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篇　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从石家庄开始

流行性乙型脑炎是危害人民身体健康的烈性传染病。乙脑病原体最早于1934年在日本被发现，当时被命名为“日本乙型脑炎”，它经蚊子传播，发病于夏季，曾在亚洲远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引起过暴发流行。本病起病急骤，病情进展迅速，患者伴有高热、神志昏迷、意识障碍、肢体拘急甚至抽搐等表现，由于当时没有特效治疗药物，故患者可在短时间内死亡，即便抢救成功也有相当一部分患者留有精神分裂、癫痫、痴呆等后遗症，属于病死率和致残率都很高的烈性急性传染病，是当时难以攻克的世界性医学难题。

1954年的夏天，7月11日，在连续七天七夜大雨之后，洪水泛滥，终于导致石家庄石宁堤决口，整个城市被淹没在汪洋中。天气潮热，加上洪水过境，湿气大盛，以致湿热熏蒸，污浊之气熏人。受当时卫生防疫条件所限，灾后石家庄蚊虫孳生，很快暴发了流行性乙型脑炎。由于当时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死亡病例快速增加，死亡率高达50%，疫情一时难以控制。时任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的袁以群同志面对凶险的疫情，毅然决定让中医参与到乙脑救治中来，试图用中医的方法遏制住脱缰的野马，挽救大众的生命。

袁以群同志找到了当时在石家庄最有名气的7位老中医，他们是：郭可明、吉兆祥、梁清刚、高辅汉、李增树、闫全志、孙清河，由他们组成中医治疗乙脑小组，以郭可明为首。中医治疗小组成立后，7位老中医就在一起共同商讨该如何治疗乙脑。当时手头可供参考的资料非常有限，只有山东济南市用安宫牛黄丸治疗乙脑5例的说法，其他再无可以借鉴。经过大家的讨论，最后决定还是应该运用中医温病的理论，用治疗瘟疫的方法，以白虎汤和安宫牛黄丸为主进行治疗。主意拿定，马上开始备药，准备了很多安宫牛黄丸，并且还制作了一批安宫牛黄散，为进驻一线做好准备。

起初袁局长计划让中医小组先治疗7天，先观察一下疗效，再说后续的治疗方案。中医小组进驻传染病医院后先接收了3个病人，接着又接收了7个病人，治了7天，病人不但都没病亡，病情还都得到了控制。袁局长得到汇报后很受鼓舞，当即决定所有住院病人都要接受中西医合作治疗（当时还没有“中西医结合”一词，只称为“中西医合作”）：先由西医对病人进行检查确诊，随后由中医开方用药，此即为“中西医合作治疗”。

当时，西医对乙脑的诊疗方案主要包括：抽脑脊液、查血象、补体结合实验、输液；使用的抗生素以青霉素、链霉素为主；当时应用的镇静剂只有水合氯醛、苯巴比妥；再加上安乃近、阿司匹林等解热剂；配合物理降温，使用温水擦浴、酒精擦浴、冰敷降温等方法。

最初交给中医治疗的病人主要包括两部分，一种是西医正在治疗的病人，以昏迷不醒、高热不退、抽搐或扭转痉挛为主要表现；另外一种是新入院的病人。关于疾病的治疗方案，在讨论之初，有人认为应该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治疗，也有人认为该用小柴胡汤治疗，还有人认为是四逆汤证。最后大家终于统一了认识，认为虽然中医经典古籍中没有所谓“乙脑”的记载，但从乙脑的发病节气、以发热为主症，且具有强烈传染性等临床表现等方面来看，乙脑应该属于中医“温病”中“暑温”的范畴，并最终确定了郭可明的主张，以白虎汤、清瘟败毒饮为主方，重用生石膏，配合使用安宫牛黄丸和至宝丹治疗方案。1954年在这种治疗方案的指导下，经中西医合作治疗的34名乙脑患者，无1例死亡，取得了奇迹般的效果。

袁以群同志听到汇报后非常高兴，他亲自督导，马上组织中医治疗小组认真总结了治疗成功的经验，以及在治疗中曾经走过的弯路。通过总结经验，提出了中医治疗乙脑“清热、解毒、养阴”三大原则，明确了中医临床辨证按照“轻、中、重、极重型”分型治疗的方案。

中医治疗方案重点强调了四点：第一，借鉴使用张锡纯的变通白虎汤治疗热病以及临床运用生石膏的经验；第二，运用余师愚《疫疹一得》中治疗疫证善用清瘟败毒饮的经验；第三，强调了关键药物的使用，比如生石膏与野台参配伍，组成人参白虎汤，重用羚羊角、犀牛角¹以及安宫牛黄丸（散）以清热解毒开窍醒脑，重用蜈蚣、全虫等药镇惊止抽，平肝息风，选用上乘金银花、菊花以清热解毒等；最后，还总结提出了治疗过程中的“五忌三怕”：忌汗、忌泻下、忌利小便、忌用辛辣刺激兴奋等药、忌冷敷；怕过度穿刺抽血、怕不当使用镇静剂安眠药、怕过度输液。

1955年，在总结前一年治疗成功的基础之上，对乙脑继续进行中西医合作治疗，这一年的治愈率达到92%。

石家庄市卫生局向卫生部和党中央报告了中医治疗乙脑取得的成绩，卫生部派出一位留美的专家来考察。这位西医专家当时认为中医治疗的是不是乙脑还不好确定，这样就基本上全盘否定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随即，卫生部命令石家庄市卫生局到部里进行汇报。袁以群局长把所有原始病历装了满满两皮箱，全部带到了北京，请中央及部里的专家再做鉴定。经过审查，部里的专家认为袁局长所汇报的还是乙脑病例。

1955年7月，卫生部第二次派出由中央人民医院、北京医院、北京市儿童医院及卫生部抽调的2名中医和4名西医组成的视察组，卫生部副部长郭子化同志带队，到石家庄二次考察中医治疗乙脑的情况。这次来的专家们通过多天实地考察、查房看病历看病人、走访患者和家属，他们看到了中医中药成功抢救多位危重乙脑患者的真实场景，见证了危重患者一步步逐渐康复的过程，目睹了患者家属笑容满面的喜悦心情，同时也惊叹郭可明为了救治患者日夜守在病房，每天只休息三四个小时的医德情操。最后专家组承认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病例真实可靠，中医治疗乙脑的效果实属奇迹：“这样卓越的疗效，在近代医学中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效果上，无出其右者。”专家组回京临行时，郭子化副部长接见了郭可明，并嘱咐他“一定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健康。”

1955年9月2日，卫生部召开扩大部务会议，听取视察组关于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疗效的视察工作汇报。会议确认，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显著疗效，并作出决定：“卫生部责成凡是有流行性乙型脑炎发生的地区的卫生部门及医院必须学习和推行这种疗法。”

1955年12月19日，在中国中医研究院成立大会上，卫生部向以郭可明为首的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小组，颁发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部级科技进步甲等奖，同时颁授奖旗1面，奖匾1幅，奖金1万元。3米多高的奖旗上写着“奖给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小组，中西医合作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取得的辉煌成就”。当时，石家庄市卫生局局长袁以群、石家庄传染病医院院长齐致宜以及郭可明一起前去领奖。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还拍摄了纪录片，并将领奖时的照片刊登在《人民画报》上。卫生部决定向全国推广石家庄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并向世界公开。

1955年，一位援华的苏联专家，时任邮电部副部长，不幸罹患乙脑，病倒在北京。这位副部长的病好好坏坏，反复发作，前后治疗了将近6个月，始终不见起色。情急之下，卫生部李德全部长亲自点名，请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郭可明大夫来给苏联专家治病，并委派卫生部中医司魏龙骧及西医专家林兆耆共同参与治疗。郭可明奉命连夜赶往北京，到了北京马上去看病人，不敢有丝毫懈怠。当时，患者高热昏迷，痰声辘辘，昏不识人。郭可明用人参白虎汤、安宫牛黄丸、至宝丹加减为主方，连续治疗7天，患者逐渐清醒，可以自主进食，并能够坐起身跟医生打招呼，用俄语问候“你好！谢谢！再见！”李德全部长接到汇报后，非常高兴，她对治疗效果非常满意，并称赞说：“中医不但治疗乙脑有效，对乙脑的后遗症治疗同样有效！”

恰逢全国第二届政协会议在北京召开，郭可明作为特邀代表列席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德全部长叮嘱到：“病要看好，会也要开好。”

在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也就是1956年2月5日，大会安排部分代表到中南海怀仁堂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晚7时，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健步走入会堂，来接见大家了，会议代表们都激动地起立鼓掌。当毛主席走到郭可明面前时，李德全部长向主席介绍说：“这位就是石家庄的郭可明大夫，苏联专家的乙脑就是郭大夫治好的。”毛主席亲切地握着郭可明的手，说了很多话，但是由于主席湖南口音较重，郭可明也太激动，所以主席的话都没听太懂，但是主席说的最后一句话，“了不起啊，了不起”，这句话，郭可明听懂了。于是，他也激动地握着主席的手说：“这都是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新华社的记者抓拍到了这珍贵瞬间，历史永恒地定格在这辉煌的一刻。

1957年夏，北京市再次出现流行性乙型脑炎疫情。当时采用了大锅汤煎服白虎汤的方法进行治疗，没想到治疗效果不甚理想，疫情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此时有人开始质疑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是否总结得早了、中医治疗乙脑是否真的真实有效，同时也引发了关于温病暑温治疗“湿重还是热重”的广泛讨论。在这种情况下，卫生部再次调郭可明进京，帮助北京市救治乙脑。

郭可明到北京市中医医院，与北京的名老中医宗维新、姚正平等一道，共同研究治疗乙脑。当年在北京市中医医院共收治乙脑患者50例，其中治愈45例，死亡5例，治愈率达到90%，再次用事实证明了中医治疗乙脑疗效的可靠。

北京市中医医院在送给郭可明的镜匾上写着“郭可明老大夫兢兢业业，废寝忘食抢救危重患者，并积极毫无保留地传授宝贵经验的精神令人钦佩，值得赞扬！”这些话其实也是郭可明一生的医德写照。

关于1957年夏北京治疗乙脑初期效果不佳的问题，并不是石家庄治疗乙脑经验灵不灵的问题，也不是白虎汤、清瘟败毒饮好使不好使的问题，而是是否正确认识了疾病、是否尊重客观实际、是否正确运用中医理论于临床的问题。甚至对于乙脑治疗中“湿重”还是“热重”的问题，郭可明也始终认为，还是应该遵循中医辨证施治的原则，根据客观病情随证用药，只有认证准确，辨证正确，才能用药得当，药到病除。

在北京工作期间，正赶上国庆8周年庆典。时年55岁的郭可明接到周恩来总理的邀请，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亲眼目睹了国庆盛典，也度过了他一生中难忘的一天。

有著名中医学者曾这样评价：“西医给中医开出的第一份优秀证明，就是中医对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治疗，这就是最好的中西医合作的奉献。”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也堪称中西医合作的典范。

石家庄传染病医院始终贯彻中西医合作的治疗方案。中医治疗乙脑的疗效之所以这样高，与西医抢救、正确诊断、精密观察、科学护理，甚至后勤保障都是密不可分的。鉴于当时西医对于乙脑没有特效治疗药物，故而中西医合作基本上是西医确诊，以中医中药为主，配合西药支持及对症治疗的模式。在治疗乙脑的过程中，中西医之间、医护之间，甚至后勤部门之间都是团结起来，彼此学习，互相帮助，通力合作，默契有佳的。为了配合中医治疗，药房24小时值守，积极备药，保证常备药、必需药的及时供应。煎药室同样24小时不停运转，因为乙脑患者病情危重者居多，且病情变化迅速，故医生需要每天查房两三次，随时改方。病人每天服药可能两三服，就需要煎药室能随时煎药。煎药室总能及时为患者煎煮药物，从不耽误。总之，在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无论中医、西医，包括所有医护后勤人员，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为了降低死亡率，为了乙脑患者全力以赴地工作。

郭子化副部长在1956年的中华医学会第十届会员代表大会上介绍：“有组织有领导地在中西医密切配合下由中医主治流行性乙型脑炎则是在1954年毛主席对中医工作指示后从石家庄传染病医院首先开始的。”

当时的乙脑，发病以儿童、青少年为多，死亡率曾高达49%。1952年全国统计，乙脑的死亡率平均仍为28.2%。石家庄传染病医院的乙脑治疗小组，从一开始就非常重视病例收集整理工作。治疗小组安排专人整理病案资料，记录双轨病历（中西医合作治疗观察的双向记录），这样就全面掌握了治疗乙脑的第一手临床资料。

1955年，石家庄市卫生局将病案整理，出版了《对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的观察及纪实》一书，推广石家庄治疗乙脑的经验。同年5月，河北省卫生厅段慧轩厅长组织召开“中医防治流行性乙型脑炎座谈会”，郭可明、钱乐天等10位名中医出席，座谈会后卫生厅出台了《流行性乙型脑炎中医治疗法》。1957年又出版《中医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纪实》一书。后来，天津、沈阳、广州、长沙、上海、西安等地都开始学习石家庄的经验，也都获得了比较理想的疗效。至此，石家庄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的经验推广到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闻名国内外。

郭可明一生，静而多思，专注钻研，善于临床而不善言谈，但对传授后人却从不保守，培养学生称得起循循善诱，诲人不倦。

石家庄的治疗经验在全国推广后，为了更好地完成传帮带的任务，袁以群局长亲自安排郭可明授课，并嘱咐：“郭老大夫说话声音低，一定要配上麦克风，还要刊印讲稿。”郭可明完成了在河北省中医进修学校的乙脑培训任务，使在学校进修的各位医生都掌握了中医治疗乙脑的经验，并到传染病医院临床观摩，为河北省培养了一批中医治疗乙脑的人才。石家庄传染病医院接待了来自上海、广州、长沙、内蒙古等全国各地参观学习的医生，郭可明还亲自带教中医学院到传染病医院实习的中医大学生，这些同学后来都在保定、唐山及四川等地中医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郭可明经常给学生们讲经验、讲病案，不厌其详且不厌其烦，直至深夜。学生们都觉得能够跟郭老大夫学习真是受益匪浅、受教终生，都与老师有相见恨晚的感觉。郭可明培养的几位主要弟子，除本人外，还包括：王瑞堂、张信、王清顺、董荫庭等人，都在中医临床领域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我跟随父亲学习并临床15年，不敢冒称尽得其精髓，但确是跟随他时间最长、与他一起亲历治疗乙脑整个过程的弟子之一，也是目前在世的继承郭可明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最全面的传承人。

遥想当年曾与父亲一起经历过的那段难忘岁月，与父亲一起撰写乙脑的论文、整理乙脑的病案，后来又总结他治疗麻疹、猩红热、白喉、肠伤寒、流行性腮腺炎等传染病的经验，再后来继续学习、总结他治疗其他疾病，比如再生障碍性贫血、紫癜、冠心病等疾病的经验，所有这些跟师和实践的过程，虽然艰辛，但却都是我从医路上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是从医道路最坚实的地基。

有了这样的“底气”，2003年SARS来袭时，我才有勇气有力量冲向一线救治病人，才能取得治疗SARS成功的成绩。当河北省卫生厅为我举办表彰大会，并且颁发表彰铜匾时，看到铜匾上写着“父治乙脑立大德　子抗非典济苍生”，我感到受到了莫大的鼓舞，这个成绩不仅仅属于我个人，同时也属于郭可明。

转眼间，60年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疾病谱已经发生了改变，流行性乙型脑炎的发生率已经明显降低，但每年仍然可以见到有个案报道。同时由于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的其他大脑损伤也并不鲜见，这些疾病同样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必须引起重视。在人们越来越认为“中医不能治疗急症”的今天，在不断地同急性烈性传染病以及感染性疾病作斗争的今天，郭可明先生治疗乙脑的经验仍在临床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所以我认为在此时重新整理出版郭可明先生治疗乙脑的经验和学术精华，供更多的中医同道参考，这是急需要做的一件事。

近年来，我曾有幸多次拜访国医大师、中医泰斗路志正先生，才知晓路老就是当年考察石家庄治疗乙脑的元老。见到路老，我备感亲切；与路老交谈，让我重温了那个难忘的年代。同时，我的研究生导师、国医大师王琦先生也多次提示我，要认识到郭可明先生用白虎汤、清瘟败毒饮治疗乙脑所取得的成就，堪为温热病学派的一个流派。两位国医大师的鼓励和鞭策更使我感到责任重大，肩上担子很重。

在这些思想促使下，我决心将当年郭可明治疗乙脑的详实情况如实还原，并重新加以评注。同时，当年跟随先父整理的相关论文、文章也公之于众，让这份宝贵的中医财富得以原貌重现，告慰先人。

这本书虽然写的是中医临床之道，但我想说，从父亲身上我学习到的不仅仅是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更重要的是为医做人的道理，是医德应守的本分。现在我也带领着一批弟子，正在把中医学临床经验继续传承下去，把“不问贫富贵贱，一心赴救”的医德精神传承下去，让中医技术代代相传，薪火不熄。

郭纪生

2016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