能耗在“十一五”下降19.06%的基础上继续下降30%，达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二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资源产出率提高3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10个百分点，由现在的68.4%提高到78%；三是耕地红线不能突破，保有量仍要大于18亿亩；四是建设节水型社会，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在“十一五”期间下降43%的基础上进一步下降5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6。

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具体内容：

一是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不断提高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发展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经济效益好的绿色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严格限制几大高耗能产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避免中国工业继续锁定在资源密集、能源密集、碳排放密集的产业上。

二是优先节约强化管理。落实优先节约战略，全面实行资源利用总量控制、供需双向调节、差别化管理，大幅度提高能源资源利用效率，提升各类资源保障程度。以节水、节地、节能、节材为重点，形成资源节约型生产方式、交通方式和消费方式。

三是发展循环经济。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通过推进资源循环利用、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加强资源的综合利用，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物产生、消费等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四是完善战略资源储备。加大石油等战略性资源的储备，建立重要矿产资源储备体系，减少国际市场冲击的影响。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本质上是从传统工业化向新型工业化转变，从黑色发展模式向绿色发展模式转变，从高能耗、高增长转向相对低的能耗和高增长，从高污染排放、高增长转向相对低的污染排放、高增长，从密集型投入的高增长转向知识型投入的高增长。

3.7 小结：创新绿色现代化

中国既是资源总量大国，同时也是人均资源量小国。资源约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矛盾是中国发展面临的长期挑战，而且中国不具备西方国家通过大量消耗资源实现现代化的历史条件、自然条件和国情条件。

建国以来，中国实现了从现代资源小国到现代资源大国的转变，从资源工业品生产的落后国，成为世界第一资源生产和消费大国。改革以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粗放型利用到集约型利用的转变，能源消耗强度不断下降，资源产出率不断提高。开放以来，从利用一种资源到利用两种资源，从主要利用国内资源，到全球资源的最大买家之一；从主要依靠资源投入的工业化模式，转向主要依靠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术进步的工业化模式；从加强资源节约和管理，转向全面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扩大可再生资源和能源规模。

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的传统现代化模式可概括为“五高”：人均资源消耗高、人均污染高、人均排放高、人均消费高、生活质量高。这是不可持续的黑色发展之路。中国必须创新绿色现代化之路，要实现人均不可再生资源消耗低、人均污染排放量低、人均适度消费（理性消费、合理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生活质量高、人力资本水平高。到2030年之前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煤炭消耗、二氧化碳排放、水资源消耗的全面脱钩，步入生态资产不断增值、生态盈余不断扩大的人与自然和谐的绿色现代化道路。

【思考与讨论】

1．影响资源消耗的因素有哪些？

2．中国资源国情的优势与劣势是什么？

3．中国资源发展之路有哪些独特性？

4．如何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

5．中国如何创新绿色现代化？

【扩展阅读】

胡鞍钢．中国资源与经济发展//胡鞍钢．胡鞍钢集：中国走向二十一世纪的十大关系．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石玉林．开源与节约——中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潜力与对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

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何希吾，姚建华，等．中国资源态势与开发方略．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美]泰坦伯格．环境与自然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World Bank. Where Is the Wealth of Nations? . Washington:World Bank,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