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美国心脏学会（AHA）和美国糖尿病学会（ADA）首次为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发表联合声明，旨在推动两大学会对糖尿病这一重要心血管危险因素的共同关注，以提高对糖尿病心血管危害的认识，减少患者心血管疾病的发生率和致残率。2007年，AHA和ADA针对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一级预防再次发表科学声明，以期协调两大学会在糖尿病领域可能存在、并需要认识的分歧。近年来，随着糖尿病以及糖尿病心血管领域新的临床试验结果问世，已经对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产生影响，2015年7月，AHA和ADA再次联合更新了对糖尿病患者心血管疾病预防的科学声明（以下简称“声明”）， ^[1] 旨在总结心血管疾病（CVD）一级预防领域涉及生活方式改善、降糖、降压和降胆固醇治疗的临床试验，并综合已经确立的有关2型糖尿病患者降低CVD危险性的临床指南和治疗目标（作者注：黑体字为对“声明”原文的翻译）。作者强调： 该声明并非是对文献的全面综述，而是着重介绍近年来在2型糖尿病CVD一级预防领域引起指南更新的主要的、最新临床试验。

自2010年美国首次提出将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作为糖尿病的诊断指标以来，目前在欧美HbA1c≥6.5%已经成为糖尿病诊断的最常用指标之一，同时将HbA1c 5.7%～6.4%诊断为糖尿病前期。“声明”认为这是近年来在糖代谢异常诊断方面的重要进展并指出， 近期的临床研究在非糖尿病人群，确立了HbA1c与未来糖尿病发病、慢性肾脏病（CKD）、CVD和所有原因死亡均存在明确的相关性，这些数据将HbA1c与微血管病和大血管病的转归联系在一起，为HbA1c作为糖尿病新的诊断标准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然而，HbA1c用于判断糖尿病发病风险增高的切点不如糖尿病的诊断切点那样明确。HbA1c 5.7%和6.4%之间存在着糖尿病发病的显著差异，但阈值并不明确。即使低于糖尿病诊断的阈值，在校正传统的心血管危险因素后，HbA1c与心血管终点的发生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正是因为存在上述两点优势，声明强调 需要对HbA1c位于5.7%和6.4%之间的患者，进行糖尿病和心血管事件的预防。

ADA指南强调必须采用经美国国家糖化血红蛋白标准化计划认证以及DCCT标化的测定方法以保证HbA1c测定质控。目前国内HbA1c对国人糖尿病检出的切点及预后预测作用的研究缺乏，大部分三级医院采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临检中心质控标准，并参加国际标准品的质控对比，已经可以保证测定的准确性。但国内不同等级医院在HbA1c测定方面缺乏统一的质控。因此《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13年版）》和《2015中国慢性疾病防治基层医生诊疗手册》没有推荐将HbA1c用于糖尿病的诊断。国外研究表明，在未诊断的糖尿病的受试者人群，HbA1c诊断糖尿病的敏感性较空腹血糖（以≥7.0mmol/L为切点）低约三分之一，而且明显低于OGTT。然而ADA指南认为虽然HbA1c诊断的敏感性略低，但由于测定方便，方法稳定，无需空腹，便于大范围使用，通过检测出更多的糖尿病患者，从而弥补测定方法在敏感性方面的欠缺。鉴于HbA1c在上述各方面的优点，国内应大力推广HbA1c的标准化测定，用于糖尿病的预测、诊断，以及对心血管预后的评估。

在这一部分，“声明”详细介绍了2013年发表的Look AHEAD（Action for Health in Diabetes）研究。该研究旨在观察通过强化生活方式干预降低体重，对糖尿病患者CVD事件发生率（主要终点）和CVD危险因素的影响。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入选了2570例和2575例患者，通过逐步增加的体力锻炼（最终达到10 000步/天的目标）。干预组1年后体重下降的程度与每周的运动时长呈显著相关，体重在干预组和对照组分别降低了8.6%和0.7%；4年后体重在上述两组分别降低了4.7%和1.1%，研究结束时组间重量变化的差距进一步缩小至6.0%和3.5%。干预组运动耐力、HDL-C、HbA1c、腹围较对照组显著改善，降压、降糖和降脂药物的使用减少。但是研究在中位随访9.6年后因干预组心血管终点无显著获益而提前终止（ HR 0.95，95% CI：0.83～1.09， P=0.51）。“声明”认为获得阴性研究结果的 原因并不清楚，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干预改善了危险因素，干预组心血管保护药物、尤其是他汀类药物的使用减少所致。该研究至少告诉临床医生增加体力活动和改善饮食可以安全地降低体重，并减少用于CVD危险因素控制的药物，同时并不增加心血管事件的危险性。笔者认为，在研究结束时干预组和治疗组之间体重差异的逐渐缩小，也是导致干预组未取得心血管终点获益的原因之一。由此也说明，要让糖尿病患者长期依从于强化的生活方式干预的确困难，进一步探索有效的监督和激励模式非常重要；另一方面，在进行生活方式干预的同时，如何适当调整和控制患者的药物治疗，使生活方式干预的获益最大化，也是未来需要关注的课题。

在营养方面，“声明”强调 鉴于糖尿病患者通常甘油三酯升高、HDL- C降低，需要改善其营养相关的行为，包括适量饮酒、健康脂肪（单链不饱和脂肪酸、多价不饱和脂肪酸）替代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控制糖的摄入、从事规律体力活动、减轻体重，这些治疗可以使甘油三酯降低20%～50%。对于食盐的控制，“声明”指出 钠摄入量与普通人群的推荐一致，控制在＜ 2300mg/d（食盐控制在约5.9g/d）。

在控制体重方面，“声明”强调 管理体重的主要方法是生活方式改善，包括3个方面：注重限制热量摄入、通过每天体力活动和每周3～5次规律的有氧运动增加能量消耗，以及与生活方式相关的行为改变。在限制热量摄入方面， 改变饮食习惯是一种手段，强调控制食量，对难以做到的患者需要估算所摄入食物的热量。在Look AHEAD研究中，饮食的成分包括对体重＜ 114kg和≥ 114kg者，摄入热量的目标分别为1200～1500kcal/d和1500～1800kcal/d。其他的目标包括限制脂肪在总热量的30%以内，饱和脂肪在10%以内。

在Look AHEAD研究中，行为改变包括第一年的小组集会，此后，通过每月一次的个体集会和电话交流与患者进行接触。在这些集会中所灌输的所有行为策略中，自我监督或记录食物摄入，以及体力活动可能是保证行为改变顺利实施的最重要手段。

尽管Look AHEAD研究在保证干预组干预策略的有效实施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近10年的漫长随访过程中，干预组体重下降的百分比逐渐减少由1年时的8.6%下降至研究结束时的6.0%，而对照组体重下降的百分比却逐年增加，干预组和治疗组在研究终止时体重下降百分比的差异由1年时的7.9%下降至2.5%。为什么干预组在持续的干预过程中并不能保持甚至扩大体重下降的成果，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声明”详细介绍了随机对照的意大利糖尿病和体力锻炼研究（IDES）。该项目入选了606例静坐生活方式的2型糖尿病患者，试图验证强化体力活动干预策略对CVD危险因素的影响。在为期12个月的随访过程中，干预组患者接受每周2次（150分钟）指导下的有氧和阻力训练，以及结构性的运动咨询服务，对照组仅接受个体咨询。与对照组相比，指导下的体力活动显著改善患者的体能、HbA1c、收缩压和舒张压、HDL-C和LDL-C水平、腰围、BMI、胰岛素抵抗、炎症指标和冠心病危险积分。但该研究并没有设计心血管终点方面的评估。

“声明”对戒烟与体重增加的关系也进行了特别说明。 以往没有回答的一个问题是糖尿病患者戒烟后体重增加3～6kg是否会增加心血管事件的风险。近期一项观察性的研究发现，尽管戒烟后不久（＜4年）平均体重增加了3.6kg，观察期间戒烟者冠心病事件的风险依然降低。

“声明”认为，对BMI25-30伴合并症、或BMI＞30kg/m ²伴或不伴合并症的患者，有指征接受减肥药物治疗。首先需要明确患者是否同时接受了某些增加体重的药物治疗如降血糖药物、抗抑郁药物和抗癫痫药物。在美国使用的长期减肥药物包括奥利司他、氯卡色林（Lorcaserin）和缓释托吡酯/苯丁胺，4种药物被批准用于短期减肥[苯丁胺、二乙胺苯丙酮（Diethylpropion）、苄非他明和苯二甲吗啉（Phendimetrazine）]。“声明”指出降糖药物 如噻唑烷二酮类、胰岛素、格列奈类和磺脲类药物增加体重；二肽基肽酶- 4（DPP- 4）抑制剂对体重没有影响；二甲双胍、普兰林肽（ Pramlintide）、艾塞那肽、利拉鲁肽和钠糖转运体- 2（SGLT- 2）抑制剂降低体重。如果其他方面均相同，医务人员可能更愿意使用可以降低体重的降血糖药物。

关于严重肥胖和代谢性疾病的手术治疗，“声明”认为 减重手术（bariatric surgery）是严重肥胖患者获得显著而持续体重下降的最有效治疗方法，通过体重下降或神经内分泌机制，代谢和体重相关的合并症常得以改善。最新的关于2型糖尿病患者减重手术的推荐来自国际糖尿病联盟2011年指南。该组织推荐对BMI＞ 30kg/m ² 、在理想药物治疗下没有取得国际糖尿病联盟治疗目标的糖尿病患者考虑手术治疗，尤其是当患者存在其他心血管疾病危险因素时。新的AHA/ACC肥胖协会的指南推荐对BMI≥35 kg/m ² 、合并肥胖相关合并症如糖尿病、且希望减轻体重的患者，应考虑进行外科手术治疗。减重手术的主要目的是降低体脂以及改善或缓解合并症。

“声明”还提到， 最高质量的减重手术后长期随访的数据来自前瞻性的瑞典肥胖患者（SOS）研究，在严重肥胖患者将减重手术的长期疗效与非手术的体重管理进行比较。在15年的观察期间，与体重略微增高的对照组患者比较，手术组体重下降的百分比在旁路手术组、垂直遮断胃成形术组和胃束带术组分别降低了（27±12）%、（18±11）%和（13±14）%，而非手术组长期的体重下降很少超过8%。

“声明”进一步指出，在SOS研究中，减重手术组与非手术对照组2年后的糖尿病缓解率分别为72%和21%，10年的缓解率分别为36%和13%。在预防2型糖尿病发病方面，减重手术也显著优于非手术治疗，使新发糖尿病的相对危险降低78%。一项系统综述包括了19 543例减重手术后患者，平均随访近5年，手术治疗使体重降低了54%，高血压、糖尿病和高脂血症的临床缓解/改善率分别为63%、73%和65%。对另外4项小规模随机临床试验的回顾性分析显示，在1～2年的术后随访期间患者耐受良好，罕见严重并发症，血糖控制和CVD危险因素较单纯内科治疗得以更显著地改善。这种优势能持续多久尚不明确，而且CVD危险因素的改善是否最终能带来CVD事件下降也不明确。

国内重庆大坪医院高血压和代谢病中心祝之明团队与外科团队早在2年之前，已经进行了此方面的探索 ^[2]。他们对高血压合并糖代谢紊乱的患者进行了腹腔镜Roux-en-Y胃旁路手术。与术前比较，术后高血压合并糖尿病患者血压和心率显著降低，内皮依赖的血管舒张功能和代谢紊乱改善。尽管短期内不可能大范围开展外科手术减重治疗，适合国人的手术方式还有待于探讨，进一步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还需要在更大规模临床试验中予以证实，但对那些严重肥胖、不可能实施运动减肥的患者，以及肥胖伴严重合并症（严重呼吸睡眠暂停、心力衰竭等、血压和血糖难以控制）的患者，减重手术是一项重要、并有希望延长生命的治疗方法。

“声明”详细回顾了3项强化降糖的临床研究（ACCORD、ADVANCE和VADT）。ACCORD研究因强化治疗组心血管病死率显著增高而提前终止。进一步的分析显示病死率增高与强化降糖组患者体重增加、低血糖发生率高、HbA1c下降过快、特定药物使用、联合用药之间均无明显关联。尽管强化降糖组低血糖发生率高，但标准治疗组发生的严重低血糖与病死率的相关性更明显；在强化降糖组，HbA1c水平最高（即血糖控制相对较差）的那些患者病死率最高。因此，ACCORD试验中病死率的增高似乎与强化治疗组患者血糖没有得到强化控制有关。在ADVANCE研究中，强化降糖治疗仅仅减少了微血管终点（主要是微量蛋白尿）的发生率，对大血管终点没有显著影响。对VADT试验的事后分析显示，糖尿病病程＜15年的受试者接受强化治疗后病死率降低，而在病程＞20年的患者，强化降糖增加患者的病死率。 对强化降糖试验的荟萃分析提示降血糖治疗具有较弱，但统计学意义显著的降低主要CVD终点的作用，以非致命性心肌梗死降低为主，对病死率没有显著影响。然而2型糖尿病降糖治疗的CVD益处，相比之下弱于治疗其他CVD危险因素所带来的临床获益。

有关糖尿病患者的血糖控制，“声明”指出： 在一些特殊患者如糖尿病病程长、已知严重低血糖的病史、晚期动脉粥样硬化、高龄预期寿命短、过度衰弱或存在严重合并症，强化降糖治疗的潜在风险可能超出其带来的益处。目前对降糖治疗和HbA1c目标的推荐是：在大多数患者，推荐HbA1c≤7.0% 以降低微血管病的发生率；在特定的患者（病程短、预期寿命长、无明显的CVD），在易于实现、无明显低血糖或其他不良反应的前提下，可以考虑更严格的HbA1c目标（例如＜6.5%）；对有严重低血糖病史、预期寿命短、存在晚期并发症、认知功能受损、广泛合并症、接受强化自我管理教育但血糖仍难以控制、反复就诊以及接受了多种有效剂量的降血糖药物（包括胰岛素）治疗的患者，适宜采用较为宽松的HbA1c治疗目标（即＜8.0%或 更高一点）。

在心内科就诊的糖尿病患者，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高龄，常合并中重度的心肾疾病以及不同程度的脏器功能异常。对这些患者的降糖治疗，应遵循个体化的治疗原则，并不强调对血糖的强化控制。对这些患者的血糖控制的主要目的在于预防糖尿病的微血管病变，而对患者大血管病变的预防和治疗更重要的是强调使患者血压和LDL-C的达标。

在降糖药物的选择方面，“声明”依然推荐 二甲双胍是广泛接受的首选降糖药物，因为该药不引起体重增加和低血糖，并可能改善CVD终点。除二甲双胍之外，很多其他降血糖药物对CVD终点有效性的证据有限。在选择降糖治疗的过程中，处方者不仅应考虑药物对血糖控制的有效性，还需要考虑安全性、不良反应如体重增加和低血糖、对心血管终点的益处、治疗花费以及对生活质量的影响。

在“声明”发表前后有一系列的国际多中心、针对降糖药物心血管有效性和安全性的临床研究发表。针对二肽基肽酶（DPP-4）抑制剂治疗糖尿病的三项大规模临床试验沙格列汀在糖尿病患者中的心血管终点研究（SAVOR）、观察阿格列汀与标准治疗的心血管终点研究（EXAMINE）和西格列汀心血管终点研究（TECOS）显示在原有降糖治疗的基础上，沙格列汀、阿格列汀和西格列汀分别与安慰剂比较，证实了DPP-4抑制剂长期治疗的心血管安全性，但这些降糖药物治疗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心血管益处；在慢性心功能不全患者，DPP-4抑制剂还可能引起心力衰竭住院的发生率增高。2015年9月发表的EMPAREG OUTCOME试验 ^[3]首次证实SGLT2抑制剂恩格列净在7020例确诊心血管疾病的糖尿病患者，历时3.1年的治疗，显著降低主要心血管联合终点（ HR 0.86，95% CI：0.74～0.99， P=0.04）和心血管死亡（ HR 0.62，95% CI：0.49～0.77， P＜0.001）。治疗过程没有增加低血糖的发生率。从心血管死亡的生存曲线看，恩格列净组和安慰剂组的曲线在治疗3个月时即出现明显分离，并且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恩格列净的治疗获益呈进行性扩大。2016年6月13日公布的LEADER试验 ^[4]入选了9340例高危2型糖尿病患者，显示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利拉鲁肽治疗3.8年，显著降低主要心血管联合终点（ HR 0.87，95% CI：0.78～0.97， P=0.01）和心血管死亡（ HR 0.78，95% CI：0.66～0.93， P=0.007）的发生率。在安全性方面，利拉鲁肽治疗组低血糖（ HR 0.80，95% CI：0.74～0.88， P＜0.001）和重度低血糖（ HR 0.69，95% CI：0.51～0.93， P=0.016）的发生率显著低于安慰剂组。尚未公布结果的索马鲁肽SUSTAIN-6试验又传来喜讯，长效的GLP-1激动剂索马鲁肽又获得的主要心血管终点的阳性结果。这些最新降糖药物临床试验结果的相继问世，打破了降糖药物治疗不能改善心血管预后的魔咒，不仅为糖尿病的降糖治疗提供了更多、更有效且安全的选择，更为降糖药物的开发提供了新的思路，并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声明”对糖尿病患者强化降压的ACCORD试验、ADVANCE试验以及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进行了详细介绍。这些研究证据均显示对糖尿病患者强化降压治疗并不能进一步降低主要心血管联合终点，亚组分析提示强化降压可能仅对降低糖尿病患者卒中的发病率有益。因此，“声明”指出： 根据随机临床试验对常规和强化降压临床疗效进行验证所提供的新证据，难以对所有2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确立一个普遍适用的血压目标。鉴于强化降压治疗对冠状动脉和脑血管事件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异质性，对一个特定患者来说，合并症的存在与否也可能使强化降压带来不同的结果。在既往无CHD病史的卒中高危患者，将患者的收缩压降至低于普通糖尿病患者的推荐血压目标可能使患者更能获益，只要降压过程安全平稳。总之，近期的试验数据并不支持对2型糖尿病患者普遍推荐强化降压治疗，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以确立高危患者的适宜降压目标。

“声明” 对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的建议进行了修订，推荐对大多数糖尿病合并高血压患者将收缩压控制在140mmHg以下；但对特定患者（如年轻人）可能适合更低的收缩压目标（例如＜ 130mmHg），只要在不增加治疗负担的情况下就可以达到。

“声明”指出，对糖尿病患者临床试验的荟萃分析显示，LDL-C每降低1mmol/L，主要血管事件发生率和全因死亡率分别下降21%和9%。 他汀治疗使糖尿病患者的获益程度与非糖尿病患者相似。重要的是需要认识到，在糖尿病患者已经证实他汀干预的疗效不依赖于基线的LDL- C和其他血脂成分的水平。

“声明”对糖尿病患者的降甘油三酯治疗也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并总结如下： 尽管在BIP、FIELD和ACCORD- LIPID试验中，贝特类药物治疗没有给糖尿病患者带来心血管获益，对这3项研究的事后分析提示，高甘油三酯血症伴（FIELD和ACCORD-LIPID试验）或不伴（BIP）HDL-C降低的患者，似乎可以 在贝特类药物治疗中获益。我们注意到ADA临床操作指南指出，联合降脂治疗（他汀/贝特和他汀/烟酸）并未在他汀治疗的基础上提供额外的心血管益处，也没有得到普遍的推荐。“声明”对糖尿病患者LDL-C的治疗目标进行了明确推荐， 对40～75岁、且LDL- C为70～189mg/dl的糖尿病患者，应给予中- 高强度的他汀治疗（Ⅰ ，A）；对40～75岁、估算ASCVD风险≥ 7.5%的糖尿病患者，应给予高强度的他汀治疗（Ⅱ a，B）。

同时“声明”还明确指出 ，目前研究数据并不支持在糖尿病接受他汀治疗的患者，当空腹甘油三酯＞ 200mg/dl时加用贝特类药物治疗可以降低CVD危险性。

由于CAD可能表现为隐匿型，如果在发生急性冠脉综合征之前做出CAD的诊断有可能降低临床事件或死亡的发生率。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数据显示冠状动脉介入治疗优于单纯药物治疗，对于无症状的糖尿病患者进行CAD的筛查仍存在很大的争议。“声明”认为 尽管个体化的临床决策很重要，目前仍然不能推荐对隐匿性CAD进行广泛地筛查。

目前AHA提倡对糖尿病伴心电图异常的患者检测可逆性的心肌缺血，但是否由此改善患者的预后仍不明确。ADA和美国预防服务专家组并不推荐对糖尿病患者进行类似的评估。

“声明”提到冠状动脉钙化（CAC）积分在评估糖尿病患者冠状动脉病变中的作用。一些研究显示冠状动脉异常钙化与明确的心肌缺血相关，并可以预测未来的CVD事件。有学者建议首先采用CT检测出冠状动脉钙化患者，然后对CAC积分最高者进行应激心肌核素显像，认为这是较直接冠状动脉造影更为有效和经济的方法。一项随机临床试验的亚组分析提示对CAC积分＞400的无症状患者采用他汀治疗可能改善预后，但并没有前瞻性研究提示，采用CAC积分检测亚临床CAD有利于改善糖尿病患者的临床预后。无症状糖尿病患者检测心肌缺血（DIAD）研究是唯一前瞻性、随机对照的临床试验，旨在评估对无症状糖尿病患者进行CAD筛查的临床价值。但该研究证实这种筛查策略不可能改善实际的临床预后。总之，现有临床研究的结果并不支持在2型糖尿病患者常规采用心肌核素显像筛查亚临床CAD。

“声明”在结束之前列出了6个目前存在争议的研究领域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1. 降糖治疗　降糖治疗在2型糖尿病患者降低心血管事件的作用仍然不明。是否某一类药物在此方面将显示出明确的心血管益处尚不明确。

2. 减重手术　是目前降低体重的有效治疗手段。重要的是需要在严格设计的随机临床试验中，通过长期随访，明确术后糖尿病和其他CVD危险因素缓解的持续时间。

3. 低血糖　是2型糖尿病降糖治疗的常见并发症。但由于识别所有的低血糖反应非常困难，低血糖的患病率被大大低估。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全面地了解低血糖的临床特征及其伴随的危险性，尤其是对心血管系统的危害。

4. 降血压　近期严格控制血压和常规血压目标比较的临床试验并没有显示出明确的心血管益处，但事先设定的亚组分析发现严格降压可能对脑卒中具有保护作用。需要在脑卒中的高危人群进行进一步研究以证实这些发现，以确定更低的血压目标是否适合于这种特殊人群的糖尿病患者。

5. 降胆固醇　 很多血脂指南强调2型糖尿病患者他汀治疗的有效性。但目前仍需要临床试验在2型糖尿病伴高甘油三酯血症（合并或不合并HDL- C降低）的患者，在他汀治疗的基础上验证降甘油三酯的有效性。需要设计进一步的试验以确定对这类特殊人群的降甘油三酯治疗，是否能减少CVD事件的发生。 此外，目前的降胆固醇指南着重推荐年龄为40～75岁患者的治疗，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明确此年龄范围以外的治疗推荐。

6. 亚临床CVD的评估　 尽管糖尿病患者CAD患病率和病死率增高，至今为止难以证明在疾病的临床前或亚临床阶段进行检测，能够真正地降低事件的发生率或改善患者的整体预后，尤其在目前积极控制这类患者CVD危险因素已经得到广泛认可的情况下。将来需要设计大规模、随机的临床试验以确定筛查亚临床CAD（尤其采用新的检查手段提高对功能性CAD的检测或采用生物标记物如高敏肌钙蛋白）是否可以减少糖尿病患者CVD事件的发生率。这些研究需要达到适当的统计学把握度来评估筛查结果和其后的干预治疗对患者预后的影响。

[1] Golden SH, Anderson C, Bray GA, et al. Update on prevention of cardiovascular disease in adul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 in light of recent evidence: A scientific statement from the American Heart Association and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Circulation, 2015, 132 (8): 691-718.

[2] Zhang H, Pu Y, Chen J, et al. Gastrointestinal intervention ameliorates high blood pressure through antagonizing overdrive of the sympathetic nerve in hypertensive patients and rats. J Am Heart Assoc, 2014, 3 (5): e0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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