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一起来读：卢作孚论“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这本是1935年3月上海生活书店出版的卢作孚著作的书名，它集中表现了卢作孚最为关注的两大问题，正好借用来概括他的思想。我们这里的阅读重点，是和我们这些中国建设的志愿者有关的论述，主要有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乡村建设之路”的探讨。卢作孚这方面的思考，大体有五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卢作孚开宗明义这样说：“我觉得中国急切需要的是根本的问题的讨论和解决方法的追寻，而不是枝节的批评。徒有这桩事与那桩事的批评，这个人和那个人的批评，无裨于中国问题的解决。”这样，卢作孚的思考与探索，就有了一个很高的起点和很大的视野：要追寻的，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中国问题的解决。这说明，实业家卢作孚首先是作为一位思想家去观察现实、把握世界，进而决定自己的事业和人生的选择的。这样的高瞻远瞩，是他不同于一般实业家的独特之处。

或许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卢作孚之所以关注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是出于他对中国现实的深远忧虑。他紧接着就谈到了中国的“内忧外患”：他所处的时代，20世纪20、30、40年代，中国外有西方与日本的侵略威胁，国内又深陷于政治腐败、内战频仍、民不聊生的困境之中。正是这样深刻的民族危机感，成为卢作孚和他前后几代中国有民族、社会、历史承担的志士仁人前仆后继地投入中国变革事业的内在动力。这是我们认识卢作孚们的思想时首先应该把握的。

卢作孚的独特见解，在于他对“内忧外患”关系的认识：他认为这“是两个问题，却只须用一个方法去解决它”；他强调：“中国的根本办法是建国不是救亡，是需要建设成功一个现代的国家，使自有不亡的保障。”在他看来，唯有“确立公众的良好秩序，完成一切物质基础的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和文化水准，使国家成为一个本身健全的现代国家”，中国才能真正把“国家的安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自己支配自己的命运”。他的结论是：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唯一的办法就是“将整个中国现代化”。研究者指出，在卢作孚的时代，“提倡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早有人在，但没有提到国家现代化的高度。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建国大纲及实业计划，已有明白的现代化思想。可在此之后，更明确提出‘现代化’口号，并对具体内容和目标做了明确规定的人，卢作孚还是第一个”。

卢作孚能够提出“现代化”问题，当然不是偶然的。这也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出发点：一定要在“非常明了整个世界的状态之下决定自己的办法”。正是在这样的世界视野下，他认为，世界（西方和日本）已经进入“工商业时代”，“进化到现代”社会，而中国仍停留在“农业生活的状态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依然是一个“前现代”的社会。这是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国国内面临的许多问题的根源（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在他看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进化的必然趋势。

那么，中国应怎样实现“现代化”？这就进入了第二个层面的讨论，卢作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基础在“乡村现代化”。这又内含着两层意思。

卢作孚首先强调，中国政治、教育、经济建设和发展的基础都在乡村。这也是卢作孚思想的一个超前之处。卢作孚尖锐地指出，中国的政治向来都是“城市中心的政治”，中国的教育、经济、文化，也无不以城市为中心。这样，他就抓住了中国发展中的一个根本问题：城市中心。其实这是延续到今天的，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发展必须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卢作孚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预警：“乡村人民不能自治，不肯过问利害切身的乡村问题，便完全让土豪劣绅专横；自然，他们更不肯过问眼前以外的地方乃至国家的政治问题，便完全让军阀官僚专横。一个乡村问题放大起来，便是国家的问题。”其实，在此之前，李大钊就提出过类似的警告。他说，现在大家都在讲推行“民主政治”的关键，是要“立宪”；但是，不要忘了，中国的选民，“大多数都在农村”，如果农村没有开发，农民没有觉悟，如果真的实行普选，那些“积下了许多的罪孽金钱”的城市强盗，就会来骗“他乡里的父老”，如果这些人选上了，“立宪政治，民主政治，哪有丝毫的希望？”。李大钊因此大声疾呼：“立宪的青年啊！你们若想得个立宪的政治，你们先要有一个立宪的民间”，“把那专制的农村变成立宪的农村”，“这样的民主主义，才算有了根底，有了泉源。这样的农村，才算是培养民主主义的沃土”。今天重读先驱者八十年前（卢作孚，1930年）、九十年前（李大钊，1919年）发出的呼唤，仿佛他们就在和我们面对面地谈话，讨论当下中国的问题：今天的中国，仍然有许多人在提倡与追求各色“民主”，但又有多少人认真地推动民间、农村的民主政治呢？人们注目于上层建筑的改革是有道理的，但如果忽略了社会基础的变革，那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上层建筑变了，基础没有变，不仅不牢靠，还有变质的可能。卢作孚也就是在这里找到了乡村建设的特殊重要性：它所推动的正是中国社会基础的变革，是要解决中国民主政治的“根底”“泉源”问题的，在一定意义上，它是更为根本的。

而且在卢作孚看来，这样的农村变革的基础性作用，是全面的，不仅关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而且关乎中国教育与经济的发展。他指出：“乡村是不断地供给城市人口的地方，如因教育缺乏，供给的都是无知识的人口，那不唯于城市文明没有帮助，反而妨碍不小。乡村教育不发达，不但是乡村问题，而且变成城市问题了。”而“乡村经济事业如没有（和城市）同样的速度进展，亦必引起城市原料的恐慌”，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城市人口无底止地逐渐加多，更会成了城市问题”。这些八十年前说的话，仿佛针对的就是当下的现实。他始终抓住城市与乡村发展的关系，来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从而突出乡村建设的基础意义，是真正抓住了要害的。

而在思考乡村建设问题时，他又有一个大思维：“试做一种乡村运动，目的不只是乡村教育方面，如何去改善或推进这乡村里的教育事业；也不只是在救济方面，如何去救济这乡村里的贫困或灾变。中华民国根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国家现代化起来，所以我们的要求是要赶快将这一个乡村现代化起来。”“乡村现代化”，这是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是他所要推动的乡村运动的核心，它既是一个奋斗目标，更规定了活动的范围与方法。这也是最具启发性之处：我们从事乡村运动，既要落实为一个个具体问题（教育问题、救济问题等等）的解决，但又不能局限于此，要有一个“乡村现代化”的大视野、大目标，既立足局部，又着眼全局。这大概也就是“想大问题，做小事情”吧。

那么，卢作孚所设计、追求的“乡村现代化”，又包含什么具体内涵与理想呢？这就要进入第三层面的讨论。

卢作孚在设计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时，一开始就提出了“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功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的目标，并且具体规划为：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建设，社会建设，环境建设，自治建设等几个方面。这表明，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是一个“全面现代化”的概念，并不局限为物质的建设，而是要追求乡村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环境的全方位的改革，而且如我们下文要讨论的，最后又归结为“人的现代化”。

经济建设和教育建设在后文会有进一步讨论，这里要说的是其他几个方面，都是极有卢作孚的个人独创性的。其一，卢作孚规划中的文化建设，不仅以“教育事业”为中心，而且把“研究事业”放在突出的位置。在他看来，乡村建设必须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他因此强调服务于乡村建设的研究，要“注意应用的方面，有生物的研究，有理化的研究，有农林的研究，有医药的研究，有社会科学的研究”。后来北碚建立了西部科学院，就具体体现了他的这一思想，在城镇设立研究机构，这在全国是首创。其二，卢作孚特别重视社会建设。他不仅积极发展公共文化娱乐建设，创办博物馆、图书馆、运动场、植物园、动物园，而且大力推动“社会公共事业”，开展“社会工作的运动”。这背后的理念又是“人的建设”：他要通过这些公共社会事业，培育新的“人民”——“皆有职业，皆受教育，皆能为公众服务，皆无（不良）嗜好，皆无不良的习惯”。其三，他对环境建设也倾注了极大热情。他提出：“凡有市场必有公园，凡有山水雄胜的地方必有公园”，“在那山间、水间有这许多自然的美，如果加以人为的布置，可以形成一个游览区域”。他的理想是把北碚乡村建设实验区建设成“皆清洁，皆美丽，皆有秩序，皆可居住”的人间净土、乐园。其四，也是我们最应该注意的，是卢作孚把“乡村的自治建设”放在乡村现代化的突出地位。他在推动乡村社会建设时，特别关注的是，所有的公共事业，都要“大众出力，大众出钱，而且是大众主持。由这些具体的活动以引起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以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以完成地方自治的组织”。他也因此特别注意地方自治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提出要建立“人民的代表会议”的制度，其任务有二：讨论和“解决全乡镇本身的重大问题”，“选择乡镇长和各委员”，并进行“监督”。这其实就是我们前面所讨论的，要建立“立宪的农村”，推动农村民主政治。

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哀词》里，在哀叹卢作孚之早逝以后，又提到“几十百年后”，必“有欲之君者”。卢作孚当年北碚乡村现代化实验，曾取得惊人成绩，但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逐渐被强迫遗忘，今天已是六十年后，人们终于重新走近卢作孚，发现了他的实验区，同时又发现，他当年所提出的“乡村全面现代化”的目标，依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他当年所做的事，也是我们正在做、正要做的事，这是不能不令人感慨万千的：既为历史的循环，重新回到起点，又为卢作孚思想的超前。

接着的问题是：如何着手乡村现代化？这是我们要讨论的第四个层面的问题。

卢作孚的回答是：“（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的建设诚当并重，但更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当集中一切力量于经济建设。”他强调，无论是政府的工作，还是法律、教育、科学研究，都应该保障和服务于经济建设。

他提出的理由，也很有意思：不但因为“任何建设，政治的或文化的，皆应以经济建设为基础”，还因为只有经济建设的发展，才能“增进人民的富力”，人民富裕了，才能增进其“完纳赋税的负担力”，从而增强国力——民富才有国强，而不是相反。卢作孚更要强调的，是“经济活动为国家最大多数人所必须参加的活动”，经济建设是最能动员最广泛的民众参与的。

卢作孚对乡村经济建设事业的理解与设计，同样是一个全面发展的构想。他说得很清楚：“经济问题是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和供给的问题，包含着怎么样生产、怎么样消费、怎么样分配几个问题。”在他的具体设计中，应该特别注意之处有五。其一，强调“在乡村事业建设之先，还须调查乡村经济状况”，这样，就能从当地资源、经济状况的实际出发规划本地经济建设。他对如何使北碚实验区成为“生产的区域”，就是这样设想的：“这里有丰富的煤产，可以由土法开采进化而机器开采；为了运煤可以建筑铁路；为了煤的用途可以产生炼焦厂”，“两个山脉的石灰岩石、山上山下的黄泥，加以低廉的煤炭，可以设立水泥厂；为了一个山脉产竹长亘百余里，可以设立造纸厂”，等等。这样因地制宜地发展地方产业，是一条高效、节约，并且能够直接惠及当地农民的经济发展之路，这其实就是后来“乡镇地方工业”的滥觞。其二，卢作孚特别注重“乡村交通建设”的先行作用。卢作孚创办民生航运公司，就是基于“交通运输是全世界的血脉”，交通建设“应在一切建设事业之先”的战略考量；他将其运用于乡村建设，就指出：“交通事业，总需由城市而逐渐及于乡村，于城市与乡村的联络之外，亦需逐渐谋乡村与乡村联络，尤其要谋乡村输出输入的便利，以辅助改良乡村人民的经济生活。”值得注意的是，卢作孚特别注重乡村的邮政、电话建设，理由是要“予一般人民用电话说话的权利”。这已经蕴含着我们今天所说的要让农民充分享有信息自由的思想，这同样是超前的。其三，卢作孚同时把发展农村金融事业放在农村经济建设的重要地位。他把“设立农村银行”和“提倡农村消费合作社”作为农村经济公共事业的两大任务。这是出于他对农民“最感缺乏的，最感迫切需要的”愿望的深切体认。他说：“一个纯粹的农村，十之八九都是农人，过着非常简单的生活。他们最感困难的是农产品正在生产期，缺乏周转资金，最需要的是在这时期有低利贷款贷给他们，最需要的是农村信用合作社的组织；我们就得联络合作机关去帮助他们如何组织合作社，如何取得贷款，以资周转。”后来他就在北碚实验区办起了第一家农村银行、第一家农村信用合作社，这都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其四，卢作孚把组织农业合作社当作农村经济建设的基本任务和基础。为此，他不但“提倡消费合作社，供给农人廉价的消费品，并分予最后所获的红利”，而且“提倡生产合作社，以公共的保证，帮助需要借款的农人，取得随时可以借款的权利”。其五，卢作孚热衷于“农村经济的公共事业”。除了前面已有讨论的农村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之外，他还提出了建立农村“气象台”、“农事试验场”、公共“苗圃”、“开辟公用的堰塘或凿公用的井”等设想，并努力在实验区实施。这都显示了卢作孚农村经济思想视野的开阔、规划的全面，是和他的农村全面现代化总体设计紧密相连的；而提出的具体任务和措施又无一不切合农村实际，并处处考虑农民的要求和利益，在今天仍不失其指导意义。

这同时显示的，是卢作孚的一大特点：他是以实业家的眼光、思维、身份来参与农村建设事业的。这又是基于他对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关系的深切体认和独到认识。他指出：“工业需要专业化，同时在这农业国度里，工业更需要为农村打算和设想。”他一再提醒人们，特别是城市的工商业者：“须知农民才是最广大的买主和卖主，农村才是最广大的市场，必须先有农村市场。必须先有农村生产才有工业生产，必须先有城乡交流才有内外交流”；“人民无购买力，成品无消费市场，工业的生存当然要受严重打击”，“目前工业的失败，皆由于忽视农村问题所致”。他因此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和任务：城市工商业要“面对农村”，“为农民服务”。

而且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以民生实业公司总经理和北碚峡防局局长的双重身份，动员民生实业公司的财力、物力和人才、技术优势，全力支持北碚峡区的乡村建设，或以投资形式直接参与主持，或做技术文化服务，或提供人才和物质的支援。据研究者的总结，大体上进行了五大建设工程，即：投资煤业，开创峡区煤矿业；投资交通业，建成四川第一条铁路；投资纺织业，建立大明染织厂；投资科学研发，创建科学院、博物馆；投资教育，创办兼善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企业养学校。而民生公司自身也从中获得了发展新机遇：不仅从煤矿、铁路、染织厂的建设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利用乡村建设所提供的良好的社会、学习环境，民生公司在北碚建立训练中心，培训了近千名骨干建设人才。如研究者所说，卢作孚实际上创造了一个“以工辅农，工（工商业）、农（乡村建设）互动”的发展模式，其意义和影响是深远的。这一点在强调以工哺农、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卢作孚同时也开创了乡村建设的新模式。如研究者所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建设的方式，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为教育，一为卫生，一为政治，一为农业”，或兴办农村教育，或侧重社会服务、灾荒救济，或致力农业技术改良、农业合作的推广，或推动乡村自治、自卫，而大多重在平民教育或职业教育。其中最有影响的，无论是以晏阳初为代表的河北定县实验、以梁漱溟为代表的山东邹平实验、以陶行知为代表的南京晓庄实验还是以中华职业教育社为代表的江苏昆山实验，无不如此。卢作孚的独特贡献，就在于他另辟蹊径，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交通建设为先行，以北碚城市化为带动，以文化教育为重点”的“乡村建设实验”的新路。他作为实业家的参与，几乎是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前面提到，卢作孚的北碚实验，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建设实验中时间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这是和实业家参与直接相关的。这本身就有很大的启示意义：最近，人们在讨论新型城镇化建设时，提出了“要动员一百家民营企业参与”的设想，应该说，卢作孚正是这样的实业家参与的先驱。

最后讨论的，是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第五个层面，或许也是最重要、最核心的层面，即他所提出的“训练人是一切问题的中心问题”的命题与任务。他这样提出问题：“人人都知道目前遍中国都是问题，而且都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从我们看来，不是一切问题无法解决，是人无法解决一切问题。在解决一切问题之先，便要解决人的问题，便是训练人如何去解决问题”，“今天中国什么都不缺乏，只缺乏人，只缺乏有训练的人”。因此，他提出以“人人都能自立，人人都能立人”为乡村建设的根本目标。我理解，这应该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乡村现代化建设最终要落实到“立人”，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的现代化”。二是乡村现代化建设又要依靠“人人都能自立”的建设者去推动：“我们应当每个人都是中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工作，那每一个人每一个工作即须变成功一个事业的中心。这样，自能共同创造有力量的运动。”

卢作孚由此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如何看待我们的事业的意义和价值？他说：“我以为我们今天做的事业，都不是最后的成功；而且终会有一天失败！”在民生公司的经营和乡村建设实验都如日中天的20世纪30年代，卢作孚做出如此判断，是令人惊骇的；而有这样的危机感恰恰是卢作孚的过人之处，而且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我们在这每件都免不了失败，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失败的事业上，仍然拼命地努力”，又是为了什么呢？卢作孚回答说，这是因为我们做事的意义，“不仅限于事业，而且有超乎事业之上的意义在”。他接着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我们“觉得中华民族缺乏人才；过去一切事情，办理不好，一切问题，解决不了，那是因为缺乏人，根本缺乏一批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人！所以我们把所做的事业，当作一个机会，一种培养人的机会”。结论是：“我们做事，与其说是做事，毋宁说是造人，培养的都是青年。”这是怎样深长的民族危机感、社会责任感：卢作孚这一代人所做的一切，其最终目的都是要为我们民族培养能够担当实现国家现代化、振兴中华的重任的现代建设人才！这又是怎样高远的眼光：世界上的一切，人是最重要的；事业可以失败于一时，只要有了“有办法可以解决问题的人”，就永远有希望！作为新一代的年轻人，面对先驱们如此的殷殷期待，又该怎样加倍努力，使自己健康成长，迅速成材！

我们由此也就明白：卢作孚为什么要提出“乡村第一重要的建设事业是教育”。在他看来，乡村“需要人去建设，而人是需要教育培育成的”。他的着眼点又不止于此，他关注的更是世界发展中的中国民族的命运。他如此申说“教育之世界意义”：“教育为世界文化之根源，提高民众之热力”，“近代号称强国，无一而非教育发达所致。文化衰落者，虽大国不免于灭亡，文化精进者，即最小民族犹得保其存在。”在他看来，教育是关乎民族命运和乡村建设的头等大事，必须将其置于第一位：“教育经费之宜谋优裕；教育权限之宜谋扩张；教育人才之宜谋独立。”

卢作孚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与影响的，有三个方面。

和他的“全面现代化”思想相适应，他的教育视野也相当开阔。在乡村运动中，他要推动的，不仅是中小学、大学的正规教育，更倾其力于“职业教育”“成人补习学校”和“社会教育”。这也是和他的现代教育观念直接相关的。他说：“在今天以前，读书是一种专业，读书人是农人、工人、商人和一切有职业的人以外的一种专业的人，所以只须有一小部分人专读书。今天以后，农人、工人、商人和一切有职业的人，都需有知识、有能力，读书便须普及，学校便须扩充到市场以外，到四乡去，尽量容纳一切应该读书的人。”教育普及，应该是一个现代社会，包括现代化乡村的基本指标。

卢作孚重视教育，立足点在为乡村建设与国家建设培养“能解决问题”的人才，因此，他强调：“教育的主要目的，不在给学生以知识，而在训练学生的能力。”他并且具体提出了要训练学生的五大行为：在家庭中的行为；在政治上的行为，“知道怎样选择，怎样会议，怎样参与地方事业，怎样完成国民的责任”；在经济上的行为，“怎样养成他在职业上的技能，怎样提高他在职业上的地位，怎样教他继续不断地努力于一种职业”；在交际上的行为，“对人怎样恭敬、亲切、诚实、有信义，语言怎样明了、委婉而动听”；以及游戏的行为，“怎样运用暇时，运用人群，做正当的游戏，消灭以前社会上有的赌钱、饮酒、吸鸦片烟，种种不良行为”。卢作孚还提出，“训练学生最要紧的两点”，一是“训练他们运用科学的方法”；二是“教他们随时随地有艺术的欣赏”。可以看出，卢作孚的教育，着眼在培养“社会中的人”，而不是“书斋里的人”。因此，是要着力于培养学生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各领域（家庭、政治、经济、交际、娱乐）的基本素养与能力。他的目标是：“培育出来的小孩子，一方面是能干的，一方面是快乐的，必能够创造无数崭新的可爱的乡村，为我们愿意在里面居住的。”这样的“能干”而“快乐”的乡村建设人才的培养目标，这样的适应现代生活需要的素质、能力的训练，恰恰是今天中国教育，特别是乡村教育所缺少的，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支教工作的重要教育思想资源。

卢作孚从他的教育思想出发，对当时（也是今天）的教育提出了批评：“办学校的人都有一样的错误，认为学生只应该读书，只应该认识书本，不知学生于认识书本以外，还要到学校以外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这当然不是否认书本知识的重要，卢作孚一贯提倡“做事与读书”的结合，并且认为“做事越多，（读书）兴趣越浓，了解也越深刻”。他要反对的，是将书本知识绝对化以致神圣化的倾向，他提醒世人，特别是教育者，“书本不过是记载那些知识的东西，并不是知识”，要把书本知识变成真正的知识，需要实践的检验，是要在实际生活中去体味、学习的。卢作孚同时提醒说：“最好的教师，是帮助学生自己学习，帮助学生自己解决实际问题”，“要养成儿童获得知识的能力，他才能一辈子随时随地获得知识”。卢作孚的这些提醒，都是击中当下中国教育，包括农村教育的要害的。

讨论到这里，我们可以略作一个小结。卢作孚的乡村建设思想，应该有四个关键词，即“国家现代化”“乡村全面现代化”“乡村经济建设”“以训练人为宗旨的乡村教育”。我们在阅读与讨论中，感触最深的，是卢作孚的远见卓识，因此他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当代性：他的几乎每一个论断，仿佛都是针对当下中国乡村建设中的问题发言，我们依然在做他未竟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