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方政治思想源出希腊。准确地说，是源出古代希腊人的俗世心怀。（这倒不是说，他们对诸神怀有不敬，或是轻视宗教仪式。一众神祇的地位，罗马人还保留下来，只改了名字。他们的牲祭，与我们古代也有相似的地方。这只是说，哲学家在俗世事务的论述上，不论正反，都很少用“诸神”做护符，来支持自己的论据。制度设计，所重在人，不在“天意”。）其他古文明，像印度，像希伯来，像埃及，无一不是托于宗教；他们看世界，要通过信仰。希腊人了解世界，是通过理性。当然，能著述遗世的，只能是少数杰出之士。其他人都接受了各类安排，像家庭，像国家，独希腊人质疑。他们并没有事事委之于天。这和中国古代尊天的宗教意识，很不一样。古人以天为大，最高的，都是天上来的，无论是天意、天理，还是天子。在天面前，人十分卑微。面对天朝天子，个人毫无地位。这又与希腊相异。古代希腊人固然明白，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但在集体面前，个人保持了自己的位格与尊严。打从一开始，个人与集体所成的对立面，就是政治学者尝试解决的问题。不明白这一点，政治学上的一众议题，诸如国家权力的基础，法律的来源等，皆无由解决，也没有意义。

个人价值，是希腊思想的一个立足点。这就引出了实际的和理论的考虑，比如，什么叫自由的公民？什么叫自治的社会？这些理念，形成了希腊城邦的基础。尽管后来的人批评不少，说他们为了城邦而牺牲个人。若我们能持平地看，把各古代文明的实际情况并排比较，就会发现，在古代希腊，个人的境况远胜其他古代社会。如果个人与集体是两个判然有别的概念，而集体，又是由所有个人一同组成的；那这个“不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同”的特点又是什么？若个人的天性与集体的要求起了冲突怎么办？个人会认为公义是外在于集体的吗？如果是，那集体靠什么来维系？希腊思想，在两千多年前，已经有了那样的探索。

理性的探索成了不明言的原则，带领他们寻求政治组织遇上问题时的解决办法。那是政治思考的一个基础。另一个刺激思考的源头，来自比较。古代希腊人见到，他们以东的地区，多半是静态政治文化的社会，像波斯，像埃及。但他们是动态的，不断成长，也不断改变。各类政体更迭，使他们观察到，政权掌握在一个人手上，或少数人手上，或多数人手上，区别何在。这种更替，给政治探索提供了具体的数据；也使人体会到，每一更替，都有一番挣扎。挣扎有成有败，成败的原因何在？那又是理论思考的好题材。

公元前4世纪前后，希腊半岛上城邦林立，相互交往频仍，但各自认为属独立国。他们很自然会想到，国家的真正意义是什么，公民是什么，有没有最佳国度等等问题。不同的城邦，不只呈现出不同的组成（我们今天会说宪制）；更根本的是，各自具有很不一样的道德性格。每一个别城邦，会因自己的成长背景、法律制度、政治取向等因素，孕育出一套独特的格调。一种格调培养出一种风尚，也就是公民习惯。久而久之，就成了每个城邦自身的特色。那特色，给一邦之民带来了个性，也带来了自豪。那样的自豪，人人都能意识到。所以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道德取向，都追求自足，都希望能有自治。

正因如此，政治探索除了要明白政治组织，也要明白组织背后的人，带有浓厚道德格调的人。如果城邦是个具有伦理色彩的社会，那么政治学就是一门伦理先行的知识了。亚里士多德探讨各城邦的政治制度时，清楚表明：一种政治体制，不仅是“职位的安排”，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他探讨城邦的政治生活，就不仅是从法律结构着手，更是看它的道德层面。要寻求一种恰当的生活方式，政治和道德密不可分。政治学要探讨整体社会的伦理生命；它得研究什么叫“美好的事物”，以及怎样的结构才能成就这美事。这样，政治学差不多就是“人学”；起码，对亚里士多德来说，政治学和伦理学，是二而一的东西。就古代哲学家的立场看，政治学和道德哲学不分。不仅是道德哲学，政治学的用语，很多就是从伦理学、法学、生物学等借过来的。可见古典政治学既是国家理论，同时也是道德理论。

这种立论，与近代政治思想相比照，差异立见。古代人从伦理角度出发，看国家是个道德组成；国家的每个成员——城邦中的每个公民——都该有一定的德性，具备一定的善，才好配合整体的成长。不论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认为，训练人民向善的教育，是国家的责任。这是以集体作为起点的。近代政治理论的起点，是个人，拥有某种自然权利的个人。国家，是用来保障这些权利不受侵犯的。所以，国家的功能，不在积极“导人向善”，而在挪开人自发成长的障碍。小国寡民的城邦，公权力常在左右，大家也许不以为意。现代国家，大家都说，公权力最好远离我，不要干扰我。在古代，他们考虑的是怎样配合整体成长时，保持个人的清醒与尊严。在近代，我们考虑的是怎样自发地培养个别的德与善。

不同的城邦，因着不一样的背景，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风格不同，因为背后的法律和道德取向不同。那么，最初的法律和道德教化是怎样来的？希腊人相信，给城邦带来教化的，是古代的立法者；他们都是传奇人物，立下丰功伟业，受后世尊崇。雅典人推许梭伦，就像英国人推崇阿尔弗雷德大帝一般，说那是把美好的法律制度赐给国家的立法者。这和我国古代称颂上古圣人一样。孔子所说的“三代之英”，就是给我们制礼作乐、留下典章文物的“圣人”，也就是希腊人说的立法者。那跟用神做立法者的希伯来传统，大异其趣。〔18世纪以后，欧洲人才开始排斥这类说法，认为那是古代人制造出来的“立法者的神话”。那是后话了。〕当时的思想家，很多都把自己看成“当代的立法者”，又从这个角度著书立说。他们问：古代的立法者可以垂斯文而为后世法，我们不也可以这样做？他们的不少作品，明显是写给统治者看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为人国师。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如果说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写来训练人怎样得到德善和智善，使人能向上攀升，成为高贵的君子，那他的《政治学》，就是写来教人怎样去维系国家的生存，提升国家处境的作品了。柏拉图的政治作品，当然也具有同样的特色。

那样的特色，是属于艺术的，还是属于科学的？换言之，那些作品，是哪一类型的？是用来鉴赏的，还是用来判别是非、寻求真理的？但这样问，是先假定了“文”和“理”是两个对立面，是互不相容的；起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他们有另一种看法。

科学知识，如果是关于自然现象的，那你观察众多的事例，归纳起来，得出某种结论，某种规律，固然是客观的。但要面对人界现象时，比如说，你要观察人面对的道德问题或政治问题，有什么规律会指挥人的心智、思想，你会用逻辑去找出某种推理过程。假如推理过程是合理的、恰当的，你会说，人应该用那种方式来做人，来处事。你得出的结论，同时是条处方，指示你怎样行事。陈述式的语句，并不和祈使式的语句分道扬镳。例如，“公民的福祉，是国家的目标”，他们会写作“国家应该以公民的福祉为目标”。又或者，“权力谁去掌握，应该由能力品德而不是贫富身份来决定”。诸如此类，比比皆是。这并不表示他们忽略了客观真理，这只是他们政治道德论述的一个特色。我国古人的作品，往往流露出同样的语气，像“为政者当若是”这类说法，也是用应然句的口吻写出来的，在经籍中不也随处可见？

古代希腊的政治思想，还有另一点特色，和现代理论很不一样：“国家”与“社会”的分界线并不明朗。我们今天说的“社会”，是启蒙运动后才成形的概念。社会，是私的；它由不同经济阶级组成；各阶级以及阶级里的个人，都追求各自的利益。国家，是公的；它是中立无私的主权体，正所以为公众利益调解，甚至纠正一些不恰当的私利行为。怎样有清晰的界线，不仅是古代人的问题，也是近代人的问题。一方面，如果某一经济阶层膨胀起来，取得政府权力以遂私利，固然危险；另一方面，国家权力过大，妨碍了社会的自由成长，事事遵从纪律规条，同样不当。希腊城邦政治，两类情况都常出现。又因为受着面积小的限制，城邦很难产生一个高于所有社会经济阶层的超然的政府。这样一来，社会和国家，就很难成为两个可各司其职的范围。所以我们看到，不同的古典政治理论，都明白公利的概念，却一直未能找到可成就该公利的恰当组织。

可以看到，那样的政治理论，有它的缺点：它没有“中立”的机制，去解决现实政治变成各阶级互相争夺的问题。某阶级拥权，则以利己为重，因而成为公元前4世纪希腊城邦动荡之源，尤其贫富两个阶级的冲突，至为明显。（在后面内文中，我们会看到，古希腊的阶级分野，和先秦时代的情况，又自不同。）古代政治哲学家，都在寻找解决之道；他们都要找出某种方案，某种可行的机制，使各阶级能和谐并存。柏拉图希望找到有智慧的统治者，赋予主权，并使之抽离于社会之上，认为那样才能实现公利。亚里士多德的取向不同，他要把最终权力放在法律上；但又明白，法律是人创制的，也得由人去执行。他希望让社会的“中间阶层”去担当这任务，好平衡两端。如果能绕过极端，就可让中间人士执政——他们身跨两端，理论上较能兼顾上下的利益。如事成，就可说是找到那理想的机制了。

要设计某种机制应用于城邦，是那些思想家的目标。在当时，有没有现成的、具体的例子可资借鉴？有。雅典和斯巴达，就是他们用作思考的好题材。雅典城的风尚，尤为特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长期在那里生活；他们看到城邦生活的组件，他们也看到已开展出的成熟政治生活，包括雅典人强烈的自我意识。雅典公民拥抱自由，认为那是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高举平等，不只是法律面前的平等，也是人人得到同等尊重的平等。他们实践表达自由的平等：任何一个雅典公民，都可以在集会上发言。在那个时代，雅典是个繁荣富庶、文化艺术纷呈的城邦，使雅典人特别自豪。斯巴达是另一面镜子。那里没有文化、哲学、艺术，但人民却有强烈的一体意识。他们的男孩，全是童子军；长大后，全是军人。城邦的训练，把每个人都塑造成有爱国心、自律高的战士，愿意为了集体而牺牲自己。斯巴达的宪法能维持几百年而不坠，主要是因为它有那样的风尚。

那样的风尚，柏拉图就公开称道。在他眼中，雅典是堕落了：纪律松散，缺乏团结，人民为了个人经济利益，就把公利放在一旁。更有甚者，政客为了讨好公众，就鼓吹“自由”，忽略了责任和牺牲精神。雅典的救赎，在向斯巴达学习。当然，两类情况，各有利弊，柏拉图不可能不知道，也曾提出批评。亚里士多德有他自己的评断。他也看到斯巴达的优点，但毫不欣赏那狭隘的、不宽容的社会体制，更不喜欢那只以为国出征为己任的教育。在他们作品中，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是，各自用上不同程度的拉力，使两方调和起来。至于说，谁的调和较合理，那是见仁见智的理论问题了。

人的思想，不会和他的环境和历史背景完全分离。在政治道德教诲上，尤其如此。不仅古代作品如是，就是近代作品，像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霍布斯的《利维坦》、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等，也莫不如是。哲学家著书立说，多少是为了当代的“世道人心”；但哲学家的理论，却能超越“当代”而影响“后代”。程度当有不同。古代希腊哲学家，身处城邦时代，当然用眼前的事例做观察对象。马其顿兴起以前，欧洲没有大帝国，政治理论都是“城邦”的。从马其顿到罗马帝国到中世纪末，是“普世”的。文艺复兴开始，那些理论是切合“民族国家”的。不论哪一类型，其背后探讨的理念，总能超越时空，发人深省。在古代传统来说，固然是针对希腊人来立论；但古代的哲学家相信，人性，无分希腊与波斯，是普遍的。他们的城，就是他们的国。所以，他们的哲学，就是人与国家的哲学。我们研究的，不是一时一地的历史，而是人与国家的关系。古代的城邦和近代的民族国家，当然不一样；可那只反映了他们的政治生活来得更紧凑。在那个时代，个人更能实际参与公众事务，更可以实践自己。从理想角度来说，那也是现代国家所追求的目标。

那样的研究，不只是昨天的，也不只是今天的；那是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