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总体分析思路

我们分析的基本框架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加入国别经济运行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全球化高速发展形成的全球经济失衡给中心和外围国家所带来的不同风险。

（一）全球经济失衡的出现与再平衡调整的需要

美国经常项目失衡从“新经济”之初开始出现，在“新经济”结束后失衡规模已经相对较大（见图1—1）。问题在于，在“新经济”前后，美国经常项目的逆差，除了规模扩大之外，其背后的支撑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我们发现，美国的进口增长在“新经济”前后保持了稳定向上的趋势，但在国内层面支撑这种失衡模式的因素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随着纳斯达克市场繁荣的褪去，股票市场的“资本效应”消失，资本市场在房地产次级债的繁荣中形成的“财富效应”成为支撑美国消费高企的新的力量，而美国的高消费又进一步带动了外围国家出口的增长。但是，与“新经济”时期不同的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维持越来越依靠外来资本的流入。这相当于美国依靠外来债务维持着高消费和高增长。

图1—1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规模（单位：百万美元）

问题在于，贸易伙伴国为什么要持续借钱给美国消费呢？理由有三：其一是美元霸权所带来的对国际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其二是对美国高技术和高水平服务的需求；其三是外围国家的生产结构对美国消费结构的天生依赖。那美国又为何担心这种举债消费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呢？第一，美国担心美元汇率指数下降对美元的国际霸主地位造成威胁；第二，如果美国一直依赖举债消费，而缺乏有竞争力的可贸易品的话，那么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将无法维持；第三，21世纪后美国贸易逆差的对应国变成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而在现存的世界经济体系中，缺乏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机制，美中在探索新型大国协调机制的同时，也彼此试探着对手的诚意。当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也有再平衡的内生愿望，主要原因在于：（1）对于依赖出口发展的外向型经济国家，美国的贸易逆差规模达到了7000亿美元左右，已经处于很高水平了，而中国在对美出口中所占的份额也已接近极限，无论是贸易创造效应还是贸易转移效应都很难再有所突破，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必须依赖新的增长路径。（2）制造业中心向一国或某一地区的集中，必然导致世界制造业中心在人口、资源、环境等方面的压力。在2006年前后，这种增长的瓶颈已经日渐显现。（3）中国制造业中很大的比重在于组装环节，这种贸易方式在国际价值链中的附加值不高，参与国获得的贸易利益相对有限，这一点虽然在外需快速增长的年代可以通过规模的增长加以弥补，但是一旦外需的高速增长现象消失，国际贸易对国家福利的改善作用有限的弊端就会充分暴露。在民生问题成为中国国策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际贸易对福利的改善作用必然成为中国经济政策的关注焦点。

（二）中心外围国家再平衡调整的思路

从国别经济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出，经常账户失衡的国家——无论是顺差国还是逆差国——都具有再平衡的内在要求（见表1—1）。对于失衡的调整方式，如果我们从国民收入恒等式的角度看，也很简单。顺差一方扩大内需和进口，逆差一方增加出口减少需求。这种调整方式在金本位条件下是通过国际收支的自动平衡机制实现的。但是金本位下的自动平衡机制在调整失衡规模的同时也限制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由于在此之前，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国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的路径上实现的，理想的调整路径也要在维持国际贸易规模的情况下实现世界经济的再平衡，因此，在平衡路径的选择上，存在全球化和自由主义、反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这种选择的依据是建立在不同国家在全球化中所得到的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表1—1 中心—外围国家再平衡的动因比较

从美国的国家利益角度考虑，美国是不会选择反全球化战略的，因为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化中每年获得的利益大约为1000亿美元，而为全球化所付出的代价每年只有全球化收益的百分之五左右（伯恩斯坦，2004），因此，美国再平衡战略调整的目标和贸易规模的增长方向在理论上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美国又不愿意仅靠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通过经常项目的失衡来维持贸易规模，那么剩下的路径只有两条。一条是通过科技的创新来平衡进口，另外一条是通过优势产业的出口来平衡进口。美国的优势产业在全球化分工格局中越来越集中在服务领域，而服务领域在传统意义上属于非贸易领域。由此可见，美国再平衡战略的实现途径应该是创新性的再工业化和增强服务品的可贸易性，其中再工业化的最终成果也会体现在服务贸易的竞争优势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TPP协议的核心目标在于促进美国服务贸易的向外输出。

而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实现再平衡的途径则有些被动，因为新兴经济体无论是经济结构还是产业结构，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国的需求规模和结构的依赖性都很强。如果美国的需求下降，那么新兴经济体必然会出现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从持续发展的角度讲，制造业必须向服务业转移，近年来中国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明显加快（见表1—2），实际上对应的是美国再平衡的调整过程。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新兴经济体的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消费性服务贸易，与美国以金融服务和高科技生产性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差异巨大，这一点从中国等国的服务出口占比增长较快，同时美国的服务业产值占比仍然不断上升的对比中便可看出端倪。也就是说，在服务贸易领域并不存在货物贸易领域那样的产业转移和承接关系。这一点在服务贸易的进出口上也有所体现。尽管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产值占比在上升，但服务贸易逆差国的状况仍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因此，被动地将资源向服务贸易部门转移，在结构性因素没有变化的情况下，并不是新兴经济体再平衡的有效途径。

表1—2 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生产总值构成情况 %

注：a表示2013年数据；b表示2011年数据。

资料来源：OECD统计数据（http://stats.oecd.org/）、《国际统计年鉴》（2001、2010、2011、2014）、《中国统计年鉴》（2015）。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已经普遍出现了服务业发展迅速而整体经济增长下滑的现象。如果经济结构不能向服务业方向发展，那么新兴经济体能尝试着向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寻找出路吗？我们看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产业结构的升级要求在技术存量和股权融资市场的制度安排等方面具备条件。而自2006年以来，世界技术革新进入了一个平稳发展期，新兴经济体在科技存量的积累上并不具有优势，在缺乏技术存量的情况下，尝试通过扩大股权融资规模来激励企业创新，这种探索至少在2015年的实践中并没有取得预想的结果。除了上述两种尝试之外，新兴经济体还有第三条可能的路径，就是增加本国生产在国际价值链中的环节，增加本国商品在国际贸易中的价值增值。这种尝试虽然对一国经济而言是有意义的，但这种再平衡政策的实施也会导致新兴经济体之间产业内贸易规模下降。这也构成了近年来国际贸易特别是货物贸易整体增速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新兴经济体除了有上述三种再平衡的自我实现路径之外，还有一种被动的路径，就是针对美国的再平衡来调整自己内部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但是，美国目前的新一轮制造业创新的方向并不明朗，因此跟随美国战略调整的国家依然处于观望、等待阶段。这实际上可以解释一些边缘国家为什么能够接受美国主导的高标准的TPP条款——其目的在于能够参与到新一轮的美国主导的国际产业分工体系中去（见表1—3）。

表1—3 美国和新兴经济体再平衡途径的比较

具体分析时，我们将分析的历史起点选择为2006年。在2006年伯南克开始担任美联储主席，美国的贸易逆差也达到了历史的顶点。更为重要的是，在危机发生前的2006年，一些主要国家已经通过战略和政策的调整来避免全球经济失衡调整所引发的经济增长的“硬着陆”。但是，针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的危机终究未能避免。随着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依赖美国金融财富效应支撑的美国需求开始萎缩，需求层面的冲击继而成为各国政府反危机政策所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同时，由于反危机政策与再平衡政策在增长效应上是相互冲突的，因此在反危机和再平衡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又使得2008年危机之后的复苏之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一特征在2015年的世界经济运行的过程中仍有表现。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目前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概括为反危机和再平衡政策的两难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