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说明

邵元冲（1888—1936）字翼如，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毕业于杭州浙江高等学校。1906年参加同盟会。1909年考入江苏镇江地方法院，任审判厅长。未几辞职，东渡日本晋见孙中山。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上海《民国新闻》社总主笔。国民党成立后，被孙中山委为驻上海办事处编辑部主任。1913年奉命与上海租界当局交涉，将枪杀宋教仁之凶手、逃匿租界的应桂馨引渡归案。旋参加“二次革命”，任国民党江西省湖口总司令部秘书长，佐李烈钧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东京，任《国民》杂志社编辑，并协助孙中山筹建中华革命党。1914年回国后，任中华革命军绍兴司令官，谋在浙江起义，事泄未果，出走上海。又从居正图谋山东，复归失败。1915年襄陈其美在长江流域一带从事反袁活动，并与蒋介石等参与策划肇和舰起义。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任广东军政府总司令部代理秘书长、大元帅府机要秘书等职。1919年奉命赴欧美考察国民党海外党务。其间先入美国威斯康新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又在美国旧金山及加拿大多伦多等地创办《华文日报》，后转赴英国，入伦敦经济学院，并游历法、德、意、荷、比、瑞等国兼考察苏联军事。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未几递补为中央执行委员。是年5月，自欧洲返回广州，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并兼任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粤军总司令部秘书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教官、政治部主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兼海外部部长。11月被委为孙中山机要主任秘书，随孙中山北上会见段祺瑞，负责掌管通讯、会议及旅行等安排事宜。抵达北京后，兼任国民党北京政治分会委员暨《民国日报》社社长。是孙中山遗嘱证明人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于1925年3月返回广州，任潮梅、陆海丰各属行政长。继在上海创办中山学院，自任院长。同年11月，与张继、谢持、邹鲁、林森等策划在北京香山碧云寺召集非法的“西山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于翌年1月在上海另立非法的“中央党部”。旋被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予以书面警告。1926年6月复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青年部部长。北伐时，活动于国民党右派势力之间。1927年参与密谋制造上海“四一二”政变。两天后赶赴杭州“清党”，出任国民党浙江省政治分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及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杭州市市长。1928年1月离开浙江政坛，再赴华南，应李济深之邀，改任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秘书长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暨《建国周报》社社长。6月赴菲律宾考察。月余归国，游走于上海、武汉之间。11月调至南京，被委为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暨经济委员会委员长。1929年3月在国民党“三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候补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副委员长。1930年1月兼任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年底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委员长暨《建国月刊》主编。1932年升任为立法院副院长，并在院长林森未履职时为代理院长并兼全国经济、财政和南京建设委员会委员。1933年孙科长立法院后，勉为留任立法院副院长，转而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中央党部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主任。自“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事变后，撰文宣传倾向抗日御侮，并于1934年3月赴喜峰口、古北口等长城抗日前线视察、劳军。迄1935年因在对日政策上与蒋介石、汪精卫有隙，被迫辞去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一职，旋遂赴陕西祭祀黄帝陵，借以崇尚民族根本，弘扬民族精神，又一路游历考察陕、甘、宁、青、绥、晋等西北各省。同年底当选为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36年12月去西安面陈蒋介石，适值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在住地逃遁时，遭枪击中，送陕西省立医院救治，延至两日后去世，终年48岁。

邵元冲勤于日记。据自述，其日记始作于十四、五岁，约1904年前后，在杭州求学时“亦时作之”，嗣以所述“多琐屑而弃去”。1914年第二次自日本东京返回上海后，“以在沪所为皆秘密工作，为慎密计，故亦中断”。1917年随孙中山南下广东，“遂仍继续作记，然旋亦丢失”。1918年以迄1936年去世前所作日记，则“比较整齐”，其中仅遗失1920年一册。至于1918年十一册、1919年八册、1921年一册、1922年一册、1923年一册，无缘得见，余则均在焉。

现所辑并经整理标注之《邵元冲日记》，系其1924—1936年间所写。其中1924年一册（起自5月13日），1925年五册（全），1926年三册（缺记10月22日—12月31日），1927年三册（缺记3月31日、5月13日—14日，12月18日—31日），1928年五册（缺记8月24日—26日），1929年四册（缺记10月5日—7日），1930年五册（缺记12月7日—8日），1931年七册（缺记12月31日），1932年七册（全），1933年六册（全），1934年六册（全），1935年八册（全），1936年五册（缺记3月14日—5月6日，迄于12月4日）。日记跨度十三年共六十五册，近百万字，可谓难得，可供一阅。

《邵元冲日记（1924—1936）》所记述的年代，是邵元冲个人履历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现代历史进程中的重要时期。邵元冲以时间为顺序，逐日记载其所经历的人和事。归纳其大要者，有国共两党的合作和冲突；共产国际和苏联在中国革命过程中的活动及作用；国民党“党内有党，党外有派”的纷争与战争；国民党数届全国代表大会从开始到闭幕的过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决策；南京国民政府五院制的人事安排，尤其是立法院关于各种法案的建立及其立法程序；考试院考选委员会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及运行机制；国民政府初期的外交方针及“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对日外交政策；对华北、西北等地的考察所反映的地方社会经济面貌等等。尽管日记的记述有详有略，有隐有讳，透过日记的字里行间却可窥见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尔虞我诈、倾轧争夺，贪渎腐败、苟且偷生的本质，呈现的是一幅国将不国的画景。为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提供比较全面、比较完整的第一手材料，这是我们整理《邵元冲日记》的一个初衷。

国民党的组成很复杂，国民党人也很多元。邵元冲究为何许样人？除上述的“党国”大事外，《邵元冲日记》为我们揭示了一二。邵元冲在日记中，还对读书撰文、吟诗题字、收藏爱好、交友宴请、戚属往来、踏青游秋、避暑赏雪、置地造屋、婚丧嫁娶、祭祀先祖、生辰贺寿，乃至卿卿我我，琐事龃龉，无不一一登录其中，活脱脱勾勒出了他的人生轨迹。结合他的政治立场，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反共的，以蒋介石马首是瞻而维系国民党统治的，又试图以学术治国、具有传统文人情怀与现代科学知识的党棍和政客，不失为国民党人的一种类型。他们在国民党的国家机器中，虽有其自省的一面，终因浸淫过度而不能自拔，惟矫揉粉饰而已。在民族危亡之际，由于良知未泯，大义犹存，主张抗日御侮，并于西安事变前探悉蒋介石在西安而趋前面陈。惜死于西安事变之流弹，他想说什么，他想做什么，他的日记没记下，留下的是一个谜。因此，本书从人生哲学、思想意识、文化素养、道德范畴诸多其他领域，为研究中华民国的历史提供了多维度的生动鲜活的材料，这是我们整理《邵元冲日记》的另一个初衷。

在《邵元冲日记》中，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占有相当数量的篇幅。其中一些，因其亲历，记载和叙述颇详，不乏鲜为人知的内情，诸如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创立，广州商团叛乱的平定，孙中山对沙面罢工的措置，孙中山病重北京的治疗及弥留之际的细节，国民党对国民军的支持，西山会议的策划，《整理党务案》的出笼，《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的缘由，“四一二”政变的密谋，胡汉民被囚的真相，中国关税主权的收回，国民政府对《国际联盟调查团报告书》的应对，汪精卫被刺的经过，东北义勇军的兴起，福建事变的失败，蒋介石对红军的“围剿”，续范亭的自戕，伪蒙古军的反正，国民党内对日关系的分歧等等，不一而足，为探究中国现代史提供了拾遗补阙、参稽佐证的材料，这是我们整理《邵元冲日记》的又一个初衷。

邵元冲日记系用毛笔书写，书体介于行草之间，右起竖写，无标点符号，且多用异体及生僻字。我们在整理的过程中，对其文字作了辨认，并添加了标点。日记中原有的错谬之处，在〈〉内改正；误衍之处，用〔〕表示删去；缺漏之处在□内进行补入；原文空白及字迹模糊之处用〇表示付阙。正文中（）及其内的文字是日记中原有的。异体字，如“属”与“嘱”，“辨”与“辩”，“谭”与“谈”，“已”与“以”，“步”与“武”等等不胜枚举，原本相通，则未予改动。原文因竖书之故，文中特指之“右”、“右为”等，横排后未予改动，字义即应为“上”、“如上”、“以上”等。特此说明。总之，为保存日记的原貌，对日记内容不作删节，某些有诬蔑性或不恭的文字也未删改，务请读者格外注意。

邵元冲在日记中，对所涉及的某些人物，时而用字，时而用号，时而用名，时而使用尊称，时而使用简称，对所涉及的某些事件，或隐晦不明，或简略不详。为此，我们作了详略不一的注释（一般至抗战前），以期核对某些人事史实，并补充某些资料。

限于学识水平，讹错和片面之处在所难免，此非自谦更非自诿之词，恳望得到读者的指正。

本书在整理过程中得到许多同志，尤其是刘开政、王济舫两位老先生以及上海人民出版社诸多编辑的帮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敬意。

王仰青 许映湖

2015年5月