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卢作孚关于“秩序”和“行动”的思考，则关系到现代集团生活，包括今天的志愿者运动的组织建设的问题。

“秩序”，也是卢作孚思想的关键词。他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向来亦都知道教育、交通、经济事业是建设上的重要问题。此外还有更重要的问题，是根本，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前提，我们却忽略了，便是如何建设秩序的问题。”他反复强调：“民主国家的人民应有一切的自由，同时国家应有整个的秩序”，“要政治上轨道，正是要政治有秩序”，“人们有了公共生活，便必须有秩序”，“就个人生活中间，亦应建立一种秩序，公共秩序的建设，其繁复，其困难，比个人大大有加，其细致却一样。如果大家没有秩序的习惯，绝不宜急遽地训练。所以这不但是建设一切事业的根本问题，尤其是第一个困难的问题”。

这是一个重要提醒。在我看来，它对今天的中国志愿者运动，正是对症下药。据我的观察，志愿者有两大特点，一是志愿的选择，因此，每个人都有极强的自主性，凡事都有自己的主见；二是参加志愿者活动的人，都有极强的个性，和极强的民主意识。这些本都是志愿者的长处，发挥得好，会成为志愿者运动的优势；但如果不做正确的引导，也会产生负面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把民主与集中绝对对立起来，把自由视为不受任何限制的个人的为所欲为，就会导致无政府主义倾向，拒绝任何“秩序”；在现实生活和工作里，就会各执己见，各行其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之中，很难形成集体的意志和行动，彼此之间也很难合作，无法形成和谐互助的群体。据我所知，当下的志愿者公益组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卢作孚先生关于“建立秩序”的思考与实践，就特别具有现实性和相当的可操作性。

卢作孚认为，所谓“秩序”问题，实际是一个“管理”问题。他提出现代生产有“两个武器”：“一个是‘技术’，一个是‘管理’。技术要有控制机器的能力；管理就是管理一群人的行动，管理一群人在整个秩序范围之内行动。”这样，卢作孚就把管理问题和他最为关注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看来，“中国人一向用在农业社会里的办法：用在农业社会里的技术和管理，仅仅根据了常识，仅仅根据了经验，而那经验并未经过科学方法的整理，用来应付非常繁复、非常正确的现代的工商业的物质设备，非常繁复、非常紧张的现代工商业的社会组织，断未有不一切失败的”。因此，他认为，技术和管理的落后，是中国和西方、日本等先进国家的重要差距，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切不安全”。结论是：“技术与管理才可以救中国”，“我们要鼓起勇气，坚定信心！凡白种人做得来的，黄种人都做得出来！……只要学会了他们的技术和管理，便能做出他们的事业……而且后来居上”。这样，卢作孚就从促进中国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事业的现代化出发，以实现民族振兴的高度，提出了各项建设事业都必须“专业化”和“树立现代管理制度”的问题。

卢作孚这里提出的“专业化”与“树立现代管理制度”的问题，同样适用于志愿者公益组织这样的社会工作。我曾经参加过一个“社会工作专业携手志愿者组织”的论坛，在会上发表这样的意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志愿者也是社会工作者，因此，他也需要专业的知识与能力。也就是说，我们最初都是身怀一种理想、一腔热情，参与志愿者的公益活动。但这只是一个起点，我们并不能满足于此。因为一个真正好的志愿者必须追求服务的质量，你要真正地为弱势群体谋利益，除了发挥你自己的专业特长，如学农的在农业技术上帮助农民，学医的给农民治病，等等，你还必须具备社会工作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如法律、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经营管理学等方面的知识，而且还要有相应的能力，掌握一定的工作方法和技巧。”也就是说，志愿者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和水平，就必须明确提出“志愿者组织的专业化”的问题、“建立现代管理制度”以及“培养和提高志愿者的管理素养和能力”的问题。

谈到专业化和管理，就不能不提到卢作孚的另一个使用频率仅次于“社会”的关键词：“训练”。在前面我们已经讨论了卢作孚“训练人”的思想，这里要就“训练”一语作一点补充。他强调：“人都是训练起来的”，“我们所需要的亦不是天生圣人贤人，是一切人有训练”。我理解，卢作孚之所以要着意于“训练”，是因为他的着力点不仅在思想、观念的教育，更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专门知识和技能、方法的培训，以及习惯的养成。他的这一“训练”思想是贯穿一切方面的，不只限于对企业和乡村建设人才的培训。比如在讨论乡村自治、底层民主建设时，他就特别重视对乡民的训练：不仅要唤起他们“管理公共事务的兴趣”，而且要“训练大众管理公共事务的方式”。他特别强调：“开会和选举，是自治问题中间两个中心问题。他的意义和他的方法，是应训练镇乡人民完全弄清楚的。怎样推选主席、怎样提出议案、怎样讨论、怎样表决、是开会应有的问题。怎样选择人、怎样投票，是选举应有的问题，必须随时、随地训练人民。”也就是说，在卢作孚看来，要真正实现乡村自治和民主，不仅要使大众具有民主意识，而且要懂得实行民主的方法，最后形成习惯，这都需要训练，而且要落实到最基本的“如何开会、选举”这样的细枝末节的训练上。这是极有启发性的：许多人都喜欢空谈民主，而不知民主方法的训练和习惯的养成；我们对乡村民主的推动也应该落实到解决具体的问题（“如何开会、选举”等）上。

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卢作孚的管理思想。他写有题为《工商管理》的专文，在企业和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有大量的论述，其特别可注意之点，大概有五。

一、他认为，“管理的基本建设”应是“心理”的。“工作人员必须有事业上的远大的志趣与工作上的当前的兴趣。”也就是说，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应该是管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他强调：“控制人事的管理是全厂大家的事，上至总经理，下至工人都要懂得管理，管理制度才能迅速树立起来。”这里已经包含了管理民主的思想了。

三、他主张，“今天以后的中国，应靠法制不能靠人治。所需于人的，亦重在造法的训练，守法的训练”，要处处“照顾到全局，要遵守公共规律，这是组织的精神，亦即是法治的精神”。“工商管理的方法即系建设秩序的方法，建设每一个工作人员活动的秩序，建设一群工作人员相互配合行动的秩序。秩序而以成文表现之，即系‘法’。任何管理皆有不可少的三事：（1）创造‘法’；（2）执行‘法’；（3）遵守‘法’。”“立法之前，应即审慎，立法之后，应即森严，不准任何人违犯。”“法治”管理，这大概是卢作孚管理思想的核心。

四、他进一步提出，要使“尊重法律”成为“习惯”：“即使没有法官裁判，亦有舆论裁判，即使没有警察干涉，亦有旁人干涉，法律乃能彻底发生效力。”而且“不特有成文法，也有不成文法，大家都行之若素，习以为常，不必监视，不必督促，而人人自然奉行”。有这样的舆论裁判和不成文法，就可以形成集团里人人高度默契的“共同做事的原则和办法，并且大家都忠实地履行，忠实地遵守”——这才是管理秩序的最高境界。

五、在卢作孚看来，管理的目的在于使每一位工作人员能够“有秩序的活动，有效率的活动”；其关键在要有“细致的分工、亲切的合作”。“要从一个严整的系统上，甲做这样，乙做那样，各个不放弃责任，相互不失掉联络”，“事业愈伟大，纵横错综关系愈复杂。在纵的关系中，必须每层有其明了的责任；在横的关系中，必须有相互明了的联系，乃不致职责混淆，系统紊乱”。一方面，“一事业而有最高才能的领导者，不在凭个人的天才监督人群”，而应充分“发挥整个社会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强调，每一层机构都“直接负起处理直接范围内的事务的责任”，每一位工作人员“有困难自己克服，每个人执行自己的任务，自己的事要求自己办完”。“一个严整的组织下面，无论其为首长，或为从属，每个人都有权，而权都有限。不容人在权限以外做坏事，亦不容人在权限以外做好事。”这样，每一个部门、每一个成员，都明确自己的责任与权限，尽力办好自己职能范围内的事，又相互联络，相互合作，就可以在充分发挥处于每一个层次、环节上的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的基础上，形成有组织的集团力量。

而要形成一个相互理解与支持的和谐的群体，还有一个“如何待人，如何相处”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组织经常遇到并必须正确处理的问题。卢作孚凭着他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工作经验，在这方面有许多具体论述。这里也只能略说一二。比如，“人有不可容的事，世无不可容的人”，“假定我们看清了我们离我们理想的社会的距离，那么，我们就不应该责备他人、形容他人、痛骂他人，我们应该像爱护无人照顾的小孩子一般的爱惜他们、同情他们、帮助他们”，“我们对人（要）有两（个）美德：一是拯救人的危难；二是扶助人的事业”——这里仍然有一个人性论的问题：人性本身是善恶并举的。每个人都有他的弱点，甚至恶的方面；但正如卢作孚所说，只要你承认社会永远是和我们的理想有距离的、有缺陷的存在，那么，对他人的不足，就应该有一种理解和宽容，而不能轻易责备和痛骂，这就是“世无不可容之人”。另外，也要坚信，每个人都有善的方面，也都有需要他人帮助的地方和时候，这就是卢作孚提出要“拯救人，扶助人”的道理。我理解，他所说的“拯救”和“扶助”，并不是要求人们当“救世主”，而是要善于将他人内在的人性的善的方面发扬起来，将恶的方面压抑下去，这样“扬善抑恶”就能达到“拯救人，扶助人”的目的。在我看来，这样的“扬善抑恶”应该成为集团里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原则：对别人的弱点、恶的方面，心里要有数，要有一种宽容的态度；对别人的优点、善的方面，更要有充分的认识和估计，这样，彼此就能以善相处：自己以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人，同时也真诚地学习他人的善处，彼此都最大限度地释放善意，恶的方面就自然被压抑了。一个好的集团、群体就应该努力营造一个“扬善抑恶”的环境和精神空间，这对建设新的人性秩序，是至关重要的。

卢作孚提出的新的人与人相处的原则还有：“对人的行为，宜找出好处；对自己的行为，宜找出错处”；“对人诚实，人自长久相信；好逞欺饰，人纵相信，只有一次”；“处世接物，应抱受气、吃亏两大种主义”。这样的“严于己，宽于人”的原则，既是中国传统道德，也应该是一种现代道德，它与“弱肉强食”的逻辑是对立的。

这些精辟、警世之言，都是前辈经验的结晶，足以做我们的座右铭，也都具有可操作性，建议年轻朋友不妨结合自己和周围的实际，以及卢作孚先生的实践，对其“为人之道”做更深入的讨论。

最后要讨论的，是卢作孚关于“改造社会靠行动”以及“如何做事”的思想，这和我们的志愿者运动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

“我们应一致反对的是空谈，应一致努力的是实践。”这确实是我们和卢作孚那一代实践家最“一致”的地方。

但卢作孚又提醒我们：我们的实践不是盲目的，是有强烈的对国家、社会、历史的“使命感”作为支撑的，又是有自觉的思想的：“我们不但要求活动，尤其要求在活动中产生思想：第一是运用思想去寻找我们的问题”，“第二是运用思想去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第三是不怕失败去运用思想解决问题”。我们追求的始终是思想和实践的统一。

卢作孚还把自己的行动称为“微生物的行动”，这是意味深长的。

这是由一次对话引发的命题：“民国十一年（1922）在川南工作时，曾邀一个川外人来演讲。他说：‘请大家认识我，我是一颗炸弹。’我解释说：‘炸弹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毁灭对方；你应当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别大，才使人无法抵抗。’看见的不是力量，看不见的才是力量。”

这段话，颇耐琢磨。在我看来，有两层意思：

其一，是微生物，不是炸弹，强调的是建设的力量，而非破坏的力量。卢作孚明确表示，他主张“采用改良社会的办法”，而非“以暴易暴”。

其二，是微生物，不是炸弹，强调的是持续的、“看不见”的力量，而非轰动一时的“看见”的力量。

这样的“看不见”的力量，又具体体现为两种改良（改革）方式、行动路线。

一是“从自己开始，从眼前做起”：“从眼前做起，决心改造当前的环境，做法要彻底”；“从当前个人所能接触的人起，只要能下决心，改革了自己，再改革一个人，让那个人有力量，再改革另一个人就够了。这就是力量。这力量在相当时间就能改造中国；在相当时间就能改造世界。拿数理来说，今天我以一个人，明天两个人，后天四个人，这等比级数继续下去……每个人坚决造行动，继续不断地努力，不管名誉地位，不问个人的成功，只问社会的结果。我相信，这样一定有结果。这结果在社会，不在个人”，“到那时，也许自己还在小事上，但心里安慰了”。这是一条“由自己到他人到社会”，“由眼前到长远”，“由单一个人到少数人到多数人”的不断积累、等比级数逐步推动的改革路线，是一条“不计个人名利，不求一时之效，着眼长远，只顾耕耘，不顾收获”的改革路线，这背后是一种准备长期奋斗的韧性精神，如卢作孚引述的哲学家柏格森所言：“它的变化，是绵绵不断的，这才是伟大的力量。”

二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横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范围，却应从小的范围起；纵的方面，事业要做到大的进步，却应从小的步骤起。许多事业进行起来，都是起初艰难，后来便渐渐容易；起初缓慢，后来便渐渐快利。所以起初从小处着手、用力比较经济。”

强调从小事做起，还出于对自己所从事的建设事业的深刻体认：“国家虽大，其建设秩序的工作细致”，“都是一点一滴的问题，不是大刀阔斧的问题。合无数一点一滴以成一桩事业的系统”，“因为小的关系，所以才把它做得极细致。最细致的地方，最能造成广大的影响”。这背后依然有一种精神：鲁迅说的“不怕做小事情”的泥土精神，认真、细致，做事务求彻底、完美的建设精神。这也就是卢作孚的“微生物精神”。

在我看来，这样的微生物精神与作用，不仅是当年卢作孚主持的社会组织，也是今天的志愿者公益组织的特色，及其特殊价值所在。无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社会组织，都遵循一个原则：从改变自己和周围的存在开始，以此推动社会存在的改变。我把它叫作“静悄悄的存在变革”。由此产生四个特点。一是它的异质性，这是不同于社会主流的另一种选择，就像前面讲到的那样：当大多数人以家庭、亲友、个人为本位时，我们选择社会本位；当社会风行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时，我们选择克己利人的为人处世的方式，等等。我们要创造的是一种新的价值观、新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生活方式。二是它的和平渐进性：我们不采取直接对抗的方式，而是在现行的框架内加进一个异数，创造“第二种文化”“第二种教育”“第二种存在”，以致逐渐影响社会。三是它的民间性、草根性。我们倡导的从改变自己和周围存在开始的变革，是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底层民众都可以参与的，它要推动的是自下而上的改革，从而和自上而下的改革形成相互补充、制约的关系。四是它的行动性，就像卢作孚强调的那样，它是“从大处着眼，从小事着手”的，是可以落实为一件件具体的事情的，是具有可操作性的。而在“小事情”背后，又有“大问题”，简言之，就是要创立扬善抑恶的新的人性秩序，进而创立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新的社会秩序。

卢作孚更为在意的，是如何做好“小事情”。这也显示了卢作孚的特点：他是以实业家的精神，来创造现代集团生活、推动乡村运动的实验的。他说得直接而朴实：“一言以蔽之：‘做’而已”，“做，就有一切；不做，就什么也没有”。他说最要警戒的是两种状况：一是“根本不做”，二是“做虽做，但一遇困难，或遇有困难之可能时，便放弃不干”。他因此主张：要以“百折不回，不成功不止的精神”去做事情。这大概也是卢作孚的做事风格。

我在读《卢作孚文集》时注意到，早在1929年他就写过一篇《怎么样做事——为社会做事》，到1934年他又在原文基础上，补充扩大为一篇同题文章，但加了一个副题“偶感嘉言录”。可见卢作孚是十分注意总结自己的做事经验，并以此留给后人的。卢作孚的这些“偶感嘉言”内容非常丰富，充满人生智慧，很值得仔细琢磨、认真汲取。这里摘录一二：

做事不怕慢只怕断。

天下事都艰难。我们若能战胜艰难，天下便无难事。

事求妥当，第一要从容考虑，第二要从容与人磋商。

无论做什么事，事前贵有精密的计划，事后尤贵有清晰的整理。今天整理出来的事项，不但是今天的成绩，又是明天计划的根据。

苟安是成功的大敌。应该做的事情，每因苟安终于不做，应该（废）除的嗜好，每因苟安终于不除。

做事莫嫌小，愈小愈做得好。

一人一事主义：每一个人，无论在哪一个空间（或在一个时间），都集中心力专做一件事。

平时胆子小，有事胆子大。无事时有事，有事时无事。

各种事情都要天天有想法，天天进步和改良，没有一个可以永停的地位，一种可以永守的方法。

这些都可以叫作“卢作孚精神”，是可以作为我们工作和人生的座右铭的。

2013年9月10日至19日断断续续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