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
2015年世界经济仍然处于缓慢的复苏过程之中，但是经济增长势头减缓，并呈现出明显的分化特征。IMF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为2.0%，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率为4.0%，其中，独联体国家经济增长率为-2.7%，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经济增长率为-0.3%，中东北非为2.5%，除日本以外的东亚经济体的增长率为6.5%，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地区，而中国的增长率为6.8%，略高于东亚的总体增长水平，印度的增长率则超过了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但总体而言，所有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2010—2011年都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见表1—4）。
表1—4 世界不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 %
资料来源：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5。
从数据反映的情况看，2015年世界经济总体形势具有以下特点。（1）世界经济仍然处于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但是整体增速趋于下降。（2）国家之间经济增长出现分化，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表现好于新兴经济体。而发达经济体中，美国好于欧洲，欧洲好于日本。新兴经济体增长连续六年出现下滑现象，但制造业出口国的情况好于资源品出口国的情况。（3）世界贸易的增长慢于世界产出的增长，这说明世界经济并没有在危机调整中实现再平衡，世界经济的复苏仍然依赖于个体国家反危机政策的效果。（4）发达国家进口总量的增加，并没有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产生明显的拉动作用。而新兴经济体进口的深度下滑值得关注。从原因上判断，新兴经济体内部结构调整的政策外溢导致了新兴经济体货物贸易量的下降。而进口贸易的下降又对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走低有着直接的冲击和影响。新兴经济体内生的增长速度下滑，并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形成负反馈冲击。（5）中国经济增速下滑至7%以下，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我们认为，2015年世界经济出现上述特征，主要是由以下原因所导致的。
（一）科技发展的周期决定了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
世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创新，然而，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步入了科技发展的平缓期。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从科技研发的投入和产出规模，还是从行业和国别特征，我们都可以看出，新的科技爆发点并没有出现，而已有科技存量对全球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也在不断减弱。这是实际经济增速放缓的最根本的原因。
我们通过采用非参数估计的Malmquist指数方法，对世界技术进步的总体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定量分析，基本结论是目前世界科技创新仍然缺乏明确的突破方向，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OECD国家的研发投入呈现倒“U”形下降趋势。具体而言，2000—2014年R&D支出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2000—2008年R&D支出占GDP的比重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自2009年后这一比重显著下降。从不同行业来看，2006—2014年制造业、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与农业等领域的R&D支出同样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特征。其中，制造业R&D支出规模最大的两个分行业——金属制品机械设备行业与石油化学品行业，其变化趋势均以2008年峰值为界，同样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趋势。
第二，OECD国家总体研发产出在减少。从技术创新的总产出来看，自2001年以来OECD国家EPO专利申请量在13万件左右波动，研发产出并未呈现显著的上升趋势，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从技术创新领域来看，OECD国家专利申请量主要集中在网络电信（ICT）、电力运输等五大领域，其中网络电信的专利申请比重最高，这表明网络电信仍然是目前技术研发的核心领域。与此同时，与新技术前沿相对应的生物技术、纳米技术、污染与废物管理以及应对气候变迁等技术领域内的专利申请比重较低，技术研发仍然不成熟。总体来看，在OECD国家总体的研发产出下降的趋势下，信息技术所带来的技术革命效果逐步减弱。生物技术、纳米技术等新兴技术领域对技术变化的促进效应不强，网络电信技术仍然在专利技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其技术创新增长呈现快速下降趋势。
第三，行业研发创新呈现显著的分化趋势。从不同行业的R&D支出来看，2000—2014年制造业R&D支出最高，其次是服务业、建筑业、采矿业与农业。其中，服务业的R&D支出的增长速度显著高于制造业，农业R&D支出的下降趋势最为显著，从2007年的峰值8.4亿美元下降至2013年的0.8亿美元。进一步从不同行业的研发产出来看，年均增长率较高的五个技术领域分别为纳米技术、医疗技术、电力、机械工程和人类生活需要。大部分行业在2009—2011年研发产出呈现波动下降的趋势，而保持快速增长的技术领域，如纳米技术、医疗技术、电力等领域，其创新活动在总体专利创新规模中占比较小。可以发现，OECD国家技术进步趋缓的主因在于制造业R&D支出增速的降低，同时也与服务业R&D支出的提升未能带来总体技术的显著改善有关。
第四，技术创新的国别特征呈现出显著分化的趋势。从不同经济体的R&D支出来看，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等技术大国的研发占比均处于2%以上，但这些国家的R&D支出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服务业R&D支出远低于制造业，并且这两个领域的R&D支出均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趋势。而澳大利亚、法国、以色列、奥地利、墨西哥、捷克、瑞士和丹麦等经济体，服务业R&D支出显著高于制造业，并且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从技术创新来看，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等传统工业强国的专利申请量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新兴技术领域，比如纳米技术、医疗技术、电力、机械工程与人类生活需要五大领域，上述国家专利申请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导致其在新兴技术领域创新主导力不足。
第五，从1991年以来科研投入和产出变动对生产前沿面的改进作用来看，1991—1999年科技投入和产出变动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生产前沿面的推进作用非常明显，而在2000年之后，这种推进作用已经下降，在2006—2014年这一期间，这种作用基本已经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超调导致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有所不足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的周期与技术进步的周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仅用目前科技投入和产出的平缓发展并不能完全解释经济增长业绩平庸的现象。同时，从数据上看，国际贸易增长的持续低迷是与经济增长乏力同步出现的。因此，探讨世界贸易增长下滑的原因，有助于解释世界经济增长的停滞不前。
在传统的全球经济失衡的模式中，发达国家的进口是拉动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来源，但是在危机之后，欧洲在危机的金融传导渠道的冲击下，重新回到了完善和修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老路，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明显下降。同时，在欧洲经济复苏的2013年和2014年，欧盟的贸易基本维持负增长态势，表明对外贸易已经不是欧盟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相反起着负面作用。从欧盟28国内外部贸易的情况来看，进入2013年以后，内部贸易增速开始超过外部贸易增速，表明欧盟各国越来越多地选择内部贸易。在日本，安倍经济政策不仅在增长方面没有实现预期目标，而且也没有改变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无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历史中还是在目前再平衡的过程中，日本都和东亚国家一样，扮演的是世界经济的供给者的角色。因此，日本在世界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无法起到拉动发达国家需求的作用。综合来看，世界贸易的增长在反危机的过程中主要要看美国进口需求的变动情况。
从美国外部平衡的情况来看，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经常项目逆差已经从2006年的8067.26亿美元调整到了2014年的3895.26亿美元，经济失衡的潜在风险大大降低。但需要注意到的是，从美国经常项目调整的具体内容来看，失衡规模的收窄并不完全源于贸易规模的缩小，资本收益在危机之后的迅速提升也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自2007年起，美国经常账户中资本收益从-132.68亿美元提高到了1187.98亿美元（见表1—5）。对应的问题是，美国贸易逆差规模的有限下降为什么导致了世界贸易增速的大幅降低？原因无外乎两点，其一，在2006年前后，贸易失衡规模已经达到极值，通过提升贸易逆差规模来拉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其二，危机发生时，新兴经济体对美国可能出现的贸易规模下降已经有所调整，资源流向了非贸易的服务业，而贸易结构的变化最终导致了世界贸易增长的超调。
表1—5 美国经常账户与资本账户净值（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美国BEA-U.S.International Transactions数据库。
（三）外围国家国内需求的增长无法替代中心国家外需的拉动作用
每当世界经济启动失衡调整时，中心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都希望外围国家通过提振内需来替代外需的增长。20世纪80年代，G7国家一致对日本施压要求其开放国内市场，然而，提高日本内需的努力，并没有改变世界经济中中心国家消费、外围国家生产的基本格局。当时的结论是日本经济规模无法与美国相比，因此，不能指望日本经济崛起替代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在本轮世界经济失衡的调整中，美国和国际经济组织也一再呼吁东亚经济体提升内部需求。事实上，东亚经济体在应对危机时也确实提高了国内的消费水平，表现为东亚最终消费量的增长速度在危机后一直大大高于北美和欧盟的增长速度。在2010年和2011年，东亚最终消费量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5%左右的水平，高于同期东亚GDP的增长速度。2013年东亚十个经济体的最终消费总量达到了11.1万亿美元，超过了欧盟十五国11万亿美元的水平，与北美13.9万亿美元的水平相比，其差距也在缩小。东亚经济体的这种现象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中也得到了验证，在中国总需求的下滑过程中，消费需求却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并没有出现明显的波动（见图1—2）。
图1—2 中国三大需求增长率的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课题组：《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2015年中期）报告——低迷与繁荣、萧条与泡沫并存的中国宏观经济》，载《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5（8）。
新兴经济体内部消费需求的增长并没有带动国际贸易的增长。相反，新兴经济体内需增长的同时，进口规模却在萎缩，这反映出外围国家在传统的失衡调整路经中供给结构是服务于中心国家的需求结构的，内部消费需求的增长并不能吸收外需下降所带来的过剩产能。从形式上看，内需的增长在新兴经济体中主要表现为需求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而新兴国家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处于明显的劣势，特别是2008年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优势指数除了印度有明显的提升之外，其他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国家，服务业优势指数都在下降，而美国服务业优势指数却在明显上升。这一现象至少能够揭示出如下三点：（1）外围国家内部的消费需求并不能替代中心国家的外部需求，其理由不仅仅在于外围国家相对较小的经济规模，更重要的是在于经济结构，特别是全球供求结构的限制。（2）由于在服务贸易领域，新兴经济体在分工中的地位相对较低，因此，当受到外部需求冲击时，服务业的产值增长并不能够替代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需求。（3）考虑到新兴经济体服务业的贸易竞争力较弱，在未来的服务贸易中，新兴经济体也不可能从中获得更多的贸易利得。因此，这些国家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将资源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至少从福利和增长的结果来看是不可取的选择。
（四）新兴经济体的股市繁荣改变不了世界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
2015年世界经济出现的一个令人关注的现象是“股市繁荣”和“经济基本面”的背离。股市已经不再是实体经济的“晴雨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新兴市场国家，股市表现都与经济表现呈现出负相关性，经济增长乏力的国家股市涨幅反而较大。
在2015年上半年，成熟股票市场中欧洲市场和日本市场表现较好，法国CAC40指数、德国DAX指数和日本日经225指数自2015年年初起分别上涨了18.95%、15.33% 和17.96%，而这三个国家2014年实际GDP同比增长率分别只有0.36%、1.61% 和-0.42%。而实际GDP增速分别为2.71%、2.55% 和2.39% 的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在2015年上半年股市表现却相对一般。新兴经济体的股票市场走势与发达国家有相似之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俄罗斯等国经济增长也无亮点，其股市反而表现较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经济表现较好，但其股市表现也相对一般。
另外，与这种背离关系相对应的是中小企业的状况。创新企业在股票市场的表现好于传统企业和大型蓝筹公司，这一方面说明了市场以及政府对技术创新的预期很高，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指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在缺乏技术存量的前提下，想通过股市来支撑企业创新或降低企业债务杠杆率，其风险的集聚过程都是非常迅速的。根据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来看，包括股市在内的资本市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的发挥必须同时具备“财富效应”和“资本效应”两个前提（见图1—3）。如果技术进步因素不复存在，那么企业的收益预期就会下降，预期下降又继而会导致投资的下降。这时资本市场的“资本效应”就不复存在，股市价格的上涨就只剩下了对“财富效应”的追求，其结果必然是泡沫和风险的逐渐积累。资本市场上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在美国次债危机中就已经有所表现，在2016年新兴经济体股市背离实体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又再次显现出了风险迅速积累的一面。
图1—3 股市的经济增长效应的传导机制
（五）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尝试使经济再平衡过程更趋复杂
如果2015年全球经济增速下滑与全球经济的再平衡调整有关的话，那么，在再平衡过程中国家间的政策协调成败是关系世界经济未来走势的核心问题。从2006年世界经济失衡格局的变动情况来看，中国经济总量的崛起以及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使得20世纪80年代曾经起到决定性作用的G7协调机制的重要性大幅降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需要寻找一个有新兴经济体参加的全球性协调机制，而G20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替代机制。但是由于G20涵盖的新兴经济体之间本身的差异过大，因此，G20成立至今并没有在关系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重大问题上达成有效的协定。同时，世界贸易组织只是将自由贸易的手段运用于边境政策，而从美国再平衡的调整路径来看，无论是和高科技、服务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还是限制补贴和倾销的公平贸易准则，都需要将公平贸易的实施手段延伸到一国内部。因此，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制度也不能满足21世纪全球经济再平衡调整的需要。
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涉及再平衡的主要国家都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并在RCEP方面采取了积极的姿态，而美国则从TPP和TIPP入手构建替代WTO的高标准贸易体系。
尽管不同协议的内容存在利益冲突，例如，TPP中的原产地规则会对非成员的贸易品产生歧视效应，进而引发新兴经济体之间价值链的中断，这种冲击会破坏已有的世界分工体系，但是，如果不同区域贸易协定能对自由竞争产生影响的话，那么，各自为政的国际新秩序的探索对建立未来国际经济的新秩序也会产生积极影响。更何况，从TPP已经公布的文本来看，其内容与自由贸易的逻辑也存在一定的冲突。
因此，我们判断，由于现有TPP文本中存在诸多这样的逻辑矛盾，因此在未来实施的过程中，现有条款存在被成员（包括美国）拒绝或做出重大调整的可能。也就是说，TPP落地时的真实效果可能会与美国目前所设想的效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当然，我们的判断结果也有可能最终不会出现，主要因为TPP不仅仅是一个贸易协定，它本身还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一个支柱。因此，出于地缘政治因素的考虑，TPP现有成员和潜在成员是否接受TPP协定并不完全是从经济利益出发，而可能会从政治安全的角度去接受美国的这样一种制度安排。这就会使得区域协调组织之间的利益冲突成为主流，未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将会在这种冲突中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