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主要研究方法

研究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历史，无疑要展开缜密的文献搜集、整理与归纳工作，所以文献学方法是本研究采用的最主要的方法。在文献归纳的基础上所做的文本考据则可能超出文献学研究范式，而辅以解释学研究方法是很必要的，特别是对文本内在思路的把握仅靠文献学研究是无法完成的。解释学研究当然以文献学研究成果为基础，而非文本之外的过度解释。把握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历史及其启示，无疑还要借鉴马克思恩格斯重视的逻辑与历史内在统一的研究方法，即充分考量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思路与成果，同时将其置于苏联社会发展的历史现实中，力图分析在苏联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学界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产生的不同作用，以及文本编纂与研究的“苏联模式”在不同时期对他国相关研究的影响力的差异，以此探求“苏联模式”的启示及如何对其超越。下面对主要的研究方法分而述之：

（1）文献学研究及其基础性意义。文献学研究具有漫长的历史，古之圣人对礼仪典章的研究可谓开文献学研究之先河。文献缺失不足始终被治学者引为憾事，孔子抱憾夏、殷之不足意即在此。“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后世对《春秋》等典籍的考据皆属文献学研究范畴，也产生了不少享誉一时的学派，他们对历史文献的考据颇见功力。西方学者对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研究亦穿插文献学研究的内容，因为柏拉图以转述其师苏格拉底的思想为自己的言说方式，而文本中的话语属于二者中的哪位始终为学者关注，这与中国学者对《论语》等对话录的考证大体相仿。应该说，中西方文献学研究的历史性成果与方法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以一切历史文献为对象，主要考察它的载体形式、内容类别、整理利用及其历史发展的一门学科，谓之文献学。”可见，文献学研究涵盖文本载体形式研究、文本内容类别研究、文本整理利用情况研究，以及文本研究的历史发展概况研究，从而达到“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的。现代文献学是在古典文献学研究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不仅以白话文注释典籍，更重要的是拓展了典籍的范围，丰富了文献学研究方法，使其呈现出现代形态。现代形态不仅表现在使用现代考据手段，而且表现在为其注入了适当的思想元素。胡适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与阿尔都塞所谓的在假设的基础上求证，当求证与假设不符，再调整假设的思路皆属此类。

本研究以文献学方法为基本方法，以梳理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历史为主体工作，通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1版、2版与历史考证版的不同版本概况，各分卷出版时间、语种，梳理苏联介绍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排情况的书刊内容，理清苏联《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等书刊对马克思恩格斯未定稿的发表状况。在此基础上把握苏联编纂各版本的内容差别，阐述世界各国学者对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成果的重视情况，分析各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以俄文版为母本的情况以及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的历史发展与经验教训等。本研究采用现代文献学研究手段，依据现代数据分析提供的结论说明问题。

（2）解释学研究及其拓展性意义。解释学（hermeneutics）与文献学关联密切，解释学的全部努力都是在文献学基础上的拓展，即通过把握文本而读出作者的思想本意。西方哲学家施莱尔马赫、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福柯、利科等推动了解释学的发展。施莱尔马赫提出正确解读文本的现代解释学问题；狄尔泰在此基础上将解释学上升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对这种研究方法做出主体性哲学解释的是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从“此在”的角度理解“解释学处境”，即“前有”“前见”“前设”是解释学研究不可忽视的存在；伽达默尔承认海德格尔着意发挥的“理解前结构”，注重读者与作者之间必要的“对话”，在“视界融合”的意义上把握文本的历史与现实。值得重视的是福柯对文本解释的意见，他认为文本解释应重视以往历史不曾注意的微观层面，而且任何解释都只是解释者所处时代的文化印记，“起源的退却与返回”是不可能的。应该说，重视被历史长期忽视的侧面，注重解释的当代意义，是解释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与其他哲学家更多地从思想层面把握文本不同，利科从语言哲学角度理解解释学问题，注重解释语词表层背后的意义。他将文本视为“通过书写固定下来的任何话语”，既然作者的文本是“固定”的，对其解读就不应该过分渲染价值悬设，而应该注重文本本身的客观性，对作者本意的解读绝不应该是读者主观意愿的发挥。在这个意义上，重视对文本进行客观解释的方法与文献学研究更接近，或者说这种研究方法较易与文献学研究方法相结合，或可称之为客观解读法。这种解释学方法与文献学研究方法结合，对于历史地呈现文本的原意大有裨益。

本研究注重客观解读的方法，在文献学研究基础上，注重梳理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概况。对于把握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研究，客观解读法能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相较于西方马克思学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解释，苏联学界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编纂更重视从总体上说明问题，即通盘考量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和手稿，而对微观研究不够重视；后来，在苏联哲学中体现的对人道主义的重视实乃在步西方马克思学研究之后尘。本研究致力于梳理苏联学者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工作的争鸣与共识，兼顾其他国家学者对此问题的相关阐释，力图得出客观公允的解读结论。

（3）注重逻辑与历史的内在统一。逻辑与历史相统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重视的研究方法，意在从现实角度出发，在历史语境中探究文本的实践意义。“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逻辑与历史内在统一，意在说明“逻辑的方式”只是“摆脱了历史的形式”，其实质仍然是“历史的方式”。文本编纂与研究必须注重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只有将二者辩证统一，才能使文本研究应有的价值在人们的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

从文献学与解释学角度理解历史与逻辑的辩证统一，最根本在于将文本解读与当代审视内在融通，使文本的历史语境呈现当代意义。对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的编纂研究应当注重这种方法，“应该说，尊重‘文本’考据得出的结论，引用符合马克思‘文本’原貌的版本极为重要，可以从源头上摆脱马克思遭遇误解的可能，是马克思在当代‘在场’的前提”。梳理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和手稿是一项浩繁的工程，但这个工程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要使思想家的思想得到准确完整的理解，前提是文本编排要符合历史原貌，任何在缺乏对文本起码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逻辑”都难以得到历史认可。误读往往由于对文本缺乏足够的认识，只有尊重文本的历史及其生成的历史环境，逻辑才能体现其缜密性。

本研究重视马克思和恩格斯倡导的历史与逻辑辩证统一的研究方法，秉持这种方法，才能从根本上生发文献学方法与解释学方法的活力。具体说来，既关注苏联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重要著作编纂研究的历史，又关注其内在逻辑。在考证苏联学者研究思路与成果的同时，力图分析苏联社会的历史发展与文本考据的内在关联，“从苏联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情况看，真正经得起考验的，是那些对文本写作过程的甄别、版本的考证、结构内容的分析等等，而不是那些对其现实意义的挖掘”，诸如此类问题的逻辑成因是必须从历史角度加以分析和判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