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逗号

此刻，玛丽·乔普林就浮现在我眼前，她双膝分开，蹲在灌木丛里，棉布连衣裙铺展在大腿上。在最炎热的夏天（那年正是如此），玛丽会流鼻涕，她总是若有所思地用手背揉揉翘鼻子的鼻尖，然后细看手背上留下的那道亮闪闪的犹如蜗牛爬过的痕迹。我们蹲着，两个人都蹲着，深陷在齐耳高的、让人发痒的草丛里：随着仲夏渐逝，这些草从让人发痒发展成刺痒难熬，在我们裸露的腿上刻出白线，看起来就像一个原始部落搞的艺术。有时候我们会一道站起来，仿佛被看不见的线牵引。拨开一片片粗糙的杂草，我们向前，离那个我们知道正在去、也知道我们不该去的地方又靠近了一点。接着，仿佛接收到某个预先设定的信号，我们又突然蹲下来，这样一来，如果上帝正在俯视这片田野，就看不清我们了。

我们埋在草丛中说话：当时我八岁，寡言少语，满怀戒心，穿着黑白格子短裤——去年穿正好，可现在显得太短了；玛丽的胳膊骨瘦如柴，膝盖就像两只骨头做的茶托，腿上青一块紫一块，喜欢吃吃窃笑，说话喋喋不休，不时轻蔑地哼上两声。也不晓得是谁的手——没准是她自己的手，在她的鼠尾辫上绑一根扭绞过的白丝带；时至午后，丝带斜到一边，她的脑袋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胡乱捆扎的包裹。玛丽·乔普林向我发问：“你算有钱人吗？”

我吓了一跳。“我想我不是。我们得算中不溜儿。你算有钱人吗？”

她沉吟片刻。她朝我微笑，好像这么一来我们就成了一路人。“我们也得算中不溜儿。”

贫穷意味着仰视别人的蓝眼睛和一只行乞碗。一个等待别人施舍的孩子。你的衣服上会打满五颜六色的补丁。在童话绘本里，你会住在树林里，头顶上是滴水的山墙，屋顶用茅草堆成。你会有一只篮子，上面盖着一块镶拼织布，你得挎着这篮子冒着危险出门去看你的外婆。你的房子是用蛋糕做的。

我去看外婆时是空着手的，他们送我去只是为了陪陪她。我不知道这算是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会一直盯着墙看，直到她打发我回家。有时候她让我剥豌豆。有时候她叫我端着毛线让她缠。她会突然停下来，叫我注意不要让手腕垂下来。我说我烦了，她说我才不懂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她要让我看看什么叫烦，她说。她咕哝个不停：烦，我要让她看看什么叫烦，我要好好扇她一顿，扇到她烦为止。

我的手腕之所以垂下来，之所以会走神，是因为我想到了玛丽·乔普林。我知道不能提她的名字，而且因为不能提她，我倍受压力，以至于在我的想象中，她瘦小而扁平，弱不禁风，饿得不成样子，成了她自己的一道影子，以至于我再也拿不准，当我不在她身边时她是否还存在。然而，第二天，在早晨的第一道炫目的阳光下，我站在门口，总能看见玛丽斜靠着对面的房子，傻笑着，手伸到裙子下面挠痒，她还会冲着我吐舌头，直到露出舌根。

如果我妈往外面看一眼，她也会看见她的；也可能看不见。

那些午后的日子嘈杂喧闹，教人犯困，我们看似四处闲逛，其实有个隐蔽的目标，我们在一步步靠近哈瑟维家的宅子。我那时并没这么叫它，而且直到那年夏天我才知道它的存在；似乎这个地方是在我从童年步入少年的过程中渐渐真实起来的，与此同时，我们的边界逐渐向外扩张，我们从乡村的中心向边缘游荡。玛丽在我之前就发现了它。它兀自独立，没有别的房子与其毗邻，而且我们知道，毫无争议，这是有钱人的房子：用石头筑造，有座高高的圆塔，被花园簇拥着，花园外面有围墙，不过墙没有高到我们爬不上去的地步。我们轻轻地跳下来，落在围墙里面的灌木丛里。在那里，我们看见这座花园的花坛，玫瑰已经在枝头枯萎，变成一团团深棕色。草坪晒得焦黄。落地窗闪着光。在我们翻墙的那一侧，有一座游廊——也可能叫凉廊或者露台——环抱着这栋房子；我不知道该用什么词，问玛丽也没用。

刚才我们在田野上漫步时，她快活地说，“我爸说，你真是死笨死笨啊，玛丽，你知道不？他说，他们刚把你给造出来，亲爱的，就把那该死的模子毁掉了。他说，玛丽，你根本认不清黑白，分不出好歹。”

去哈瑟维家的第一天，我们整个身体都躲进灌木丛中，等着有钱人从那些亮闪闪的、也能当门用的落地窗里走出来；我们等着看他们会干什么。玛丽·乔普林对我轻声说，“你妈不会知道你在哪里。”

“呃，你妈也不知道。”

午后时光一点点过去，玛丽把自己那块地方弄得像一个洼地或者鸟窝。她舒舒服服地在一丛灌木底下安顿下来。“早知道这么无聊，”我说，“我就把我从图书馆借的书带过来啦。”

玛丽捻着草茎，有时候哼哼两句。“我爸说，小心点，玛丽，要不你就只能去感化院了。”

“那是什么？”

“在那里，他们每天都会揍你。”

“你干什么了？”

“没什么，他们反正要揍你。”

我耸耸肩。这事听起来可能性很大。“他们周末揍你吗？还是只在上学的时候揍你？”

我昏昏欲睡。我几乎懒得关心答案。“你排着队，”玛丽说，“轮到你的时候……”玛丽手里握着一根小棍子，她把棍子戳进泥地里，一圈一圈越钻越深。“轮到你的时候，吉蒂，他们有一根大棍子，把你打得屁滚尿流。把你脑袋砸开，脑浆喷出来。”

我们的对话继续不下去了：我这边对这话题没什么兴趣。恰巧我那两条一直盘在身下的腿开始发痛、抽筋。我烦躁地挪动位置，冲着那栋房子点点头。“我们得等多久？”

玛丽哼哼唧唧，用小棍子挖个不停。

“把你双腿并拢，玛丽，”我说。“这种坐相很粗野。”

“听着，”她说，“像你这样的小屁孩还睡在床上的时候我就来过这里啦。他们在那房子里有点什么玩意，我都见过。”

我一激灵。“他们有什么？”

“那种玩意你都不知道用什么词儿来形容，”玛丽·乔普林说。

“哪种玩意啊？”

“裹在一条毯子里。”

“是个动物吗？”

玛丽嘲笑我。“动物，她说是动物。什么动物会裹在毯子里？”

“你可以把一条狗裹进毯子里的。假如它看起来病怏怏的话。”

我觉得这话在理；我想争下去；我的脸在发热。“不是狗，不是，不是，不是。”玛丽拖着长音说，不肯把她的秘密告诉我。“因为有胳膊。”

“那就是人。”

“可那又不是人的形状。”

我绝望了。“那是什么形状？”

玛丽想了想。“一个逗号，”她慢吞吞地说，“一个逗号，就是你在书上看到的那种，你懂吗？”

她就此打住，不肯再细说了。“你只要等下去就行了，”她说，“如果你想看，如果你真想看，就等吧，如果你不是真的想看，那就走，那就看不到喽，我一个人看。”

过了一会儿，我说，“我不能整晚上守在这里等一个逗号。我已经错过茶点啦。”

“他们才不会在乎这个呢，”玛丽说。

她说得对。那天我慢吞吞地回到家，没人数落我。那样一个夏天，捱到七月末时已经把大人们的意志全给耗尽了。我妈看到我，眼神呆滞，就好像只要我一出现，就意味着她得付出额外的力气。你身上溅到黑醋栗汁，你身上黏糊糊的东一块西一块。你的脚很脏，窝在灌木丛和高高的草丛里时还把脸弄得污迹斑斑。每天的太阳都跟小孩子画的太阳一模一样，挂在被热气漂白的天空中，熊熊燃烧。洗完的衣服挂在晾衣绳上，就像是打着旗子投降。日光徘徊不去，潜入傍晚，直到露水伴着空洞的黄昏降临才离开。末了，你给人唤回家，坐在电灯底下，把晒焦的皮搓成一卷卷、一条条蜕下来。在你四肢的骨肉深处，有一种麻木而炙热的感觉，但当你像剥一种蔬菜那样给自己剥皮的时候，倒没什么感觉。你开始犯困，给人送上床，可是热烘烘的床单惹恼了你的皮肤，于是你又醒过来。你醒着，躺着，指甲在被虫咬过的肿块上来回滚。当你蹲在高高的草丛里，瞅准时机准备翻墙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咬过你；叮你咬你的还有别的，没准就是你在灌木丛里等待、窥测的时候。在那个短短的夜晚，你的心一直在兴奋地跳。直到第一道曙光亮起，才有了一丝凉意，空气清澈如水。

在如此清澈的曙光中，你逛进厨房，开口说话，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你们知道有栋房子的吧，比公墓更远点，有钱人住的？那里还有温室呢。”

当时碰巧我阿姨在厨房里。她正在往一只碟子上倒玉米片，一抬头，玉米片就溢了出来。她朝我妈瞥了一眼，只消眼皮一眨、嘴角一咧，就有什么秘密在她们之间传了一个来回。“她是说哈瑟维家，”我妈说。“这事就别跟人提啦，”她的声调近乎哄骗。“本来已经够糟糕了，何况小姑娘再来嚼舌头呢。”

“到底什么糟糕……”我刚问了个开头，我妈就像煤气喷嘴那样突然冒出火焰来：“你去的就是那里吗？但愿你不是跟玛丽·乔普林一块去的。因为只要让我看到你跟玛丽·乔普林玩儿，我就活剥了你的皮。你给我听清楚，我说到做到。”

“我没跟玛丽一起玩，”我飞快而流利地撒了个谎。“玛丽病了。”

“什么病？”

我一把抓住浮现在脑海里的第一个词。“皮癣。”

阿姨笑着在鼻子里哼了一声。

“疥疮。虱卵。虱子。跳蚤。”如同编织一幅美妙的刺绣，她乐在其中。

“这些玩意一点儿都不会让我吃惊，”阿姨说。“希拉·乔普林这辈子但凡能有一天把这小荡妇留在家里，我才会吃惊。我跟你说，他们活得就跟动物似的。他们连床铺都没有，你知道吗？”

“至少动物还会离开家到别处去，”我妈说。“乔普林家从来不走。他们就是越生越多，挤做一堆，像猪一样打来打去。”

“猪会打架吗？”我说。可她们没理我。她们在反复絮叨一件很有名的事，那时候我还没出生。有个女人出于同情给乔普林太太拿来一锅炖菜，乔普林太太并没有照着俗礼来一句“不啦谢谢”，而是往锅里啐了一口唾沫。

回味着那位送炖菜的女人该有多么痛苦，阿姨不由得涨红了脸；这故事常讲常新，她就像从来没有说过似的。我妈插进来，应和着，吟唱着，调子渐渐下沉，她用一句话替这个故事结尾：“于是，她把什么都毁了，既毁了那个做菜的可怜人，也毁了那些本来可能想跟在后面吃上几口的可怜人。”

阿门。一曲告终，我立马开溜。仿佛有人按动了开关，玛丽就站在人行道上，扫视天空，等着我。

“你吃过早饭吗？”她问我。

“没。”

没有必要追问玛丽有没有吃过。“我带了钱，可以买太妃糖。”我说。

如果不是这个关于希拉·乔普林和炖菜的故事经久不衰，后来回想起来，我会觉得自己曾经梦到过玛丽。可是他们至今都在村子里讲这个故事，边说边笑；口气倒是松动了一些，不像原先那么满怀憎厌。时间能对我们起到这样的作用，真是一件好事。如同满怀悲悯地洒下缕缕仙尘。

那天早上溜出家门前，我站在厨房的门框里，转过身，“玛丽生了蝇蛆病，”我说，“她身上有蛆虫。”

阿姨放声大笑。

八月来了，我记得壁炉空空如也，柏油在路上沸腾，灭蝇条——上了釉一般的黄色，粘满猎物——有气无力地挂在街角商店的橱窗里。每天下午都有雷声从远方传来，我妈就会说，“明儿天就要漏了，”就好像夏天是一只裂开的碗，我们就给罩在碗下面。可天就是不漏。被热浪打蔫的鸽子一步一拖地走过大街。我妈和阿姨都说“喝茶自然凉”，这话显然不对，但她们抱着无可救药的信仰，愣是一加仑一加仑地灌。“这是我惟一的乐趣了，”我妈说。她们摊手摊脚地躺在折叠椅上，伸出白花花的腿。她们手里都有烟，像男人那样把烟捏在拳头里，烟雾从指缝间飘出来。人们不会注意你几时进来几时出去。你没胃口吃东西；你从店里买根冰棍：冰箱的马达在嘎嘎作响。

我记不清我和玛丽·乔普林如何辛苦跋涉，不过，不管我们在哈瑟维家的宅子附近走怎样的路线，每次铁定在五点前结束。在翻墙之前，我把额头抵在凉丝丝的石墙上，那感觉我记得。我记得凉鞋里的细沙砾，记得我怎么把鞋子倒空，可是很快就又装满，砂砾嵌进脚掌里。我记得，当我们把灌木林当成掩体躲进去，那些叶子的质地就像皮革，我记得它们犹如戴着长手套的手指，怎样轻柔地在我脸上探索。玛丽的话在我耳边嗡嗡响：我爸怎么说，我妈怎么说……总是在黄昏，她发誓，或者在黎明，那个逗号——她发誓说那是人——才会现身。那年夏天，无论何时，只要我试着读一本书，那些印刷字体就会一团模糊。我的思绪飞越田野，我的思绪抚摸着玛丽的身形，她咧开微笑的嘴，她脏兮兮的脸，还有她那件在胸口上扬起的衬衫——露出斑斑驳驳的肋骨。她似乎浑身布满阴影，在不该暴露的地方暴露，但是如果你碰碰她，她会突然拽下袖子，躲开你，如果你用手肘轻轻摇她，她会绷起脸，一副畏畏缩缩的样子。她说来说去都是那个无聊的话题，挨个数哪些厄运会落到你头上：挨揍，挨掐，挨批。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打算带我看的东西。我事先也有防备，怕万一有人看见我在田野里窜来窜去。我出门打标点呢，我会说。我出门打标点，找一个逗号。就我一个人，跟玛丽·乔普林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那天我躲在灌木丛里肯定是待到很晚，因为当时我昏昏欲睡，一个劲打盹。玛丽用手肘撞我；我给猛地惊醒，只觉得口干舌燥，要不是她的手一把捂住我的嘴，我肯定喊出了声。“看哪。”太阳落下去了一点，空气不冷不热。那栋房子里，比几扇落地窗更远的地方有一盏灯亮了。一扇窗打开，我们看着，先是开半扇，停一会，再开另半扇。有什么东西在动，浮现在我们的视野里：那是一把带轮子的长椅，有位太太在推。轮子在石板上行动自如，很轻巧，吸引我注意的是那位太太；椅子上躺着的似乎只是一团漆黑，裹着布，吸引我目光的是夫人身上穿的那件线条挺括的印花连衣裙，还有她那烫着优雅发型的脑袋；我们靠得不够近，闻不到她身上的气味，可我能想象她应该喷着香水，古龙水。屋里的灯光似乎在跟她一起舞蹈，那么轻松愉悦，一直照到露台上。她的嘴在动；她在对着她正在推的那一捆毫无生气的东西说话、微笑。她放下椅子，小心调整位置，好像是按着哪个她熟知的记号。她扫视四周，让脸颊正好迎着那柔和甜美、渐渐减弱的灯光，然后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在那“一捆”的脑袋上又盖上一层，不是被单就是围巾——在这样的天气？

“瞧她是怎么裹住它的，”玛丽冲着我做口形。

我看见了；也看见了玛丽脸上的表情，既渴望又迷惘，两者交织在一起。末了，那位太太拍拍那些毯子，然后转过身，我们听着她的高跟鞋在石板路上咔哒咔哒响，看着她穿过法式落地窗，融入灯光中。

“想办法往里面看吧。往上跳一跳，”我怂恿玛丽。她个子比我高。她跳起来，一次，两次，三次，每回都嘴里咕哝着重重地落下来；我们想知道这房子里有什么。玛丽晃着晃着停下来；她又回到双膝跪下的姿势；我们将就着能看多少是多少吧；我们细细打量那“一捆”，它就摆在我们面前。它覆盖在毯子底下的形状似乎在波动；它那被围巾包裹的头颅很大，耷拉着。像逗号，她说得对：它的身躯像波浪一样蠕动，它的脑袋懒懒地倚靠在身体上。

“发点声音出来，玛丽，”我说。

“我不敢，”她说。

因此，从灌木丛的安全地带里站起来学狗叫的那个人是我。我看见耷拉的脑袋转过来，可我看不见脸；接着，露台上人影摇曳，从两个种着蕨类植物的瓷罐之间，那位穿着印花裙的太太走出来，手搭凉棚，朝我们的方向直视，但没看见我们。她冲着那一捆——那个长长的蚕茧——弯下腰说话；她抬头瞥一眼，好像在估算落日的角度；她后退一步，把手搁在轮椅扶手上；她轻轻一摇，轮椅就动起来，往后一拉，调整好角度再停下来，让那逗号的脸正好能被最后一抹夕照温暖；同时，她又弯下腰轻声慢语，把围巾往下拉了拉。

于是我们看见——什么也没有；我们看见的是某种尚未完成的东西；我们看见的，不是一张脸，而是——后来回想起来，我觉得那也许是一个准备塑造脸的位置，还在谋划中，也许是一个粗略想象的脸部轮廓，就好像是上帝在尝试创造我们的时候想到的那样；我们看见一片空白，我们看见一个球面，没有容貌，没有意义，似乎所有的肉都脱离骨架溜走了。我举起一只手捂住嘴，畏畏缩缩，腿一软就跪了下来。“安静点，你。”玛丽冲着我挥起了拳头。她打得我好痛。一拳头下来，不由自主地，眼泪猛地冲上来，涌到我的眼眶。

可是，我把眼泪一擦掉就赶忙站起身——因为好奇心就像一枚鱼钩，直穿过我的肠子——看见逗号一个人待在露台上。那位太太又回到屋子里。我轻声问玛丽，“这玩意能说话吗？”我懂了，现在完全懂了，我妈说这家有钱人“本来已经够糟糕了”是什么意思。他们得照看这样的可怜虫！得善待这个逗号，得把它用毯子裹起来……玛丽说，“我得朝它扔块石头，这样我们就可以看看它能不能说话了。”

她一只手滑进口袋，再伸出来时捏着一块硕大而光滑的鹅卵石，就好像是刚刚从海滩上、从河岸上捡来似的。她不是在这里现找的，所以一定是来的时候就做好了准备。我乐意这么想：我当时伸出手拽住她的手腕，还说，“玛丽……”然而，也许当时并非如此。她从躲藏的地方站起来，喊了一嗓子，同时扔出鹅卵石。她瞄得挺准，几乎精准。我们听到石头砰的一声从轮椅边上掉下来，同时响起一声低低的叫喊，不像人类的嗓音，像别的什么东西。

“我他妈的打中了，”玛丽说。一时间，她站起来的身影显得那么高，那么闪闪发亮。接着，她一猫腰，猛然蹲下，在我旁边窸窣作响。向晚时分，露台上的剪影原本宁静安详，突然被搅乱，四分五裂。那位太太快步过来，从房子背后的花园在露台上投下的高大的拱形阴影中飞奔出来，身后是那些门和格栅的阴影，还有那满是枯玫瑰的玫瑰亭。此刻，她印在裙子上的深色花朵仿佛被风吹落了花瓣，如鲜血般溅入夜色里。她朝着轮椅小跑两步，僵了一秒钟，手慌乱地抚摸着逗号的脑袋；接着，她飞快地把头转回去，冲着屋里大喊，她的嗓音异常尖利，“去拿个手电筒来！”这份尖利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本来以为，这样的嗓子只会轻柔低语，像鸽子那样咕咕叫；然后，她又转过来，在我们逃走之前，我看到的最后一幕是她弯下腰看着逗号，把围巾裹在那悲伤的头颅四周，动作如此温柔。

九月，玛丽没来上学。我本来以为能跟她同班，因为我升级了，尽管玛丽已经十岁，但大家都知道她从来不会升级，一直陷在原地。我没跟家里人打听她，一来是阳光渐弱、初冬将至，如今我的皮肤把我包裹得严严实实，我知道此时要是给“活剥了皮”，那会痛得不行；二来，我妈——如她所言——确实是个“说到做到”的女人。如果你的皮给剥掉了，我想，至少他们会照看你。他们会把你裹在毯子里，放在露台上哄你，会轻声跟你说话，把你侧转过来对着阳光。我记得玛丽脸上闪现的渴望，我多少能理解一点，但也只是一点而已。那年你八岁，玛丽·乔普林十岁，如果那会儿你花上大把时间，只为了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就等于把你的大好年华浪费在编织那种带刺的铁丝网上。

那个秋天，有个比我大的女孩告诉我，“她去了另一所学校。”

“去感化？”

“什么？”

“去的是感化院吗？”

“不是，她去的是弱智学校。”女孩流着口水伸出舌头，慢吞吞地从这边舔到那边。“你知道吗？”

“他们天天挨揍吗？”

那大女孩咧开嘴笑了。“如果他们犯得着打人的话。我估计他们会把她的头剃光。她的头皮会发麻。”

我伸出一只手碰碰自己的头发，想象如果头发没了会是什么感觉，想象那份刺骨的寒意，我的耳边嗤嗤轻响，如同羊毛摩擦的低语；一条围巾裹在我脑袋周围，一种宛若羔毛般柔软的质地：一件被遗忘的事情。

* * *

事情想必已经过去二十五年了。也可能是三十年。我不常回首往事：难道你会？我在街上看见她，她正在推一辆童车，里面没有婴儿，而是搁了一个大袋子，袋子里塞满脏衣服，多得露出来：一件沾上了一点吐渍的婴儿T恤衫，类似于运动装袖口的东西仿佛在缓缓蠕动，还有脏床单的一角。我顿时想到，好吧，这一幕倒是颇为悦目呢，她成了那类常常跑自助洗衣店的人！我一定要告诉我妈，我想。她会说，奇迹从来不会停止发生。

可我到底忍不住。我紧紧跟上她，然后说，“是玛丽·乔普林？”

她拽了一下童车，靠近自己，像要保护它似的，然后才转过来：只是把头转过来，视线越过肩膀，缓缓移动，小心翼翼。她的脸，三十出头的样子，却已经开始变得模模糊糊，像蜡做的：仿佛在等着有人捏一记、拧一下，才能成型。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若想在此刻一眼就认得出她，你以前必须跟她混得很熟才行，你得跟她一连待过好几个钟头，从侧面观察过她。玛丽的皮肤似乎松弛下垂，眼神里看不出多少内容。也许，我在期待一个停顿，一个连字符，一个空格，这样也许就能引出一个问题……是你吗，吉蒂？她对着童车俯下身，拍拍那堆脏衣服，好像在安慰它。然后她又朝我转回来，给我一个空洞的默认：只点了一下头，一个句号。

（2010年首发于《卫报》，入选Salt Publishing的《2011年度英国最佳短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