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理论的新趋势与发展战略创新

（一）发展面临的新课题

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观是针对传统发展观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而提出的，是对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观的修正，体现了人类发展观的进步。但是，这一发展观所关注的仍局限于人类自身的经济和社会活动。随着工业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在发展中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人类自身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类发展的目标层次逐渐提高，除了满足基本需要，还要从物质、精神、文化等方面全方位增进人类的福利，人类自身的发展将处于发展的中心地位。早在1971年，丹尼斯·古雷特就比较全面地研究了人类发展的本质问题。他认为发展包含三个核心内容，即生存、自尊和自由。生存涉及食物、住所以及健康和保护，与基本需要的满足相关。自尊是指一个人要被当做人看待，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受人尊敬和尊重，而不是被他人作为工具来使用，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也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想在国际上受到尊重。自由意味着社会及其成员选择范围的扩大，或者限制范围的缩小。

二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系统的协调。在人类工业文明的进程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警钟屡屡敲响，这不仅威胁到了人类的发展，而且威胁到了人类的生存。20世纪上半叶，发达国家实行“先发展、后治理”的发展模式，其恶果日益显现。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有识之士就为保护环境呐喊。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Rechel Ka-son）的《寂静的春天》敲响了人类文明进程的警钟，她尖锐地指出人类对化学杀虫剂的滥用将导致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毁灭性的退化。之后，人类对自身与环境关系的思考逐渐深入，各种观点和学说不断涌现。其中影响最大的观点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波尔丁提出的“宇宙飞船经济观”。他认为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大生态系统就是地球，而地球只不过是茫茫无垠的太空中的一艘小小的飞船。人口和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将使这艘小小的飞船内有限的资源开发完，人类生产、消费所排出的废物最终将使这艘飞船的船舱完全被污染。到那时，整个人类社会就会崩溃。20世纪70年代初，以人口、资源和环境为主题，以人类前途为中心议题的“罗马俱乐部”成立，其随后发表了影响世界的报告《增长的极限》。该报告以整个世界为对象，研究了人口、工业发展、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五种因素之间的联系。该报告通过建立系统动态学的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包括人口在内的这五种因素都以指数的形式增长，由于地球的有限性，这些增长都是有限的，一旦达到极限，增长就会被迫停止。上述观点虽然带有悲观色彩，结论也缺乏科学性，但却揭示了人类所面临的环境资源问题的紧迫性和现实性，引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重视。

（二）发展观的飞跃——以人为中心与可持续发展

1．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

20世纪80年代，在以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组织的推动下，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逐渐流行。法国学者佩鲁较早提出了这一发展观。他认为从目的上看，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且这种需要不仅仅是物质需要，还包括各个民族的价值及社会、文化和精神需要等。传统发展观以经济增长为基本目的，而新的发展观则认为发展是整体的、综合的与内生的，经济只是发展的手段。从层次上看，发展应该是一种深层次的、全面的、系统的发展，而不是与经济增长、财政、货币等有关的表面的发展。并且，经济并不是一种单纯局限于自身的孤立现象，相反，经济现象和经济制度的存在依赖于文化价值。佩鲁的“新发展观”体现了以满足人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生态需求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是一种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更为综合的发展观。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1990年首次提出“人类发展”这一概念为标志，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开始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同。该机构自1990年起，每年发表一份《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的人类发展状况进行评估和比较，在引导各国把发展目标由单纯的经济增长转向人类发展方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在1995年于哥本哈根召开的社会发展世界首脑会议上通过的《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宣言》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行动纲领》中，人们在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上达成了以下共识：（1）社会发展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中心需要和愿望，也是各国政府和民间各部门的中心责任；（2）社会发展应列为当前和跨入21世纪的最优先的事项；（3）社会发展以人为中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人民是可持续发展的中心课题；（4）社会发展与其发生的文化、生态、政治、经济和精神环境不可分割，人作为一种独立的尺度被提升出来。

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也主张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他认为以人为中心的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他从自由角度探讨发展的本质的思路非常独特且有很大的影响。贯穿森的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是把发展看做扩展人们享受的真实自由的一种过程，扩展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和主要手段。在森看来，自由在发展中具有构建性（constitutive）作用，它是人们的价值标准和发展的组成部分，对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至关重要。同时，自由也具有“工具性”作用，是促进发展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政治自由、经济条件、社会机会、透明性担保以及防护性保障。

2．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境会议——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人类认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大会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指出：“为了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已成为人类的一个紧迫的目标。”这次会议引起了人类对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全方位的关注。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组织和许多国家的政府、专家参与制定的《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概念及其实现的前景和途径。该大纲虽然主要是针对对自然资源的保护提出来的，但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了单纯的自然资源保护领域，而是把保护资源与人类发展结合起来考虑，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奠定了思想基础。

对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起重要推动作用的是1983年成立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该组织在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的领导下，于1987年向联合国提交了一份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这一报告对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评价，并对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做了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阐述，认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它包括两个重要的概念：‘需要’的概念，尤其是世界上贫困人民的基本需要，应将此放在特别优先的地位来考虑；‘限制’的概念，技术状况和社会组织对环境满足眼前和将来需要的能力施加的限制”。这一定义比较正确地描述了可持续发展的特征和要求，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人们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共识。《我们共同的未来》从战略的高度为探寻人类社会未来发展与进步的最佳途径、为各国采取统一行动提供了基础。

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是人类认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历史上的又一个里程碑。该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以及作为具体行动计划的《21世纪议程》等一系列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文件，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口号：“人类要生存，地球要拯救，环境与发展必须协调”。这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的新思想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组织承认和接受，也标志着可持续发展由理论和概念走向行动。

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召开了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回顾了《21世纪议程》的执行情况、取得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并制定了一项新的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会议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以及《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实施计划》等重要文件。可持续发展观已经成为联合国有关发展问题一系列专题国际会议的指导思想，也成为当今世界发展战略研究中的主导思潮。

3．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

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体现在人们对它所下的种种定义上。在《我们共同的未来》的定义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又进行了不断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在国内外的文献中已不下百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定义如下：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1991年共同发表的《保护地球——可持续性生存战略》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是“在生存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为“人类处于普遍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应享有以与自然相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生产成果的生活的权利”。

——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人类发展报告》中提出，“可持续的人类发展把人置于发展的中心地位，把经济增长看成手段而不是目的，为当代人类和子孙后代留下生活发展的余地和机会，并且珍惜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体系”。

概括起来，可持续发展观的基本含义是可持续发展以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为目标，以自然生态环境的永续利用为依托，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的一种发展道路。

4．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全新的发展观，是人类发展观演进过程中一次巨大的飞跃。

第一，它是对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的否定。它使人们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摒弃“无发展的增长”。它使人们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同时，开始意识到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性。

第二，可持续发展观是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变通发展观的超越。它把发展的视野放得更为广阔，它在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大系统中寻求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不是仅把发展的焦点集中在人类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上。此外，它不仅把发展的目标定位于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而且强调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要为后代人的永续发展创造条件。

第三，可持续发展观是对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的进一步拓展。在强调人在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方面，两种发展观是相通的，这也是两种发展观先进性的突出表现。但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侧重于人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没有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容易走向片面。可持续发展观主张“善待自然”，要以自然系统的承载能力为基础有限度地发展，在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中，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实现人类的代际交替。

（三）发展理论的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的“新古典主义复兴”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纠正传统发展战略和政策偏向、走向改革开放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盛行之时，对发展理论的研究日益陷入效用、收入、财富等“纯”经济学的问题，而忽略了历史、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等非经济因素对发展的影响，使发展研究的视野再次受到局限。更为严重的是，新古典主义无视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制度极不完善的现实，用发达国家的标准审视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发展思路往往是“隔靴搔痒”。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全球新技术革命的推行、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各国发展实践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化，以及经济学理论的不断发展，发展研究中引入了许多新理论，也出现了许多新视角和新趋势。

（1）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新古典主义发展理论抽象了制度因素，单一突出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把各种制度因素都视为既定的和外生的，因而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制度背景十分复杂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为什么在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非常接近的国家中，有的国家成功了，有的国家却在发展的道路上屡屡受阻？为什么同样的发展战略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行得非常顺利，而在另一些国家却步履维艰？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崛起，并开始广泛进入发展领域，这为发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的差距只是经济落后的表征，而制度缺陷是经济落后的根源，因此，他们主张通过矫正制度来促进发展。诺思认为：“制度提供了一种经济的刺激结构，随着该结构的演进，它规划了经济朝着增长、停滞或衰退变化的方向。”威廉姆森认为经过历史的检验，矫正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矫正制度可以改进对于企业、市场的微观管理机制，进而由上而下地推动经济发展。新制度主义发展理论把制度作为经济活动的一个重要的内生变量，并运用新古典主义供求分析法探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以及克服制度障碍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从而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制度创新和制度改革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

（2）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理论。由于新古典主义从“纯”经济学角度把发展研究局限于经济领域，不能对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真正源泉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而使人们缅怀亚当·斯密时期古典经济学体系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经济发展问题时的广阔视野。当时古典经济学的著作一般都自称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围涉及政治、伦理、人口、法律、历史、文化等众多方面。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出现的被称为“亚当·斯密的复兴”的研究热潮中，发展研究的视野被重新扩大到非经济领域，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政治、法律、文化制度进行研究的传统，这一时期被称为发展经济学继“结构主义”“新古典主义复兴”之后的第三个阶段——“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人们在把握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同时，重新关注发展的各个方面，研究政治、社会、历史、法律、文化等方面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通过新制度学派的研究方法建立发展理论的新框架。

（3）全球化发展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席卷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日益增强，国家间经济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日趋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发展中国家发展道路的研究就不能从单纯的地域角度进行，而要与全球发展的整体研究紧密结合。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发展并不发生在各个孤立的国家和民族中，而产生于一定的世界体系之中，发展的基本单位是世界体系。这一理论将整个世界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分析总体的发展规律，并从总体发展过程中把握部分国家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爆发自局部而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再次提醒人们，全球经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是，在全球化的大潮中，发展的不平衡在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因此，发展作为世界现象，一方面要打破发展就是西方化、单一直线化的发展观念，应该由各民族和国家设计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是从发达国家照搬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应该摒弃把发展看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的观念，应把发展同外部世界的格局联系起来，在世界体系中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4）可持续发展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持续发展逐步由理念走向行动，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成为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以下几方面为发展理论注入了生机。

第一，可持续发展倡导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它与“零增长”和“传统式的增长”截然不同，既不是要停止发展以保护环境，也不是依靠大规模资源消耗支持发展。它所鼓励的经济增长是适度的、高质量的，是以无损于生态环境为前提的。为了实现这样一种发展模式，需要从技术进步、结构变革、制度创新等方面探索资源实现公平、合理、有效配置的途径。

第二，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的公平性。可持续发展追求三种公平：一是本代人之间的公平，即满足全体人民的基本需要，并给他们提供平等的机会追求较好的生活；二是代际公平，可持续发展强调发展能够保证在增进当代人的福利的同时，不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三是公平利用有限资源，要求不同的国家在利用资源方面享有平等的权利。发展的公平性赋予了发展理论更大的探索空间，比如，新古典主义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市场机制以当前经济利益极大化为导向，其调节机制不具有长远指向，更不具有道德含义，这显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持续发展的公平性原则要求人们重新审视政府的作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关系。

第三，可持续发展研究将系统理论与发展研究紧密结合。它要求把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制度等因素真正融为一体，从系统动态协调的角度研究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这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以前的发展理论虽然强调发展是一个动态演进的过程，但是在分析中往往割裂发展要素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关系。可持续发展为对发展理论的研究引入了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