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长期以来，北朝文学没有到得研究者的重视。我们所熟悉的各种文学史基本上没有将其列为专题，北朝文学研究的得以开展，归功于先师曹道衡先生。据曹先生说，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学者访问日本，日本学者向他问起北朝文学的研究情况，他虽略作回答，但开始意识到这是一必须要开展研究的领域，必须通过研究回答北朝文学的特质、成绩和造成独有现象的深层原因诸问题。从日本回来以后，道衡师开始展开对北朝文学的研究，在其后二十余年间，他对北朝文学的分期、性质、特征、代表作家作品、成就与局限，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间的关系等最基本的问题都作了荜路蓝缕的开辟工作。自此以后，北朝文学史才开始正式进入研究者视野。比如曹先生弟子吴先宁博士论文，以《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为题，对北朝文学具有的文化特质作了深入研究，其思路和研究方法即是沿着道衡师研究的方向拓展，其著作是继道衡师之后的北朝文学研究重要成果。
北朝文学研究为什么长期没有得到重视并深入开展呢？这与中国学者惯常以文学成就史作为文学史研究的视点有关。北朝文学与南朝文学相比，其文学成就一直被认为仅有北朝乐府可以略为重视以外，其余的便是庾信、王褒等由南入北的作家了。事实上，北朝文学从北魏以后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特质，这也就是《隋书·文学传序》所说的“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曹道衡先生通过研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在南北朝后期，北朝文学是处于上升阶段而南朝文学则多少处于下降阶段。这个观点第一次对北朝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作了科学的判定，是对既往南北朝文学研究结论的拨乱反正。北朝文学后期成就取得的原因，并不是仅向南朝文学学习的结果，而是北朝独特的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所形成的，也就是说北朝在与南朝对峙的过程中，北人的生活场景、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形式养成了他们独特的气质，这些气质逐渐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表现并最终形成鲜明的文艺特征。因此，要研究北朝文学的发展，势必要研究北朝文学赖以发生的土壤——北朝社会，要从北人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形式中探究文学的发生、发展。对此，曹道衡先生开展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探讨，他特别注意到动乱中的北朝人生活方式——坞壁对北人在文化教育中所起的作用和所造成的影响。尽管曹先生说这个方法受到陈寅恪和唐长孺历史研究的启发，但如何运用于文学史研究上，则是曹道衡先生的发明。他的这种研究突破了以往以文学成就高下作为文学史研究者关注对象的局限，而是将文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它的发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着眼点在这个现象产生的外部和内在的诸多历史条件。这个研究需要更多的历史学的观察，北朝文学从十六国开始，发展至北齐、北周以后文学才出现比较成熟的写作，但这种发展的过程是如何开始的？文学在怎样的环境中存在和发展？这些问题依靠以往的研究经验，即以作品分析展开研究的模式显然是无法进行的。因为十六国时期没有出现有成就的作家，当然也没有成熟的文学作品，显然无法开展深入的文学史讨论。但是若从历史现象考察，却能发现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比如在十六国之前的汉魏时期，文学，尤其是诗歌写作已经非常成熟，出现了建安文学、正始文学以及西晋文学一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和作品，文学观念深入人心，文学理论也出现了《典论·论文》和《文赋》这样成系统的著作，为什么西晋末一场大乱，北方立刻进入大萧条。大乱中北方有一批士人南下，但仍然有很多士人和文人留下来。比如左思、潘岳、潘尼、挚虞等就没有南下，史书记载他们在乱中亡故，但是仍然说明像他们这样的文人还有不少滞留北方。他们受到过良好的文学熏陶和训练，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没有开展文学写作呢？这说明北朝的社会环境和生活方式对这种现象的造成产生了影响。因此，曹道衡先生关注到北朝普遍存在的坞壁，对北朝文学出现这种状况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曹道衡先生这一观点发表在他的《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一书中，这个观点不仅为北朝文学研究开辟了新视角，也对当前中国文学史研究如何在方法上深入开拓作了示范。
曹道衡先生无疑是本时代最杰出的文学史研究家之一，他的这种出入文史、打通学科界域的观察和思考，超出了这个时代大多数学者的学术认知，因此，我所招收的研究生，给他们第一次讲话就表明，一定要认真研读曹道衡先生的著作，学习他的研究方法和对材料处理的手段。2009年蔡丹君以优秀的成绩考进北大随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我也同样这样要求她。在不久的时间里，蔡丹君陆续便给我提交了几篇读书报告，我感到已经像模像样了，研究的方法和写作的语言也都比较向曹先生接近。蔡丹君在随我读博士之前，硕士阶段是孟二冬教授指导的，但不久因孟二冬教授病逝而转入杜晓勤教授门下。她当时选修过我的一些课，在一次她提交的读书报告中，我惊讶地发现，论文与曹道衡先生的思路和方法很相像，写作也很成熟，我甚至怀疑是不是对曹先生论文的改写，所以专门把她叫来仔细询问了一下，结果发现这的确出自她手，这让我对她刮目相看。后来，这篇文章经过杜老师的指导和推荐，发表在《文学遗产》上，因此蔡丹君在读博士学位研究生时，已经有了较好的积累和学术训练。因为这个原因，我特地与她合作写了一篇文章，《曹道衡先生文学史研究的成就与启示》，让她认真研习曹先生的著作，体会曹先生的研究方法和运用这种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就，她领会意图很快，文章很快就完成交给我。我们又讨论了几次，文章也修改了四五稿，最终发表在2012年第4期《中国典籍与文化》上。通过这次写作，蔡丹君自己也说对曹先生的研究有了很深入的理解和体会。如今，她认为这是很好的培养研究生的方法，也让她自己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撰写类似的方法性综述。有了这样的基础，我在给她布置博士论文选题时就引导她关注北朝文学。我最初的想法是，能否像陈寅恪先生撰写《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样，将北朝文学作为隋唐文学渊源进行材料梳理，这也是沿着曹先生的思路，认为北朝文学发展至后期，其所取得的成就逐渐胜于南朝，从而为隋唐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蔡丹君最终决定研究北朝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空间和历史条件，也就是说研究北朝文学是如何存在、如何形成自己的特质的，她根据北朝社会结构的特殊性，选取了从乡里到都城这个空间界域中文人是如何生存以及如何开展文学活动，从而是如何形成北朝文学特质的写作的。这个思路是从曹道衡先生而来，尤其是曹先生对北朝坞壁生活状态下文学活动开展的研究，蔡丹君以之作为北朝文学研究的思考起点。
坞壁及聚族而居主要存在于十六国以及北朝初期，随着北魏孝文帝迁洛，北方逐步统一，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建立在洛阳，乡居的文人纷纷走向都市，因此文学活动渐多，文学写作渐成气候，由乡居到都城，北朝文化在北魏时期发生了大的变化。但是，由于这些活跃于都城的文人，大多数来自乡里，他们身上带有强烈而顽固的乡里文化的特质，因此北朝在北魏以后的文学发展，并不因为都市文明而洗掉乡里文化特性，事实上是经过这些由乡里走向都城的文人结合了乡里与都城两种文化要求重建的结果。这便是蔡丹君在掌握了大量材料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结论是在曹道衡先生研究成果基础之上进一步加深拓展，但又带有年轻一代学者更敏锐的朝气。我认为蔡丹君这本书，是继曹道衡先生以及他指导的博士吴先宁《北朝文化特质与文学进程》之后又一个突破性的研究成果。我在她毕业时给她论文写的评语中说：
蔡丹君同学的博士论文《从乡里到都城：历史与空间变迁视野中的十六国北朝文学》，是自曹道衡先生之后北朝文学研究最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之一。首先，这篇论文选题角度新颖，它是从历史和社会空间变迁的角度，讲述晋末永嘉之乱到隋代统一南北这将近三百年中，文学的发展是在哪些历史条件下，从遭到巨大破坏的境地转入一个有序的发展机制的，又产生了哪些不同于南朝文学的特质。这篇文章深入到了北朝文学发生、发展的根源性问题，视野开阔，笔触深刻细腻；其次，研究方法上有很大的创新，它用历史研究的眼光来展开文学研究，而告别了过去的“文学成就史”的写法。其中对于北朝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献都加以了充分的利用，也大量使用了一些墓葬考古材料。另外也十分重视前人研究，将从陈寅恪、唐长孺、周一良、田余庆、曹道衡到吴先宁、罗新、侯旭东等诸位文史学家的研究加以梳理，每章、节都有专门的文献综述。文后附录的《北朝文学史事编年》，对将来的研究者能提供实际的帮助。基于这样较为充实的文献基础，这篇论文在展开具体叙述时言必有据，常常深入到具体的问题中的细节中去，体现了一切从史料出发的良好学风，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客观可靠的。第三，从文章的章节结构和逻辑展开来看，从“乡里”到“都城”的模式叙述，线索清晰，脉络分明。作者认为北朝文学是从乡里社会的土壤中获得恢复和发展，继而在北朝末期的都城中接受南来新风而获得提升，在这个过程中，北朝文学发展的内在生机始终与来自乡里社会的乡里士人紧密相关。这个逻辑结构其实不但展现了乡里士人文学能力成长之历史条件，而且也展现了北朝文学发展空间的迁徙、变化，而这本身就是和南朝文学产生旨趣差异的根本原因。第四，文章中新见迭出，创新点很多。例如关于坞壁和文学发展关系、十六国胡族政权和乡里士人之间的关系的讨论，凉州乡里社会的发展、“乡论”社会与北朝文学的价值观念、北朝乡里私学的发展与文学“学者如牛毛”这种局面的形成、北朝后期两个都城环境对文学产生的不同影响、抄撰机制的建立和意义等，都是北朝研究中新鲜的议题。
今天重读蔡丹君这本经过修改后的样书，这种体会愈加深刻。此文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我以为她是当得起这个优秀的。
蔡丹君博士毕业后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出站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工作，几年来她又连续主持了几个科研项目，发表了十多篇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关注，被认为是当前年轻一代最富朝气的古代文学研究者之一。我为她的成功感到高兴，更为她的拼搏和努力感到欣慰。中国学术界的女学者所承受的压力与男性学者不同，她们要承担家庭重担，家务、儿女教育，这些重担往往让许多非常优秀的女性学者磨去了锐气和志气。我目睹很多原本非常有前途的女学者就这样默默隐退掉，这是非常可惜的！好在丹君有一位理解她的先生，为她分担了家务，默默地支持着她。丹君是一位有志气有理想的学者，希望本书是她学术征程上一个起点，在这个不错的起点上不懈努力、进取，取得更好的成绩。这是我的期待，也是我乐意作序的原因之一。
2019年4月26日于北京大学 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