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与危重症医学:20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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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烟草病学:全面多方位认识烟草病学

1 2016—2017年烟草病学研究进展:把握机会,迎接挑战

肖丹 刘朝 程安琪 林昊翔

烟草烟雾中的数百种有害物质,几乎会对人体的各个器官造成损害,对呼吸系统的损害尤为严重。研究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及如何防控已构成一个专门的学科,称为烟草病学[1]。2016—2017年间,国际上有许多新的烟草病学研究陆续发表,在此结合近年来我国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异常严峻的防控形势,发病率、患病率、死亡率和疾病负担都处于较高水平,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烟草病学研究成果,从吸烟及吸烟危害健康的流行病学研究、吸烟危害健康的实验研究与戒烟干预的临床研究等多个方面进行综述。由于篇幅和作者视野的局限,很多研究没能概括其中,敬请各位同道批评指正。

一、吸烟及吸烟危害健康的流行病学研究

我国分别于1984年[2]、1996年[3]、2002年[4]、2010年[5]和2015年[6]进行过5次全国吸烟流行病学调查,现有数据表明,我国15岁及以上成人吸烟者总数高达3.16亿,较2010年增加了1500万,每年有100多万人死于吸烟相关疾病。Lancet上一项最新研究对1990—2015年195个国家和地区的吸烟数据及归因疾病负担进行系统分析。结果显示,2015年全球烟民已达9.33亿,男性中每4位就有1位是每日吸烟者;尽管吸烟人数的百分比有所下降,但由于总的人口基数的增长,吸烟总人数仍在增加;吸烟导致11%的全球死亡,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美国和俄罗斯;吸烟所致的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有41%来自心血管病,28%来自癌症,21%来自慢性呼吸系统疾病[7]

众所周知,吸烟是造成癌症的首要风险因素。发表在JAMA Internal Medicine的研究发现,2014年3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因吸烟患癌症死亡的人数超过16.7万人,占癌症总死亡人数的28.6%,即便如此,该研究仍可能低估因吸烟引起的死亡后果,因为该研究只调查12种类型的癌症。

1996年美国癌症学会为美国的癌症治疗设定目标,计划到2015年将癌症病死率下降50%,该目标的完成情况发表于CAA Cancer Journal for Clinicians。结果表明,1990年到2015年美国癌症的病死率总体降低26%,其中男性降低32%,女性降低22%;肺癌病死率自1990年开始下降,其中男性下降45%,女性下降8%,更重要的是,研究将病死率下降主要归功于烟草控制(almost entirely from tobacco control)[8]。该期刊的另一项研究“美国2017癌症数据”进一步明确控烟在降低肺癌死亡率中的作用。文章指出,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由于吸烟危害健康观念的普及、全面烟草控制的实施以及早诊早治,使得1990年到2014年男性肺癌死亡率降低43%、2002年到2014年女性肺癌死亡率降低17%[9]

在我国,癌症,特别是肺癌的发病和死亡人数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国家癌症中心赫捷院士、陈万青教授等人通过对我国72个地区癌症登记处收集的样本进行分析,发现2015年肺癌以新发病例73.3万例、死亡病例61.0万例,成为中国人罹癌或因癌致死的最大威胁。最重要的是,研究认为吸烟可造成我国23%到25%的癌症死亡,尤其对于肺癌导致的死亡,更是与我国人群大量吸烟息息相关[10]

我国吸烟的特点表现为男性吸烟率居高不下,女性吸烟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吸烟年龄提前;农村地区吸烟率略高于城市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吸烟率更高;戒烟率略有上升,但复吸比例高,长期戒烟成功率低。中国慢性病前瞻性研究(China Kadoorie Biobank,CKB)对46万国人追踪7年后发现,我国人群67.9%的主要冠脉事件和39.1%的缺血性卒中与吸烟、过量饮酒、运动量不足、饮食结构不合理、肥胖等不健康生活方式有关,并建议如果能坚持不吸烟或戒烟、每日饮酒<30g、运动程度达到中高等水平、饮食富含蔬果并限制红肉摄入、体重指数18.5~23.9kg/m2、腰臀比男性<0.90、女性<0.85,可相对降低58%的MCE风险、43%的IHD风险和39%的IS风险[11]。此外,在我国5个地区16家医院2345名孕妇中进行的一项横断面研究发现,孕妇吸烟率为4%;亚组分析结果推荐今后孕妇的戒烟干预需针对教育程度高、居住在农村以及配偶母亲(mother in law)抽烟的孕妇[12]

二、吸烟危害健康的实验研究

吸烟可以成瘾,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称为烟草依赖[13]。烟草依赖常表现为躯体依赖和心理依赖两个方面。躯体依赖表现为,在停止吸烟或减少吸烟量后,吸烟者将会产生一系列不易忍受的症状和体征,包括吸烟渴求、焦虑、抑郁、不安、头痛、唾液腺分泌增加、注意力不集中、睡眠障碍、血压升高和心率加快等;精神依赖表现为,主观上强烈地渴求吸烟,体现在许多吸烟者知道吸烟的危害,并有意愿戒烟,但因烟草依赖而不能控制吸烟行为,部分烟草依赖者甚至在罹患吸烟相关疾病后依旧不能彻底戒烟[14]

中日医院烟草病学及戒烟中心研究团队于2013年起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吸烟者戒断的脑结构和功能影像学”(编号:81200066),使用基于体素的形态学方法(VBM)、分数低频振幅(fALFF)、局部一致性(ReHo)、功能连接(FC)等技术,从大脑的结构与功能两个角度,开展烟草依赖的中枢机制系列研究。结果表明,吸烟者可出现明显的大脑结构改变,表现为灰白质萎缩并随吸烟量的增多而加重[15];同时,吸烟者的大脑功能亦出现变化,表现为额叶、颞叶、边缘叶的静息态神经活动异常,特别是岛叶-眶额皮质、岛叶-额上回、岛叶-颞叶的功能连接显著降低,并与尼古丁依赖程度密切相关[16]。该研究表明长期吸烟者可发生大脑结构和功能的改变,因此应重视吸烟者的烟草依赖临床诊断,并给予针对性的指导和诊疗,或推荐到戒烟门诊进行规范化治疗。

1.目前,众多研究已经揭示吸烟引起的癌症与一定数量的遗传突变位点相关,但所发现的证据仍远不能解释吸烟诱导癌症发生的分子机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医学院Aziz Sancar教授,也是201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专注于烟草中的主要致癌物质“苯并(a)芘(Bap)”,并开发出一种高解析度的方法,阐明吸烟产生的Bap是导致肺癌的最主要原因[17]。该研究发现,人体会将有毒化合物Bap分解为更小的苯并比二醇环氧化物(BPDE),毒性更强;BPDE以化学方法与DNA相结合,并与鸟嘌呤形成非常强的联系,导致DNA受损,使其变得无法辨认,当受影响基因无法成为肿瘤抑制基因时就会导致癌症。实验室中的小鼠试验表明,即使中等剂量的BaP作用于小鼠皮肤就会导致肿瘤的出现。

《自然》杂志旗下的综合性科学期刊Scientific Reports发表研究,利用系统生物学的方法探讨吸烟如何导致癌症发生的表观遗传学机制。该研究提出假设,吸烟导致的异常DNA甲基化位点富集在与癌症发生发展相关的重要基因和生物通路中,并从28项基于血液和口腔组织非癌变样本的研究中收集两组与吸烟相关的差异甲基化基因。通过系统生物学分析,发现11条通路与吸烟导致的癌症发生相关,其中aryl hydrocarbon receptor信号通路在癌症发生起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基于48个重要基因构建癌症致病蛋白网络;最后,利用TCGA数据库的两种肺癌样本验证这些吸烟相关的致癌基因,如DUSP4、AKT3、NOTCH1等,证明吸烟可以通过改变DNA甲基化而导致癌症的发生,为今后预防和治疗由吸烟而导致的癌症提供了很好的基础和潜在的分子靶标[18]

2.此外,一项探讨“基因和吸烟的相互作用(genesmoking interaction)”的研究引起人们的注意。该研究纳入29项与冠心病风险基因相关的临床研究,涉及60 919例冠心病患者及80 243例健康对照,并选取既往报道的45个冠心病相关的基因簇及5个与吸烟行为相关的基因簇,进行基因-吸烟相互作用的分析。研究发现,吸烟可引起一系列基因的变化。比如,每天多吸一支烟与15号染色体rs1051730多1.02个A,10号染色体rs1329650多0.37个G,19号染色体rs3733829多0.33个G等是明显相关的。该研究得出结论,吸烟与基因变化存在着明确的量效关系,而这些切实的基因变化,将可能遗传到下一代[19]

发表在Chest的研究显示,因吸烟导致的谷氨酰半胱氨酸合成酶催化亚单位(GCLC)甲基化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慢阻肺)的关系,为今后慢阻肺的新型治疗方案提供参考依据[20]。另一篇发表于Eur Respir J的研究结果显示,烟草暴露会明显促进慢阻肺患者的支气管上皮WNT-5B基因表达,导致包括TGF-β/Smad 3等在内的下游基因表达增加,产生气道重塑[21]

三、戒烟干预的临床研究

《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15年版)》[22]与美国临床戒烟指南均推荐3类能够有效增加长期戒烟效果的一线临床戒烟用药,包括尼古丁替代疗法(nicotine replacement therapy,NRT)用药、盐酸安非他酮缓释片和伐尼克兰。然而,2009年美国FDA在伐尼克兰产品标签中增添黑框警告,强调该药的严重神经精神事件风险,包括行为改变、敌意、抑郁心境等。2016年12月,FDA批准更新伐尼克兰的药品标签,移除可引起严重神经精神事件的黑框警告。此决定是基于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关于戒烟药物治疗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研究结果——EAGLES(Evaluating Adverse Events in a Global Smoking Cessation Study,EAGLES)研究[23]。EAGLES研究是针对既往有/无精神异常病史的吸烟人群中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戒烟研究,在全球16个国家140个中心招募8144例患者,随机分为伐尼克兰组、安非他酮组、NRT组和安慰剂组,每组约2000例,其中包含约1000名精神疾病受试者和1000名非精神疾病受试者。研究采用三模拟双盲设计,受试者治疗12周,治疗结束后再随访12周。结果发现,在无精神异常病史的人群中,伐尼克兰组、安非他酮组、尼古丁替代组和安慰剂组的第9~24周持续戒烟率分别为25.5%、18.8%、18.5%和10.5%;在有精神异常病史的人群中,9~12周的持续戒烟率分别为29.2%、19.3%、20.4%和11.4%。更重要的是,受试者使用伐尼克兰后,在焦虑、抑郁、情感异常、敌意、激动、侵害、妄想、幻觉、伤害他人、癫狂、惊恐、易怒等情绪症状组成的复合终点上,未见有临床显著意义的明显改变。因此认为伐尼克兰疗效优于安慰剂、安非他酮和NRT,且不会增加神经精神系统的不良事件。

1.对特定人群的临床研究也显示出伐尼克兰的安全性。如Kotz等探讨安非他酮和伐尼克兰是否与吸烟者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不良心血管和神经精神事件有关,该研究比较10 426例接受NRT、350例接受安非他酮和3574例接受伐尼克兰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患者,随访6个月,使用Cox比例风险模型比较心血管(如缺血性心脏病、卒中、心力衰竭、外周血管疾病和心律失常)和神经精神(即抑郁和自我伤害)事件的发生;结果发现,相比于NRT的患者,接受安非他酮和伐尼克兰治疗的患者发生不良事件的风险增加,然而,通过对混杂因素进行模拟,表明这些不良事件的风险增加是极低的。由此可见,在吸烟者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患者中,相比于NRT,伐尼克兰和安非他酮与心血管、神经精神事件风险的增加不存在相关性[24]。此外,Garcia等的研究发现合并严重精神性疾病的稳定期患者,伐尼克兰组中并没有出现心理测量评分变差的情况[25]。Price等研究发现对于癌症患者,服用伐尼克兰并没有出现情绪低落或自杀想法的报告[26]

Ebbert等在Nicotine & Tobacco Research上发表一篇旨在评估伐尼克兰在轻度烟草依赖者中有效性的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试验。该试验纳入93名受试者并随机分为伐尼克兰组和安慰剂组,所有受试者接受12周治疗,但52%的受试者提前结束研究。结果显示,在3个月的治疗结束时,伐尼克兰组的持续戒烟率为40.0%,安慰剂组为8.3%(OR 7.33,95%CI 2.24~23.98)。在6个月的随访结束时,伐尼克兰组的持续戒烟率为31.3%,安慰剂组为8.3%(OR 4.97,95%CI 1.49~16.53)。这表明,伐尼克兰对于提高轻度吸烟者长期戒烟率的效果明显,且这种有效性与伐尼克兰在中重度吸烟者中的有效性相当[27]

2.然而,发表在JAMA上的文章对于戒烟药物的相对有效性提出质疑。该研究在2012年5月至2015年11月期间招募受试者并随访分配241例受试者进入NRT组、424例受试者进入伐尼克兰组、421例受试者进入C-NRT组(尼古丁贴片配合尼古丁含片),总共治疗12周,主要指标是26周经一氧化碳验证的7天点戒烟率;结果发现,无论是26周戒烟率(NRT组22.8%,伐尼克兰组23.6%,C-NRT组26.8%)还是52周戒烟率(NRT组20.8%,伐尼克兰组19.1%,C-NRT组20.2%),三组间都不存在统计学差异,此外伐尼克兰会导致更多的不良反应,如失眠、恶心、便秘、消化不良等[28]。Garcia等在Schizophrenia Research上的一项多中心非随机开放性前瞻试验发现,NRT组和伐尼克兰组的12周时7天点戒烟率分别为50.0%和48.6%,两者间无统计学差异;第24周和36周两组的戒烟率合计分别为41.3%和37.3%,亦不存在统计学差异[25]

3.电子烟(E-cigarette)自2007年首次引进到美国时,就受到广泛的争议,许多研究质疑电子烟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最新Lancet Respir Med的研究表明,电子烟不仅不会成为戒烟助手,反而会使烟民降低戒烟的可能性。该研究纳入15项队列研究,2项横断面研究与2项临床研究,结果发现,使用电子烟的人戒烟可能性会降低28%(OR 0.72,95%CI 0.57~0.91);无论是否有戒烟意愿,电子烟使用与戒烟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即使考虑其他的可能因素,比如曾经是否戒烟或尼古丁依赖程度,结果依然保持不变[29]。毫无疑问,电子烟烟雾的危害要小于烟草烟雾的危害,但在没有足够证据表明电子烟可以帮助烟民戒烟的前提下,它不应该被推荐用于戒烟。

4.除此之外,针灸戒烟一直受到研究者的关注。自2010年起,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联合香港卫生署、香港博爱医院开展“中医针灸戒烟先导研究项目”,以戒烟门诊与中医流动医疗车相结合的方式提供中医针灸戒烟干预,范围遍及港九新界,亦开设夜诊服务,力求全面协助吸烟者成功戒烟,同时通过“戒烟大使”“个案跟进”等方案降低脱失率。结果共招募5202名自愿戒烟的每日吸烟者,基于自我报告的8周7天点戒断率为34.00%,52周7天点戒断率为18.40%,每日吸烟支数从治疗前的(17.67 ± 7.96)支降低到治疗后的(4.34 ± 5.43)支,以大样本、长期观察等特点,进一步证明针灸是一种有效的戒烟干预措施[30]

5.此外,行为疗法也常用于戒烟与烟草依赖的治疗。发表在Cochrane Database of Systematic Reviews的系统回顾分析了药物配合行为疗法进行戒烟干预的有效性。通过文献检索、筛选、阅读、整理与meta分析等步骤,研究认为相比于对照组,药物配合行为疗法的戒烟干预更为有效(OR 1.83,95%CI 1.68~1.98),其中在医疗卫生机构进行干预(OR 1.97,95%CI 1.79~2.18)优于在社区进行干预(OR 1.53,95%CI 1.33~1.76),但是存在研究质量低、偏倚可能性大等不足[31]

四、其他研究

控烟是疾病预防的最佳策略。美国国家预防优先委员会在Annals of Family Medicine上分析了28项基于循证证据的疾病预防策略。通过对每个策略的成本效益与临床预防负担两个指标进行评分,委员会发现成年人戒烟和防止青少年吸烟是预防心脏病、卒中和其他疾病的最佳策略;同时该文章指出,吸烟是美国可预防性死亡的主要原因,每年大概导致50万人死亡;通过戒烟和防止青少年吸烟,美国每年可预防10万例以上死亡[32]

2016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著的突破性报告《中国无法承受的代价——烟草流行给中国造成的健康、经济和社会损失》[33]发布,旨在探讨烟草对于中国发展所造成的健康、社会和经济损失,并概述可以避免数百万人死亡的控烟措施。该报告指出,烟草会导致中国多个领域出现负溢出效应,除了会影响社会福利和卫生系统,还会对经济和商业发展带来更多挑战。如果不采取快速果断的行动,所产生的诸多压力会加剧全国不断增长的贫富差异。希望本报告不仅能在政策制定者、政府官员和医务人员之间,还能在经济学家、学术人员和民间团体之间引发讨论,探讨中国制定更强有力的烟草控制政策的必要性。这不仅是为了改善人民的健康状况,也是为了实现建设更可持续、更加包容的社会与经济的宏观目标。

精神病学一直认为吸烟可缓解精神病人的紧张情绪,有助于防止暴力事件的发生。Lancet Psychiatry的一项研究[34]通过使用间断时间次序(interrupted time series)设计,首次评价全面控烟策略在降低精神病院暴力事件上的效果。全面控烟策略包括开展医护人员控烟培训,识别发现并干预吸烟的病人,医院及员工全面禁烟,允许使用电子烟等。结局指标为医院发生的暴力事件,包括病人之间与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结果表明,2012年4月至2015年9月间,共发生与吸烟相关的暴力事件4550起,占所有暴力事件的4.9%;在调整性别、年龄、疾病、时间等混杂因素后发现,尽管医院每月的暴力事件发生数量存在较大差异,但全面控烟策略可阻止39%的暴力事件发生(RR 0.61,95%CI 0.53~0.70),包括15%的病人之间的暴力事件(RR 0.85,95%CI 0.80~0.92)与47%的病人与医护人员之间暴力事件(RR 0.53,95%CI 0.44~0.63)。

五、小结

2016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批复在中日医院设立戒烟与呼吸疾病预防合作中心,由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日医院院长王辰教授担任合作中心主任;该合作中心是我国唯一一家致力于戒烟与呼吸系统疾病预防的WHO合作中心,可有力的推进建立以科学证据和最佳实践为基础的戒烟与烟草依赖干预体系。

2016年8月,中国戒烟联盟成立,旨在逐步构建中国临床戒烟体系,从国家级层面推动建立医院整体烟草依赖诊治网络。值得一提的是,该联盟已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戒烟医者先行”主题活动,包括鼓励并帮助吸烟的医生戒烟,进而带动患者戒烟;开展门诊及住院患者戒烟工作,将烟草依赖诊治纳入医院常规工作;防止未吸烟者吸烟等工作。希望通过这个项目,使医务人员和有关政策制定者认识到,戒烟是降低吸烟相关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以及改善吸烟相关疾病预后的最根本手段,任何时候戒烟均有益处。

综上所述,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和总理发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号召,强调预防为主,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我国近期相继发布《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2025 年)》和《“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要求15 岁以上人群吸烟率到2020 年控制在25%以内、2025年控制到20%以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到2020 年下降10%、2025年下降15%。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烟草病学学科进步,但在烟草依赖的中枢机制、遗传学、个体化治疗、管理模式与移动医疗等方面仍然面临挑战。

我国慢病导致的死亡占中国人群总体死亡的86.9%,而造成慢病最可预防的因素就是吸烟。更重要的是,尽管烟草对健康的危害已经被充分证明,但许多吸烟者明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仍照吸不误,对于“吸烟成瘾是一种慢性疾病,需要治疗”的理念缺乏认识。因此,防止未吸烟者吸烟,帮助吸烟者戒烟,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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