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搜集概况

系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编纂工作，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全面掌握的基础之上，这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发表的所有著作和文章，也包括他们的手稿、笔记、通信等。列宁在1921年2月初写给梁赞诺夫的两张著名的便条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全力以赴地搜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指明了方向和目标。同时，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渊博而精深的学识，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涉及的宏大历史背景，进一步搜集与之相关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史、工人运动史等方面的文献资料也成为这项工作的重点内容之一。

1．梁赞诺夫领导的搜集工作

如前所述，搜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社会主义史、工人运动等文献资料的工作，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科研机构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1921年年初，收到列宁的两张便条后，梁赞诺夫欣喜若狂，立即着手准备去德国搜集文献。1921年6月14日，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批准梁赞诺夫去德国寻找、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所有文献和文字材料。为此，还专门下拨给他50000金卢布，并告诉他必要时可向俄共（布）中央申请追加经费。但是，此时收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手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掌握在了已经分裂并蜕变为修正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手里，因此，以梁赞诺夫为代表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他们的谈判不得不拖延下来。尽管如此，梁赞诺夫还是不遗余力地在欧洲各处搜寻和购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图书馆必需的藏品。他始终认为，“人文科学的研究院首先应当是一个图书馆，而自然科学的研究院则首先应当是试验室”。很快，他给列宁写信说：

我已从维也纳电告，我能够买下绿山城图书馆和毛特内尔图书馆。前者是社会主义史文献的最丰富的收藏地。除杂志外，还藏有几乎全部石印文献、许多珍本书和极好的全套空想主义作品。

关于后一图书馆，我没有什么要告诉您的。您对它很熟悉。这是世界上唯一的孤本书收藏地。它对研究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无可替代的。除各种书籍外，还藏有大批版画和肖像、各革命时期的钱币和大量手稿。

……

如果我们买下这两个图书馆，那我们在莫斯科就会拥有世界上最好的社会主义文献图书馆了……

梁赞诺夫还在信中申请追加经费：

当在组织局的会议上讨论该给我多少经费进行购买活动时，我说，我没有放弃得到这两座图书馆的希望。因此，组织局作出决议，在这件事情上将提高经费金额。因此，我请求按照这一决议，把经费增加到125000金卢布。

就梁赞诺夫的请求，列宁在梁赞诺夫的信上做出批复：“决定增拨75000。”1921年9月23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梁赞诺夫的这封信做出如下决定：“将购买绿山城图书馆和毛特内尔图书馆所需的款项75000金卢布汇给斯托莫尼亚科夫，责成他节约使用这笔经费，并亲自负责把相应的数额直接汇给这两家图书馆馆主本人。”正是在俄共（布）中央的大力支持下，梁赞诺夫顺利地收购了这两座重要的图书馆。除此之外，梁赞诺夫还在六年中先后收购了多家国外图书馆。在这一时期，莫斯科流传着一个说法：梁赞诺夫收购的图书要用英国的舰队来运送。

1923年夏天，梁赞诺夫再一次来到柏林。经过多方游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原则上同意他使用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中的马恩文献遗产。秋天的时候，他从德国运回一批7000页马克思未发表手稿的照相复制件，其中包括对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理论十分重要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

1924年11月，梁赞诺夫又一次来到柏林，经过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谈判，与马克思恩格斯遗著保管人爱德华·伯恩施坦，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代表、时任社会民主党档案馆馆长的阿道夫·布劳恩和鲁道夫·希法亭达成协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以影印的形式获得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遗著。12月19日，伯恩施坦签署了一份致法兰克福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的“声明”，同意以4200马克的价格将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和书信的著作权和出版权转让给该公司，并且放弃在将来出版这些著作的其他活动。他还答应把他手中的所有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立即”交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

从这时开始，梁赞诺夫聘请了三个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社会研究所的一个专门机构工作，他们的任务就是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的每一页进行拍照、显影和复印。由于梁赞诺夫很早就接触、整理过在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中保存的马恩遗著，所以他非常清楚在哪里能寻找到他所需要的文献。例如，他在伯恩施坦的书架上找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手稿。这份手稿此前据说已经遗失，连伯恩施坦本人都不知道居然就在自己的书架上！伯恩施坦还“保存”着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数学手稿》等手稿，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恩格斯有关古代日耳曼人历史和印度史的著作，还有恩格斯致考茨基、伯恩施坦的书信，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致其他人的书信。伯恩施坦曾将这些珍贵的手稿交给了弗·阿德勒，在梁赞诺夫的敦促下，最终这些手稿被交还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库，这样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这批手稿都进行了照相复制。此外，梁赞诺夫还在英国博物馆、纽约公共图书馆、普鲁士国家图书馆、科隆历史档案馆、耶拿大学档案馆、特里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文科中学等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及手稿进行拍照。之后倍倍尔、梅林、海尔维格及马克思的密友罗兰特·丹尼尔斯的书信的拷贝或原件也陆续被发现。截至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搜集到了15000多件文献原件，掌握了175000份有关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思想史的文件复印件。

1926年年底，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及档案馆的领导人开始阻挠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文献的照相复制工作。理由是党执委会打算自己来发表这些材料。但实际上，除了恩格斯给伯恩施坦的书信以外，他们什么都没有出版过。1927年与1928年之交的冬天，由于共产国际开始奉行极左政策，加剧了对社会民主党的批判宣传，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决定不再允许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进行照相复制。1929年，在联共（布）中央同德国社会民主党关系继续僵化的情况下，伯恩施坦发表声明，说他从未冒充过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遗产的所有者，他只是这份遗产的保管人，遗产由党的执行委员会支配；同时在联共（布）中央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抱敌视态度的情况下，他也怀疑自己是否还有必要对其代表抱有信任的态度。伯恩施坦的声明随即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负责有关方面工作的迪特曼的支持，迪特曼在1929年7月14日致伯恩施坦的信中讲道，伯恩施坦之所以于1924年交给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有关声明，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看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同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之间的密切联系。如今，由于莫斯科的影响，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同德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之间的合作不再有保障了。同时，他建议伯恩施坦取消以前向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许下的诺言。几天后，伯恩施坦就发表声明，说自己于1924年同梁赞诺夫达成的口头协议只是一种意愿，而不是有效的合同。他还说自己以前曾误以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是中立的，现在他否认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出版公司有权得到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文献。

1930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委会宣布废除合同，禁止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照相复制和继续使用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尽管如此，在废除合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拥有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就已达到了4316份，还有437份原件和近55000页照相复制品。其中包括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往来书信1500封；马克思恩格斯在写作时做的摘录和提要共200本，马克思的占174本；马克思的札记17本，在1844—1847年的札记中发现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等。

2．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馆藏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图书馆的藏书是按照研究室的系统分类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室收藏的丰富藏品中，《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的版本之齐全在世界范围内是独一无二的。在《共产党宣言》的版本中，有稀有的瑞典文版本（1848年），以及唯一的一份捷克文第一次译本（1893年）。1895年前俄文译本的《共产党宣言》有120多种版本，其中包括手抄本、复印本和印刷本。在第一、第二国际研究室中，第一国际的文件和报刊收藏得非常完整，马克思为第一国际撰写的两份纲领性文件——《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是藏书中的珍本，其中有伦敦的第一版，法文译本、俄文译本及其他语言的译本。同时还保存着马克思准备在1871年正式出版时使用的《临时章程》的所有印刷本。而其他的研究室，如德国研究室、法国研究室、英国研究室、社会主义史研究室、哲学研究室、政治经济学研究室等的文献也都极为丰富和珍贵。

从1921年到1930年，仅仅过了九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图书馆就成为欧洲国家工人社会运动史类书籍总数据世界第一位的图书馆。到1930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馆藏图书已达45万册，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撰写过评论的极为珍贵的报纸的合订本。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整合之后，两所研究院的图书馆也合并为一个图书馆，成为联共（布）的中央书库，也是苏联时期最大的科学图书馆之一。它所收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书籍、历史书籍，以及苏联共产党史、国际工人运动史和共产主义运动史方面的书籍是世界上最丰富的。1990年年初，该图书馆改建并更名为“国家社会政治图书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общ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библиотеки（ГОПБ））。

与图书馆同时创建的还有档案馆。最初的档案馆只是作为附属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一个拥有一些零散文献的研究室，其中与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人的相关文献竟比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还要多些。但从1923年秋天开始，梁赞诺夫从德国运回第一批马克思未发表手稿的照相复制件后，档案馆的地位逐渐上升。1925年春，档案馆被改建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独立部门，主要收藏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遗产和共产国际的文献。当时档案馆主要分为五个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部，第一国际史和第二国际史部，日耳曼语系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拉丁语系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以及斯拉夫语系国家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史部。据20世纪30年代初的统计，这五部分文献总共包括15000多份原件和175000份复印件。其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和书信的文献共计4316份：近55000页照片复印品和437件原件。此外，从1923年秋起，研究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前期准备工作，即辨认马克思手稿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25—1927年，在档案馆里成立了专门的辨认小组，这个小组后来也就是MEGA1小组。

3．1931年后马恩列研究院搜集及馆藏情况

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与列宁研究院合并后，它们的档案馆也合并为一个，称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парийныйархивИМЛприЦККПСС）。这个档案馆不仅为马恩列研究院的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提供原始文件，还对苏联共产党的档案进行整理，对全国各党务档案馆的活动进行业务指导。因此，在中央党务档案馆内设立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组、列宁文献组、党史文献组、共产国际运动文献组、科学共产主义奠基者电影摄影录音文献组、清点采集组、问询组以及文献修复保存实验室和文献复制实验室等。可以看出，中央党务档案馆实际上已经成为独立的大型科研机构。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世界局势特别是欧洲的政治局势风云突变。德国纳粹上台，以及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继续有系统地搜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国外的文献遗产变得十分困难。尽管如此，马恩列研究院始终如一地执行着列宁提出的把“伟大的遗产”全部搜集起来的任务，搜集工作并未停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中央党务档案馆已收藏了5640份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此外，为了保护文献遗产，在1941—1944年间，中央党务档案馆一度被疏散到乌法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被重新安置回多尔戈鲁基宫。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为筹备编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2版和MEGA2，马恩列研究院恢复了搜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工作。这一时期，马恩列研究院获得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的途径更为多样化。第一，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工人党为研究院搜集遗著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例如，法国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比利时共产党等先后送来了珍贵的文献原件和私人藏书。第二，马克思恩格斯的亲属为研究院提供了许多新的文献。例如，恩格斯的侄孙小艾米尔·恩格斯把恩格斯给弗·格雷培和威廉·格雷培兄弟的信转交给了研究院；1960年，马克思的曾外孙沙尔·马赛尔·龙格在访问苏联时送来了大量的手稿。第三，某些国家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自愿将私人收藏的文献送给研究院。例如，1958年，奥地利总理尤利乌斯·拉布访问苏联时带来了收藏在奥地利国家档案馆里的马克思于1851年12月2日写给埃布讷的信。第四，与各个存有马克思恩格斯文献资料的机构进行联系并交换文献资料。例如，与阿姆斯特丹社会历史研究所交换某些研究院所没有的文献。第五，在苏联的档案中发现文献材料。例如，在列宁格勒普列汉诺夫纪念馆中找到了1889—1895年恩格斯写给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的信件，以及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的信件，等等。到1971年年底，在馆藏的第一号资料中，有超过7000份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6330封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到1979年年底，中央党务档案馆收藏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共计有7750个卷宗，将近1/3是原件。到了1981年，保存在档案馆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文献遗产就有8000多份，有超过6500封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是这批珍藏中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