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影响中药药理作用的因素
影响中药药理作用的因素较多，主要有三大因素：药物因素、机体因素、环境因素。药物因素包括药材、制剂、剂量和配伍等；机体因素包括生理因素和病理因素；环境因素包括气候、时辰、地区、生活条件等。这些因素都会对中药药理作用产生明显的影响。
一、药物因素
（一）药材
1.品种 中药品种繁多，从《神农本草经》记载的365种，经历代本草不断扩充，发展至今已达12000余种，以植物药为主。其中有很多药同名异物，也有很多药同物异名。中药材品种混乱的现象比较突出，将同科同属的几种植物，甚至不同科属的植物作为一种药来用的现象相当普遍。例如金钱草来源于多种不同科属的植物，文献记载其品种有9科14种，但正品应为报春花科植物过路黄Lysimachia christinae Hance的干燥全草。《本草纲目》中提到“一物有谬，便性命及之”，可见品种错误，不但治病无效，反而有害。药物的品种与药理作用关系密切。
如大黄致泻的主要成分为结合型蒽苷。掌叶大黄、唐古特大黄等正品大黄中，结合型蒽苷含量高，泻下作用明显。而一些混杂品种，如华山大黄、天山大黄、河套大黄等，其游离型蒽苷含量常稍高或接近于结合型蒽苷，其泻下作用很弱。从测定的半数有效量（ED50）来看，正品约为326～493mg/kg，非正品大黄为3579～5000mg/kg，有的大黄甚至用量大于5000mg/kg时，泻下作用仍不明显。就止血作用而言，道地大黄的止血有效率高于混杂品种，致吐、腹胀、腹痛等副作用也明显小于混杂品种。可见品种对药理作用有重要影响。
2.产地 中药大多来源于天然的动物、植物和矿物，在长期的生存竞争及与自然界双向选择的过程中，与产地的生态环境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各种中药材均占据其特定的分布区，而不同产地的同一品种药材药效迥异。宋《本草衍义》云：“凡用药必择所出土地所宜者，则药力具，用之有据。”唐《新修本草》亦云：“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说明产地与药理作用、临床疗效有重要关系：即药材的产量、质量有一定的地域性，只有在特定的地域才能生产出优质药品，这就逐渐形成了“道地药材”的概念，如怀药、广药、川药等。
产地本身是一个多因素的复合体，因而产地对药材药效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同地区的土壤、气候、日照、雨量以及生物之间种群竞争等诸多因素有差异，它们都影响着药材的品质，如高温高湿的土壤环境有利于无氮物质的合成，而不利于蛋白质和生物碱的合成；高温低湿的环境有利于蛋白质、生物碱的积累，而不利于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合成。
产地不同，同一植物所含的有效成分不完全相同，从而使药理作用产生差异，令临床疗效不稳定。如长白山的野山参，东北各省及朝鲜、日本的园参，不但含人参总皂苷的总量不同，而且皂苷种类及含量也不一样。金银花以所含绿原酸为指标，河南、山东一带道地产品的含量为4%～7.59%，而非道地产品的含量大多在3%以下。又如党参由于产地不同被称为潞党参、文党参和板党参，其药理作用也有所差别，潞党参的降体温作用及抗角叉菜胶所致浮肿作用显著，板党参有一定的镇痛作用，而文党参镇痛作用显著。产地对中药有效成分有重要影响，而有效成分的含量和种类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药材的药理作用，可见产地对药理作用有重要影响。
中药材的最佳产地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产地的扩大，新产区的发现，原产地野生环境变化，使品种灭绝，而次于新产区；药材的生态变异及新种分化，使其在沿袭的同时处于变化之中，始终重复着一个确认-沿袭-变革-发展-肯定的模式，但是产地对药物的药理作用的影响是始终不变的。
3.采收季节 中药品质的优劣，与采收季节密切相关。植物的根、茎、叶、花、果实、种子或全株的生长和成熟期各不相同，故中药材的采收时节也就随入药部位的不同而异。《千金要方》云：“早则药势未成，晚则盛势已歇。”民间谚语“当季是药，过季是草”，“三月茵陈四月蒿，五月六月当柴烧”等也说明了适时采收中药材的重要性。如青蒿所含抗疟成分青蒿素在7～8月花前叶盛期含量高达6%，开花后含量下降；薄荷在其开花盛期采收，挥发油含量最高，降压作用强，发汗、解热作用最佳。可见药物采收时间对药品的质量有重要的影响。
一般而言，根及根茎类药材宜在植物地上部分将枯萎时及春初发芽前或刚露苗时采收，此时根或根茎中贮藏的营养物质最为丰富，通常含有效成分也比较高，如党参、黄连、大黄、防风等。叶类、全草类药材以花前盛叶期或花盛开期采收最好，如薄荷、益母草、臭梧桐叶等。花类药材一般不宜在花完全盛开后采收，多半是在花含苞待放或初开时采收，如金银花、辛夷、槐米、红花等；但也有少数宜在花盛开时采摘，如菊花、番红花等。果实类药材多在自然成熟或将近成熟时采收，如瓜蒌、栀子、山楂等；也有少数如青皮、梅子应在未成熟时采收。种子类药材须在果实成熟时采收，如决明子、牵牛子等。茎木类宜在秋、冬季采收，如大血藤、首乌藤、忍冬藤等；有些木类药材全年可采，如苏木、降香、沉香等。皮类药材宜在春末夏初采收，此时树皮养分及汁液增多，形成层细胞分裂较快，皮部和木部容易剥离，伤口较易愈合，如黄柏、厚朴、秦皮等。
4.贮藏条件 贮藏保管对中药质量的优劣有着直接的影响。《本草蒙筌》云：“凡药贮藏，宜常提防。倘阴干、曝干、烘干未尽去湿，则虫蛀、霉垢、朽烂，不免为害。”可见贮藏不当会造成中药材霉烂、虫蛀、走油等现象，从而影响中药药理作用及临床疗效的发挥。所以，要选择适宜的堆放场所，以干燥、低温、避光为好。同时，应注意贵重药材（人参、西洋参、冬虫夏草等）、芳香类药材（沉香、肉桂、丁香等）和胶类药材（阿胶、鹿角胶等）的保管。
不同的贮藏时间和温度、湿度，往往对药物所含成分有明显影响。如刺五加贮藏时间超过3年或在高温（40℃ ～60℃）、高湿度（相对湿度74%）、日光照射等条件下贮存6个月，其所含有的丁香苷几乎完全损失。又如苦杏仁中止咳平喘的有效成分苦杏仁苷具不稳定性，在贮存过程中因受温度、湿度等因素的影响，易被苦杏仁酶等分解，苦杏仁苷的含量可降低10.5%～18.5%。可见，中药的保管和贮藏，也是影响中药质量、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制剂
1.炮制 中药须经加工炮制后才能入药，是中医长期临床用药经验的总结。现代研究表明，炮制可以改变药物成分的质、量、溶出率、理化特性，使其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与非炮制品相比，均有所差异。中药炮制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影响药理作用：
（1）消除或降低药物毒性或副作用：一些有毒性或副作用的药物，通过炮制使毒性成分被破坏或含量降低，降低了毒副作用。如附子中所含的双酯型乌头碱为主要毒性成分，可导致心律失常甚至心室纤维颤动。口服0.2mg纯品乌头碱即可致人中毒，3～4mg可致人死亡，该成分在乌头类药材中含量很高，但不耐热。附子经煮制后，乌头碱水解生成苯甲酰单酯型乌头碱，或进一步水解成氨基醇类乌头原碱，其毒性降低1/4000～1/200（LD50提高10～100倍）。而附子中的强心成分消旋去甲乌药碱耐热，所以熟附子保留了强心作用。又如马钱子所含生物碱士的宁有很强的中枢神经系统毒性作用，致死量为0.1～0.12g。砂炒马钱子，士的宁及马钱子碱经砂炒后，高温下转化为氮氧化合物或相应的异构体，如异士的宁、异马钱子碱，其毒性大大降低，而且保留或强化了某些生物活性。水飞雄黄可除去很大一部分有剧毒的三氧化二砷。
（2）提高临床疗效：①提高药效成分的溶出率：大多数的炮制方法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提高药效成分的溶出率，从而增强临床疗效。如切制可增加与溶剂的接触面积，使药效成分易于溶出。煅制煅烧后矿物药质地松脆，药效成分易于溶出。酒是良好的有机溶剂，能溶解苷类、生物碱及其盐类、鞣质、有机酸、挥发油、树脂、糖类及部分色素。经酒制后，药物组织的物理状态改变，有利于药物成分被溶剂浸润、溶解、置换、扩散，提高溶出率。②破坏共存酶的活性以保存药效成分含量：含苷类成分的药物通常含有与之相应的专一分解酶，在一定的湿度和温度容易被相应的酶水解。常用烘、炒、晒、 制等方法破坏或抑制酶的活性，以保存药效成分。例如，炒槐花、 黄芩、 苦杏仁等。③辅料的协同作用：植物药材的生物碱是中药材普遍存在而重要的药效物质，生物碱（含氮的环核化合物）一般不溶或难溶于水。醋制能使生物碱与酸结合成易溶于水的醋酸盐，多数生物碱盐仍具有明显的生物活性，从而增加了有效成分在水煎液中的溶出率。如延胡索经醋制后，其镇痛作用得到提高。④减少与治疗无关的成分，突出药效物质：传统认为生大黄长于泻下通便，酒大黄长于清泻上焦火热，大黄炭长于止泻、止血。现代研究显示，生大黄主要有泻下作用，炮制后的制大黄出现较强抗菌作用。因为生大黄泻下的主要成分为结合型蒽苷，其中以番泻苷的泻下作用最强，其游离蒽苷不具致泻作用，是抗菌成分（如大黄酸、大黄素、大黄酚等）。酒大黄中结合型蒽苷损失1/4，大黄炭中结合型蒽苷减少4/5，故酒炒大黄泻下效力降低30%左右，酒炖大黄泻下效力降低95%左右，大黄炭几乎无泻下作用，而它们的抗菌作用等均有所增强。
（3）改变作用效果：一些药物经过炮制后，成分发生变化，使药理作用及其临床疗效发生相应变化。例如，人参蒸制成红参，红参中增加了生晒参不存在的人参炔三醇、人参皂苷Rh2、20（R）-人参皂苷Rh1、20（S）-人参皂苷Rg3、20（R）-人参皂苷Rg2等5种成分。其中人参皂苷Rh2对多种癌细胞有抑制效果，人参炔三醇有抗癌效果。传统中药理论认为，生晒参甘、平，益气生津，用于气阴不足、津伤口渴、消渴；红参甘、温，温补阳气，用于阳气不足、肢冷、脉微欲绝。现代研究显示，生晒参降低血压作用强于红参；红参抗癌、增强心肌收缩幅度、增强动物活动能力、抗衰老、增强小鼠单核-吞噬细胞吞噬功能、增长动物动情等作用更强于生晒参。
2.制剂 制剂和剂型对药效的影响古人早有论述。《神农本草经》云：“药性有宜丸者，宜散者，宜水煮者，宜酒渍，并随药性，不得违越。”常用剂型有汤剂、丸剂、冲剂、片剂等，随着药学事业和制药工业的不断发展，中药剂型有了很大改进，中药口服液、膜剂、气雾剂、栓剂等新剂型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给药方法，提高了药物疗效，也发现了一些新的作用。无论是中药制剂工艺的改变还是中药制剂剂型的改变，都会影响中药的药理作用。
（1）中药制剂工艺改变对疗效的影响：中药制剂工艺与疗效的关系十分密切。中药制剂的研究在处方决定后，首先要进行与质量研究相结合的制备工艺研究，在得到稳定的工艺后，才能制备出质量可靠、能充分发挥疗效的样品，以保证在中药制剂的药理、毒理、临床、质量标准及质量稳定性的研究中获得可靠的结果。工艺不合理，会影响中药制剂的疗效，如有些含有以挥发性有效成分为主的处方，采用水煎煮较长时间的提取方法，使挥发性成分大量散失，如丹皮酚、桂皮醛等，影响疗效。又如有些药味中的主要有效成分遇热不稳定，如长时间加热提取、浓缩、干燥，会使有效成分遭到破坏，影响疗效。因此工艺制备研究是中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与药理作用和临床疗效关系密切。
中药制剂生产工艺及原料辅料的变更，引起制剂有效成分含量和药物释放度的改变，从而影响到药物质量和临床疗效的变化，如采用热回流法生产的藿香正气水成品分装放置3个月无沉淀产生，澄明度好，色泽佳；采用渗漉法生产的成品分装放置40天左右即有沉淀析出，药液色较浅。热回流生产的藿香正气水总固体增加，疗效提高，现在又改成软胶囊，既提高了疗效，又便于携带。
（2）中药制剂剂型改变对疗效的影响：中药制剂中的有效成分在体内的吸收，通常要经过两个过程，首先药物要从制剂中释放，溶解于体液中，然后才能通过生物膜吸收进入血液，一般情况下药物的吸收量与药物从制剂中的释放量成正比关系。药物由于制剂因素上的差别而有不同的释放特性，可影响体内药物的吸收、作用强度、起效和持续时间、毒副作用等。如川芎茶调散制成口服液对质量有一定影响，由散剂改为浓缩丸和片剂也有一定缺陷，而袋泡剂和水丸较为理想。因其未经提取，含有原药材全部有效成分。依药物溶解速度，有下列规律：口服液>冲剂>散剂>丸剂。传统的水丸、大蜜丸溶解速度慢，溶出率较低。故传统中药制剂剂型改革势在必行。
（三）剂量、煎煮方法
1.剂量 中药剂量一般指单味中药干燥饮片成人内服一日的用量。在制剂处方中，药量代表处方药物之间的剂量比例。
（1）一些药物的量-效呈正相关关系：即中药药效随剂量的增加而递增，出现无效→有效→效果增强的规律。大多数药物，尤其是无毒药物、补益药物，在常规用量范围内，符合这一规律。
（2）一些药物的量-效呈负相关关系：即中药药效随剂量的增加而降低，出现有效→效果减弱→无效的规律。一些有毒药，或者无毒药物超出常规用药范围，可能出现这种现象。例如，人参干浸膏20mg/kg，连续口服3天，可以增强学习记忆力，如果剂量加大，效果反而会降低。
（3）一些中药有效量与中毒量间距极短：一些毒性较强的中药，有效量与中毒量之间距离极短，必须严格掌握剂量，高度警惕中毒。例如全蝎、制川乌、蟾酥等。
（4）一些药物剂量不同，作用可能不同：一些中药，采用不同的剂量可能产生不同的作用，应根据临床用药目的而确定其剂量。例如，槟榔用于行气消积（促进胃肠道蠕动）6～15g即可，用于驱绦虫单用必须每次60～120g。甘草1～3g调和诸药，5～10g可抗心律失常，30g以上具有类激素样作用。
（5）剂量与中药双向调节作用密切相关：中药的剂量，尤其是在体内的血药浓度，与中药的双向调节作用密切相关。目前的研究提示，大多数具有双向调节作用的中药呈现出“小剂量兴奋，大剂量抑制”的效果。
2.煎煮方法 历代医家十分重视煎煮中药的方法和条件。《医学源流论》云：“煎药之法，最宜深究，药之效不效，全在于此。”充分说明煎煮药物的方法与药效密切相关。
目前汤剂仍是应用最多、最广泛的剂型。汤剂讲究火候，一般来说解表药火力要强，时间要短；补益药火力要温和，时间需长些。根据药物性质和临床用药目的的不同，又有“先煎”或“后下”等具体要求。如龙骨、牡蛎宜先煎；大黄、薄荷宜后下等。不同煎煮方法对中药药效具有重要影响。煎煮方法不同，常影响药效或煎液中活性成分的含量。如用3种不同方法煎煮的大承气汤，其中活性成分的含量不同，药理作用亦不同。在经典法（后下大黄）煎制的大承气汤中，大黄酸及总蒽醌的溶出量比混煎法（不分先后4味药同时煎煮）分别多14%和11%。对小鼠的致泻作用、肠内容物的推进作用以及对大鼠离体肠蠕动的增强作用，经典法皆显著强于其他两法煎制者。又如大黄有多种煎煮方法，对其10种不同煎煮法进行致泻作用和抑菌作用比较，结果表明，后下大黄和加酒浸泡过夜后轻煎大黄其蒽苷溶出率最高，泻下作用最强，随着煎煮时间延长，蒽苷转变成苷元，泻下作用减弱，抗感染作用增强。
（四）配伍
根据病情、治法、药物性能和综合效果的需要，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中药同时使用，称为中药配伍。广义配伍，指全方的多药组合；狭义配伍，特指药性“七情”。《神农本草经》记载：“药有单行者，有相须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恶者，有相反者，有相杀者。凡此七情，合和视之。”说明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由于协同作用而增强疗效（相须、相使），或因拮抗作用而消除或减轻毒副作用（相畏、相杀）者，临床用药时应充分利用；因协同而增强毒性（相反），因拮抗而抵消药效（相恶）者，属配伍禁忌，用药时应加以注意。
1.相互协同增强疗效 例如，石膏与知母配伍，组成白虎汤主药，具有良好的退热作用。实验观察了白虎汤不同组合对发热家兔的退热作用，其结果如下：单用石膏发热家兔体温降低0.3℃，单用知母降低0.7℃，石膏、知母合用可降低1.2℃，白虎汤全方（加粳米、甘草）降低1.3℃。研究发现，石膏解热作用较弱而短暂，其成分和机制不明确，可能与血Ca2+浓度升高有关；知母解热作用强而持久，知母皂苷、菝葜皂苷元、知母半琥珀酸衍生物等多种成分通过抑制钠泵、交感肾上腺系统的DβH，抗病原微生物、抗炎症反应等多个途径而降低发热动物体温。当归、川芎属相须配对，是中医妇科常用药对，仅此两药配合即为佛手散，具有养血活血、调经止痛功效。两者配伍效应的代表性成分为川芎嗪和阿魏酸。有人分别对当归、川芎及其代表成分阿魏酸和川芎嗪对动情期大鼠在体子宫的作用及配伍效应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当归、川芎经水提醇沉两次制成的注射液静脉注射能明显抑制在体子宫的自发活动，且相互协同。阿魏酸和川芎嗪无论口服或静脉注射给药，对大鼠在体子宫均表现明显抑制作用，川芎嗪静脉注射的半数抑制率（LD50）为18.85mg/kg，阿魏酸为47.90mg/kg，且两者作用相互增强。分析阿魏酸和川芎嗪作用的受体机制提示，川芎嗪主要作用于子宫的β受体，阿魏酸则可明显阻断催产素受体，川芎嗪和阿魏酸分别作用于不同的受体，可能是效果增强的机制。
2.相互拮抗降低毒性 历代本草著作记载甘草解百毒，甘草是中医临床最常使用的一个解毒药。甘草解毒的机制，可通过沉淀、吸附某些生物碱，抗乙酰胆碱，以及甘草甜素在肝脏可分解为甘草次酸和葡萄糖醛酸，后者可与毒物结合而解毒等途径降低毒性。甘草与附子、乌头同煎，可使乌头碱的溶出率下降22%，减少乌头碱中毒率。附子配干姜、甘草组成名方四逆汤，具有回阳救逆之功。研究显示，附子能增强心肌收缩力，加快心率，增加心排出量和心肌耗氧量，提高正性肌力、正性频率，升高血压；但是，单用强心作用弱而短暂，易致异位心律。干姜所含姜辣素是心肌浆网Ca2+泵三磷酸腺苷的激活因子，能增强心肌收缩力，加快心脏收缩频率，升高血压。炙甘草能提高心肌细胞的ADP酶，降低cAMP的含量，因而只能促进ATP的分解而不能促进ATP合成，因此对于心脏有负性频率，无正性肌力作用。炙甘草能对抗乌头碱诱发的心律失常。四逆汤全方不仅强心、升压作用显著而持久，而且对心肌的毒性降低，四逆汤水煎剂比附子水煎剂的小鼠半数致死量（LD50）高4.1倍。
3.关于相恶、相反的评价和启示 相恶、相反属于配伍禁忌，一般情况下不宜相互配合使用。关于十八反、十九畏的研究报道结果不一致，综合分析现有的报道结果，难以得出具有普遍规律性的结论，需要弄清楚各对相反药物产生毒性作用的特定条件。目前较为一致的看法是：①十八反、十九畏不是绝对禁忌。在古籍配方中反、畏药物同用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治疗瘿瘤的海藻玉壶汤中海藻与甘草同用，甘遂半夏汤中甘遂与甘草伍用。②十八反、十九畏的理论在特定条件下是正确的，在剂量不同、病理状态等条件下，可产生不同程度的毒性增强或不利于治疗的作用，如制川乌和半夏配伍，对正常动物的毒性无明显增强作用，但可使脾虚小鼠心律失常加重。③十八反、十九畏的研究尚不够全面，尚未对十八反、十九畏的全部药对逐对进行配伍关系的系统研究，不能以个别的反、畏配伍的实验结果就否定十八反、十九畏的理论。需进一步研究，探索其实质和规律，做到既使十八反、十九畏不至于禁忌范围太广而影响临床用药，又不会因疏于防范而危及患者的身体健康或生命安全。
值得注意的是，古今配方中不乏“反”“畏”药物同用的例子，并且都是用来治疗沉疴痼疾。历史的经验和现代研究提示，十八反、十九畏药物的运用也许能给疑难重症的中药治疗带来突破和希望。
二、机体因素
（一）生理状况
生理状况包括体质、年龄、性别、情志等，对药物药理作用的发挥均有影响。临床上也有不同种族或不同个体，对一些药物的治疗剂量相差数倍的现象。
年龄不同，对药物的反应亦不同。少儿时期处于发育阶段，许多器官、系统的发育尚未完善；老年人肝肾功能普遍减退，都会影响药物的体内代谢及排泄功能，故用药应适当减量。中医学认为，幼儿稚阳之体不能峻补，滋补药不可多用。老年人体虚，对药物耐受性较弱，用攻、泻、祛邪药物时宜适当减量。
性别对药物的反应也有明显差异。女性在月经、怀孕、分娩、哺乳等时期，对不同药物的敏感性不同。如月经期应不用或少用峻泻药及活血化瘀药等，以免导致月经过多或出血不止。红花、大戟、麝香、地龙等能兴奋子宫，半夏有致畸作用，孕期均应避免服用，以免导致流产和对胎儿发育造成不良影响。
情志、精神状态等也会影响药物作用的发挥。病人的精神状况与药物的疗效密切相关。乐观者可以增强对疾病的抵抗能力，有利于疾病的治愈和恢复，鼓励病人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能使病人在精神上得到安慰。另外，药物的个体差异、高敏性、耐受性等，机体对药物反应性的差异，也同样存在于中药。过敏反应的现象在中药应用中亦多有发生。
（二）病理状况
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说明人体发病与机体机能状态有密切关系，中药的治疗作用多通过对整体机能的调节而发挥疗效，故机体机能状态对中药药理作用和药效的发挥有重要影响。如治疗温病常用的清热、解毒、活血等中药，这些药对正常动物无明显作用。但“正气虚”模型（采用胶体炭粒封闭机体网状内皮系统造模）动物因对细菌感染和内毒素攻击都很敏感，仅用正常动物1/4 LD50的内毒素即可引起90%的“正气虚”动物发生休克死亡，故金银花、大青叶、贯众等组成的清热解毒方药和生脉饮等补益方药，通过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功能，对此种病理模型表现出非特异性抗感染及抗内毒素休克死亡的作用。
机体所处的病理状况不同，对药物的作用也有影响。如肝病患者的肝脏功能低下，药物容易积蓄，甚至中毒；肾功能低下的患者排泄功能减弱，药物或其代谢产物不易排出体外，也可致蓄积或中毒。
（三）肠道内微生态环境
肠道内微生态环境对中药体内代谢有很大影响。肠内正常菌群对药物的代谢能力十分强大。中药是一种多成分药物，多以口服形式给药，肠内菌群对其代谢起的作用就更为重要。不同类型的细菌能够产生不同的酶，并能催化不同类型的药物代谢反应。肠内菌对药物的作用主要起分解反应，使药物分子量相对减小，极性减弱，脂溶性增强，往往伴有药效或毒性成分的产生和加强。如在肠内菌的作用下黄芩中的黄芩苷转化成黄芩素，抗过敏作用增强；栀子中的栀子苷转化为京尼平，促进胆汁分泌的作用加强；番泻苷A和B是大黄和番泻叶的主要成分，它们本身并没有泻下活性，口服后在肠内经菌群代谢生成有泻下活性的大黄酸蒽酮。肠内菌群对药物的代谢作用受许多因素的影响，如种族差异、饮食及抗菌药物的使用、代谢适应与酶抑制等，起作用不仅在于菌群本身，而且与它们所寄居的宿主内的特定环境有关。
三、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如地理条件、气候寒暖、饮食起居、家庭环境等，对人的健康和药物的药理作用均有较大的影响。环境因素影响人的精神情志时，可直接影响药物的治疗效果。根据生物活动表现的昼夜节律，发现药物作用也常呈现这种昼夜节律变化。
中医学历来重视时间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及治疗上的作用。中医时间医学用整体观察的中医学传统研究方法，侧重于对人体节律的宏观研究和临床应用，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现代时间医学应用实验的方法，侧重于对人体节律的微观观察和基础研究，至今已发现人体内有300多项在时间上有节律变化的生理程序。按现代时间药物动力学观点，药物效应也具时间属性，近似昼夜节律性质。因此药物的作用和效应也表现出复杂的节律性变化，这种时间节律必然影响临床治疗效果，即同种药物在不同时间服用可能出现不同效果。如3 H-天麻素于不同时辰给大鼠用药，发现体内过程呈现昼夜变化。戌时（20：00）给药，吸收快，见效快，作用明显；辰时（8：00）给药，血药达峰最迟，药效差；丑时（2：00）给药，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最小，反映生物利用度低。雷公藤乙酸乙酯提取物的急性毒性试验以中午12：00的动物死亡率最高，20：00至次晨8：00给药动物死亡率最低。
药物效应的时间属性和药物在体内的代谢变化密切相关，与药物体内代谢关系密切的酶主要是肝脏微粒体单氧酶系统，应用现代酶学实验方法观察了鼠肝微粒体药物代谢酶的3项指标随时间变化的情况，结果表明，细胞色素P-450总量、NADPH细胞色素C还原酶和二甲基亚硝胺脱甲基酶3项指标均具昼夜节律性变化。这一结果对探讨中医学择时用药的原则有一定意义。由于不同时间药物在体内代谢情况不同，所以不同时间服药会产生不同的效应。为临床择时用药提供了一定的酶学理论基础，也说明服药时间对中药药理作用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