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评贺蒙·欧尔德编撰的《言论自由》[170]

我从未亲眼见过一只北极熊戴着拳击手套试图捡起一个水银珠子，但我想象那一幕情景一定和一场所谓的“座谈会”很相似。“座谈会”（它的字面意义是酒宴，但这个词义在很久以前就不再使用了）是一个观点各异的小圈子进行研讨会，或就同一个主题发表一系列的谈话。大体上说，在电台上进行的座谈会内容最为含糊缥缈，但是，一年前在由笔会俱乐部[171]主办的座谈会上发表的谈话现在以《言论自由》一书集结出版，其特别之处就在于它们根本没有对所谓的主题进行探讨。事实上，关于笔会座谈会的主题似乎至少有两派不同的理念。

书封告诉我们，座谈会的主题是纪念米尔顿的《论出版自由》[172]出版三百周年。我们都记得《论出版自由》是一本写于1644年的捍卫出版自由的小册子，而这本谈话集起名为《言论自由》，因此，如果你以为谈话集的主题就是言论自由，这是情有可原的。但根本不是这样！贺蒙·欧尔德先生在序言中写道，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提供一个平台，对当前最重要的问题——人类的未来中精神与经济价值的地位——进行思考并不受限制地发表观点和看法”。很难理解这和《论出版自由》有什么相干——事实上，那三四十个演讲者中有一半根本没有提到米尔顿。

剩下的人中，有十几个人提到了自由的问题，而有几个人隐晦地提到了这一点。关于这个国家当前出版情况的阐述如此之少，可以用区区几行字进行总结。爱德华·摩根·福斯特先生在他的开场白中对新闻部和文化委员会进行了非常温和的批评。艾弗·伊文斯[173]先生指出，赋予媒体真正的自由会招致极大的危险。约翰·博尔顿·桑德森·霍尔丹教授探讨了内容审查制度对广播和电影的影响，并提到了对《工人日报》的镇压。约翰·兰德尔·贝克先生表示英国的媒体受到内容审查，得益的是俄国的政治宣传，像“公民自由权利全国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已经被倾向于极权主义的人从内部占领了。赫伯特·里德先生认为米尔顿要求出版不受审查限制的呼声仍然有其意义。穆尔克·拉杰·安南德先生对印度的出版审查制度大加谴责。哈罗德·拉斯基先生承认在战争期间英国媒体享有比意料之中更大的自由。金斯利·马丁[174]先生指出为了捍卫自由，你必须剥夺那些一有机会就会摧毁自由的人的自由。埃里克·克雷格[175]先生对涉及到淫秽文学的法律进行了批判。在将近两百页印得密密麻麻的谈话集里，这些就是与米尔顿所提出的问题有关的内容了。

此次座谈会几乎所有的发言人以及听众中相当大一部分人都在直接从事写作。考虑到我们所生活的年代和过去十五年来发生在作家和记者身上的那些事情，难道你不期盼与会之人的指控能更激烈一些，更清晰一些吗？有几个话题没有被提及，或几乎未被提及——英国媒体的高度集中所有权，以及它由此而拥有的对任何新闻报道进行肆意压制的权力；谁是英国广播公司的真正的控制者；电影公司和新闻部等部门如何收买年轻作家；英国驻外国的通讯记者如何被逼撒谎或隐瞒真相；出版业的文学评论的腐败问题；不受欢迎的主题遭受半官方的压力而无法出版；极权主义思想在英国知识分子中的传播。你可以将这一清单继续延长下去，但它的影响现在威胁到了我们所理解的思想自由。除了约翰·贝克先生、艾弗·伊文斯先生和霍尔丹教授的演讲之外，几乎没有一个问题被明确地提起。

谁会想到，一个有三十多位文学界人士参加的聚会，居然没有一个人能明确地说出版的自由意味着批评和反对的自由，因此，在苏联没有文学的自由，除非你赋予这个名词完全不同于弥尔顿以及从他的时代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意义。如果在苏联有出版的自由，那么这里就没有自由；因此，一切关于“捍卫我们艰辛得来的自由”的言论都毫无意义，难道这不是明摆着的事情吗？然而，几乎没有一个演讲者能指出这一点，也没有一个演讲者能朝比弗布鲁克或罗瑟米尔早就该被踹的屁股踹上一脚。

这个座谈会要放在四十年前举行或许会很热烈，如果放在某本不出名的期刊上，由那些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进行讨论的话，或许也会很热烈，但它被两个截然不同但互相制约的影响扼杀了。其中一个影响是迈向中央集权的、反民主的计划体制的大体趋势，在这个体制里，作家或记者将成为不起眼的小官僚。另一个影响是极权主义宣传的压力。有多少靠写作为生的人能承担得起得罪新闻部、英国广播公司、文化委员会、出版业巨头、电影公司老板、大出版公司和各大报纸编辑的代价？但是，如果你要为出版的自由发言，你就只能得罪这些人。多少人拥有——在1944年的夏末拥有——对苏俄进行批评的勇气？因此，为了纪念米尔顿捍卫自由的伟大篇章，你有了这本语焉不详、装模作样的书，在里面，应该得到捍卫的自由没有得到明确的定义——事实上，你甚至不知道它在谈论什么主题。大体上说，这是一本让人觉得很消沉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