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研究概览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高度重视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出版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苏维埃俄国的宣传普及。他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应该“由我们来搜集”，大力推动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有组织的搜集、整理和系统编纂工作。1920年12月8日，在列宁的不断过问和主持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做出决议，在莫斯科建立世界上第一座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次年的1月11日，按照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马克思主义博物馆改建为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К.МарксаиФ.Энгельса），研究院实乃当时搜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学术实验室和国际中心”。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先后编译完成两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俄文版，其中俄文2版成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德文版、朝鲜文版、罗马尼亚文版等多个语种版本所依据的重要母本。研究院先后两次开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的编纂工作，其机关刊物《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同时出版俄文版和德文版）和《马克思主义年鉴》发表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生前未发表的重要手稿。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汇集和培养了众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学家，围绕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手稿、笔记展开缜密的辨认、整理、编辑和研究，相关编纂和研究成果处于当时国际领先水平。1931年，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1923年组建的列宁研究院合并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Маркса-Энгельса-Ленина）,1956年更名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院”（Институтмарксизма-ленинизмаприЦККПСС），简称“马列主义研究院”,1991年苏联解体前后又几次更名改组，现在改建为“俄罗斯社会与民族问题独立研究院”（Российскийнезависимыйинститутсоциальныхинациональныхпроблем,（РНИСиНП）），仍负责保存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及影印件。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的历史发展脉络从侧面反映了苏联社会的发展变迁，同时也呈现出苏联各个时期领导人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工作的重视程度和重点倾向。

应该说，苏联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工作是国家级系统工程。列宁生前对该工作寄予厚望，他认识到这种编纂工作所具有的正本清源的意义，所以在投入财力、人力、物力等方面高瞻远瞩。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首任院长达维德·梁赞诺夫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经磨炼出独特的工作方法，特别是闻名遐迩的、后来几乎带有传奇色彩的收藏图书和管理图书的激情”，是“搜集资料的能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成立后，他多次到欧洲搜集并得到1/3的马克思恩格斯手稿原件，影印了最全面的马克思文本复制件，得到马克思恩格斯诸多重要著作的出版权。在他的带领下，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手稿、笔记及其相关文献，对每份档案、每个书信原件或每个拷贝都进行了认真研究梳理。他们的编纂研究工作缜密而细致，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次出版时间、译本以及版本的成熟度方面得出了诸多有价值的结论，对诸多文本的考证体现出非凡的持久性和生命力。

整体看来，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版本研究见长。“西方国家的马克思学研究以‘解读’见长，研究者思想比较活跃，擅于提出新问题，做出新结论”，但版本考证工夫明显不及前者。无论是对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编纂工作加以肯定性借鉴还是批判性扬弃，各国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学家都难以绕开其已有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及其相关工作都不能无视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历史版本。苏联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学家目前仍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文献研究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莫斯科大学教授格·巴加图利亚等学者至今仍在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研究而努力工作。

但是，对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编纂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也不能忽视。苏联大多数读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及内容的了解多半是来自苏联教科书中有限的引用。从德波林尝试对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系统阐述，到20世纪中叶米丁等主编《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思想进行综合阐释，但在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引用方面，几乎都乏善可陈。其中，德波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导论》几乎没有引用马克思哲学著作，对恩格斯哲学著作的引用也只限于《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只是在有限的章节中寥寥几次引用了马克思哲学文本，对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引用与德波林大致相同；米丁等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在文本引用方面有所进步，相关引用达123次，但作为教科书体系的代表，该教材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的选择与阐释都存在着理解上的先入为主或过度解读的问题；弗罗洛夫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主编的《哲学导论》也注意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的引用，但由于偏重阐释“新的或现实的人道主义”理论，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的选择与解读也很难说是客观而全面的。此外，在苏联教科书思维方式影响下，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文本的选择与阐释往往采用“掐头去尾，不要中间”的办法，即去除马克思恩格斯早期所谓“不成熟”的文本和马克思晚年带有“学究气”的文本，避开马克思中年创作的经济学文本中蕴含的哲学思维。“基本做法或许可以概括为四部曲：第一步是汇集马、恩、列、斯大量引语，第二步是从引语中归纳出哲学原理，第三步挑选若干实例证实这些原理，第四步是利用这些原理证实苏联模式与苏联政策的合理性与正确性。”即使是这种程式化的做法，在“第一步”的“引语”中，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中的观点所占的比例也是十分有限的，引语主要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

因此，从“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建设性思路出发，对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编纂经验及其积极意义的研究，应以重要著作编纂的实际情况为研究重点，同时归纳其中存在的问题，从经验与教训两方面尽可能客观地勾勒出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真实图景。

对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研究，以梳理苏联学者的研究与相关争论为主，穿插德国与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这些国家的文献研究避开了苏联教科书思维的干扰，可以更为客观地审视历史，但对很多细节的把握不及苏联学者；苏联学界的研究得“近水楼台”之便，但都不同程度地受当时苏联僵化思维的影响，对很多问题做出“贴标签”式的分类。比如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学遗产——在苏联出版和研究的历史》（1969年）一书曾多次肯定性地使用了“马克思学”“马克思学研究中心”“苏联的马克思学”等概念，但仍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学”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产品。其中很多批评缺乏足够的根据，很多论著的学术性很难得到高度认可，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其他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重视。

对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研究必须重视东西方两个平台的研究成果，应较为系统地梳理相关历史资料，全面考量以往的研究实际，归纳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合理结论及其整体成就，辅以其他结论加以比较说明。对极为庞杂的研究资料进行完整的分类和归纳并非易事，同时，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苏联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重视程度也颇不一致。应该说，列宁时期苏俄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投入最多，这段时间的资料尽管庞杂，但不难形成系统思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苏联的发展，苏联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则较难梳理，因为很多研究包含在其他研究中，如果绕开此类研究，那对苏联这一时期的研究状况的呈现就未必客观；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偏重马克思早期文本，以之诠证“人道主义”，为“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提供哲学支持，相关研究未能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加以全面考量。

此外，从西方马克思学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苏联模式”的批评性论说中也可以提炼出有益的研究内容，相较于很多肯定性意见的复述，这些批评提供了研究苏联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新线索与新思路，很多理解可谓颇有新意。西方马克思学家的研究与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的差异是明显的。比如前者注重探究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差别，认为恩格斯在一定程度上曲解、更改了马克思思想的本意，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更多地源于恩格斯的思想而非马克思的思想；后者则注重从恩格斯与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出发，把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作为一种思想的“艺术整体”来看待。西方马克思学家对马克思恩格斯学术思想关系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解读的问题，但这种过度解读也映现了很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全面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的编纂工作。例如，MEGA2是对梁赞诺夫主持编纂的MEGA1的超越，这次耗时漫长、速度缓慢的编纂伴随着对“苏联模式”的自觉纠偏，即使这样，日本马克思学者仍然对此有颇多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国内学界开始自觉译介苏联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50卷便是在翻译和编辑俄文2版的基础上完成的。中央编译局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学界众多有识之士也参与译介了相关研究著作，很多学者尝试进行颇具原创性的文本研究与经典文献的“重读”，《马列主义研究资料》《马列主义编译资料》《外国哲学资料》等丛刊辑录的文章有助于国内学者了解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情况。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研究在21世纪初掀起了新高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目前正在编译中，该版“以第一版为基础，并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和德文版重新进行编辑和译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的编译仍然需要借鉴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成果，其他相关研究也非常重视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历史性工作。

苏联解体后，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已经成为历史，但俄罗斯马克思主义文献编纂学家的努力与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成果并未断裂。这不仅表现在拉宾、科兹明、乌达利佐夫等苏联学者的解读文本至今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而且表现在过去活跃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与研究工作中的巴加图利亚等俄罗斯学者至今仍为MEGA2的编纂努力工作着。更何况，热衷于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世界各国学者仍然能从“苏联模式”中解读出自己的研究心得，并以此推动着新的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编纂研究。在这个意义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历史，总结其中的利弊得失，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编纂与考据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