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拜师

我最初知道近代书法家清道人李瑞清这个名字，是从北京一位老画家口中听到的。20世纪80年代初，我对张大千的书画艺术发生了兴趣，而这位年过花甲的老画家又恰是张大千30年代初期的高足。他追随大千先生学画的时间较长，前前后后有十六七年。于是，我成了他家中的常客，交谈中几乎是三句不离张大千。此后，张大千这位带有传奇色彩的艺术家，时常萦回脑际，萌发了研究探索张大千艺术生涯的愿望。

一次，我向这位老画家请教张大千学画的师承关系。他告诉我说，大千先生学画，并没有拜过画坛上的哪位名家。如果要问启蒙老师，那就是大千先生的母亲曾友贞。大千九岁随母学画，但曾友贞只是一位以绘、剪花样为生的民间艺人。大千在上海倒是拜过一位名师，不过也不是画坛名家，而是以卖字为生的职业书法家，姓李，名瑞清，字仲麟，号梅庵，又号梅痴，民国后自号清道人。接着他就给我讲了一段张大千在上海向李瑞清拜师的故事。

那是1919年的事情。二十岁的张正权（此时尚无大千之号）随兄张善子刚从日本学习染织归来，寓居上海。当时他尚是一个未入书画殿堂的艺术爱好者，听说上海有位以鬻书为生的书法家，每天求字的人很多，常常门庭若市。于是好奇地前往李府观看。只见一位身材微胖、身穿道服的老人一手挥笔，一手扶桌，一波三折、一顿一挫地书写着，一篇法书仿佛是在摇桌子中摇了出来。初看这些字写得并不秀逸，似乎有些笨拙。他觉得这样的字就能卖钱，自己也能写出来，回到家里，他提笔一试，可是怎么也学不像，这才发现书中的顿挫法大有功力，并非一蹴而成的，心中暗暗折服，生了拜师学书的念头。但是，李瑞清是书界名流，总要有名人引荐才行。他初到上海，人生地不熟，于是决定毛遂自荐。

一天清晨，他带着自己临摹的一篇习作，来到李府敲门。管家揉着惺忪的双眼，看了看这位客人，心中十分奇怪，忙问：“先生尊姓大名，何事相求？”他拱手作揖道：“烦管家通报道长，晚生张正权求见。”管家带着他走进李瑞清的书房，只见李瑞清端坐在一张紫木雕花靠背椅上，手扶书案，正在做早课。张正权不等管家介绍，纳头便拜，口称：“李老师在上，受晚生一拜。”李瑞清双手扶起，说：“不敢当，不敢当，请坐下叙话。”张正权不慌不忙地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报出家门，说明拜师的来意，并呈上自己临写的习作请求指教。李瑞清打开纸卷细细一看，又打量了面前这位弱冠之年就已蓄须的青年，不由得大奇大喜，欣然接纳了这位毛遂自荐的门生；并吩咐管家马上将老友曾熙请来引荐介绍。张正权一举得了曾、李两位老师，曾熙为他取艺名季蝯（后改为爰），由此登堂入室，学习书法，鉴赏字画，由书入画，艺事日进。

张爰随李瑞清学书不到一年，李老师就病逝了。李瑞清的人品思想、书画艺道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张大千对老师十分敬重。据说曾、李死后，张大千的画室中始终挂着李瑞清的对联墨迹，即使是侨居海外三十多年也不例外。张大千每次出远门开画展，临行时总要向两位老师辞行，以示不忘师训。李瑞清死后，葬在南京牛首山，张大千在上海居住时期，每年清明都要去扫墓。

李瑞清（1867—1920），江西临川人。他的原名叫李瑞清，梅庵是他的号，清道人是他的自号。关于其号的由来，有两段趣事逸闻。据说李瑞清年轻时，人品学问均佳，又长得堂堂一表人才。1894年，二十七岁的李瑞清考中进士，并授予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改任江宁提学使，兼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师大的前身）监督（相当于校长）。但是，三十而立的李瑞清却迟迟没有成家。在南京任职期间，其父一位朋友见了他，十分赞赏，主动向他父亲提亲，将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大女儿过门不到一年就病死了。岳丈慨然将二女儿续嫁给他，二女儿未过门，又得绝症而死去。李瑞清的岳丈执意要将身边最后一个小女儿嫁给他，谁知三女儿过门没几年又夭亡。（参阅《命犯克妻：李梅庵一生孤洁》，台北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十册，作家出版社2005年版）李瑞清连遭不幸，深受刺激，发誓今生不再娶妻。他将这三位已过门和未过门的姐妹，合葬在一个名叫梅庵的寺院里，还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忆梅庵悼文，并给自己取了一个梅庵的号。

李瑞清为何又自号清道人？他在《鬻书后引》中，有这样一段自白：

辛亥秋，瑞清既北鬻书京师，皖湘皆大饥，所得资尽散，以拯饥者。其冬十一月，避乱沪上，改黄冠为道服矣。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家中人强留之，莫得去。瑞清三世为官，今闲居，贫至不能给朝暮。家中老弱几五十人，莫肯学辟谷者，尽仰清而食……

从这段自白中，可以看出辛亥革命后，三世为清朝官的李瑞清，感到政治上失去了依托，心中愤懑，才毅然改黄冠为道服，以清王朝遗民自居，甚至想“弃人间事，从赤松子游”。但是现实又不允许他弃家出走，只能隐姓埋名，自号清道人，做一个鬻书为生的假道人。

清道人在上海卖字，家中往来的又多是上海书画界名流，如吴昌硕、王一亭等人，所以他的笔单挂出后，求字者接踵而来，一时声誉鹊起。1917年夏天，发生了两起匪徒向道人敲诈勒索之事。

第一起是，他一连收到两封假借维良会募捐的名义的恐吓信，要他捐款三百，并指定交外商汇丰银行的钞票；如若不交，则生命安全难保。清道人接到后，连复两封信，义正词严，断然拒绝，表现了不畏邪恶的堂堂正气。

不久，清道人又收到一群道号叫涵光、寂和、静虚、养定、葆真、应广等道人的联名信。信中假托道友设立“中国道教会”名义，邀清道人担任发起人，并求助巨款，清道人复信，对这类刮钱道士严加申饬，同时表明自号清道人的原委，以划清界限。

有趣的是，清道人的这两封原信交管家付邮时，管家私自启封，另抄副本寄出，而将原件保存下来。清道人逝世后，这位管家则以善价卖给张大千的十弟张君绶；不久，张君绶投海自杀，原件又转到张大千的手中。此事并非偶然，早在李梅庵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期间，凡是由他署名的布告，总是不胫而走，原来每次都被学堂内一位差役，当夜悄悄撕去，转售出手。上海大收藏家兼山水画家吴湖帆就曾收购到一张署名李梅庵的布告。

李瑞清的书法学的是鼎彝、汉中石门诸刻，刘平国、裴岑、张迁、礼器、郑道昭、爨龙颜的碑刻。关于他学书的经过，他在《鬻书引》中自叙道：

瑞清幼习训诂，钻研六书，考览鼎彝，喜其瑰伟。遂习大篆，随笔诘屈，未能婉通。长学两汉碑碣，差解平直。年二十六始习今隶，博综六朝，既乏师承，但凭意拟笔，性沈膇，心与手舞，每临一碑，步趋恐失。桎梏于规矩，缚绁于毡墨，指爪摧折，忘其疲劳。岁在甲辰（1904），看云黄山，观澜沧海，忽有所悟。未能覃思锐精，以竟所学，每自叹也……

他的书法博综汉魏六朝，上追周秦三代，各体皆备，尤工大篆今隶。他自号北宗，与专学石鼓文、夏承华山、史晨大博、右军大令，尤好鹤铭般若而擅南宗的老友曾熙（农髯），对峙上海书界，时称南曾北李。

张爰在曾、李门下学书，李瑞清开始教授张爰临写汉魏佳拓片、碑板，并嘱咐用双钩，否则，就不知转折的微妙处；继而让张爰集字为联语（集拓、碑中字为书联），向他指出，不如此，就不能懂得整体结构的奥秘，张爰听后顿开茅塞，想起最初偷学李书怎么也学不像，原来是不得要领。张爰天资聪颖，加上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李书的特点、规律。从张大千早期的画款题字中可以看出，他的字体很像李瑞清，于古拙中见苍劲。他学李瑞清的字，几乎可以乱真。据说李瑞清有个侄子叫李健，善摹李瑞清书。有一天，张爰写了一副书联，开玩笑地对李健说，这是老师未署款的遗墨。李健细细一看，竟分辨不出真假。李瑞清门生很多，但对张爰格外器重，他病重卧床，无法写字时，送来的笔单多由张爰代书。

李瑞清不仅是书法家，而且是书画鉴赏家。他家中收藏了不少书画，尤其收藏石谿、八大、石涛的画，他反对陈陈相因的四王画风，推崇富有独创精神的石涛、八大。他的鉴赏能力、审美观点无疑也影响了青年时代的张大千，难怪张大千学画要以石涛作为自己的起点。清道人也能作画，他的山水法清湘（石涛）、八大山人（朱耷），花卉法恽南田。有人说他“以篆作画，以画作篆，合书画一炉而冶之”。不过他的画多为写书之余的遣兴应酬小品，作的并不多，流传很少。清末民初的国画大师吴昌硕，曾经写了一首《清道人画松歌》，诗中抒写了清道人的书画人品，诗云：

涛声浩浩翻秋空，破壁飞动来真龙。云从龙兮龙化松，时云时雨青濛濛。画此者谁临川李，玉梅花庵清道士。三日无粮饿不死，枯禅直欲参一指。我识其画书之余，鹤铭夭矫龙门癯。笔力所到神吸嘘，有时幻出青芙蓉。卖字我亦笔尖秃，一日仅饱三餐粥。墨饮一升难鼓腹，犹自开口笑向天。羞为阮籍穷途哭，手疲作画输苍然。气象崛疆撑南山，大夫之封鸟可攀。参天黛色横斑斓。

吴昌硕与李梅庵是同时代的两位清末遗民。他们对辛亥革命都持反对态度。这从诗中末尾借松来歌颂李梅庵效忠清王朝的点题可以看出。李梅庵在政治上虽然赶不上时代潮流，但是在书法艺术上却能独树一帜。他任职两江师范学堂期间，敢于在学堂第一次开设图画、手工课程，为国内培养了一批美术教育人才，这也是在近代美术教育史上的首创。因此，对于这样一位在新旧交替时代的书画艺术家，我们不必苛求，应该在中国近代艺术教育史上给予他一席地位。

附：关于张大千拜师

张大千在上海拜师学书，究竟是先拜李瑞清，抑或曾熙？我在上文中，是取张大千早期的门生刘力上之说，先找李瑞清，拜师时恰值曾熙也在座，曾、李是好友，所以同时也拜曾为师。

后读谢家孝所著《张大千的世界》一文，书中有“曾李二师”一章，章中以张大千自述口吻说，他是先拜曾熙、后拜李瑞清为师。

事隔数年后，上海的谷苇在香港《文汇报》上撰写的《张大千拜师》，文中较详细地披露了张大千拜师的过程，认为他是通过书家朱复戡的介绍而先拜曾熙为师的，并在“小有天”备了两桌酒，举行了拜师礼。文中写道：

拜师之日，来了不少客人。李梅庵、商笙伯、姚云琴、熊松泉等一班与曾熙同属“海上题襟馆”书画会的同人……既是拜师，免不了“行礼如仪”，桌上红烛高烧，地下红毡一叠。张大千请曾熙上座，屈膝跪下，恭恭敬敬地行了三叩首的拜师大礼。

嗣后，张大千从曾熙请益书法，不久并从李梅庵习字，因而书艺大进。

由此看来，同是张大千口述，刘力上所闻与谢家孝所记就有差异；而谷苇所记，又是从朱复戡口中传出。那么，究竟何者为是？

日后，笔者从上海烂漫社出版的《大风堂藏画·大涤子山水册子之一》的封三上，读到了1924年春，曾农髯为张大千鬻书画而写的一篇例言，这篇例言写得较早，距张大千拜师才四年多，其中有一段记载了张大千拜师的过程，尽管比较简略，但可以澄清前面出现的疑问。这篇例言题为《季蝯书画例言》，文中记道：

张蝯，字季蝯，内江人，生之夕，其母梦黑猿坐膝下，觉而生季，因名蝯，字季蝯。季性喜佛，故曰大千居士……季入学校数岁，谓科学少生人之趣，不足学，遂东渡，与日本名宿参论中国画理；又以日人新旧烦杂，不足学，归游名山，日与僧人言禅学。一日，执贽就髯席，请曰：愿学书。髯曰：海上以道人为三代两汉六朝书，皆各守其法，髯好下己意，不足学。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与语更异之。由此，季为髯书，复为道人书，人多不能辨……

从曾农髯的这段记述中，可见张大千先拜曾农髯学书是实情，但曾农髯出于对清道人的尊重，没有单独收弟子，而是“因携季见道人，道人好奇，见季年二十余，其长髯且过髯（翁），与语更异之”。因此，曾、李两人同时接纳张大千为弟子。

由此可见，刘力上早年听张大千自述同时拜曾、李为师，并非谬言，不过拜师的先后有出入，该是先曾后李，而不是先李后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