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张景岳的学术思想

张景岳学术思想内涵、学术贡献涉及诸多方面。源于哲理，发为阴阳学说、温补学说等。

一、医易同源的哲学思想

张景岳曰：“宾尝闻之孙真人曰：不知易，不足以言太医。每窃疑焉。以谓易之为书，在开物成务，知来藏往；面匮之为道，则调元赞化，起死回生。其义似殊，其用似异。且以医有《内经》，何借于易？舍近求远，奚必其然？而今也年逾不惑，茅塞稍开；学到知羞，方克渐悟。乃知天地之道，以阴阳二气而造化万物；人生之理，以阴阳二气而长养百骸。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明阳也；医易同源者，同此变化也。岂非医易相通，理无二致，可以医而不知易乎。”易者，《易经》也。张景岳从“每窃疑焉”到逐渐深悟，“是以易之为书，一言一字，皆藏医学之指南”。“医而不易，其何以行之哉？”认为“学医不学易，必谓医学无难，如斯而已也。抑孰知目视者有所不见，耳听者有所不闻，终不免一曲之陋”，故强调“医不可以无易”。而业医者通易，犹如“运一寻之木，转万斛之舟；拔一寸之机，发千钧之弩”。借此可达“医之运用由乎我”之境。正是得益于易理，使张景岳能够较同时代人，更为透彻地论述、更为精辟地阐发许多医学问题。

二、阐发阴阳学说

张景岳作为医易大家，不仅对医学有着深入研究，且易学造诣深厚，熟知宋明理学，尤其深受易学思想的影响。以阴阳互根为核心，提出以“阴阳者，一分为二”的论断，认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阳之气，本同一体”，阐述阴阳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从医学角度将崇生重阳与尊水重阴两种哲学思想统一起来，一反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而创“阳非有余，阴常不足”之说，认为肾主水而水中有火，命门真阴应涵摄真阳。

（一）一分为二，互为其根

宇宙间普遍存在着两个既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方面，即阴阳。张景岳在《类经·阴阳类》中提出“阴阳者，一分为二”，认为宇宙的形成是由太极之一气，一分为二，化为阴阳二气，阴阳乃构成万事万物的根本。在《类经·阴阳类》说：“道者，阴阳之理也，阴阳者，一分为二也。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天生于动，地生于静，故阴阳为天地之道也。”同时，在《类经附翼·医易义》中，认为“一分为二”乃万物化生的根本之理，说：“万生于一，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以三百八十四爻，万有一千五百二十策，而交感之妙，化生之机，万物之数，皆从此出矣。”张景岳这种“一分为二”的思想显然受理学家解易思想的影响。周敦颐《太极图说》称：“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分阴分阳，两仪立焉。”邵雍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也说：“太极既分，两仪立矣……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一分为二”具有深刻的辩证内涵：阴阳二者既对立又统一，这是阴阳互根思想的理论基石。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即提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概念，把阴阳的对立与互根统一于太极之中。邵雍在《观物外篇》里也对阴阳互根思想做了深刻的阐述：“阳不能独立，必得阴而后立，故阳以阴为基；阴不能自见，必待阳而后见，故阴以阳为偶。”受此影响，张景岳在论阴阳关系时也着重强调“阴阳互根”，明确指出：“阳为阴之偶，阴为阳之基……一动一静，互为其根”，“阴根于阳，阳根于阴……阴阳之气，本同一体”。

张景岳将阴阳互根思想充分应用于医学理论中，表现为以阴阳互根论统摄人体水火精气等的关系，如论“水火同源”，说：“道产阴阳，源同一气，火为水之主，水即火之源，水火原不相离也。何以见之？如水为阴，火力阳，象分冰炭。何谓同源？盖火性本热，仗火中无水，其热必极，热极则亡阴，而万物焦枯矣；水性本寒，使水中无火，其寒必极，寒极则亡阳，而万物寂灭矣。此水火之气，果可呼吸相离乎？其在人身，是即元阴元阳。”说明人身之水火即元阴元阳，是不可相离的。论“精气互生”，说：“以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类经·摄生类》有“故先天之气，气化为精；后天之气，精化为气，精之与气，本自互生”。精气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但在生命活动中，精与气是时刻不能分离的整体：气为阳，阳必生于阴；精为阴，阴必生于阳。

张景岳在“阴阳互根”的基础上，对阴阳精气不足的治疗提出独到见解。《景岳全书·补略》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又说：“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这种“阴阳相济”的治法，对后世论治阴阳虚损诸病影响很大。崇生重阳，张景岳提出“阳非有余”。虽云“阴阳互根”，但从《易传》到理学家都以阳为主导，阴为从属。阳贵阴贱，扶阳抑阴，可以说这是易学的主导思想。《周易·系辞传》即明确提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程氏易传·坤卦》说：“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少之序，天地之大经也。”朱熹也在《朱子语类·卷六十八》说：“乾坤阴阳，以位相对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阳尊阴卑，不可并也。”传统文化中“阳尊阴卑”的思想意识在以张景岳为代表的明代医易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金元以来，时医多执补阴之说，专用寒凉、攻伐阳气之弊流行。张景岳为救其偏，创“阳非有余”论。在《大宝论》中，从形气、寒热及水火之辨三方面来说明人体阳气的重要性。

一是形气之辨。从形气上看，认为“形气者，阳化气，阴成形，是形本属阴，而凡通体之温者，阳气也；一生之活者，阳气也；五官五脏之神明不测者，阳气也。及其既死，则身冷如冰，灵觉尽灭，形固存而气则去，此以阳脱于前，而阴留在后，是形气阴阳之辨也，非阴多于阳乎？”在张景岳看来，人体五脏六腑气化之所以变化无穷，无不由于阳气的作用，死后则身冷如冰，知觉尽失，形存而气则去，这种阳脱在前而阴存于后的状况说明了阳气的不足。二是寒热之辨。从寒热上看，“寒热者，热为阳，寒为阴；春夏之暖为阳，秋冬之冷为阴……是热能生物，而过热者惟病；寒无生意，而过寒则伐尽。然则热无伤而寒可畏，此寒热阴阳之辨也，非寒强于热乎？”春生夏长，显示阳热生化万物；秋收冬藏，象征阴寒缺乏生意，这种现象说明了阳气的重要性。三是水火之辨。从水火上看，认为“水火者，水为阴，火为阳也。造化之权，全在水火”。虽然造化之权在于水火，但水亦由天一之阳而生，说：“天一者，天之一也，一即阳也，无一则止于六耳。故水之生物者，赖此一也；水之化气者，亦赖此一也”。说明水之所以生物、化气，惟赖水中之阳气。

（二）尊水重阴，亦倡阴常不足

传统文化虽以“阳尊阴卑”为主，但亦素有尊水重阴的传统，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管子曰：“水者，何也？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这种尊水重阴的观点在张景岳医学思想中也得到充分体现。重视阳气，但亦不忽视真阴。在“阴阳互根”思想指导下，认为阴阳是相对的，两者缺一不可，《真阴论》说：“凡万物之生死，本由阳气；顾今人之病，虚者十之八九，义何谓哉？不知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盖阴不可以无阳，非气无以生形也；阳不可以无阴，非形无以载气也。”阴不可以无阳，阳不可以无阴，但从“此一阴字，正阳气之根也”可以看出张景岳虽重视阳气，尤立足阴精，对真阴的阐述及阴虚证的治疗之法事实上是他学术思想中的核心之一。在《真阴论》中从五方面对真阴作了阐发。

1.阴之象 精、形为真阴之象。在《真阴论》中，引用《灵枢·本神》：“五脏主藏精者也，不可伤，伤则失守而阴虚，阴虚则无气，无气则死矣。”以及《素问·三部九候论》“形肉已脱，九候虽调犹死”之意，认为阴虚即精虚，精虚则气无所依附，气无所附则生化之机息，而人之外在形肉由内在阴精所生，故观察人之外在“形质之坏与不坏”，即可确定人之内在“真阴之伤与不伤”。

2.真阴之脏 肾与命门为真阴之脏。张景岳说：“所谓真阴之脏者，凡五脏五液，各有所生，是五脏本皆属阴也。然经曰：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液皆归乎精，而五精皆统于肾，肾有精室，是曰命门，为天一所居，即真阴之腑。”张景岳将肾作为人身真阴之脏，而统于命门，将真阴与命门联系在一起，强调命门为人身之太极，命门兼具水火，为性命之本。

3.真阴之用 命门水火之功为真阴之用。张景岳说：“所谓真阴之用者，凡水火之功，缺一不可。命门之火，谓之元气；命门之水，谓之元精。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认为人身形体之强壮、营卫之和调以及脏腑功能之运转均归于命门真阴之用。

4.真阴之病 不足亏损为真阴之病。张景岳说：“所谓真阴之病者，凡阴气本无有余，阴病惟皆不足”。他认为“水亏其源，则阴虚之病叠出”，而见阳盛于标之证，此非阳盛而是命门之水亏，病在阴中之水；“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生”，而见阴寒偏胜之证，亦非阴盛而是命门之火衰，病在阴中之火。正如王冰所说：“寒之不寒，责其无水；热之不热，责其无火。”无火无水，皆在命门，统称为阴虚之病。

5.真阴之治 补肾命为真阴之治。张景岳说：“所谓真阴之治者，凡乱有所由起，病有所由生，故治病必当求本。盖五脏之本，本在命门，神气之本，本在元精，此即真阴之谓也。”五脏为人体之本，肾为五脏之本，命门为肾之本，阴精为命门之本。因此凡阴阳诸病变，当从并具水火之命门入手。

三、温补学说

张景岳温补学说受薛立斋、李东垣、许叔微等人的影响。明代疫情频繁，治疗疫疠多用苦寒药物，病后亦多因余毒未清，而有阴虚低热缠绵不去，故当时刘河间的“六气皆从火化”和朱丹溪“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等学说盛行一时。刘河间认为，人的一身正气，是随着四时五运六气的盛衰而盛衰，一切疾病都与五运六气有关，都可归之于五运六气之化，并根据《易经》“燥万物者莫熯乎火”的观点，扩大《内经》病机十九条中火热病的范围，进而提出“六气为病，皆从火化”的论点，倡导“寒凉直折火热”的治法，临床善用苦寒药物，在治疗外感热病上，也确实收到一定效果。朱丹溪认为，人不能避世而无物欲，物欲所感，则心为之动，心动则相火亦动，动则精自走，相火翕然而起，虽不交会，亦暗流而疏泄。人之一身，难成而易亏，厥惟阴气。于是创“阳有余阴不足”理论，箴规人们平时要清心寡欲，保养阴精，病时要着意维护阴气，在医疗上倡导滋阴降火法，治病重在养阴。对于温病后期，气阴两亏，余热未清的病人，往往有较好的疗效。对于在临床上忽略寒热虚实的辨证，动辄以寒凉攻伐，就连治疗内科杂病的虚证也不顾正气，恣用寒凉，致流弊迭出的现象，张景岳认为欲纠俗医鲁莽之弊，应从理论上辨明各家得失，然后才能吸取各家之长而防止偏差，为了扭转时弊，他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专设“辨河间”“辨丹溪”两节对两家的观点大加驳斥，树立温补派。他首先指出，刘河间“六气皆从火化”的观点是违反“六气胜复”之理的，六气有盛衰，病有虚实，临床辨证，贵在“有者求之，无者求之”，应从患者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能都以实火言病，即便是火证，也有实火虚火之分，实火可畏，虚火尤其可畏，治疗应本着“盛者泻之，虚者补之，令其条达而致和平”的原则进行，不可妄用寒凉攻伐，须知虚火最忌寒凉，一旦误用，伐人生气，为害最甚。并结合吐酸、泻痢、肿胀等证，逐条分析各证有寒、有热、有虚、有实，不能同归于火热。

张景岳认为“时医受病之源，实河间创之，丹溪成之”，并认为“阳有余阴不足”论为偏执一隅，有失阴阳变化的至理，他认为“阴阳二气，最不宜偏，不偏则气和而生物，偏则气乖而杀物”。朱丹溪的“阳道实，阴道虚”之说是“但见阴阳之一窍，而未见阴阳之全体”，引《内经》“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之说，提出阴阳之中以阳为主的论点，指出临床上决不能以为“阳常有余”而滥用苦寒之药，伐人阳气，动人根本，应该重视温补，以维护阳气，而固人有生之气。温阳学说就是尊水重阳，认为人体生命活动能否维持，全在于元阳（真气、元气）的作用。没有元阳，人的生命活动就不能存在。这种以阳气为主的思想，反映在临床上便是重视元气，重用温补。

（一）首重阳气注重精血

张景岳针对朱丹溪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点，提出“阳常不足，阴本无余”的观点，对“阳常有余”之说持不同意见，写出“大宝论”和“阳不足再辨”等以说明阳非有余，强调阳气在人体的重要性，认为“人是小乾坤，得阳则生，失阳则死”；“疾病之实，固为可虑，而元气之虚，虑应尤甚焉”。补虚泻实两法之中，张景岳尤其推崇补虚之法，认为“凡临证治病，不必论其有虚证、无虚证，但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补”。甚至认为与其失于误攻，不若失于误补，“实而误补，不过增病，病增者可解；虚而误攻，必先脱元，元脱者无治矣”。此言虽失之于偏颇，然其对补法的临床应用，却又见解独到，立方选药中，擅长温补，注重精血的用药方法则启人思路。

张景岳重阳气补必兼温，认为“虚实之治，大抵实能受寒，虚能受热，所以补必兼温，泻必兼凉”。指出：“虚弱者，理宜温之补之，补乃可用于常。”临证治病，除了认为对无实证可据而为病者应兼补而治之外，强调兼温之法：“不必论其有火证，无火证，但无热证可据而为病者，便当兼温，以培命门脾胃之气。”故于临证之际，凡扶正补虚，多以温补为主旨，此于《新方八阵》中可得到印证。其善以附子、肉桂、干姜、人参等药为温补之用。张景岳擅长温补，于当时实为救误应时之所为。说自金元以来，河间刘守真立“诸病皆属于火”之论，丹溪朱震亨立“阳有余阴不足”之说，后人拘守成方，不论虚实，寒凉攻伐，为力救其偏，故云：“人之生气，以阳为主，难得而易失者惟阳，既失而难复者亦惟阳”，认为：“凉为秋气，阴主杀也，万物逢之，便无生长，欲补元气，故非所宜。凉且不利于外，寒者益可知矣。”并宗《内经》“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之论，力倡温补而成一家之言。

（二）形体为主注重精血

张景岳深知阴阳之间的关系，不仅善于补阳，擅用温补；也长于补阴，注重精血。有云：“凡欲治病者必以形体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为先。此实医家之大门路也。”张景岳所言形者即阴之谓也，故有“形以阴言，实惟精血二字足以尽之”，以及“精血即形也，形即精血也”的论述。常用的补精血药物有熟地、当归、枸杞等。其中以熟地为首选之品。“形体之本在精血，熟地以至静之性，以至甘至厚之味，实精血形质中第一品纯厚之药。”张景岳对熟地之用，颇多独到之见，认为“阴虚而神散者，非熟地之守，不足以聚之；阴虚而火升者，非熟地之重，不足以降之；阴虚而躁动者，非熟地之静，不足以镇之；阴虚而刚急者，非熟地之甘，不足以缓之。阴虚而水邪泛滥者，舍熟地何以自制？阴虚而真气散失者，舍熟地何以归原？阴虚而精血俱损，脂膏残薄者，舍熟地何以厚肠胃”，“熟地兼散剂方能发汗”，“熟地兼温剂始能回阳”。《新方八阵》用熟地者计48方，占全篇用方的四分之一左右，而《补阵》29方，用熟地22方，约占百分之七十六。

四、命门学说

张景岳命门学说是阴阳五行、精气学说和命门理论的有机结合。命门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阴阳离合论》曰：“少阴之上，名曰太阳，太阳根起于至阴，结合命门，名曰阴中之阳。”《灵枢·根结》曰：“太阳根于至阴，结于命门。命门者，目也。”认为命门是指眼睛或睛明穴，故张景岳云：“命门之义，内经本无”。后来《难经·三十九难》提出：“肾有两脏也，其左为肾，右为命门。命门者，精神之所舍也；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其气与肾通。”认为肾与命门在生理功能上紧密联系，不可分割。命门是机体生命原动力之所在，与人的生殖机能密切相关。张景岳对命门的认识受赵献可的影响，赵献可认为，命门独立于两肾之外，位于两肾之间。他在《医贯·〈内经〉十二官论》中说：“命门在人身之中，对脐附脊骨，自上下数，则为十四椎，自下上数，则为七椎，《内经》曰：‘七节之旁，中有小心’。此处两肾所寄，左边一肾属阴水，右边一肾属阳水，各开一寸五分，中间为命门所居之宫，其右旁即相火也，其左旁即天一真水也。此一水一火，俱属无形之气。相火禀于命门，真水又随相火，自寅至申，行阳二十五度；自酉至丑，行阴二十五度。日夜周流于五脏六腑之间，滞则病，停则死矣。”赵氏认为命门的功能主要是真火的作用，主持人体一身之阳气，为“一身之主”，他说：“愚谓人身别有一主，非心也。命门为十二经之主。肾无此，则无以作强而伎巧不出矣；膀胱无此，则三焦之气不化，水道不行矣；脾胃无此，则无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胆无此，则将军无决断，而谋略不出矣；大小肠无此，则变化不行，而二便秘矣；心无此，则神明昏，而万事不能直矣。正所谓‘主不明则十二官危’也。”张景岳根据《内经》“太虚寥廓，肇基化元”的论述，认为太虚即《易》之太极，并根据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理论，阐释“道生阴阳，原同一气”。即太极分两仪，产生阴阳体象，由太极一气，化生先天无形之阴阳，然后再化生为后天有形之阴阳，即所谓“因虚以化气，因气以造形”的过程。张景岳把命门比作人身的太极，并认为命门的元阴、元阳是先天无形的阴阳。元阳有生和化的作用，即所谓“神机”，他代表生命的机能；元阴有长和立的作用，也就是“天癸”。人的脏腑、气血、津液等“后天有形的阴阳，是由先天无形的阴阳所化生”。

张景岳认为命门即为生命之源，则应与繁衍生殖相关，故其位置当与胞宫、精室相关。他在《类经附翼·三焦胞络命门辨》中指出：“夫身形未生之初，父母交会之际，男之施由此门而出，女之摄由此门而入，及胎元既足，复由此出，其出其入，皆由此门，谓非先天立命之门户乎！及乎既生，则三焦精气，皆藏于此，故《金丹大要》曰：‘气聚则精盈，精盈则气盛。’梁丘子曰：‘人生系命于精。’《珠玉集》曰：‘水是三才之祖，精是元气之根。’然则，精去则气去，气去则命去，其固其去，皆由此门，谓非后天立命之门户乎？再阐《四十四难》有七冲门者，皆指出入之处而言，故凡出入之所皆谓之门，而此一门，最为巨会，焉得无名？此非命门，更属何所？既知此处为命门，则男之藏精，女之系胞，皆有归着，而千古之疑，可顿释矣。”他认为命门与精室、胞宫有关，其位置“居两肾之中而不偏右”，为先后天“立命之门户”。此说系取道家、《脉经》、杨玄操注解之意会通而成，试图使命门的位置能符合《难经》。其所论先天的元阴元阳禀受于父母，藏于命门，即为真阴。它不仅来自先天，而且必须有赖于后天的滋养壮盛，也就是五脏六腑之阴归于肾，而肾又藏精于命门之故。肾精为元阴所化，肾气为元气所生。因此，张景岳又有“命门与肾本同一气”，“命门总主乎两肾，而两肾皆属于命门，”肾与命门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张景岳认为真阴是人体生命最基础的物质，命门为真阴之脏，命门所藏的元精为“阴中之水”，元精所化的元气为“阴中之火”，由于命门藏精化气，兼具水火，故张景岳称其“为水火之府，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又称为“精血之海”“元气之根”。认为“精为真阴……形为真阴”，把精血形质都看作真阴之象。并认为命门的元精、元气为化生脏腑精气的根本，“五脏之阴气非此不能滋，五脏之阳气非此不能发”。若元精足则“五液充则形体赖而强壮”；元气充则“五气治则营卫赖以和调”。“此命门之水火，即十二脏之化源。”他在《难经》论述命门作用“诸精神之所舍，元气之所系，男子以藏精，女子以系胞”的基础上提出：“命门者，为水火之腑，为阴阳之宅，为精气之海，为死生之窦。若命门亏损，则五脏六腑皆失所恃，而阴阳病变，无所不至，为其故也。”

命门水火是脏腑的化源，命门元阴、元阳的亏损是脏腑阴阳病变的根本。命门亏损虽与先天不足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后天精气衰弱所致。张景岳认为命门是人身阴阳消长之枢纽，命门“火衰其本则阳虚之证迭出”，“水亏其源则阴虚之证迭出”，阳虚则阴胜于下，阴虚则阳旺于标，“无水无火，皆在命门，总曰真阴之病”。还认为无水无火，皆责诸命门，但“肾与命门本同一气，故治水治火，皆从肾气，此正重在命门”。是以治肾来解决命门的问题，王冰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所谓“益火之源”就是温养阳气，即用甘温益火之品补阳以配阴；所谓“壮水之主”就是填补真阴，即用纯甘壮水之剂补阴以配阳。为此，制定了左归丸、右归丸等方，治疗真阴肾水不足或元阳不足之证。

五、诊病施治必先审其阴阳

张景岳认为“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蔽之者，曰阴阳而已。故证有阴阳，脉有阴阳，药有阴阳”。同时，“阴中复有阳，阳中复有静，疑似之间，辨须的确。此而不识，极易差讹，是又最为紧要”。提出“阴阳相济”理论，认为在生理上阴根于阳，阳根于阴，在治疗上当从阳以引阴，从阴以引阳，如求汗于血，生气于精，为从阳引阴，而引火归原，纳气归肾是从阴引阳。在此理论的基础上，对阴阳精气不足的治疗，提出独到的见解，在《景岳全书·补略》说：“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升而源泉不竭。”在《景岳全书·传忠录·阳不足再辨》说：“善治精者，能使精中生气；善治气者，能使气中生精。”这种“阴阳相济”的治法，对后世论治阴阳虚损诸病影响很大。

六、重问诊，首创“十问歌”

张景岳在临证时发现有些医者受“望而知之谓之神”思想的影响，独以切脉诊病，而不重视四诊合参，认为“古人治病不专于脉而必兼于审证，良有以也。奈何世人不明乎此，往往有病讳而不言，惟以诊脉而试医之能否。脉之而所言偶中，便视为良医，而倾心付托。其于病之根源，一无所告，药之与否，亦无所番，惟束手听命。于医内循，遂至于死，尚亦不悟，深可悲矣”。因此，强调四诊合参，特别强调问诊的重要性，首创“十问歌”。认为一些与病证关系极为密切的情况，如生活环境、饮食起居、情绪状态、某些症状等，只有经过问诊才能得知。为明确问诊的内容使之不致遗漏，提出“十问篇”，即今广为传诵的“十问歌”：“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问胸，七聋八渴俱当辨，九因脉色察阴阳，十从气味章神见，见定虽然事不难，也须明哲毋招怨。”“一问寒热二问汗”，以辨病变之表里；“三问头身”，以辨病位之上下；“四问便”，以辨脏腑之寒热虚实；“五问饮食”，以辨胃气之盛衰，脏腑之阴阳；“六问胸”，以辨胸腹之有无停邪；“七聋”，以辨证之虚实，定病人之死生；“八渴”，以辨证型之寒热；九问、十问是了解病人的脉色与用药、气味等等。“十问歌”简单、扼要地概括了问诊内容及顺序等要点，谓“十问者，乃诊病之要领，临证之首务也。明此十问，则六变俱存，而万病形情俱在吾目中矣”。

七、扶阳重阴中求阳

张景岳创立阴阳并重的“阳非有余，真阴不足”论。强调扶阳需阴中求阳，指出：“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扶阳是扶助补益人体阳气，治疗因体内阳气虚弱所致病证的大法。而扶阳法肇基于《素问·至真要大论》“损者益之”，“劳者温之”，“寒者热之”，“热之而寒者取之阳”以及“虚则补之”等论说。重视扶助阳气在临床治疗中的作用，认识到人体中真阳为主，真阴为基，“阴阳之气，本同一体”的辩证关系，并采用阴阳药物组方配伍，形成扶阳补气、扶阳不忘补阴这一特色。“扶阳不忘补阴”治疗阳气虚弱、虚寒病证，是阴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方证用药上明显体现扶阳的同时注重培育真阴。认为气虚、阳虚、火衰都属扶阳法的适应证，而阴的概念既包括真阴（即肾阴、肾水），也包含精、血、脏腑阴液等有形质，故补精血、益真阴、养阴补营等均属补阴的范畴。扶阳法运用很广，凡外感伤寒、内伤杂病无一例外。

1.大补阴水，益火之源 唐·王冰有“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之源，以消阴翳”之说。然而张景岳从另一侧面论证了阴阳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对阳虚之证，在益火同时兼补肾水阴精，以“阴中求阳”，本着阳以阴为基的原理，探火之源而加以补益。补充了王冰的理论。景岳“扶阳不忘补阴”重在命门，治在肾气。命门之阳气则是“气化于精，藏于命门”。因此，命门之火必须依赖于命门中真水的养育，才能温煦各脏腑阳气，使其发挥生理功能，就是说“花萼之荣在根柢，灶釜之用在柴薪”之意。应该说命门之火，多是它的功能，而命门之水则是主要表现为物质基础。所以在温肾益火治命门火衰时，张景岳大补肾水以之益火之源，对促使命门火衰、肾阳亏虚的恢复大有裨益。益火重在补益肾水，故创右归丸治疗命门火衰，其临床应用屡显其效。

2.填养精血，充养元气 张景岳认为“人自有生以后，惟赖后天精气以立命之本”，而“精强神亦强，神强必多寿，精虚气亦虚，气虚必多夭”，又说“后天因形以化气，阴生阳也”。中医学中阳生阴长，阳杀阴藏为阴阳作用之规律。又从另一个侧面提出了“形可气化，阴能生阳”的观点。即“阴”精血，物质之物也。精血充足以化元气，元气充足则人体脏腑、经络生理功能旺盛，水液气化代谢也正常。故创大补元煎以培补元气，创贞元饮填养精血。治元海无根，肾元亏的肾虚喘逆，重在补益肾精以使元气有根。阳气虚弱所致的肿满，张景岳责之于精血不能化气行水，用“精中生气”法，填养精血以化气行水消痞，创参附理阴煎；虚寒痰嗽之治以精中生气，养阴济阳以化痰饮，创金水六君煎；非风脱证之治，除急用温阳以外，配用熟地、当归、枸杞之类填补真阴，使精血化而为阳气，充养肢体。填补真阴精血以化阳气，是扶阳不忘补阴的体现。

“阴阳之理，原自互根，彼此相须，缺一不可，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因此，注重补阴以培育阳气之根源，即使是阳虚兼有外感寒邪之证，也不忘在用温中解表的同时兼补营血助其发汗。

八、药重四维，善用熟地

张景岳制方用药，有其独到之处。张景岳特别重视人参、熟地、附子、大黄的运用。在《本草正·毒药部》附子下说：“夫人参、熟地、附子、大黄，实乃药中之四维，病而至于可畏，势非庸医所能济者，非此四物不可设。”。把人参、熟地喻作治世的良相，附子、大黄喻为治乱的良将。非将帅之勇，不能平天下，无良相之才，难以安天下，治国如此，治病又何尝不如此？当病势危岌，非用走而不守之附子，不足以回阳救逆；热结硬痛，非用斩将夺关之大黄不为功。但兵能治乱而不能安天下，可暂而不可久。故温通或寒泄之熟地其所常用，亦犹治世之能臣。在附子的应用方面，主张配合人参、熟地、炙草等甘润之品，才能“制其刚而制其勇”，发挥其培补的作用。他对熟地、人参的论述，尤为中肯。说“人参、熟地则气血之必不可无，故诸经之阳气虚者，非人参不可；诸经之阴血虚者，非熟地不可。人参有健运之功，熟地察静顺之德，此熟地与人参，一阴一阳，相为表里，一形一气，互主生成。”张景岳喜用、擅用熟地，几乎每方必有，故有“张熟地”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