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国经济需要关注的外部风险

尽管2015年的世界经济出现了增长业绩严重分化的趋势，但世界经济仍然处于2008年危机之后的缓慢复苏阶段。随着美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再平衡成为美国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而其他发达国家仍将处于反危机的过程之中。同时，从2008年危机传导的周期来看，实体经济层面的传导过程仍将继续，而美国再平衡过程又已经开始，中国经济在未来还将面临反危机和再平衡调整的双重冲击。从大国政策效应的分析来看，欧洲和日本的反危机政策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影响有限，美国经济的走势是我们必须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认为，对美国再平衡调整路径判断失误的风险、新兴经济体二次探底的风险，以及与地缘政治相伴随的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对中国的冲击是未来中国经济需要格外关注的外部风险。

（一）正确判断美国的再平衡实现路径

中国未来首先要关注的潜在风险是对美国再平衡过程调整路径判断的失误。从美国再平衡调整的可能路径来看，一是现有分工格局下制造业部门的回归，另一个则是在现有失衡基础上通过引入新的贸易元素来形成新引入部门的贸易顺差。前一个实质上是在逆比较优势基础之上对全球化模式的否定，更多地带有短期失衡调整的特征，后一个则对应着新的经济增长动力的出现，是长期内最可能的再平衡路径。我们做出这种判断是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1．通过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回归调整失衡缺乏长期持续的经济基础

从经济学的简单逻辑看，回归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再平衡调整，面临着资本收益递减和世界经济增长分化的约束。

（1）制造业的产出扩张面临着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天然限制。

制造业生产能力的扩张，必然意味着其他生产部门特别是服务业部门的萎缩。从美国的禀赋条件、技术水平、生产模式等来看，制造业产出的扩张主要依靠资本深化、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而不是劳动投入的增加。但在美国金融部门过度发展的背景下，伴随着外部融资环境的改善，外部融资的风险溢价不断下降，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实物资本收益率将进入递减区间。在开放的条件下，这意味着美国制造业部门海外投资的收益率要远远大于国内投资收益率。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在金融服务业高度发达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再平衡调整策略有悖于资源的最优配置原则，缺乏福利改进的微观条件。其虽然可以作为一种规避风险、平衡产业发展的短期措施，但在长期内，这样一种回归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再平衡调整策略缺乏长期持续的经济基础。

（2）世界经济的增长分化是传统再平衡调整路径的反向阻力。

美国回归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再平衡调整对应的是美国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在外围国家依附式增长的逻辑下，美国经济的繁荣对应的是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乏力，这样的一种局面虽然在短期内可以维持，但在长期内，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的停滞会引起美国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环境的恶化，继而导致跨国公司母公司海外利润的减少。这又在相反的层面不利于美国经济的持续向好。事实上，从2012年开始，这样的一种局面已经开始出现。从表1—9可以看出，在2010年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美国跨国公司母公司的增加值以及净收入都呈现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这反映了美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但与此同时，从2012年开始，伴随着外围国家经济增长状况的不断恶化，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的增加值和净收入已经连续两年出现了恶化的趋势，与母公司经济指标的改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跨国公司海外经营状况不断恶化的条件下，一个可能的选择是通过“制造业回流”的方式将海外投资转向国内投资。但从微观层面来看，在失去了市场份额、固定资本、投入供应网络、产出营销网络、生产技能、专有知识和相关制度之后，生产能力的重新积累将面临巨大的困难。加之国际市场结构的变化和低成本生产者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已经得以确立，美国在去工业化之后重新进入相关行业的难度无疑是巨大的。更进一步，即便美国的制造业成功从海外向国内回流，反映的也只是经济全球化的倒退。换句话说，虽然美国的市场空间巨大，但相对于全球市场而言，其仍然避免不了封闭条件下的小市场属性。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回归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再平衡调整尽管会在初始阶段导致世界经济增长的分化，但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分化特征又反过来限制了这样一种再平衡调整方式的深入展开。

2．服务部门的可贸易性是美国再平衡调整的最优选择

在缺乏具有突破性的技术进步或制度性创新的情况下，无论是全球分工体系还是美国国内供给结构，都不可能出现大的调整。在传统模式下再平衡的调整存在困难的背景下，只能通过引入新贸易元素带来的边际调整来实现出口的扩张，依赖美国有竞争优势的产业，通过其生产能力的扩张和出口的增长，带动就业增加和贸易再平衡。

就竞争优势行业的选择而言，美国服务业无疑是最具优势的产业部门，但在高贸易成本的制约下，很多服务业都成为事实上的非贸易部门。如果能够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与投资体制的完善，降低美国服务业进入国际市场的贸易成本、提高相关产业的可贸易性，那么将会使得美国出口迅速增长和贸易逆差大幅度减少。这一调整主要是通过提高原有非贸易品行业特别是服务和高技术产品的可贸易性来实现的。这里发生的变化并不是资源的跨行业流动，而是相关行业产出的可贸易性的变化，特别是政策性贸易壁垒的降低。所以，这种变化不会导致就业创造能力下降、生产效率损失或正外部性损失，总产出也就不会降低。而且，随着服务业的可贸易性的提高，服务业产出能够摆脱国内需求的约束，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而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为整体经济增长提供更大的推动力。这是以最小的成本和负面影响推动美国贸易收支改善的方式。

在高贸易成本的限制下，尽管美国的服务业还不具备全面出口的条件，但从美国当前对外经常账户平衡调整的构成来看，服务贸易出口在美国再平衡调整中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从图1—13可以看出，从出口增速来看，服务出口的增长速度整体上快于货物贸易，在服务贸易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情况下，服务贸易出口占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仍然从2002年的0.4缓慢上升到了2014年的0.44。更为重要的是，服务贸易的顺差已经成为美国贸易再平衡的重要手段。在2002年，服务贸易顺差占货物贸易逆差的比重只有12%，而到了2014年，这一比重已经快速上升到了31%。因此，从趋势来看，伴随着美国未来多边和双边范围内各层次国际磋商机制的建立和发展，特别是TPP和TTIP等高质量自由贸易协定的达成，美国服务业的贸易成本会进一步降低，服务部门的出口扩张也将成为美国再平衡调整的最可能的路径。

3．再工业化战略本质上是对美国服务业优势的巩固和强化

既然美国再平衡调整的最优路径在于提高服务部门的可贸易性，那么当前美国针对再平衡调整的一系列再工业化战略又作何理解呢？

奥巴马在2013年的《国情咨文》中曾提出，通过构建由一系列制造业中心组成的网络，使美国成为下一次制造业革命的中心。从美国的制造业的优势来看，技术和人力资本方面的优势是现实比较优势的基础，长期内也只会是新的技术创新。那么，如何更有效地从技术革新带来的比较优势中获取经济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必须认识到，无论是制造方面的新技术，还是能源和环境方面的新技术，对美国来说其最大价值都并不是利用新技术重建制成品的生产过程，并与新兴经济展开竞争，而是将新技术转化为相应的设备和服务，为新技术的扩散和广泛运用提供关键设备和服务投入。也就是说，为了实现技术优势的潜在利益，有效载体不是利用新技术生产的产品，而是运用和扩散新技术的设备和服务。

此外，对于外围国家而言，随着主要工业生产国劳动成本的不断上升，现有的制造业价值链条将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由此带来的是对新技术的运用和扩散需求，这又为美国的技术设备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潜在需求，刚好契合前面所界定的美国实现新技术的潜在利益的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的目的是追求制造业生产技术的突破和创新，但技术创新的目的并不局限于制造业部门内部产品生产的需要，而是通过对全球分工网络的重新塑造以及对关键技术和设备的控制，获取最大的收益。进一步说，再工业化战略的现实载体虽然源于制造业部门，但最终利益的实现仍然离不开生产性服务部门的发展和出口。这既是美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历史逻辑，也使美国经济再平衡调整过程中短期调整策略和长期调整策略实现了相对统一。

（二）新兴经济体出现“二次探底”的风险

根据我们对2015年世界经济运行特点的分析，背离经济基本面的股市发展正在积累资产泡沫的风险，加之新兴经济体在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方面的困难，很可能出现危机复苏过程中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二次探底”现象，这种由新兴经济体内生的“二次探底”有可能源于如下几种可能。

第一，持续的外部需求冲击所导致的国内投资下降，会影响供给层面的创新，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使国内生产体系出现全面萎缩，导致实体经济层面增长的崩溃。

第二，在缺乏技术存量和实体经济业绩支撑的前提下，通过股权融资在创新领域盲目投资，容易出现大量的资本沉没，导致股市的崩溃，从而引发危机。

第三，新兴经济体经济结构向服务业转移所带来的潜在风险。由于新兴经济体的服务业在总体上并不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可贸易性增强之后，必然对新兴经济体的传统服务业产生冲击，进而影响新兴经济体就业市场的出清，导致失业人数增加、收入下降，引发典型形式的危机。

第四，各国贸易方式转变所引发的国际价值链的中断，可能影响到中心国家的再平衡过程，从而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第五，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走低，可能引发资源出口型国家社会动荡和地缘不稳定的加剧，使周边国家的经济复苏进程中断。

（三）与地缘政治相伴随的美国主导的TPP协议对中国的冲击

TPP本身并不可怕，因为任何国际协议的落地实施都必须兼顾成员的利益。因此，最终TPP实施的效果同协议主导国的设想之间总是存在很大的差异。即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美共同商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制度设计上的错误，TPP也会存在同样的问题。目前从已经披露的TPP文本来看，它至少在逻辑上与美国倡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存在一定的冲突，出现了美国主导的TPP挑战美国主导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的现象。

第一，如果TPP协定中所强调的“公平贸易”原则在劳工、社会、环境等条款中实现了对WTO相应条款的超越，那么，促进国际贸易增长的因素将会完全取决于国家之间的技术（包括企业管理技术和生产规模）差异，国际贸易的基础也就成为国家间的“绝对优势”，而非“比较优势”，这实际上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贸易发展基础的否定。如果国际贸易是以绝对优势为基础的，那么在现有的TPP成员国中，除了日本以外，其他成员国在工业制造上几乎没有商品可以与美国交换。没有贸易就不会有贸易的创造效应，美国的就业机会也就无从增加。

第二，美国政府强调，TPP的目标是建立高水准的国际贸易制度，这意味着美国将放弃现有的WTO。在20世纪美国也在不断地尝试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但是，这种尝试的逻辑是通过双边协定来弥补多边协定在协调能力方面的缺陷，从而推进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进程。而从美国对待TPP的态度来看，美国则试图用一个区域贸易协定来替代双边贸易协定，这是美国又一自我挑战的试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伴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美国通过多边世界贸易体系，改变了英国主导世界经济时所采用的帝国特惠制的区域性集团分布格局。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英国统治时代帝国特惠制的成员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主权国家，殖民地对宗主国的依附可以避免区域集团中的机会主义行为。而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的成员国都是拥有主权的国家，因此，区域性的集团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只有全球性的多边协定才能避免机会主义的行为。对于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而言，选择了多边，就是选择了开放，选择了世界；放弃了多边，就是选择了封闭，拒绝了世界。

因此，美国放弃多边选择了区域集团形式，这种尝试存在一系列的不确定的后果。（1）为避免成员国的机会主义行为，美国必须采取足够的经济手段来确保成员国的利益，单纯的市场开放，在公平贸易原则下，并不能保证所有成员国受益，除非美国出于冷战思维的考虑，在TPP成员国中推行新一轮的马歇尔计划。（2）在《西雅图协定》的基础上，迅速扩大TPP成员国的范围，使它从一个区域集团发展成为全球性的贸易组织。要实现这一目标，TPP现有框架必须产生促进贸易增长的示范效应。从我们前面分析的内容看，由于TPP成员国中具备贸易绝对优势的国家并不多，因此很难实现贸易的快速增长。（3）在TPP运行成功的基础上，与其他跨区域的集团融合，实现区域集团向全球多边体系的转变，但这同样也取决于TPP本身的运行效果。

第三，TPP中原产地原则具有排他性，是典型的追求贸易转移效应的区域集团的标志。作为跨太平洋战略伙伴的协议安排，它会对东亚网络生产体系产生冲击。在东亚网络生产体系中有些国家在TPP成员国中，而一些重要的国家被排除在TPP协定之外，原产地原则会阻碍东亚网络生产体系中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交往，使产业链中断。中国作为东亚网络生产体系中的主要国家，必然会因此而受到很大冲击。然而，问题的关键是TPP在冲击现有的全球网络生产体系的同时，并不可能在短时间中再造一个新型的网络生产体系。事实上，东亚网络生产体系形成之后，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单纯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增长模式，TPP中现有的一些东亚国家（日本除外）是不可能单纯依赖人口红利的优势来替代现有的东亚网络生产体系的。如果东亚网络生产体系不复存在，那么美国与全球经济的相互依存格局也将会发生变化，美国必须对其国内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这种调整的成本将会是巨大的。

但是，如果把地缘政治因素考虑在内，那么无论是TPP的现有成员还是潜在成员，它们选择加入TPP都并不完全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有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这种结果至少会从三个方面影响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首先，美国主导的TPP会直接影响中国参与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的实际运作效果。美国推行TPP运用的是美国外交的软实力，而中国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亚投行，都是在运用真金白银等硬实力，这种对经济秩序话语权的争夺的结果很可能被非经济因素所改变。其次，TPP可能会影响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的提升。由于TPP原产地原则对最终商品的原产地认证要看零部件所含的成员国的价值量，如果中国制成品的海外附加值低，那么在向美国出口时就不能享受成员国待遇，中国要享受成员国待遇，就必须接受现行的价值链分工格局。最后，如果中国被长期排除在TPP框架体系之外的话，那么很可能会在未来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中被排除在新的国际分工格局之外，导致中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战略空间被进一步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