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地理与发展

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对中国地理环境作了十分精辟的概括，他指出，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的领土和整个欧洲的面积差不多相等。在这个广大的领土之上，有广大的肥田沃地，给我们以衣食之源；有纵横全国的大小山脉，给我们生长了广大的森林，贮藏了丰富的矿产；有很多的江河湖泽，给我们以舟楫和灌溉之利；有很长的海岸线，给我们以交通海外各民族的方便。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之上。他还谈到了中国地理位置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影响。

地理特征是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人很早就关注地理问题，《周易·系辞》就有“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之语。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历史学教授戴维·兰德斯（David S. Landes）在其名著《国富国穷》中提出了气候理论，认为：“像生活一样，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进一步说，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难以消除的。从产值和人均收入来看，富国位于温带，特别是北半球的温带；穷国则位于热带和亚热带。”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它是一个疆域辽阔的大陆型国家，地处中纬度和大陆东岸，起伏多山的地形、活跃的地质结构运动、复杂的水温条件、大陆暖风气候，这些特征不仅直接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人口发展、农业发展和文明发展，也影响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开放后的发展与变化。

本章将围绕以下问题展开讨论：如何认识地理与发展的关系？为什么说世界进入了“重塑经济地理”的时代？有哪些经济学理论作为基础？中国地理版图是怎样变迁的？中国自然地理环境有什么特点？这些自然地理条件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中国经济地理历史变迁趋势是什么？今后中国如何根据不同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来建设美好的绿色家园？

2.1 地理与发展的关系

2.1.1 地理对发展的影响

自然地理环境是指地表所有自然地理要素，包括由气候、地貌、水文、土壤、植被、动物等组成的自然综合体。地理学研究并不局限于自然地理环境，它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经济地理。这里我们更关心地理因素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一国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不同的理论学派在地理对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始终没有定论或者共识。一种观点是“地理决定论”，它以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F. Ratzel）为代表，拉采尔深受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认为人是地理环境的产物，但同时认为由于有人类因素，环境控制是有限的，并把位置、空间和界限作为支配人类分布与迁移的三组地理因素。拉采尔认为“先进的文明只是在具有刺激性寒冷气候地区发展，住在热带的人们，由于单调酷热气候影响，将注定为贫困所笼罩”。这种理论很长时间成为欧美国家地理学的基石，对近代中国影响也很大，如梁启超先生就有相似的观点。这一观点把地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绝对化了，但是对它的批判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成为“地理虚无主义论”，即完全否定自然地理对人类生产、生活的影响。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将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概括为五个方面：第一，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前提之一。第二，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着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第三，地理条件还影响着一些国家的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第四，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第五，人类在利用地理条件中也不断改变着地理条件，并获得对于地理条件的新的认识。总之，马克思主义认为，地理条件是经济关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社会历史的决定性基础之一。马克思主义关于地理条件与社会发展关系的理论，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同于任何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自然主义历史观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地理基础这个古老的、同时又具有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这对于我们认识地理条件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关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那么，地理因素到底对人类社会发展有多大影响？是决定性的还是极其有限的？用经济学或发展经济学的观点看，地理因素对发展的作用和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或地区所处的经济发展类型（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业经济、知识经济）、发展阶段（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阶段）以及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电力基础设施、通信基础设施等）。人类对自然地理条件的调控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成本，如交通、通信、能源、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成本、维护成本、沉没成本等。

自然地理对人类生活、生产活动的影响是十分复杂的，也是多方面的。既有正面的影响，也有负面的影响；既有短期影响，也有长期影响，如气候异常或变化。对人类的生产活动会有不同的影响，对农业生产和对非农业生产活动的影响也大为不同，前者更多地依赖于自然条件，后者更多地依赖于非自然的人工条件（见表2—1）。

反过来，人类活动对自然地理也有很大的影响。地球是我们的家园，自然地理条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对大自然的漠视，将导致大自然更为可怕的报复。人类不恰当的开发活动引起生态环境退化，影响生态系统稳定，并进而影响全球气候系统稳定，最终加剧气候异常变化，加快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

自然地理从多个方面塑造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生产（农业生产与非农业生产）方式，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导致人口与经济活动的不均匀分布，适宜人类集中居住和进行生产活动的地区成为中心区，而不适宜的地区则成为边缘区（见图2—1）。

正是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性，一国的经济发展也并不是在所有地区同步，总会有少数地区率先发展，并成为增长极或发展中心。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中谈道：“沿着海岸，沿着可通行的河流，各类工业自然而然地细化和改进自己，常常在很长的时间之后，这些改进才会向一国的内陆地区延伸。”根据世界银行估计，目前全世界1%的陆地面积就集中了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那么有哪些因素使一个地区成为经济增长极或经济中心区呢？从人类历史长河看，有以下几个基本趋势和主要地理特征：第一是集中于沿海地带。海洋是一个国家通向世界的窗口，海滨往往毗邻国际市场，海洋交通既具备强大的长距离运输能力，也具有较低的运输成本。第二是集中于水系地带。水是人类的生命之源，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早期人类逐水而居，形成聚落，现在大多数城市都是由沿河的人口聚集地发展而来的。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仅占中国国土总面积的1.4%，却承载着中国10%的总人口、38.6%的GDP、60%的出口额。第三是集中于气候宜人地带。温带和亚热带一般是经济人口密集地，气候温和，适宜人类居住。第四是集中于低海拔地区。绝大部分不超过海拔1000米，海拔越高，相应的人口分布和经济集中程度就越低。第五是集中于工业化先行区。现代经济繁荣地带兴起于工业革命之后，一方面具有前四类集中区的部分特征，另一方面随着能源、矿产资源富集区的开发和利用形成现代工业生产集中区。

到了现代，人口越来越多地向大都会区、城市集聚。例如2010年美国大都会区（指人口在5万以上、城市为中心的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3.7%，都会区的人口占10%，其他地区的人口不足10%。就城市而言，美国一半人口居住在人口超过1万人的城市中。表现为城市化与（城市）郊区化并存。

直到19世纪下半叶，随着现代要素的引入，中国经济地理才开始发生变化。当英国发动工业革命200年之后，中国才大规模发动工业化、城镇化，兴建现代交通、通信、能源基础设施，中国经济地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迁，形成了上百个不同规模的新式工业化集中区。

2.1.2 如何重塑经济地理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浓缩和总结了过去一代人的政策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新的经济地理分析框架，作为了解并重塑经济地理的基本理论。它提出了经济地理的三个特征：密度、距离和分割。密度指每单位土地的经济总量；距离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穿越空间的难易程度；分割指国家之间、地区之间商品、资本、人员和知识流动的限制因素。原因层面分析了经济地理变迁的动力，聚集、迁移、专业化和贸易等市场力量；在前面分析的基础上形成关于城市化、一国国内落后地区以及区域一体化和全球化等三方面政策启示。

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所构成的分析框架很好地揭示了世界经济地理发展的一般规律和主要特点，但是它们都是针对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很少针对某一具体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三个新理论基本上还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很少考虑到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自然条件约束”。在实际的政策制定中，人们不仅要考虑到生产要素集中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还要求不同地区根据自然地理特点、资源承载力、生态环境容量重新来进行空间布局。我们称之为新自然经济学，需要考虑自然要素的经济地理分析框架等（见表2—2、专栏2—1）。因为环境因素变化可以带来区位优势的变化，如在海平面上升的大背景下沿海地区可能会受到严重的威胁，丧失它的区位优势。在重塑中国经济地理、建设可持续的美好的绿色家园时，我们不仅要发挥市场机制这一“看不见的手”在塑造经济地理中促进要素流动、优化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还要发挥政府干预这一“看得见的手”监管市场、保护环境的引导性作用，“两手都要硬，两手同时发挥作用”。

这一分析框架包括四个方面理论的创新和综合，即新经济地理学、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新自然经济学（见专栏2—1）。

什么是经济一体化？为什么需要经济一体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丁伯根（Jan Tinbergen）于1950年首次提出经济一体化（economic integration）这一概念，他认为经济一体化就是将有关阻碍经济最有效运行的人为因素加以消除，通过相互协调和统一，创造最适宜的国际经济结构。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就在于能够提高生产率，充分发挥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充分利用经济规模。

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过程，它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实现的，存在多种形式，也需要经历若干阶段：优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货币同盟、消费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与货币同盟、经济同盟与财政同盟等等，并没有什么统一的或唯一的标准，只是经济一体化的程度有所不同。根据不同的范围，经济一体化可以分为：一是一国内部各地区一体化，各类要素自由流动，不存在任何贸易壁垒。地区经济一体化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融合剂和加速器。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十分辽阔、人口极其众多、各地差异性甚大的国家就如同一个“世界”，三十几个省级地区（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消除它们之间的人为障碍因素，促进内部经济一体化，从而形成巨大的内需市场，也扩大了一个地区的发展空间。

二是一国与周边国家一体化，通过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和经济联盟等各种一体化形式，实现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人才与信息的跨地区流动的规模与形式的不断增加，通过地区之间的分工和协作，使利益攸关方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动态过程。其中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zone）就是最好的制度安排，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建立协调机制，通过制定规划或缔结条约实施共同政策，取消相互之间的关税和与关税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措施，实现互惠互利，从而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

三是国际一体化，主要标志可以用定量指标来表示，包括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国际金融等占世界GDP的比重。

无论是国内地区一体化，还是区域一体化、国际一体化，都会对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产生重要影响，带来新的机遇。一体化既是经济发展大变迁，也是经济地理大变迁，我们称之为“中国大发现”，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经济贸易规模，它远远超过历史上的“地理大发现”。

2.2 中国自然地理与发展

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的特点是，疆域辽阔，地处中纬度和大陆东岸，地形起伏多山，地质结构运动活跃，大陆季风气候，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巨大。反过来，中国这样的自然地理环境又直接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人口发展、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我们惊异地发现，正是在这种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下，中国在几千年前不仅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业国家，也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国家。

从中国的位置来看，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东南面对海洋，西北深入欧亚大陆，是一个海陆兼备的国家。把中国和美国做一对比，两个国家的自然地理有许多相似之处，如两国纬度相等，同在北回归线；两国大部分地区处于温带、亚热带；两国经度跨度差不多，国土面积差不多（中国为960万平方公里，美国为937万平方公里），具有较小的差异性。

2.2.1 幅员辽阔的大陆型国家

中国自然地理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地域广大、幅员辽阔、相对封闭。中国陆地面积96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世界总量比重的7.1%。东起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西至帕米尔高原，东西距离大约为5200公里（时差4小时）；北起漠河以北的黑龙江主航道中心线（北纬53°31′），南至曾母暗沙（4°15′），南北距离大约5500公里，太阳直射角相差30度以上。除了陆地之外，我国还有宽阔的海域、漫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岛屿，和陆地面积加在一起，组成了我国辽阔疆域的全貌。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疆域不断发生变化。中国的版图由最早的两个核心区所组成：第一个是西部核心区，关中地区；第二个是东部地区，河洛地区。由此逐渐扩展到东中原地区和西中原地区，进而扩展到南方地区，东北地区，新疆、青藏、外长城等地区。

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是秦朝，其疆域只是现今中国的一小部分：北到长城，南到南海，西到陇西和西藏东部的边缘，大约300万平方公里，这曾是中国疆土的精华或“中国本部”，它承载着中国大部分的人口和资源。

西汉的疆域相对于秦代有所扩大，它首次将西域纳入中国版图，仅次于罗马帝国版图（约518万平方公里），但中国总人口接近6000万，与罗马帝国总人口接近（6000万）。西汉之后历经大分裂时期，即使中国被隋统一，西域也未纳入版图。到了唐代，其疆域超过西汉，广大北部的戈壁、草原，包括漠北被纳入中国的版图。到了宋代，中国的疆土缩小，重新回到“中国本部”。北宋被辽灭亡之后疆域向南进一步缩小。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土空前的帝国，也是人类有史以来疆土最广大的帝国，它的疆土横跨欧亚大陆，且第一次把西藏纳入中国的版图，广大的北部则包括西伯利亚。明朝，中国的版图再一次大幅度地缩小，失去西域的北部，疆域面积为353万平方公里。清朝的疆域版图再次扩大并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奠定了现代中国疆域的基础，形状像一片海棠叶，其面积多达1300万平方公里。

从那时起，中国和美国的国土面积就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趋势，美国在1803年时，国土面积为230多万平方公里，但是到1867年购买阿拉斯加之后，短短几十年间，美国领土由230多万平方公里迅速增加到930多万平方公里。而中国与此相反，国土面积不断缩小，从清中期之后，特别是19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皇俄国先后占领东北10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中国领土，在中国西部割占44万平方公里。到近代，中国的版图不断缩小且不断变化，从一片海棠叶变成一只雄鸡，缩小为960万平方公里。目前，中国是世界第三大国，排在俄罗斯（1709.8万平方公里）、加拿大（998.5万平方公里）之后。此外我国海域辽阔，跨越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大陆海岸线长达1.8万多公里。海洋资源种类繁多，海洋生物、石油天然气、固体矿产、可再生能源等资源丰富，开发潜力大，从而形成中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海岸”，也是中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的重要资源。

中国陆上疆界长2万多公里，与我国相邻的国家有14个：东邻朝鲜，北邻俄罗斯、蒙古国，西邻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南邻老挝、缅甸、越南；此外同我国隔海相望的邻国有6个：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度尼西亚。

中国的东部和东南部是一望无际的太平洋，西北部是广大的沙漠和大荒漠，西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青藏高原，北部是西伯利亚高原和蒙古高原，南部是云贵高原和更加不利于交通的山地丛林。大海、沙漠、高原、高山把中国相对封闭起来。中华文明在这样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之中自发成长，形成独特文化范式，与外界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很少发生相互渗透。

中国辽阔的国土和漫长的陆地边界，不但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也成为决定新中国经济、政治的基本变量，它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纵深空间，也更具多样性、复杂性。一方面，中国具有国土大国优势，因“地大”而“物博”，不仅资源种类多，比较齐全，而且物产丰盛。在开始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前，毛泽东等领导人就看到这一国土的大国优势，确立了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工业化初期目标，为后来的中国改革开放奠定了最重要的工业化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的确存在着“大有大的难处”的大国劣势，特别是中国内部的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性甚大，各地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性突出，也使得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地区与地区之间关系远比小国复杂得多。

2.2.2 地形、地势复杂

中国地势西高东低，呈梯级分布，东西高差悬殊，为世界其他国家所罕见。中国地势自西而东层层下降，形成了地形上的三大台阶。第一大台阶是青藏高原，共257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比重为26.8%，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第二大台阶是广大中部地区，北起大兴安岭，太行山，经巫山至雪峰山一线以西，大致为海拔1000米到3000米的高原和盆地，这包括三大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两大盆地（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这是中国的生态脆弱带，具有非常大的坡度，与美国中部大面积的平原大不相同。从西北部和中北部看，主要是干旱地区和半干旱地区，适于放牧，而不是农业种植，只有在新疆的若干绿洲可以开展粮食种植。尽管新疆绿洲面积由1950年的4万平方公里扩大到2005年的7.07万平方公里，但绿洲面积占整个新疆总面积（166万平方公里）的比例很小，只有4.2%。第二大台阶，与著名的胡焕庸线有接近之处，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多山、多河（川）的国家。上述线以东，是我国地势最低一级台阶，即第三大台阶，多数是海拔500米以下的平原与丘陵，这涵盖了东南主要人口地区，包括两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两大丘陵地带（江南丘陵、东南沿海丘陵）。这实际上也是中国国土的精华部分。三大台阶不但影响着我国水流走向、水汽输送，使我国成为水能丰富的国家，同样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造成直接影响。

三大台阶影响着中国的人口分布。胡焕庸先生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了中国的人口分布线，即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线是从黑龙江瑷珲向西南做一直线到云南腾冲，将全国分为东南部与西北部，东南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36%，人口占96%；而西北部面积占全国的64%，人口占4%。后来，他根据1982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将全国30个省（区、市），归并为八大区，其中蒙新区和青藏区的面积占全国一半左右，但它们的人口只占全国的3.7%。这两个大区以外的26个省区面积占全国的一半左右，人口却占了全国的96.3%。这表明经过几十年的变化，胡焕庸线的人口分布并没有明显改变。

胡焕庸首次根据中国地形图、雨量分布图与人口分布图做比较，发现三者之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根据胡焕庸先生的分析结论，中国人口分布具有六多六少的特点：东部多，西部少；平原盆地多，山地高原地区少；农业地区多，林木地区少；从气候的条件来看，温带、暖湿带或湿润地区多，干旱、寒冷地区少；开发历史悠久的地区多，开发较迟的地区少；沿江、沿海和铁路沿线多，交通不便的地区少。胡焕庸先生的总结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人口与地理之间的关系非常有意义。

中国的地理特点从根本上影响着几千年来经济史的形成和人口居住方式。黄育川认为，以国际标准来看，虽然中国地域辽阔，但是中国20%的国土面积上承载了全国80%的人口。这20%的国土包括富饶的平原地区、主要河流沿岸和沿海的城市区。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份，这里面积广大的山区和沙漠并不适宜商业活动，是少数民族的主要聚居区。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份，人口多集中在河流流域，是中国主要的农业产业区（包括东北省份）。

三大台阶对我国的贫困人口分布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将国家和省级贫困县的分布与胡焕庸线相对照，可以看到贫困县大部分分布在第一大台阶和第二大台阶的边缘地带和过渡地带。中国的贫困人口在第二个台阶的分布主要是两个地区，一个是安徽、河南，另一个是北京附近的河北省。第二个台阶大部分海拔是从1000米到3000米，坡度很陡，容易形成大规模的水土流失，生态十分脆弱。随着人口增长，耕地扩大，水土流失加剧，进一步加剧了贫困，这和自然地理有很密切的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高山面积比重超过任何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山地面积占我国国土面积的33.3%，高原占26.0%，丘陵占9.9%，三者合计占69.2%；而盆地占18.8%，平原占12.0%，合计占30.8%（见表2—3）。这一地形地势特点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耕地面积的扩展，即使开垦耕地几千年，直到2011年耕地面积达到1.217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比重只有12.80%。美国国土面积与中国大致相当，但是耕地面积达到2亿公顷，是世界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为20.7%。印度的平原占国土面积的比重为53.7%，尽管印度国土面积（为297万平方公里）不足中国的1/3，但大部分都可以作为耕地。尽管中国可利用的国土面积有限，却没有完全限制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2011年美国粮食总产量为3.8亿吨，中国达到了5.7亿吨，相当于美国的1.50倍，而美国的耕地面积相当于中国的1.64倍。

从我国国土面积中海拔高度的分布角度来看（见表2—4），500米以下的国土面积占我国国土总面积的1/4，这是中国主要的经济发展地带和人口密集地区。事实上，全世界的人口，绝大部分都生活在海拔1000米以下的区域，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91.8%，其中在海拔200米以下地区人口的比重为56.2%，海拔200～1000米地区人口的比重为35.6%。而中国海拔高于1000米以上的国土面积占了57.9%，还居住着大量人口。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感慨一样，在黄土高坡这样荒芜的地带，居然也有人类活动的踪迹，这在美国是难以想象的。这就是中国，中国人能够在最恶劣的条件下生活。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海拔高于3000米的国土面积占我们国土总面积的25.9%，所以说中国不仅是多山国家，而且还是高山国家。由于山地海拔高度大，成为扩展农业用地面积的巨大障碍。在中国修建交通运输的基础设施，其成本要远远高于其他国家，我们把它称为“发展成本”。

除了“黄色国土”之外，我国还有300万平方公里的“蓝色国土”。海洋是潜力巨大的资源宝库，也是支撑未来发展的战略空间。为此国家决定实施大力发展海洋经济战略，发布了《全国海洋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2012年9月）。2010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近4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沿海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分别为9.9%和16.1.，涉海就业人员3350万人。海洋经济已经成为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有力引擎。

2.2.3 气候条件多样

从气候上来说，温带最适合人类的生存居住和发展。中国的温带地区占了国土面积的45.6%。另外，中国有独特的季风气候（亚热带季风气候的面积占26.1.），温度水分条件适宜，出现世界上少见的一季多熟现象，使得其具备发展农业的优越条件。由于气候和土地的作用，中国出现了不同的气候带：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青藏高寒区。从南而北，全国（青藏高原除外）分为5个温度带，具有各不相同的无霜期、积温等，也形成了各不相同的耕作制度（见表2—5）。

我们的祖先是最早了解并利用中国的气候条件和气候资源的，他们创造的24节气的中国农历，又可分为四类：一是表示寒来暑往变化的：立春、春分、立夏、夏至、立秋、秋分、立冬、冬至；二是象征气候变化的：小暑、大暑、处暑、小寒、大寒；三是反映降水量的：雨水、谷雨、白露、霜降、小雪、大雪；四是反映物候现象或农事活动的：惊蛰、清明、小满、芒种。这反映了我国农事活动和物候现象基本符合，也反映了“尊重自然、顺其自然、利用自然”的精髓。

由于进行设施农业建设，推广设施农业技术，利用人工建造各种温室大棚，使得传统农业逐步摆脱自然气候的制约，走向农业工厂化，实现新的耕作技术，农产品反季节上市，开启新型农业革命。

我国受地形地貌和季风环流影响，既有热带、亚热带和温带季风气候，也有温带大陆性、高原山地和海洋性气候。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水热条件空间分异明显。青藏高原为高寒气候，热量不足；青藏高原以东地区为大陆性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青藏高原以北地区为干旱气候，降雨稀少。

我国干湿状况为，离海洋越近，湿度越大。秦岭挡住南来的暖湿气流和北来的干冷气流，成为南北气候分界线。大兴安岭、太行山一线，大致与400mm等雨量线相吻合，成为干湿区域的界线。半干旱地区干燥度在1.5～4之间，占全国面积的21.7%；干旱地区干燥度在4以上，占全国面积的30.8%。这与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紧密相关。中国降水量偏少，干旱、半干旱和半湿润地区占国土总面积的68%（见表2—6），这从“先天条件”上看，极大地限制和影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也使得这些地区受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2.2.4 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和脆弱性

我国的生态环境具有多样性，生物物种众多，植被类型丰富，有森林、灌丛、草原、草甸、荒漠和草本沼泽等。森林覆盖率较低，主要分布在南方和东北地区，草原主要分布在北方和青藏高原地区。全国有2349个自然保护区，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重达到15%。生态功能区类型多样，包括森林生态功能区、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荒漠生态功能区；这些生态功能区发挥着多样的生态功能，包括涵养水源、防风固沙、防治水土流失、保持生物多样性等。

我国生态脆弱区域面积广大，脆弱因素复杂。中度以上生态脆弱区域占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55%，其中极度脆弱区域占9.7%，重度脆弱区域占19.8%，中度脆弱区域占25.5%。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开发只能在适宜开发的有限区域集中展开。生态损害严重，生态系统功能退化。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一些地区不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肆意开发，导致部分地区森林破坏，湿地萎缩，河湖干涸，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和草原退化，近岸海域生态系统恶化，气象灾害、地质灾害和海洋灾害频发。

我国的耕地减少过多，全国耕地面积从1996年的19.51亿亩减少到2008年的18.26亿亩，人均耕地由1.59亩减少到1.37亩，为此中国政府明确保持18亿亩基本耕地的“红线”。

2.2.5 地理资源分布不均衡

从不同地区的角度来看，直辖市大部分都在沿海地区，只有重庆处于内陆地区，其可耕地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36%，沿海地区的可耕地比例是29%，东北地区是21%，西北地区只有8%，而新疆大体只有2%。在分析地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时，距海岸距离是一个重要变量。一个地区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出口相关的，而出口与本地区到海岸线主要港口的线路相关。距海岸距离解释了为什么一个地区发展快，而其他地区发展慢。另外，还需考虑坡度面积对经济的影响，大于10度以上的高坡地带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这是西南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主要原因。

从国际比较看，世界大国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国土面积大、海岸线和陆地边界线长。世界各大国的基本指标明显优于其他国家（见表2—7），它们也都是20国集团（G20）成员。中国是世界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国的国土面积小于俄罗斯和加拿大，与美国大体相当。

中国高原、寒漠、戈壁、沙化面积占国土面积一半以上，都大于欧美大陆，其严寒、酷暑、雨涝、干旱也严酷于欧美大陆。中国仍保持了胡焕庸线所描述的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的基本格局，这两个半壁的自然地理条件相差甚大。海岸线长短一般被认为是发展国际贸易的重要地理因素，中国是一面靠海，拥有一条海岸线（1.80万公里），在七大国中居第五位。美国是两面靠海，拥有东西两条黄金海岸线（1.99万公里），人口分布、经济分布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岸，中部相对较少，在发展航海运输业及国际贸易方面比中国一面靠海更具有优势。欧洲是三面靠海，具有三面黄金海岸线，达到了6.6万公里，在发展航海运输业及国际贸易方面优势最为明显。中国更具有内陆性大陆特征，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距离沿海港口地区距离长，运输时间多，交通成本高，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时具有众多的不利条件。从人口密度来看，中国人口密度是美国的4.34倍，是欧洲的1.226倍。如果扣掉中国2/3的无法利用的沙漠、荒漠、高原等“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仅从东南半壁人口密度来看，会大大高于欧洲。

2.3 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白寿彝先生等认为，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而地理条件的复杂性是主要原因之一。在久远的年代，黄河流域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西汉和西汉以前，黄河和长江两大水系所流经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很不平衡，即北方优于南方的趋势异常明显。后来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超过了黄河流域的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经济地理变迁很缓慢，随着人口迁移和土地开垦，经济地理中心逐步转移，秦以前的经济中心集中在黄河流域，北方的地理条件以及水文情况有利于发展以小麦及谷子为主要作物的农作物。8—13世纪，中国经济地理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其重心转移到了南方，到13世纪末，3/4的人口定居在长江以南的地区，以耕种水稻为生。在唐明清时代珠江三角洲、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人口大量增加，清代基本形成现今的人口分布格局。

到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又逐渐形成了三大经济地带，一是日本占领区的东北地区经济，现代交通基础设施比较发达，重工业比较发达；二是沿海地区及武汉、重庆等少数内地沿江地区，建立了现代交通和通信设施，轻工业比较发达，对外贸易比较集中；三是广大的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集聚地区，几乎没有近代工业和交通设施，十分闭塞。建国初期，从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看，中国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大的国家。

建国之后，三大经济地带开始高度统一、高度整合、高度融合和一体化。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分析了两大经济地带的不平衡性：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格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毛泽东时代确实是中国生产力在地理空间上进行前所未有的重新配置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投资政策明显倾向于边远和落后地区。比较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大量外流，而不发达地区获得了巨额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60年代和70年代大规模建设大三线。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基本上实行的是地区均衡发展战略，利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调整地区的不平衡，这是第一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但是从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看，从1952年到1978年是持续上升的，也因为“大跃进”而“大落大起”，主要是因为城乡差距（包括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等）的扩大而扩大。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地区不平衡发展的思想。他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这一发展思路是对平衡地区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使中国经济发展更适应于中国经济地理分布，因而发生了一场重塑经济地理的革命。世界银行称赞邓小平：这位中国复兴和经济发展公认的设计师，坚决主张中国对世界开放。他也主张以中国沿海地区的协调发展作为连接这些国际市场的初步基础。一切成功发展着的经验均对邓小平的远见予以证明和支持。这是第二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版图，同时也融入和连接了世界经济地理的版图，充分利用了市场机制和经济全球化机遇，使得沿海地区发展迅速，明显地超过内陆地区。从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看，1978—1990年呈现下降趋势，从0.90下降至0.60，这是第一次经济趋同，之后开始上升并在2004年达到最高峰（0.71），这是经济趋异过程；之后第二次下降，出现了经济趋同趋势。

1995年江泽民提出三大经济地带：东部、中部和西部。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看，东部经济发达，中部其次，西部较落后。从发展速度看，东部高于中部和西部。中国政府首次提出“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新方针。1999年中国政府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又提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2005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从而形成四大经济地带及战略：沿海、东北、中部、西部。这是第三次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形成了新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从各地区人均GDP差异系数看，从2004年以来不断下降，到2010年降至0.56。

2.3.1 集聚经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地理的变迁符合地理特点和经济优势。伴随着经济结构的变迁，中国的经济活动也向现代经济部门聚集的中心城市集中，向靠近发达经济体和世界市场的地带集中，呈现沿海化和城市化两大基本特征，根本改变了中国发展的形态和地理空间分布。

首先是人口与经济活动向沿海地区集中。东部10省市人口1952年占全国的比重为34.3%，1978年为33.8%，2010年达到了38.0%。GDP在1952年占全国总量的37.8%，1978年上升到41.8%，2007年进一步上升到55.2%，2010年下降至53.1.。这就意味着东部地区人均GDP相对全国平均水平不断上升，由1952年的1.1.倍上升为1978年的1.24倍，到2007年还上升为1.54倍，2010年又下降至1.40倍。这就需要东部地区进一步集聚人口，吸引更多劳动力。

其次是人口与经济活动向城镇集中。全国城镇人口由1949年的7000多万人增加至1978年的1.7亿人，到2010年又增加至6.7亿人，城镇人口比重由1949年的10.6%提高至1978年的17.9%，到2010年已达到49.7%。

与这两个集聚倾向相关联的是出现大城市群化，即以特大城市为核心，依托发达的交通条件，云集不同类型、等级和人口规模的城市经济联合体或集群。大城市群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撑力量，在沿海地区形成了世界级的三大城市群，即珠海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京津冀城市群，它们的人口占全国的15.3%，经济规模已经占全国的38.6%，贸易规模占全国的70%～80%（见专栏2—2和表2—8），已经超过了世界五大城市群（以纽约为中心的城市群、以芝加哥为中心的城市群、以东京为中心的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城市群），与此同时，在中、西部的几个城市群也正在崛起，如辽中南城市群、山东半岛城市群、中原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城市群、关中—天水城市群等。到2020年这些城市群的经济总量将占到全国GDP总量的70%左右。

2.3.2 要素流动

每年春节期间中国都会发生一次蔚为壮观的人潮地理大流动，是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2009年春运运送旅客总量有23.2亿人次，2013年达到了34亿人次，相当于总人口的2.50倍，相当于2009年的1.4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0.0%。这说明交通基础设施越发展，人口流动性就越大。

这是中国巨大的社会转型过程所出现的超大规模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如信用卡交易情况）、信息流的一个缩影（见表2—9）。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世界最大规模的人流，一是客运量大幅度增长，由1978年的25.4亿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379亿人次；二是国内旅游人次高增长；三是入境过夜旅游者人数持续增长，由1980年居世界18位上升为世界第4位；四是从乡村到城市、从落后到发达地区的人口迁移。与此同时，贸易流、物资流也迅速增加，货运量由1978年的24.9亿吨增加到2012年的412亿吨。信息流更是爆炸式地增长，到2012年底中国互联网用户达到5.64亿，中国成为世界网民第一大国，.CN域名也成为全球第一大国家顶级域名。同时中国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投资吸引国之一，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额达到1117亿美元，累计额超过1万亿美元，为12761亿美元。

对农民进城限制由“红灯”变为“黄灯”，到大开“绿灯”，户籍政策的逐步松动，促进了超大规模的移民潮。1978年全国农民工不足10万人，到1990年为2650万人，2000年接近1亿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这种生产要素和人口的大规模、快速地流动，提高了经济密度，也缩短了落后地区人口与经济机会的距离，有效发挥经济密集区的规模效应，非密集区的人口也获得参与现代经济增长的机会。

中国发生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革命。首先铁路里程高速增长。根据美国CIA数据（2010年），2005年美国铁路营运里程为22.66万公里，俄罗斯为8.72万公里（2006年）。中国居世界第三位，为8.55万公里（2009年）；到2012年中国铁路营运里程达到9.76万公里，超过俄罗斯上升为世界第二位，居美国之后。其次是基本建成连接主要城市、覆盖3/4以上全国人口的现代化、信息化的世界最大规模的快速铁路网。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快速铁路的引领者，2010年，中国高速铁路营运里程为6920公里，居世界第一，到2012年高速铁路达到了9356公里，到2013年9月，随着向莆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约占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45%。第三，高速公路里程居第1位。2012年美国高速公路（express ways）为7.63万公里。2009年中国为6.51万公里，居世界第二位，到2012年达到9.62万公里，居世界第一位（见表2—10）。同时，中国还是世界港口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国。沿海规模以上港口货物吞吐量由1990年的48321万吨，提高到2009年的475481万吨，其中，上亿吨货物吞吐量沿海港口，2009年有15个，而2000年只有3个。

2.3.3 消除分割

中国虽然是单一制国家，但是经济上采用了地方分权模式，经济发展的责、权、利主要在地方，这使得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期面临着一个“块块专政”问题。层级过多的政府，进一步放大了区域分割问题。中国目前有省级行政区31个（未包括港澳台地区），地级区划333个，县级区划2859个，乡镇级区划4万个，村、居委会近70万个。这使得中国治理十分困难。各地方政府为了各自的利益，恶性竞争吸引外资，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基础设施重复建设、区域公共事务治理失灵。

减少分割就是要推进四个层面的一体化。首先是地区的一体化，打破行政疆界，推动形成若干有国际竞争力的城市群。其次是全国的一体化，形成一个无分割的市场体系，目前进行的取消二级公路收费站，推动省财政直管县，发展区域经济中心，都有助于减少分割。第三，积极推动、引导区域一体化，如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体化，与东亚地区形成区域生产和价值链网络。第四是积极参与全球一体化，消除全球贸易壁垒，进一步健全全球金融体系和公共治理体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商品、服务、生产要素、人才与信息的跨地区流动的规模与形式不断增加，通过地区之间分工和协作，在全国乃至世界市场范围内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从而使利益攸关方之间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动态过程。在此过程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或地区往往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建立协调机制，通过制定规划或缔结条约实施共同政策与措施互惠互利，从而达到共同利益最大化。

对于中国内部的省级行政区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有两个维度：其一是内部一体化，如城乡经济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其二是省级行政区之间的一体化，特别是与周边省市的一体化。

2.3.4 超载开发

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的这片国土是美丽富饶的，同时也是生态极度脆弱、资源分布不均衡、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土空间呈现多样性、不均衡性、脆弱性。其中干旱、半干旱地区占国土面积的53%，荒漠化土地分布广泛，如沙化土地占18%，存在大量的水土流失等生态脆弱地区。中国有2/3以上的国土是无法利用的山地和沙漠，适合开发的国土大约只占20%，绝大部分国土不适合做经济开发，尤其是不适合大规模、高强度的工业化开发。

与此同时，中国正进行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与工业化过程，有限的自然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承受了空前、持久、巨大的人口压力和发展压力，这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难以避免的重大挑战。

生态环境局部改善，总体恶化，森林覆盖率有所提高，但出现了最大规模的草原退化、沙漠化、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盐碱化、土地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更大规模地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拉大了长期以来的生态赤字，生态破坏趋势不断恶化。

直到90年代中期领导人才将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视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关系，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为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走浪费资源和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中国开始进入生态建设和自然恢复期。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五大任务之一，这意味着中国开始从生态赤字进入生态盈余的时代。

2.4 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家园

目前我国空间结构不合理，空间利用效率低。绿色生态空间减少过多，工矿建设占用空间偏多，开发区占地面积较多且过于分散。城市建设空间和工矿建设空间单位面积的产出较低，城市和建制镇建成区空间利用效率不高。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协调，公共服务和生活条件差距大。人口分布与经济布局失衡，劳动人口与赡养人口异地居住，城乡之间和不同区域之间的公共服务及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过大。

根据上述问题，原有的国土开发的思路和规划已不能和我国人口、经济、环境相协调。因此，中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这是我国国土空间开发的战略性、基础性和约束性规划。

主体功能区是指基于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等，将特定区域确定为特定主体功能定位类型的一定空间单位。这需要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按照上述原则，将我国国土空间分为以下主体功能区：按开发方式，分为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见专栏2—3）；按开发内容，分为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按层级，分为国家和省级两个层面。

各类主体功能区，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只是主体功能不同，开发方式不同，保护内容不同，发展首要任务不同，国家支持重点不同。对城市化地区主要支持其集聚人口和经济，对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支持其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支持其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

到2020年，基本形成主体功能区，其宗旨就是建设未来最新、最美、最绿的家园。根据《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主要目标是：

“两横三纵”为主体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全国主要城市化地区集中全国大部分人口和经济总量；“七区二十三带”为主体的农业战略格局基本形成，农产品供给安全得到切实保障；“两屏三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基本形成，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海洋主体功能区战略格局基本形成，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经济发展和海洋环境保护取得明显成效。

全国陆地国土空间的开发强度控制在3.91%，城市空间控制在10.65万平方公里以内，农村居民点占地面积减少到16万平方公里以下，各类建设占用耕地新增面积控制在3万平方公里以内，工矿建设空间适度减少。耕地保有量不低于120.33万平方公里（18.05亿亩），其中基本农田不低于104万平方公里（15.6亿亩）。绿色生态空间扩大，林地保有量增加到312万平方公里，草原面积占陆地国土空间面积的比例保持在40%以上，河流、湖泊、湿地面积有所增加。

单位面积城市空间创造的生产总值大幅度提高，城市建成区人口密度明显提高。粮食和棉油糖单产水平稳步提高。单位面积绿色生态空间蓄积的林木数量、产草量和涵养的水量明显增加。

不同区域之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生活条件的差距缩小，扣除成本因素后的人均财政支出大体相当，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重大进展。

生态系统稳定性明显增强，生态退化面积减少，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森林覆盖率提高到23%，森林蓄积量达到150亿立方米以上。草原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主要江河湖库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提高到80%左右，自然灾害防御水平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能力明显增强。

该规划的实质是要在960万平方公里陆地国土空间上基本形成现代化中国、美丽中国、绿色中国的总体战略布局。

2.5 小结：建设美丽中国、绿色中国

巍峨的群山，纵横的河流，广袤的草原，肥沃的农田，辽阔的海洋，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家园。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

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因素塑造着中国的人口分布、民族特征，以及贫困人口分布，也塑造着独特的连续不断的、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和文化。

国土空间是宝贵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家园。我国辽阔的陆地国土和海洋国土，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和永续发展的家园。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这是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重要思想和价值取向。人类与自然是平等的，人类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自然的朋友。我们必须科学地认识自然规律，全面地认识中国自然地理国情，无论是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都需要符合自然规律，以不破坏自然为底线。我们必须摈弃人定胜天的思维方式和做法，按照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在生产力布局、城镇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中都要充分考虑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是盲目地而是自觉地，不是愚昧地而是科学地，不是局部地而是整体地，不是短期地而是长远地重塑中国经济地理。

党的十八报告还提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就确立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的基本方向和重大目标。这就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国土、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上，按照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建设现代化中国、美丽中国和绿色中国。这就需要我们按照《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科学开发我们的家园，使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更加合理，生产空间更加集约高效，生活空间更加舒适宜居，生态空间更加绿色美丽，各个区域优势互补更加协调，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和谐发展。

【思考与讨论】

1．如何认识地理与发展的关系？

2．自然地理条件对中国发展的限制因素是什么？

3．哪些经济地理因素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地理经历了哪些变迁？

5．未来中国应当如何重塑经济地理？

【扩展阅读】

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委会．中国自然地理．总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5.

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2010年12月．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胡鞍钢．重塑中国经济地理//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

胡锦涛．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2-11-18.

杨伟民．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