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志正序

郭可明先生籍贯河北正定，与我的老家藁城是邻县，故我二人可谓是同乡也。新中国成立前我们虽未曾谋面，但我在正定和石门（今石家庄市）行医时，对其医术之精湛、为人之谦和早有耳闻。郭先生出身中医世家，14岁从父学医，20岁在家乡应诊，30岁悬壶石门；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走中医合作化的道路，以其“碧云堂”为股份，组建了石家庄联合中医院（市人民医院前身），自此参加了革命工作。

1954年夏，石家庄地区因洪水泛滥、蚊虫孳生，导致乙型脑膜炎暴发流行。当时罹难人数很多，死亡率竟高达50%左右。在西医没有特效疗法的情况下，郭可明等七名中医专家应召走上了抗击“乙脑”一线。他们运用中医温病学理论，以“清热、解毒、养阴”为治则，遵“轻可去实、火郁发之、药不过病所、逐日更方、杂合以治”的古训，重用生石膏，方选白虎汤、清瘟败毒饮配以安宫牛黄丸、针灸等清热透邪之法，一般患者多在药后很快退热，1～2周痊愈出院。由于乙脑是当时全国重点防控的22种传染病之一，又由于郭可明专家团队创造了接诊31例病案，无一死亡且很少留下后遗症的佳绩，当他们的材料上报到中央卫生部后，部领导非常重视，当即决定，从部直属单位抽调人员组成专家组，赴石市进行调查核实。

由于我当时在卫生部中医司技术指导科工作，所以有幸成为三人调查组的成员。到石家庄传染病医院后，我们通过听报告、查阅住院记录，与医生、病人及家属座谈会的方式，初步肯定了“乙脑”治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但是由于在治疗过程中，中西医专家都有所参与，且分别使用了中西药物。因此，在“到底是中医还是西医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重大分歧。西医出身的同志认为“主要是西医治疗措施的改进，不能全是中医参与的结果”；原为中医后改学西医的同志认为：“中医治疗有疗效，但不一定起了主导作用”；而我认为：西医虽使用了青霉素、安替匹林、水合氯醛等药物，但这些药物均非治疗乙脑的专一特效药。纵观“乙脑”发病的全过程，无不符合中医温病学中“暑瘟证”的特点。中医治疗暑瘟始于汉唐，发展于金元，成熟于明清。既有理论，又有很多有效的方药。郭可明先生所用的白虎汤，就是汉代张仲景《伤寒论》里的一个著名经方，清瘟败毒饮、安宫牛黄丸等更是中医治疗温病的著名方剂。用这些方剂加减治疗阳明高热神昏，历代都有记载，我也有过类似的临床经验。因此我的结论是：“在对‘乙脑’的治疗过程中，中医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调查报告上呈中医司后，引起了薛司长和部领导的高度重视。当他们再次向我了解并征求意见时，我仍坚持了自己的观点；薛司长也觉得我这个“少数人”的意见值得重视，不应轻易放弃。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部领导再次派人前去调查，结果与上次的结论一样，难分伯仲。在此情况下，于是就有了由主管中医工作的郭子化副部长亲自带队的第三次调查。在经过对原始资料的调阅分析、专家评审等一系列审查后，最后终于尘埃落定，肯定了中医药在对“乙脑”的治疗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并向全国进行了推广。

中医治疗“乙脑”的石家庄经验，是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面对重大疫情所取得的首战胜利，它有力地说明，中医不但善治“慢性病”而且善治“急症”；在重大疫情和卫生突发事件中，中医是一支不可或缺的生力军和中坚力量。

这尘封的往事已过去60余年了，60年来，继乙脑以降，流感、SARS、H5N1、H7N9、登革热、埃博拉等疫情或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袭扰人类。而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无论是中医从业人数和对急难病症治疗的技艺，都与当今社会和人民大众的需求相差甚远。当此之际，郭老长子纪生携吾弟子毛宇湘等人，几经寒暑，广为收集整理，纂成《温病大家郭可明治疗乙脑实录》，即将付梓。这不但对于继承、整理、发扬名老中医经验，提高中医从业人员运用“温病学说”治疗急性温热病及各种“急症”的能力，具有极其深远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同时，也是对郭可明老先生及其专家团队的最好纪念，故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