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佛序

1987年的秋季，我在台大政治系获得休假，决定赴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芝大的友人安排我住进一栋学校的公寓宿舍，并告诉我有一位研习政治理论，来自香港的年轻学者也住在同一栋楼。隔日我到芝大图书馆及研究室等处熟悉一下研究环境，刚回到宿舍，就看到一张字条贴在门上，留字的原来就是那位香港的年轻学者，也就是本著作的作者邓文正博士。字条上写着知我来到芝大，望能一晤。我乍见留字，十分心仪，因我厕身政治学界，历有年所，但很少看到年轻学者愿意在西方名校钻研艰深的政治思想与哲学的。当时想象这位香港的年轻学者，可能会有点洋派及几分自许，我也疑惑：他还会不会用中文的普通话交谈呢？但我随即按字条上留下的电话约晤。等到见面时，所看到的这位后来我习称他大名文正的邓博士，却是非常朴实、诚恳，讲得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留了一个小平头的谦谦君子。我们的相见欢，当然不在话下。我在芝大的访问只有短短半年，与文正相识后，顿成莫逆，时常促膝长谈。我们都在大学时代攻读过自然科学。他后来转而研习政治思想与哲学；我则先转读法学，再转入政治行为学的探究。我们都对政治学科具有浓厚的兴趣，虽然他重理论，我重实证，但两者的研究对象则同属政治的人间世，且皆重逻辑推理与慧识。这些背景皆提供给我与文正不少有趣的话题及广泛的思辨，迄今仍令我感受到亚里士多德哲思中所描述的愉悦。

我离开芝大，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做短期研究访问，然后返回台大；文正也在不久于芝大完成研习，回到香港，任教香港中文大学。台、港虽两地相隔，但我们仍时通音问。文正原具浓厚的淑世关怀，对中国的历史文化更富深刻的体认与省思。他在返港后，面对现实的社会与知识界，尤其感到社会的提升，必得从知识教育着手。我有一次访港，与他相见时，他颇感喟中国近世在推动现代化及引进西学的过程中，对西方知识之源的古希腊哲学，缺乏全盘的理解与探讨；纵有少数原著的译本，也仍欠通透的解读。所以他认为如要引进西学，提升社会的知识教育，必得先从古希腊哲学的解读始。但我所想到的则是其中的难题，主要可能在中西学术传统于思维方式上的差异，以及古希腊文辞的难以掌握。这些会使得现代的中国人不易进入古希腊哲学家的思维，获致所谓设身处地的理解（empathetic understanding）。后来，我转而想到，文正一身兼具中西文化思想的优异学养，且能正确掌握古希腊文辞，不就是最能做此理解的，难得一见的人选！其实我所想的，早已是文正所要做的。为了实践他对社会的关怀及推进知识教育的理想，他离开香港中文大学教席后，独自创设“禧文学社”，分设国学班和西方哲学班，在民间推广通识教育，并着手古希腊哲学的解读。这个学社是古代中国的学院，还是古希腊的讲坛呢？应是中西两者的融合与通会吧！我想到讲座上的文正，就不能不对他的高尚人格与卓越见识，致以由衷的赞佩。

文正首先解读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本文以下简称亚氏）的巨著《尼各马可伦理学》。在《细读〈尼各马可伦理学〉》出版问世后，更不懈地倾注他的心力与智力，进而完成对亚氏另一巨著《政治学》的解读。这两部巨著的哲理，原本相互贯连，在性质上，实为上下篇。文正一并加以解读，使得中国学术界得见亚氏整体政治哲学的神采与全貌，且能回溯到西方文明的源头，扩展眼界。我也不能不赞美文正在中西文化的融会上树立了一个新的里程碑。

我承文正厚爱，在他着手解读《政治学》之初，即邀我阅读他的原稿并提出一些看法。我过去虽对近世政治思想有关宪政体制的契约论部分略有涉猎，但于古希腊政治哲学从未仔细修习。为了稍减这方面的无知，我还是接受了文正的盛意，不过，只能略说些读后感而已。于是文正刚解读完一卷，随即寄来。我两次到杭州养疴，皆带着文正的原稿。夜晚在寓所小阳台的灯光下细阅，抬头偶看星空，真觉得如同老友余光中教授的诗句中所描写的：非常希腊。

亚氏的《政治学》是公元前三百多年古希腊时代的论著。据文正的记述，应是亚氏若干有关城邦政治的讲稿、笔记由后人汇编成书，并非文义紧密而贯穿的专著。因之，亚氏对希腊的城邦政治从多种层次及面向加以析论，虽博大精深，但散见于全书各篇，语意繁简不一，所创设的哲理及分析的方法也各自不同。所以亚氏的《政治学》并不易读。若要对这部作为西方知识根源的旷世巨著有通盘的了解，并进而有益现代文明的发展，就必须深入而透彻地解读。这种解读可说是对亚氏政治哲学的重整，赋予了它新的生命。由此可见文正在这方面的深耕与成就，实在意义非凡。

文正的解读是先进入亚氏的思维，做设身处地的体认，所以在一开始即解析亚氏所处古希腊时代的希腊人在城邦林立的半岛上经营生活的背景，以及从中所孕育出的独特观念与风尚，并由此再联系到亚氏本人的生活经验及思想体系。他指出，城邦皆小国寡民，但呈现多种结构不同的政体，而民众则多富俗世的心怀及理性的思索。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中，亚氏终于发展出若干对人与对事的基础性观察方式及理论，进而完成整体的政治哲学。经过通透的思虑与研析，文正认为这些基础方式与理论主要包括自然哲学、目的论、知识论、道德论及结构论等。文正的解释是基于一个自建的分析架构，即先厘清所观察对象的基本概念，再探究其所含本质的特性，然后阐明结构中各个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最后解析对象与其他对象之间的关联与作用。在这一过程的解析下，上述亚氏的每一项基础哲学与理论，皆各自成为概念精确、意义清晰、结构环节相扣，且层次与作用分明的哲理体系。循着这些体系，进而解读亚氏探究的核心：城邦政治，亚氏政治哲学整体的系统与其中的脉络，就明显地呈现出来了。文正在关键处还选择有关的近世西方政治理论及中国传统思想，加以比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与评述。现不妨略窥文正如何解析脉络的主轴：他先据亚氏的自然哲学指出，人的自然本质具有善心与群性，因而人的政治生活乃能由个人，而家庭，再村落，并进而组合成群体的城邦，即国家；然后，他再据亚氏的目的论与道德论解说国家是主体，是目的，更是实现美好生活的道德生命共同体。因之，个人自然而然地发展到国家，就是一成德的过程。最后的综合说明是：自然之道是总体的发展，对每个个人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比如人的聪明才智就不尽相等；在另一方面，发展的过程，在不同的环境下，也并不平坦通畅。所以，要迈上成德的自然之道，还需加上人为的努力。至于作为道德主体的国家要如何建构呢？首先要发挥自然人性的情谊，否则，不能凝聚；其次要发展理性公义的法律，否则，不能规范；在另一方面，还要培育德智兼善的公民，否则，就难以治理。解析到此，亚氏的政治哲学就非常平易近人，且可供现代政治反思。文正的贡献正如宋代大政治家及大学问家王安石在诗句中所说的：“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

陆续阅读文正对亚氏《政治学》的解读，我从对古希腊政治哲学的无知，变为思维中充满亚氏哲理的激荡。再反思现代流行的政治思想，印证现实的政治，不禁滋生许多感触，甚至慨叹。亚氏政治哲学的中心是国家，我就略说有关亚氏国家观的一些读后感。

亚氏特别强调的是道德，而视众人组合而成的国家为共同的道德体，并且是人人成德的目的。这与近代某些国家工具观或极端的自由论，大异其趣。人的价值当然在追寻自我实现，但自我实现，必须成就在人人皆可实现的群体中。因之，在尊重个人价值的基础上，相互之间就要有所超越，建立相互善待、共享福乐的群体道德。在政治生活上，国家也就成为先于个人的道德主体。某些国家工具观则将国家看成个人实现私利的工具，而极端的自由论更无视国家的群体价值与规范，主张个人的主宰与放纵。这些观念不仅会因私而害公，在实质上，也有害生命价值的提升，且会造成社会的纷扰及民粹政治的散乱。美国故总统肯尼迪曾强调“不问国家为你做什么，要问你为国家做什么”，应是有感而发。亚氏的道德国家观，实在值得举世的省思。

亚氏所探究的城邦式国家中，公民既是国家主权的拥有者，同时也直接参与国家的治理，而成为政权的掌握者。所以，国家与政体或政府在语义上，时常互用。但亚氏在考虑理想的国度时，所根据的是政体类型，且将国家的凝聚与治理的良窳，分开析论，这分明是将国家与政府在概念上分为两个层次。如此的划分，在观察社会欠稳、政府失能时，就不致将视野局限在政府的效率或财、经、福利等公共政策上的失当，而会深入一层，察觉到真正的问题可能出在底层国家结构的分裂与动摇。亚氏的结构国家观，实大有助于对现代政治发展的省察及学术上的进一步探究。

但如何才能维系国家结构的整合，而不致分裂呢？亚氏提出一项重要的观念，即公民之间的情谊。情谊来自人的自然本性，在养成习惯后，即可产生凝聚国家的根本作用。我在多年前曾将政治系统分成三个层次，进行政治文化的实证性研究。三层中最基础的是所谓的国家文化（state culture），重点在国家认同。这是指人民相互之间在情感上的接纳及对整体国家的关爱与忠诚。前者是同胞爱，后者是爱国心。我所进行的这项研究，因与当时流行的研究取向不尽相同，曾引起不少争议。现在读到亚氏所强调的凝聚国家的情谊与习惯，这不正是上述国家认同的文化吗？从今日的现实政治看，国家认同文化的缺乏共识，或许就是造成上层政府体制不能运作及公共政策难以制定的主因。由此可见，亚氏的认同国家观，对今日政治文化的学术研究及政治根本问题的观察，皆极具省思的价值。

亚氏国家观中的道德、结构、认同等，还涉及理性、公义、法律、政治形态、贤能治理及教育等的作用，这些都值得进一步的深思及反省。

我读完文正的大作后，在求知上虽甚觉喜乐，但又嫌不足，仍想再读，又想亲身到“禧文学社”聆听亚氏两千三百多年后的东方传人邓文正博士，在讲座上如何提出问题，解析义理，会引用亚氏的名言“吾爱吾师，尤爱真理”吗？是为序。

胡佛

2014年于大湖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