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现在读《卢作孚语录》的第二部分：“做事为人之道。”

这里，也有四个关键词：“社会”—“秩序”、“训练”—“行动”，其中有三个层面的意思。

应该说，在卢作孚思想中，举足轻重的关键词即主题词，是“社会”。我们所编的《语录》里，第一部分“乡村建设之路”的第五节：“创造现代集团生活”，第二部分“做事为人之道”的第二节“人是社会的动物”，第五节“精神之改造”，都是“社会”这一主题词的展开。这里我们不妨集中作一个讨论。

首先可以注意到的，是卢作孚在提出“中国现代化”这一命题时，对“现代化”是有自己的理解的，他提出了两个层面的要求与目标，即“现代的物质建设”与“现代的社会组织”。这样，他就引人注目地将“现代的社会组织”作为他对“现代社会”的理解，以及他的现代化想象的主要标志。对此，他在本书全文收录的纲领性文章《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里，有过详尽的阐发。

他的讨论的起点，是中国的国情：如何认识中国的社会？他指出：中国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最适宜于农田，自然形成了一个长时间的农业民族”，“农业民族的经济单位非常简单，简单到一个经济单位只需要一个家庭”，因此，“家庭生活是中国人第一重要的社会生活，亲戚、邻里、朋友的关系是中国人第二重要的社会生活。这两重社会生活集中了中国人的要求，范围了中国人的活动，规定了社会上的道德条件、政治上的法律制度。这两重社会生活是中国社会的两重核心”。

在卢作孚看来，这样的家庭与亲戚、邻里、朋友为核心的两重社会生活，是具有极大的“消极”作用的。它造成“中国人只知有家庭，不知有社会；实则是中国人只有家庭，没有社会”，“一出家庭，便只有个人的活动。从修养身心到学问事业都以个人为中心”；这样的“家庭与亲戚、邻里、朋友本位”和“个人本位”，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畸形：“用了家庭的道德条件去维持了大则天下、小则地方的关系”，“社会的奖惩亦是以家庭兴败为中心”，“为了家庭可以牺牲了家庭以外的一切”，一切都仰赖与亲戚、同学、邻里、朋友的关系；由此更形成了民族的惰性和保守性：“凡涉及公共问题，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处世原则就是“化大事为小事，化有事为无事”；“政治上所一向要求的是清静无为”，“是卧治”，“所需要的是天下太平，只是无事”。卢作孚认为，这是造成中国严重的社会危机与民族危机的根本原因所在：它表明，中国依然处于“农业生活的状态之下”，是不适应“工商业时代”的“现代社会”的要求的，这是与“已经进化到工商业时代的民族”，西方和日本这些先进国家的基本差距所在：“他们是进化到现代的事业，而且由地方以至于国家了，中国人则尚留滞在家庭和亲戚邻里朋友关系中”，我们“个人的要求最强烈，常常有朋友要求你培植他或帮助他，而没有社会的要求——要求一桩事业或一个地方好”，“许多朋友忙着为个人找出路，不肯为社会——一桩事业或一个地方——找出路”。在卢作孚的理解里，是“社会本位”，还是“家庭、亲戚邻里朋友本位”“个人本位”，是区分“现代工商社会”和“传统农业社会”的根本标志；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进入现代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就必须完成由家庭、亲戚邻里朋友本位、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在这背后，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卢作孚和他前后几代人内心深处的民族危机感、焦虑感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卢作孚之所以大声疾呼：不要只追求个人出路，“青年的出路”也只是一个伪命题，必须为社会寻找出路，“中国没有出路，社会没有出路，你们青年又哪里有出路！”原因即在于此。

因此，“社会”成为卢作孚思想的主题词，绝非偶然。在卢作孚的设想里，改造、建设中国必须从创造新的社会观念和社会关系、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开始，这是一条“必循的道路”。他因此为自己和志同道合者提出了这样的历史任务：“下大决心，挟大勇气，从我们的手上去创造它，创造出一种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有组织的社会的关系，创造出一种相互信赖的社会关系，创造出一种社会帮助我们，我们帮助社会，社会离不了我们、我们离不了社会的关系。无穷的快乐便会从这世界产生出来。这是我们今天以前不相信社会会有，却在眼前，就是我们今天正拼命努力经营的许多事业。”

这其实是卢作孚所经营的所有的事业——从民生公司到北碚实验——的内在追求。他不仅作理论的论证，而且作实践的努力，并在这一过程中作“精神之改造”。套用今天的俗语，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系统工程。

卢作孚的讨论从人性论开始。他提出：“我们说人是为己的动物，不如说人是社会的动物好。什么是社会呢？有一派社会学家说：社会是一个有共同生活关系的群体”，“人不是为己的，人是为社会的。如果社会要求是对的，我们就要遵从它；如果社会要求是不对的，我们就要努力把它改造过来”。我理解，卢作孚所提出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这一命题，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至少是有两层含义的。一方面，是强调自私自利并非人的本性，人在社会群体中生存，不只是“为己”，更是“为人”的，也就是说，人是有为他人、为社会服务的内在要求的，问题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将这样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人性因素引导到社会建设事业上来；另一方面，则强调人不只是经济的动物，要把人看作“社会人”，在物质的满足之外，人更要求建立和谐的社会关系，并从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这就是我们下面所要讨论的创建集团生活的人性基础。

正是出于对人的社会性的充分估计和信心，卢作孚提出了“建设新的集团生活”的命题和目标。如研究者所说：“‘建设现代集团生活’的思想，是卢作孚‘实业救国’与‘中国现代化’主张的理论基础。所谓‘现代集团生活’，就是指的现代化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或现代化的社会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

卢作孚自己也说得很清楚：“我们要进入现代，一向的集团生活即不能不有所转变，不能不有现代的集团组织。分析起来，不能不有现代的相互依赖关系，不能不有现代的比赛标准，不能不有现代的道德条件，不能不有现代的训练，不能不训练个人去创造现代的社会环境；同时又不能不创造现代的社会环境去训练个人。这是当前的根本问题，任何事业不能避免，虽万分困难亦是必须解决的。”这一段话的含义非常丰富，值得仔细琢磨。他首先强调的，是要实现集团生活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也就是前文所讨论的，由“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和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那么，所要建设的“现代集团生活”又是什么呢？卢作孚指出，其中应该包含三项基本建设，一是建立“现代的相互依赖关系”，也即建立现代人际关系、社会关系——不是传统的一切依赖家庭、依赖亲戚邻里朋友，而是一切依赖群体、依赖社会；不是传统的“家庭、亲戚邻里朋友之外，没有其他”，而要建立“社会帮助我们，我们帮助社会，社会离不了我们，我们离不了社会”的新的社会关系。二是建立“新的比赛标准”，也即新的评价标准——不是传统的比赛对家庭、亲戚邻里朋友的贡献，以光宗耀祖、照顾亲友为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标准；而是比赛对集团事业，对社会、国家的贡献，以对集团事业、社会、国家的贡献的大小作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标准。三是建立“现代的道德条件”，也即建立新的伦理观，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再作讨论。卢作孚还要强调的，是建设这样的现代集团生活，不仅是为了集团本身的健全发展，更是为了影响、改造“社会环境”，促进社会的健全发展，并在建设集团生活和改造社会生活的过程中“训练个人”，促进人自身的健全发展。

对于卢作孚来说，建设现代集团生活，不仅是一种理想、理论的设计，更是一种社会实践和实验：思想家卢作孚与实业家卢作孚是统一的。因此，在成立民生公司时，他就明确提出要推动三大运动：一是“生产运动”，这是基础；二是“集团生活运动”，这是核心；三是“帮助社会的运动”，这是发散效应——以集团生活影响社会，以集团力量帮助社会。正如卢作孚所描述的那样：“（民生公司便是一个集团，）我们在这个集团当中应该抛弃个人的理想，造成集团的理想，应该抛弃个人的希望，集中希望于集团。不但我们的工作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办公室或工场去；我们的学问亦是集团的，天天进我们的图书室或讲演会场去；我们的游戏亦是集团的，加入我们的音乐会和球队场去。我们的生产是集团的，有事务所，有工厂，有轮船；我们的消费亦是集团的，最短期间将要有我们的住宅、我们的医院、我们子女的学校，乃至于家属的娱乐场或运动场。个人都去解决集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都让集团去解决。”由此形成的是所谓“民生精神”，卢作孚称之为“法宝或灵魂”，并概括为五条：“一是努力”，“二是和气”，“三是以公司利益为前提，职工绝不舞弊营私，股东绝不多分盈利”，“四是联合同业”，“五是无数朋友的帮助”。

北碚农村建设实验区也是卢作孚的集团生活试验点。他如此描述实验区对青年的训练：“要他们充满了对社会的要求、社会的思想、社会的活动；要求他们都非常明白现在世界的趋势、中国的困难，而且都非常明白理想的三峡而要求实现它”，“他们自晨早起床，至夜晚睡觉仍然充满了社会的生活内容。晨早起床以后，集中到运动场各依排列的运动秩序运动一小时；早餐后，开始工作；直到午后完结的时候，则又集中到图书馆依所分配的研究问题读书两小时；如还有余裕时间，乃自由运动或休息；夜间，都分头去担任民众教育，或民众娱乐，或整理一日之工作或再以余暇时间自由读书”，“他们另外有一种生活的相互依赖关系、比赛标准和道德条件，是他们的行动所趋赴的”，“他们之兴趣盎然，他们之工作紧张，他们行动之可歌可泣，乃不是沉陷在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当中的人们所能领悟”。

在这样的新的现代集团生活里，培育着新的价值观、成功观、报酬观、幸福观，这是凝聚现代集团生活的精神力量，是卢作孚更为看重的。

卢作孚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命题：要“变更社会要求”，“创造新社会的引诱”。这一命题的出发点依然是：“人是社会的动物，是由社会的刺激而起反应的动物。”问题是社会如何刺激，向哪一个方向引诱？卢作孚指出，在家庭、亲戚、邻里、朋友和个人本位的传统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欲望，都是“一种社会兴趣促成的”：“一些人都盛传某人在外面做官，又汇二十万回来了，都相互勉励，你快生个好娃娃，将来也这样做官去，于是做官人以找钱为能干、为体面，乃正贪官污吏之所由来了。”这样的“比较性竞争”，唤起了人们的“比较欲求”，即以“能赚钱与给家庭增面子”为人生第一追求、社会评价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社会要求、引导，实际也是人性的诱导下，人必然“（为）取得其所未有，要或偷或抢，所得唯一的结果，便是不断地争夺”，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极度恶化了。卢作孚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改换一种社会要求、人性引诱，建立新的“公共理想”？“不要求人以所有的，而要求人以所为的在社会上表现”，并以此做出社会评价，“如果你有一段好的演说，全体听众便都鼓掌”，“如果你有了新的科学发现，便为举国所争先研究”，“如果你为社会担当了大难，便万众欢迎；如果你为社会创造了幸福，便万众庆祝”，“你的生路会沉溺在这强烈的社会要求当中，如痴如醉，如火如荼，比较沉溺在漂亮的衣服、高大的房屋、名贵的陈设、富有的财产、出人头地的地位，其要求人的力气和生命，要深刻而浓厚”。卢作孚这里所说的创建新的公共理想、变更社会要求、创造新的社会评价标准，其实就是要创造和建立新的价值观、新的幸福观。

这确实是前所未有，又是健全的集团社会生活所必需的精神追求与境界：

人生的快慰不在享受，而在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享受，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最快慰的是且创造，且欣赏，且看公众欣赏。这种滋味，不去经验，不能尝到。

我们应努力于公共福利的创造，不应留心于个人福利的享受。

工作的意义是应在社会上的。工作的报酬亦应是在社会上的。它有直接的报酬，是你做什么就成功什么。你要办一个学校就成功一个学校。……它有间接的报酬，是你的成功在事业上，帮助却在社会上。你成功了一个学校，帮助了社会上无数读书的小孩子，或培植了未来社会上无数需要的人才。……最好的报酬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且可靠的报酬！它可以安慰你的灵魂，它可以沉溺你的终身，它可以感动无数人心，它可以变更一个社会，乃至于社会的风气。

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总经理，或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自己；而是盼望每一个人都有工作能力，都能成功所做的事业，使事业能切实帮助社会。

我们做生产事业的目的，不是纯为赚钱，更不是分赃式地把赚的钱完全分掉，乃是要将它运用到社会上去，扩大帮助社会的范围。所以我们的目的，往往是超赚钱的。

在今天以前，中国坏人固不论。即所谓好人者，亦大有不妥处。我人所称之为好人，往往即指不做坏事者之谓。不做坏事，亦即为己，因彼所为者，为一己成好人而已，不爱利而爱名，名即自身之名，中国不需要此种人。吾人做好人，必须使周围都好。只有兼善，没有独善。

卢作孚显然想通过这样的新的价值观的倡导，在现代集团内部创建一种新的人性秩序，以此影响社会。

卢作孚关于创造现代集团生活和新价值观、幸福观的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志愿者来说，也许是更为亲切的：我们的志愿者组织，本身就是卢作孚现代化理想中所期待的“现代社会组织”，也是卢作孚所创造的民生公司和北碚实验区的现代集团生活传统的当然继承者。因此，读他的有关论述，往往会引起关于我们自己的联想。我曾经说过，志愿者公益组织已经走过了初创阶段，而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内外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样，志愿者公益组织自身的建设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方面，卢作孚这样的先驱者当年的思考与实践，是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的。

比如，卢作孚当年反复强调的，要建立现代集团生活，必须实现由家庭、亲友和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就是今天志愿者公益组织的自身思想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参加志愿者组织的许多年轻人从小受到中国传统的家庭、亲友本位思想的影响，他们又生活在一个强调个人本位的时代，恐怕许多人至今也还是以为个人和家庭寻找出路的思想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参加志愿者组织，当然表明他们已经有了为社会服务的要求；但要成为一个真正自觉的志愿者，也还需要建立新的价值观与幸福观，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个人、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卢作孚在这方面的思考与实践，就具有极大的启示性。当然，启示不等于全面认同，他的观念也是可以讨论的。比如，在我看来，过分强调个人为集团利益牺牲，自己是有可能被利用的，其前提“个人去解决集团的问题，个人的问题都让集团去解决”，即所谓“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是具有某种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色彩的，这也是卢作孚那一代人的特点；问题是，卢作孚凭借个人的道德力量和影响，可以在他主持的事业上局部做到这一点，但要普遍实行，就得有一系列制度的保证。这些问题，都是需要在理论的探讨与实践的探索中去逐步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