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国政策冲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在2008年美国经济危机之前，美国对全球经济失衡调整风险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经常项目失衡规模的扩大、美元汇率指数下降、以石油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的上升，以及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特别是中国经济总量崛起和欧元区东扩所产生的利益冲突上。当经历了一场经济危机和七年的缓慢复苏之后，美国所担心的这些风险只剩下了国家之间政策的不协调所导致的风险。正基于此，对国别政策风险的判断是我们预测未来世界经济走势的重要内容。

（一）欧元区在完善区域一体化机制的同时脱离了美国的再平衡框架

欧元区在经历了主权债务危机之后，通过实施区域内救助方案，在2015年开始步入增长复苏的轨道。与此同时，欧元区总体经济与区域外的联系有所减弱。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欧元区主要面临的挑战源自区域内一体化制度的冲击，而非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调整过程。

从2015年欧元区经济复苏的原因看，除了石油价格的下降对生产成本的改善和消费需求的拉动之外，区域内救助方案的有效实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中，金融领域超国家的欧洲稳定机制的引入，多种宽松货币政策工具的选择，独立于外部影响的货币政策的推行，以及《欧元公约》和《欧洲2020战略》的颁布，都对成员国的结构改革和竞争力提升起到了引领和促进作用。

为了促进欧盟国家的投资，新任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提出了欧盟未来三年种子资金达210亿欧元（预计带动3150亿欧元）的欧洲投资计划（也称容克计划），并于2014年11月26日正式公布。根据容克计划，欧盟委员会将与欧洲投资银行合作，建立欧洲战略投资基金（European Fund for Strategic Investments，简称EFSI），由欧洲投资银行全面负责该欧洲投资计划的相关投融资事宜。欧洲战略投资基金的融资形式主要是借助210亿欧元的“种子基金”——其中欧盟投入160亿财政预算资金，欧洲投资银行出资50亿欧元——鼓励成员国直接或者间接（通过各国的国家促进银行）为种子基金的扩大再融资作出贡献，同时吸引私人和外国投资者进入。总额为210亿欧元的欧洲战略投资基金中，将有160亿欧元的资金用于带动交通能源基础设施（交通、能源、宽带）、教育、研究、创新、可再生能源等领域的长期投资，计划撬动2400亿欧元的资金进入上述长期投资领域，50亿欧元用于促进中小企业投资，计划撬动750亿欧元的中小企业投资。2015年1月，欧盟委员会提出了《关于欧洲战略投资基金规定》的建议，并于3月10日获得欧盟财长会议的通过。4月20日欧洲议会对该规定进行了投票，欧洲立法机构正对该提案进行立法讨论。

欧洲投资计划虽然还未正式实施，但已经获得欧洲主要国家的支持。德国、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卢森堡五国先后宣布将通过本国的国家促进银行为本国获得容克计划资金支持的项目提供配套资金。2015年2月，德国和西班牙分别宣布向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注入80亿欧元和15亿欧元，以支持本国获得容克计划支持的项目。3月，法国和意大利又分别承诺向欧洲投资计划注资80亿欧元以支持本国的获批项目。4月9日，卢森堡宣布将通过国家促进银行向容克计划支持的项目注资8000万欧元。4月21日，波兰政府宣布向受到欧洲战略投资基金支持的本国项目注资80亿欧元。根据欧盟委员会的估算，在2015—2017年的三年间，欧洲投资计划将使GDP多增长3300亿～4100亿欧元，就业岗位增加100万～130万个。

欧元区在经济政策上的这些亮点并未能完全克服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制度性缺陷，财政政策的非同步性以及结构改革的困难，加上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随时可能使欧元区经济增长的复苏进程中断。但是即使欧洲再度出现增长中断的现象，它对世界经济所产生的冲击也是有限的。主要的原因在于，在主权债务危机之后，欧元区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外溢影响已经明显下降。

首先，从欧盟2008年1月到2015年7月月度进出口增速、进口增速和出口增速数据来看，2010年欧盟的对外贸易增长较快，随后快速下降。在经济复苏的2013年和2014年，欧盟这三项指标的增速都基本维持了负增长态势（见图1—4）。这说明对外贸易已经不是欧盟经济复苏的主要动力，相反成了负面的制约因素。

其次，从欧盟28国区域内、外部贸易的结构来看，区域内部贸易额远远大于区域外部贸易额（见图1—5）。虽然在2010年后欧盟区域外部贸易快速增长，增速高于区域内部贸易增速，但进入2013年以后，区域内部贸易增速已开始超过区域外部贸易增速，这表明欧盟各国越来越多地选择区域内部贸易，而非区域外部贸易（见图1—6）。

最后，从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对外贸易对GDP的贡献来看，从2013年第三季度开始，欧盟家庭最终消费支出正在取代对外贸易成为推动欧盟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2015年第一季度，欧盟家庭最终消费支出对区域生产总值的贡献为1.54%，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为-0.14%（见图1—7）。

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欧盟的经济增长对对外贸易的依赖正在减弱，而在对外贸易中，欧盟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速也远远大于区域外部贸易。这说明欧盟近期的经济复苏环境相对封闭。

（二）日本右翼政治主导下的经济政策难改经济颓势

安倍经济学实际上是反危机的政策逻辑，从根本上说这种反危机政策很难解决日本经济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从2014—2015年日本的增长状况来看，日本已经落后于欧洲。但是在日本国内，安倍经济学还是得到了一定的支持。这主要源于安倍经济学在国际战略调整方面的逻辑符合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心态。

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外向型经济最早获得成功的国家，但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又有着“失去的20年”的痛苦经历。如果我们对日本繁荣的20年与失去的20年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在“繁荣的20年”期间，除个别年份外，日本大多数年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其他主要发达国家。20世纪60年代，日本工业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4%，相当于美国的3倍、英国的5倍，这使得日本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并实现了连续超越。1967年，日本GDP超过了英国和法国，1968年又超过了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但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除了1996年外，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大部分时间处于发达国家中的最低水平（见表1—6）。这种比较的结果必然对应着繁荣时期的外部条件有利于日本经济振兴的结论。日本经济繁荣的开始时期正处于美国的冷战战略期，美国不仅对日本提供了马歇尔援助计划，而且更重要的是容忍了以岸介信为首的日本右翼政党的管制经济思路。因此，遏制竞争对手的冷战思维有利于重塑日本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成了日本推动经济重新走向繁荣的思路。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安倍政府的经济政策的效果如何，其在政治上的右翼转向在日本政界都获得了成功。为此，安倍也从不回避人们将他和其外祖父进行比较，其原因就在于岸介信在努力实现政治上的右翼目标的同时，也实现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基于日本经济的20年比较会忽略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如果我们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70年的日本经济史进行比较的话，那么结论则完全不同（见图1—8）。

从表1—6和图1—8可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日本能够取得这样的经济业绩主要得益于全球化市场的存在强化了技术进步促进增长的作用。因此，和平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有利于日本经济的长期发展的。近年来，在安倍政府右翼政治的干扰之下，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邻国的岛屿争端不断加剧的过程中，日本的对外经济关系也悄然发生着变化。举例来说，日本近年来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正在发生着逆向变化。在2009年以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有所减少，但对华直接投资却连续增长，2009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为41.17亿美元，2012年这一数值上升到了73.52亿美元。然而，在2013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开始下降，仅为70.58亿美元，比上年下降了约4%。2014年又比上年大幅下滑了38.8%。事实上，在2014年，中国FDI流入量整体在温和增长，并超越美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直接投资流入国，而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却出现大幅下降，说明日本的投资变化与国际资本的流动格局是完全相反的。在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的同时，中日两国在贸易依存度上也出现了一定的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从2005年的4.12%上升到2014年的6.68%，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却在下降，从2005年的8.31%下降到2014年的2.97%（见表1—7）。这说明无论在世界范围内还是在区域范围内，安倍的右翼战略调整都既没有解决日本国内经济增长问题，同时也没有改变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角色。

（三）美国经济依然处于反危机和再平衡的权衡之中

从金融危机后美国政府的政策取向看，在平衡性的增长存在两难困境的情况下，反危机政策和再平衡政策一直处于一个动态的权衡调整过程。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美联储在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点上的再三推延。而这种政策选择上的犹豫在2010年开始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当前。

1．美国反危机过程中的再平衡政策

在危机发生的初期，美国的对外经济失衡快速向均衡方向加以调整，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2006年第三季度6.2%的历史高点迅速回调至2009年年初的2.7%（见图1—9），但这一时期美国经济失衡的调整更多地源于房地产泡沫破灭背景下房产财富效应的消失，具有典型的市场调整特征，与美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关联不大。事实上，在这一时期，美国政府的政策具有相对更多的反危机特征，其政策方向和再平衡是相反的。在危机发生的初期，应对经济的大幅下滑是政策的首要目标，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并非关键。而从具体的政策取向来看，金融部门的稳定性和消费需求的维持是政府反危机政策最核心的目标，这对应的仍然是美国金融服务部门竞争优势的维持以及消费在赤字经济发展中的引领作用，实质上是强调经济增长方式向危机前的失衡增长模式回归。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新兴经济体在危机初期经济增长并没有出现明显下滑。

2010年之后，伴随着美国经济的逐渐复苏以及对经济失衡的风险属性的进一步认识，“避虚就实”和“避轻就重”成为主要的产业调整思路，以《美国制造业促进法案》《国家制造业战略法案》“出口五年翻番计划”等为代表的体制和政策设计已经开始将经济的再平衡作为首要的政策目标。从结果来看，从2010年开始，美国经常账户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稳定在3%左右的中等水平上。而在进入2012年美国经济的复苏特征基本确定之后，这一数值甚至逐步回落到了1.9%左右，呈现出一定的超调特征。

2．美国再平衡调整下经济运行的变化

美国反危机政策和再平衡政策的动态变化实质上是对增长收益和增长风险的权衡取舍，其结果一定是符合特定时期美国经济的整体利益的。但问题在于，作为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美国经济政策的调整必然会产生非常明显的溢出效应。当美国的反危机政策作为政策主导时，在缺乏重大技术和制度创新的背景下，世界经济的增长模式一定会沿袭危机前失衡增长的老路，而源于金融服务业和制造业的收益也依然是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主要的增长来源。此时，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经济利益相对一致，世界经济也将从美国宏观政策的正外部性中获益。但是，当美国以再工业化为代表的再平衡政策被作为政策的主导时，伴随着美国经济重心从金融服务业向制造业部门的转移，至少在短期内，外围国家很难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来源，中心国家的个体利益将会与世界经济的整体利益产生冲突，世界经济增长的国别分化也就具备了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而从当前美国经济的几个主要特征来看，这样的一种利益实现机制方面的冲突也在消费和投资层面有所体现。

首先，在消费层面，在美国国内出现了国内产品消费对进口产品消费的替代。

伴随着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对外转移，美国国内产品消费特别是耐用品消费与产出之间的缺口不断增大，对进口产品的消费需求逐渐上升，进口产品在居民商品消费和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趋势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有所缓解，但自2010年开始，进口产品消费所占比重仍然延续了危机前持续上升的趋势。只是到了2012年，美国居民消费中源于国内产品的消费比重开始上升，进口产品消费无论在商品消费中还是在总消费中所占的比重都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呈现出一定的国内产品消费对进口产品消费的替代特征（见图1—10）。

其次，在投资层面，美国的对外投资开始向国内投资转换。

与消费领域类似，同样的变化趋势也出现在投资领域。在全球经济失衡的大背景下，以资本“大进大出”为主要特征的国际资本的双向循环流动成为美国和世界经济收益实现的现实载体。从图1—11可以看出，从2010年开始，国际资本双向流动的整体格局虽然得以维持，但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已经开始大大超过资金流出美国的速度，流入美国的净资本逐渐增多，在2014年这一数值已经上升到了7万亿美元，比2007年增长了4.5倍。这样一种资金流动格局的变化在反映了美国和外围国家增长差异的同时，又进一步强化了世界经济增长的分化特征。更为重要的是，就美国对外投资增速缓慢的原因而言，对外投资向对内投资的转换可能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从图1—12可以看出，在2010年之前，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一直远远高于国内投资增速，美国经济呈现出非常鲜明的外向型特征，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出在成为美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现实载体的同时，也成为推动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有利手段。但从2010年开始，对外直接投资和国内投资的增速对比开始出现逆转，对外直接投资增速转慢，国内投资规模则开始快速增加，资本领域国内投资对国外投资的替代特征也非常明显。

3．美国经济政策调整导致各国经济增长分化的深层原因

如前所述，当中心国家的宏观政策更加关注经济失衡的调整时，在短期内，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利益冲突将不可避免。但问题在于，美国单方面的政策调整只是带来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在利益实现机制上的冲突，并不必然表现为中心国家在经济增长状况上的单方面向好。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过程中美国一枝独秀的根本原因仍然在于其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双重优势以及外围国家依附式发展的天生弊端。

一方面，虽然从表述形式上看，再工业化以及制造业重振等措辞都强调了去工业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竞争力的重新回归，但事实上，虽然制造业在美国国内产出中的份额在不断下降，但从全球范围来讲，其并没有真正失去其绝对的制造业竞争力。恰恰相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都可以说是世界上制造业竞争力最强的国家。从产业增加值来看，在2010年之前，美国一直是全球制造业增加值最大的国家，只是在2010年之后，美国制造业全球第一大国的地位才被中国替代，成为制造业产出仅次于中国的国家。但即便如此，在全球制造业的产出份额中，当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球制造业增加值中所占的比重仍然接近20%。也就是说，就单纯的竞争力而言，美国无论是以金融服务为代表的服务业部门还是制造业部门都拥有着绝对的竞争力，只不过从相对角度出发，美国的金融服务业拥有着更为明显的比较优势而已。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以制造业部门的重振作为再平衡调整的主要政策，在短期放弃金融服务业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可以在制造业领域形成全球范围内的绝对竞争力。事实上，也正是美国在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的这样一种双重优势才使得美国在短期再平衡调整的过程中仍然可以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速。

另一方面，对于外围国家而言，情形则恰恰相反。从美国经济结构国内调整的过程来看，在美国金融中心地位日益巩固的背景下，通过制造业部门的对外转移，美国逐渐将国内资源集中于服务业部门。而外围国家则逐渐承担了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收益，在促进本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也向中心国家居民消费和企业生产提供了廉价的商品和资本供给。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外围国家的经济增长实质上得益于中心国家产业结构高端化调整过程中落后产能的淘汰。虽然从绝对收益的角度看存在利益实现机制，但就利益的分配机制而言，外围国家一定是相对利益较小的一方。更为关键的是，虽然外围国家在长期内存在产业结构升级和赶超发达国家的内在动力，但由于技术和创新能力的限制，其并不能准确判断和引领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方向，只能在短期内依附于中心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当中心国家产业调整趋于高端化之后，外围国家的产业升级空间相应扩大。而当中心国家产业结构升级乏力甚至出现对传统部门的回归需求时，在不存在额外竞争优势部门的情况下，外围国家依附式增长的天然缺陷会进一步暴露，产出收缩的状况也将变得更为严重。

（四）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双重外部冲击

与欧元区和日本的经济表现不同，中国宏观经济在2015年的表现与世界经济再平衡的进程关系更加紧密，与美国经济政策的再平衡调整也有着更强的相关性，随着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中国面临的挑战将更为严峻。

与美国再平衡调整类似，中国也存在再平衡的内在需要。因此，在2005年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进入再平衡的调整时期，具体表现为以新《劳动法》的颁布为标志的对要素价格扭曲的纠正以及出口退税对出口增长的调整。然而中国政府的这种主动调整措施，在强劲的外部需求面前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这实际上已经反映出作为外围制造业大国，中国国内宏观政策对微观经济行为的影响是有限的。而在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初期，由于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直接面对外部需求下降的冲击，再加之我们对美国经济危机的传导及美国反危机政策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我们在应对外部需求冲击时，宏观需求政策调整过度，导致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产能过剩状况进一步恶化。国内调结构、促升级的呼声日趋高涨。而在我们调结构、促升级的过程中，美国的贸易失衡状况实际上却在美国反危机政策的刺激下悄然回升，从中美两国对应时点的政策分析来看，中美两国作为全球经济失衡的两端，其在反危机政策协调上是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的。

从经济运行的实践层面来看，中国经济结构在危机之后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刺激内需的政策的作用下，中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从2005年的40.46%上升到2012年的44.59%,2014年进一步提高到48.1%。但是，在中国服务业产值占比提高的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率却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滑。究其原因，除了中国服务业竞争力弱，与货物贸易出口之间不存在替代关系之外，也与外围国家服务业本身存在的发展瓶颈有关。在中国经济政策普遍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背景下，2013年中国服务业的增长率达到了8.3%，但是在政策取向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的增长率却出现了下滑，其增长率只有7.8%。除此之外，中国服务业事实上还面临着另外一种风险。一旦中心国家高科技产业进入国际产业的对外转移阶段，高科技服务业的可贸易程度就会提高，而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将会对中国传统的服务业形成冲击。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中，中国出现了行业增长的分化，传统制造业的增长出现下滑，而新兴行业与战略性行业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增长势头。但是，新兴行业的发展在利润方面并不能弥补传统制造业部门整体业绩的下滑，这使得中国经济在促进产业升级的过程中面临着巨大的调整成本。

与世界经济失衡直接相关的调整是中国货物贸易方式的变化，根据表1—8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全球贸易失衡的年代，中国的贸易参与方式主要以加工贸易为主。这种贸易方式在2012年之前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其产值也一直处在上升阶段。然而，在全球价值链中，与这种贸易方式相对应的是产业链末端的低附加值的产品组装。因此，2008年之后一般贸易规模的增加和加工贸易水平的下降表明中国出口行业产业升级已经取得成果。同时，注意到2015年中国进口出现了非常显著的下滑，全年进口累计增速为-15.0%，比上年同期下滑了15.4个百分点。但这一现象并不完全是中国需求下滑的表现，同时也是贸易方式发生变化的结果。这种对经济有益的调整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反映为中国从新兴经济体进口的数量减少，使业已存在的东亚生产网络体系成员之间的产业内贸易关系发生逆转，可能会对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外交产生不利的负面溢出效应。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在调结构、促转型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2015年中国的出口累计增速下滑至-1.3%，比上年同期下滑7.4个百分点，呈现增速持续回落的局面。考虑到出口价格下降的因素，出口数量同比增速下降幅度实际要略小一些。但是，在反危机和再平衡的双重冲击面前，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趋势和地位并没有发生变化。其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探索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建立推动了中国经济“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也取得了进展，这将对中国主动实现再平衡战略起到积极作用。最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吸收制造业FDI的大国的地位并没有在本轮危机的调整中丧失，尽管美国海外投资的比重在再平衡的过程中有所回落，美国对亚洲的投资的规模也趋于平稳，但是其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投资规模仍然呈现出一定的上升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仍然是亚洲地区制造业的核心生产国，“中国制造”的世界地位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