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论二 中华文化的再生与全球化

一

八十年前，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曾经以最激烈的态度批评过中国文化，像“把线装书丢到茅坑里”“最好不要读中国书”“废除汉字”一类的言论随处可见。即使在二十多年前，也还有人批评中国社会是“超稳定结构”，数千年不变，并认为这种“大陆型”文化无法与丰富多变的“海洋型”文化相比。

这一类型的对中国文化的批评，其实都来源于同一种疑惑，即：中国为什么不能像西方文化那样，发展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为什么不能发展出西方的科学与民主、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后，一百年间，中国无法抵挡任何外国的入侵，甚至连跟中国同时“西化”的“小日本”都可以打败中国。就国内而言，自太平天国运动开始，动乱从来就没有中断过。甚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一切，使得中国人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怀疑自己的文化大有问题。

然而，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国的崛起全世界瞩目，可以预期，21世纪即将成为中国人的世纪。这一切变化实在太过惊人，恐怕连中国人自己都有点半信半疑。

现在已可以确信，不论这种奇迹是如何发生的，中国从豆剖瓜分、混沌无序的危机中浴火重生、再度崛起，是毫无可疑的。在惊魂甫定、欣喜之情油然而生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自己文化坚韧的再生能力感到十分惊讶，现在也许已到了对中国文化重新评价、重新“翻案”的时候了。

二

其实，很早以前，中外历史学家就已发现，中国文化自形成以后，延续了数千年之久，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例子。中国文化的再生能力早经历史证明过，现在只不过再一次证明而已。

但是，正如前一节所说，一百年来“西方中心观”的历史研究却一再地漠视中国文化这一特性。这一类的学者一向热衷于找出中国的病根，但事实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历史的复杂性并未有所理解。法国著名汉学家谢和耐说得好：

一直到中世纪研究发展起来之前，我们的中世纪始终被认定是一个愚昧和停滞不前的时代，而史学家们的著作却揭示了一种丰富的和复杂的发展，赋予了似乎是死亡的东西一种生命、色彩和运动。中国的历史就如同我们那未经探讨过的中世纪一样，被反复指责为停滞不前、周期性循环先前的状态、相同社会结构和相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持久性，这都是对于一种仍不为人所熟悉的历史价值的判断。毫无疑问，自本世纪初以来，在中国、日本和西方国家为中国历史所写的大量著作都使我们的知识获得了巨大发展。但尚谈不上如同人们可以对西方历史所作的那样深入探讨非常细微末节的问题，人们远未达到足以使人想到把中国社会的发展与欧洲的发展相比较的那种研究分析水平。

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色在于，她的强大、广博的吸纳能力。她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不断地往四方发展，吸纳了许许多多的民族，融汇成统一中有多元因素的文化体系。对外而言，通过“丝绸之路”，她也从不间断地吸纳“西方”（伊朗、印度、阿拉伯、罗马等）的各种事物，以增广自己文化的内涵。

从东汉末年到唐代，中国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学习是最突出的例子。中国人花了几百年的时间把佛教经典几乎都译成了汉文，为此，还有不少人跋涉几千里到印度取经。宋朝以后整个佛教文化已和原有的中国文化融为一体，中国文化的体质有些改变了，但仍然还是中国文化。

从佛教的例子可以看到，中国吸纳不同文化的过程是极缓慢的，跟日本短时间内几乎全盘照搬（唐代学中国、近代学西洋都是）截然相反。因为缓慢，就有如老牛反刍，最后全消化在原有的体质中。从基本体质的外表看，她似乎没有大改变，然而“新血”确实已经输进来了。因此，我们不能说，这种文化是“停滞”的。一种文化“停滞”了五千年而没有僵硬死去，这实在很奇怪，只能说她从未“停滞”过。

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日本帝国才瓦解不久，这两件构成鲜明对比的事件引发一些日本学者的反思。他们认为，中国现代化的过程比日本艰难得多、痛苦得多，但也许中国人走的是正确的道路，而日本快速的、全面的学习可能有问题。他们比较福泽谕吉和鲁迅的思想，发现鲁迅的看法更深刻、更有道理，并称赞鲁迅才是“落后”的亚洲真正具有独立性的思想家。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中国独特的吸纳外来文化的方式，也可以说明，她的文化的绵延性为什么那么强大。

中国开始被迫向西方学习，到现在也不过一百六十多年。如果从晚明开始接触西方近代事物算起，就有四百年以上的时间。即使在战乱频仍的民国时期，中国也已翻译了不少西方书籍。新中国曾经花了大力气翻译许多西方经典，“文革”中断十年以后，翻译数量在最近二十年中有了惊人的增长。中国的翻译家到现在还受到尊敬，有不少知识分子以翻译作为一生的志业。这些都证明，中国吸收西方文化的态度是极认真的。

但正如魏晋南北朝隋唐的学习佛教不是全盘“印度化”，近一百六十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也不会是照着西方的路子走，这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道路。中国的历史够悠久，中国的人口也够多，这些都可以保证，中国现代化成功以后，不会是西方国家的翻版。全球化理论认为，资本主义体系将会把整个地球变得一模一样，我想，这种理论很难在中国得到证明。

三

中国的经济目前已在全球体系中占了举足轻重的位置，以致有一种讲法，认为中国已成为，或者即将成为“世界的工厂”。假如一直沿着现代化的道路往前发展，再过半个世纪，中国的生产力也许可以超过美国，这是很多人已经预期过的事。不管怎么说，中国已经或即将对全球化产生重要影响，这大概是没有人可以否认的。那么，在这个时候，中国文化会在全球化中扮演什么角色呢？

中国崛起对全球化的影响，可以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层面加以考虑。西方文化基本上是一种海洋文化，也就是说，它们的经济形态是一种以海上交通为主轴的商业文明。古代的希腊、罗马，是以地中海为通道的商业文明，近代的西班牙、荷兰、英国、美国则是以大西洋、太平洋为通道的商业文明。

商业文明的本质有点类似于海盗，我们从早期英国的殖民集团就是海盗集团与英国政府的综合体，即不难窥知一二。因此，西洋的海洋帝国是以掠夺作为商业助力手段的。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为了打破与中国贸易不平衡的状态（英国进口中国丝与茶，而中国却可以不买英国商品），把鸦片输入到中国市场，并且在中国政府禁烟时，悍然发动战争。当英国议会在争辩是否应该发动这一场战争时，自由党的领袖格兰斯顿说：

他（中国政府）警告你们放弃走私贸易，你自己不愿停止，他们便有权把你们从他们的海岸驱逐，因为你固执地坚持这种不道德的残暴的贸易……在我看来，正义在他们（中国人）那边，这些异教徒、半开化的蛮族人，都站在正义的一边，而我们，开明而有教养的基督徒，却在追求与正义和宗教背道而驰的目标……这场战争从根本上就是非正义的，这场处心积虑的战争将让这个国家蒙上永久的耻辱，这种耻辱是我不知道，也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我们的国旗成了海盗的旗帜，她所保护的是可耻的鸦片贸易。

在还有道德感的英国政治领袖的眼中，发动这一场战争无异于海盗行为，但是，大部分的英国议员还是把商业利益放在第一位，投了赞成票。为了强权与利益，正义可以放置一边，我们只要观察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发展，就可以理解这种批评不是无的放矢。

我们以此角度重读近代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不论英、法、德、美，每一个国家都曾以武力占领过别人的领土，然后再在武力的保护下掠夺当地的资源，并把当地当作产品的倾销地。把自己的经济发展建立在强占与掠夺之上，西方人竟还可以夸夸其谈西方的自由与人权而不脸红，实在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奇。此无他，从海盗行为出发的商业贸易本来就是以“强权”作为最后的标准的。西方文化从希腊时代就是如此，因此西方人竟“习而不察”，完全没有想到，他们的“文明”是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血腥屠杀与剥削之上的（近来美国所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更赤裸裸地表现了西方文明的海盗本质，在此就不加赘述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成功以后，学习的就是这一种海盗式的资本主义。日本号称要争取“生存空间”，于是为了强占朝鲜而发动甲午战争，为了强占东北而发动“九一八事变”，为了强占整个中国而发动“卢沟桥事变”，为了夺取太平洋和东南亚而偷袭珍珠港。很多日本人至今还不承认他们这种行为是“侵略”，因为他们只不过“效法”英、法、德、美等国而已。英、美可以做，为什么他们做不得？先这样做的英、美骂日本“侵略”，无异于先做强盗的责骂后做强盗的，日本怎么会服气？这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的本质—谁先抢谁赢。

相对于效法西方的日本而言，我们再来看中国人的想法。中国近代革命的先驱孙中山，还在中国革命前途渺茫的时候，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

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济弱扶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

这段话，我高中时代读过，当时觉得，孙中山真是会“吹牛”，中国的前途还不知道在哪里，就讲这些捕风捉影的话。但在日本战败、日本帝国崩溃后，竹内好曾就这段话发表如下的感想：

我在战后重读《三民主义》时，被以前忽略了的这一节打动了。中国作为半殖民地国家（孙文认为中国成了多数国家的殖民地，其地位在殖民地之下，故自称次殖民地），在国际政治中，长期没有得到独立国家的待遇，但自己所把握的理想却是这样的高远。这不是真正的独立国家的标志又是什么呢？

相对于日本明治维新还在进行、还未成功的时候，日本的维新志士早就在为了所谓的日本的生存空间而思考“北进”还是“南进”，孙中山的思想确乎是“戛戛乎其难哉”，充分显示了中国文化所孕育出来的胸襟。

从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所展现的特质来看，孙中山的思想并不是空穴来风的纯个人幻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体现。因为，相对于西方向外扩张的海洋商业文明而言，掠夺不是她的本质，自我保护才是她的文化发展的根本重点。

自秦始皇建立了大一统的集权帝国以后，中国社会的集体任务是在北方的长城线保持守势国防，以防备北方、西北方、东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掠夺。反过来说，她的主要任务是在保护长城南面中国中心地区的农业文明。当然，有时候她也出征“塞外”，但这种攻势基本上也是“以攻代守”，她很少想要据有塞外的土地。凡是攻势超过自保的需要，而具有帝王个人张扬自己威风的成分，在正统历史上即会承受“穷兵黩武”的罪名。因此，不但秦始皇、汉武帝的过度用兵受到批评，连号称一代圣君的唐太宗对于高丽的进攻，在当时就被许多辅政大臣所反对，认为此举毫无必要。也就是说，中国正统士大夫一向认为，盲目扩张土地一方面劳民伤财，一方面也对中国经济无所帮助（清朝中叶决策者就是基于同一逻辑，拒绝跟西方诸国来往）。

中国现代化的成功，中国经济的崛起，在近、现代世界史上树立了一个特例，至今还很少有人提及。此前先进的资本主义大国，不论是英、法、德，还是美、日，谁不曾进行过强占与掠夺，谁不曾让他国沦为殖民地，谁不曾从中得到大量利益（包括中国所支付的巨额战争赔偿），以助益国内的经济发展？而中国，却是在长期被侵略、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完全自力更生，从而达到现代化的地步的。中国的崛起是完完全全的“自力”崛起，完全不同于以往的“自力”加“武力侵略”，这就证明，中国人走的是一条现代世界史上仅有的道路。

但是，当中国以其独特的方式崛起的时候，在西方及日本却不断地出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其意以为，中国成为经济强国以后，就会重走他们以前走过的道路，通过军事或非军事的手段侵略他人、剥削他人。用一句中国古话来说，这就是“以己之心，度他人之腹”，以为他们这样做，中国也一定这样做。如果这样，中国的崛起，不过在现存的经济强国之中增加一个竞争者而已。这样，对全球经济体系不但没有任何好处，反而会因增加了一个竞争者而产生更加不稳定的因素。

就中国过去的历史发展，就中国人的文化心态而言，我以为，中国不会走上这样的道路。

首先，中国现代的经济发展集中于沿海地区，面积更广大的西北、西南地区，由于高山多，降雨量少，又有不少沙漠，实际上距离现代化还很遥远。以中国过去历史上的“先内再外”的思考模式来说，与其说中国人急着向外扩张，不如说中国人更急于解决沿海跟内陆的平衡发展，就像以前中国人必须在长城线以内来巩固自己，才有能力防备游牧民族一样。这一向是中国人的思考逻辑。

其次，对外而言，中国人的自保政策也跟西方文化的向外（甚至向遥远的海外）扩张不一样。在开发内陆的同时，中国同时也要“睦邻”，也就是把太平洋地区的小国视为自己的同盟国，这样才能对抗美、日在太平洋的联盟封锁。而这样的“睦邻”当然不是赚东南亚各国的钱，而是帮助他们发展，让他们觉得中国是个朋友而不是敌人。中国人当然再不会“自大”到视自己为“天朝”，但传统的“以己利人”的思考模式还是存在的，这样做并不纯是“利他”，也是“利己”，因为当东南亚成为自己的盟国时，中国的“自保”就会有进一步的保障。对于较远的非洲、阿拉伯国家与中、南美洲，中国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中国在外交上，一向与弱势国站在一起，在联合国中有较高的威望，就是来自于这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外交政策。

针对中国威胁论，中国人回答说，中国文化强调“和”的精神。“和”者，“和为贵”，只有彼此互利才可能达到“和”的境界。归根到底，这还是以“自保”为出发点所发展出来的国际观。如果处处占人便宜，就会到处树敌，就谈不到“和”，当然也不可能自保了。

资本主义的大量生产在西方的发展导致了极端型的向外扩张。中国现代化以后，大量生产的规模可能远甚于西方。如果这种大量生产能够达到与世界各国互利互存的境界，那就会改变近代世界史所走的道路，从而改变全球化的本质。这是中国文化对全球化所能提供的最大的贡献，也就是孙中山理想的现代实践方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当然希望中国能够沿着这一条路走下去。

2005年初稿 2006年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