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发展理论的转型与变通发展战略

（一）发展观的嬗变——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20世纪60年代末，针对以往发展战略实施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进行反思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认识到“增长”与“发展”有不同的内涵。虽然增长是发展的前提，但并不是仅靠增长就能解决一切发展问题。于是，一种新的发展观——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观（又称变通的发展观）——开始取代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这一发展观强调“发展目标的社会化”，从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的角度探寻发展的内涵，丰富发展的内容。变通的发展观在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发展观的嬗变。

首先，它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区别开来。美国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等首先提出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联系与区别：“经济增长是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既包括更多的产出，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英国经济学家杜德利·西尔斯在1969年提出：“把发展与经济增长混为一谈是我们十分轻率的表现。”“调查一国发展情况应提出的问题是：贫困状况怎么样？失业状况怎么样？不平等现象又是怎样？如果这三方面都已不是很严重了，那么就这个国家而言，无疑已处于一个发展的阶段了。倘若这三个中心问题中的一个或两个更加严重，特别是三方面都更为恶化，那么把这种结局称作‘发展’就是一件怪事。”库兹涅茨在197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中也从广义的角度提出了对经济增长的理解：“一国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向本国人民提供日益多样化的经济物品的能力的长期增长。这种不断长期增长的能力是以先进技术和所需要的制度与思想意识的调整为基础的。”

其次，变通的发展观还把满足人最基本的需要作为发展的目标，主张应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减少或消除贫困，增强人对自然的控制能力，充分发挥大多数人在发展中的作用。

最后，变通的发展观在发展对策上从以前只强调物质资本的作用转变为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与开发。舒尔茨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中特别指出：“增进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人口质量。”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质的量度，而单纯依赖使用更多的数量投入的宽化过程（widening process）的增长则缺少这种质的量度。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即人力资本的形成）将带来经济增长的质的变化，从而使经济得到真正的发展。

（二）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复兴

在发展的现实困境推动人类发展观演进的同时，人们对以结构主义为主导的早期发展理论进行了反思。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势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那些继续按照20世纪50年代的“处方”行事的国家，即那些仍然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如拉美一些国家，面临着种种困难，如国际收支恶化、国内通货膨胀加剧、耐用消费品和资本品工业的进口替代受外汇瓶颈和国内生产的制约、经济相继出现衰退。而那些转向出口导向战略或经济比较开放的国家或地区，如亚洲“四小龙”，却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就。这一反差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初导致了发展理论由结构主义向新古典主义的重大转型。于缅甸出生的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 H.）在论证发展理论的这一重大转折时明确使用了“新古典主义复兴”一词。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有迪帕克·拉尔（Lal, D.K.）、明特（Myint, H.）、哈伯勒（Haberler, G.）等。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首先纠正了重工轻农的思想。舒尔茨对刘易斯的无限剩余劳动力供给模式进行了全面批评。他认为刘易斯模式的基本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是不能成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对经济刺激能做出合乎理性的反应，传统农业虽然落后，但有效率，因此应该纠正对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误解。舒尔茨还认为向传统农业供应新的生产要素，即向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是改造传统农业的重要途径。在这一时期，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的地位有了新的认识，认为农业与工业是相互依存的，农业部门也对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即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因此，应当充分重视农业的发展和传统农业的现代化。

新古典主义复兴浪潮还推动了人们重新认识市场机制。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经济发展的实践与经济计划化的预期目标相差甚远，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和计划化持否定意见，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对经济发展发挥更大的作用。它的优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有助于有效配置资源并激励经济增长；（2）作为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它可以用来完成政策目标并避免直接控制所出现的低效率和腐败；（3）它可以在花费不多的情况下提供广泛的信息。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明显倾向于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可取的经济发展工具。

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推崇贸易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与早期的发展理论相对立，新古典主义坚决地维护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可以通过互补效应达到国际资源的最优配置，自由贸易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在自由贸易方面，拉尔和哈伯勒是最有代表性的，他们对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和贸易保护进行了彻底的批评，认为贸易保护加剧了国内价格的扭曲，让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更加脱节；贸易保护使国内生产不受国外竞争的影响，以致失去降低成本的压力和动力；贸易保护使工业部门不顾资源的实际成本去扩展生产能力，造成资源日益向资本密集型产业集中，与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实际情况不匹配。进口许可证体制还会助长腐败行为。在金融自由化方面，以麦金农和肖为代表的金融自由化论者认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内向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导致了多种价格扭曲，经济效益低下，经济增长放慢。扭曲的价格中最阻碍经济增长的是资本价格和本币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以致形成金融抑制。因此，他们主张应该以金融自由化替代金融抑制，以金融深化替代金融浅化，即通过金融市场自由化使利率达到足以反映资本稀缺程度的水平，使外汇汇率回到合理水平。

总之，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从计划体制中解脱出来，实行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在发展的道路上，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向重视农业进步，从片面强调保护性的内向发展转向实行开放性的外向发展，从片面强调计划化转向重视市场机制。但是，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在发展研究领域的全面渗透，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为对象的发展经济学的生存受到了严峻挑战，陷入了“衰落”甚至“死亡”的困境。

（三）变通发展战略

在变通的发展观和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实行变通发展战略——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与传统的发展战略相比，这一战略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在战略的方针上，认识到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相互协调的重要性，认识到了体制与社会结构的变革对发展的促进作用，而不是仅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大规模的资本积累上。（2）在战略目标的选择上，把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放在重要位置，并注重优先满足公众的“基本需求”，把解决贫困、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等问题纳入发展的视野。（3）在战略重点上，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并把科技、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推动发展的主导力量。（4）在战略对策上，注重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通过经济自由化提高经济的活力和效率，注重处理好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关系，扩大对外开放。

联合国在为发展中国家制定的“第二个十年（1970-1980年）战略”中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所有的人能够更好地生活，促进社会公正和提高生产效率……改善教育、卫生、营养、住房及社会福利设施，以及保护环境……社会性质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必须同迅速的经济增长并驾齐驱，而且应切实减少现存地区、部门和社会内部的不平等。”该战略还提出了一系列社会发展指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对包括各项社会目标在内的发展战略的探索。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国际组织也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以下各种变通发展战略。

（1）出口替代工业化（export substitution industrialization, ESI）战略。出口替代最早是拉尼斯提出来的，意指发展中国家用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来代替农矿初级产品出口，以推动工业化进程，并增强本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推行这一战略比较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是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它们被誉为亚洲“四小龙”。

（2）满足基本需求（to meet basic human needs）战略。其代表人物有巴基斯坦计划委员会首席经济学家马赫布·乌尔·哈克、世界银行高级顾问保罗·斯特里登等。在1976年的世界就业大会上，国际劳工组织就倡议国家发展战略不仅要把就业增长放在优先地位，而且应把满足人类基本需求放在优先地位。该组织的主席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对基本需求做了如下定义：“基本需求包括两大部分。首先，它包括一个家庭在个人消费上的基本最低要求，如充足的食物、居所、服装、家庭设施和服务。其次，它包括由社会提供并使社会受益的基本服务，如安全饮用水、环境卫生、公共交通、健康与教育设施。”在重视上述物质需求的同时，他还增加了人权、就业、人民对与自己有关的决策的参与等方面的需求。这一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影响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政策。斯里兰卡政府通过积极推行满足基本需求战略，在许多重要的社会指标方面都超过了一些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3）增长中的再分配（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战略。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进行了研究。钱纳里领导的世界银行发展研究中心提供的一项研究报告对增长中的再分配战略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战略的基本思路是政府通过政策调节使经济增长为低收入阶层创造更多的增加收入的机会，并为其利用这些机会提供资源条件，以改变贫困人口的生活状况。

（4）发展农业战略。这一战略是指向农业部门倾斜投资，依托农业的优势加快工业化进程，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非主流派。1945年中国学者张培刚在他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中分析了农业与工业的相互依存关系，提出了落后国家通过农业的发展实现工业化的主张，但在当时“重工轻农”的环境下没有得到重视。20世纪60年代后，农业长期停滞，粮食危机频频发生，人们开始认识到农业的重要地位。舒尔茨在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产生了重大影响。泰国、马来西亚等国通过发展农业改变了单一结构，为工业化奠定了基础。印度、斯里兰卡、菲律宾等国还通过引进现代农业技术、推行“绿色革命”，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变通发展战略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传统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实践中出现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反思，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西方发展模式、探索适合自身发展战略的一种尝试。但是，在发展战略演变的进程中，它具有明显的过渡性，原因如下。

其一，变通发展战略的理论根基不够牢固，并受到了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巨大冲击。一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和满足基本需要，以及将经济增长和分配结构调整结合需要通过国家干预，采取社会福利计划或分配政策来实现。而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的核心却反对国家干预，认为国家干预会造成新的扭曲，从而会导致更大的代价。并且，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偏重于效用、收入、财富等“纯”经济学的问题，而忽略了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影响，使发展研究的视野再次受到局限。更为严重的是，新古典主义无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极不完善的现实，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审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发展思路往往是“隔靴搔痒”，其以短期的资源最佳配置为宗旨的研究思路也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相去甚远。

其二，变通发展战略更多地停留在理想层次上，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考虑不够。综合的发展观在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问题上虽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对如何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处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社会结构刚性较强的情况下，推行经济社会的综合发展战略显然非常困难，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发达国家的援助。因此，这些看似美好并在某种程度上迎合了许多公众意愿的发展战略在实施过程中却遇到了不小的阻力，有的半途而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关注的焦点转向国内宏观经济稳定，削减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使满足基本需求等战略失去了经济支持。

尽管如此，变通发展战略仍然在战略演进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并为发展理论的嬗变奠定了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